警世醒人《长恨歌》

内容提要：《长恨歌》的主题众说纷纭。分析《长恨歌》的故事情节、塑造的人物形象、创造的意境、诗眼、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不难看出《长恨歌》的主题是告诫统治者和世人，“重色”荒政误国，“重色”荒业误事，“重色”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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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以唐玄宗、杨贵妃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的《长恨歌》，到2010年已经进入第1205个年头。《长恨歌》以婉丽多情的诗句，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甚至可以说它还艺术地揭示了其中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经典之作。由于所取帝王题材波及甚广，内容丰富，因此《长恨歌》的创作刚刚完成，就揭开了对这部经典长诗解读、阐释的序幕，分歧巨大的争论也由此展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即“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时代感伤说（李、杨的爱情悲剧、政治悲剧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

《长恨歌》写流传已久的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的悲剧故事。诗歌浓墨重彩地写了玄宗重色，杨妃得宠，兄弟姊妹高官厚禄，煊赫一时；安禄山起兵后唐朝君臣狼狈逃奔西蜀，杨贵妃被绞死的经过；唐玄宗返回京城在深宫里对杨贵妃的思念；道士到仙山找到杨贵妃，杨贵妃的赠物和赠言。

《长恨歌》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叙事长诗。故事情节虽并不复杂，但它包含着深广的思想内容，令人深思，催人泪下，警人醒世。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重色废政，导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玄宗被迫西逃成都，宠妃玉环途中被诛。安史之乱平定，还京路上“不见玉颜空死处”、“到此踌躇不能去”。回都后玄宗日夜思念，食不甘味，夜不成眠，梦中魂魄不见。派出道士仙界寻觅，也仅带回信物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誓言。无论是人间的君王，还是在仙界的杨贵妃，都过着以泪洗面、孤苦寂寞的日子。白居易通过李、杨的悲剧故事情节告诫统治者，重色废政必将自食其果。

《长恨歌》是叙事诗，它塑造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个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生动感人，是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有血有肉、感天动地的形象之一。作者将自己的思考、思想、情感倾注在故事人物形象中。在白居易的妙笔下：唐玄宗是迷恋声色，荒政误国、执迷不悟的情痴，杨玉环是卖弄姿色、争宠误国的尤物。《长恨歌》描写杨贵妃之死，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极其罕见的。不但与宣称歌颂爱情的《长生殿》完全不同，即与正史的描写亦有不小区别。杨贵妃死亡过程描写之细致、鲜明，惨状之历历在目，实如同事故血腥场面的展览，其目的究竟为何，无须赘言。白居易作这样的描写，原因恰恰就在于他并没有持歌颂态度，而是持批评态度，尽管这种批评是婉转的，与杂文般的讽谕诗大胆、尖锐、直露不一样。诗歌用了相当的篇幅描写唐玄宗、杨玉环的互相思恋，其用意是揭示两个人物深陷情网而不可自拔。不言而喻，作者对两个人物形象是持否定和鞭挞态度的。

《长恨歌》是诗歌，它创造的意境是悲剧的意境。诗歌的开头至“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语言明快，似行云流水，创造出一种热烈欢快的气氛，但也暗示悲剧即将发生。“渔阳鼙鼓动地来”至诗末。语言舒缓，缠绵悱恻，创造出一种悲凉、凄惨的氛围。《长恨歌》“思念”、“仙寻”等情节的描写始终不离“悲苦”，即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从未淡化或有意脱离，这表明，《长恨歌》并未偏离前半部分确立的劝讽基调，反而从另一侧面进行大力强化。这样的意境达到了作者警世劝人的目的。

《长恨歌》是诗歌，笔者认为它的诗眼是开头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重色”二字。作者通篇紧扣“重色”二字展开故事情节，浓墨重彩展开涂抹。写玄宗“思倾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玄宗“重色”荒政，爱屋及乌，杨玉环受册封后，她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伯叔兄弟杨铦封鸿胪卿，杨锜官侍御史，杨钊赐名国忠，天宝十一年（七五二）为右丞相。写玄宗“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回宫的日思夜想，遂教方士殷勤觅。都是玄宗“重色”的延续。写杨贵妃的“天生丽质”，写她的“笑”、“媚”、“娇”，写她赠送信物和她的誓言，都突出杨贵妃的“色”，这是玄宗“重色”的外因。作者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因而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较好地突出了“重色”荒政误国，害人害己的主题。

《长恨歌》是白居易35岁所作，这是他“志在兼济”的时期。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诗歌的前半部分辛辣地讽刺了唐玄宗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给予强烈的讽刺。诗歌的后半部分表面是写唐玄宗入骨的相思，实则是写唐玄宗自酿的“重色”苦酒。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刻意描写了一个真正的人间悲剧——他没有写出梦中可以团圆，仙、人可以重逢；“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以非同寻常的力度，对各种可能的圆满结局加以相当明确的否定，更加突出了诗歌鲜明的讽喻思想。作者告诫统治者和人间世人，“重色”荒政误国，“重色”荒业误事，“重色”害人害己。

《长恨歌》艺术成就很高，前半部分写实，后半部分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虚构，描绘了“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诗歌，传神地写出了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痴情。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和对杨玉环细腻的刻画，在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的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构成了《长恨歌》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我们在欣赏《长恨歌》艺术特色的时候，千万不要误读了《长恨歌》。

                      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