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四清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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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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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９日，刘少奇为报送代中共中央拟的转发“桃园经验”（指四清工作经验——引者）的批语稿，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种详细材料，不愿压缩过多。”（见《毛泽东文稿》十一，第１４５页，以下简称“文稿”）。毛泽东收到刘少奇代拟的转发稿，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指在北京召开的大区书记会议——引者）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指刘代拟的转发稿——引者）的。”（见文稿十一，第１４４页）。“同意”的墨迹未干，经验却变成了罪证，纷纷扬扬，掀起狂风恶浪，正式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这是毛泽东玩弄阴谋、权术的又一次大暴露。居心险恶，手段恶劣，在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中也属少见了。
９月２９日，３０日，毛泽东在对彭真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加上：“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不但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灾害，而且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复活和一切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见文稿十一，第１７５页）毛泽东在重要的文告中，自己加上“在毛主席领导下，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如何如何，已不止一次，显然，他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感到不足已突显他个人的作用，所以就当仁不让，挺身而出了！
９月间，毛泽东对图加林诺夫著作的批注中说：“矛盾重重。四十七年（指苏联已经建立的时间——引者）中逐步发展起来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是工农联盟吧？——引者）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贫民、农民，则不相信他们，向他们进行尖锐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城乡两部分资产阶级，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是联合起来掌权的，但是亦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城市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近日事件就是斗争的表现。我国亦大量地存在这样情况，也是矛盾重重。不过，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见文稿十一，第１８０页）毛泽东为了发动阶级斗争的需要（“着手解决”），不得不说惊世骇俗的话，在他指控苏共的同时，还说在中国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已经发展起来大量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他们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自居，在那里发号施令，耍阴谋、玩权术，欺压工人和农民。而这些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之间既是联合执政者，但又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表现在党内斗争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党集团”“×××集团……”）。毛泽东没有指出，苏共之所以变质，是因为它的历届领导人搞了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也没有指出，中共出现的类似情况的责任在谁，毛泽东决不会引火烧身吧。尽管如此，这些供词出自毛泽东的口中、笔下，弥足珍贵。如果是别人那么说，就是对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最恶毒的诬蔑和攻击”，罪该万死了。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内容与毛泽东的供词比较起来，连边都没有沾上，叫毛泽东暗地里笑杀了。你们这些右派分子的进攻，丝毫没有攻到点子上，实在不够劲，亏你们还是大大小小知识分子呢。必须指出，毛泽东在作这些阶级分析的时候，他是很超脱的，他既不是工人贵族，也不是农民贵族，他就像“遗世独立”的神仙了，但依然代表着工人和农民。
１１月６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四、鉴于农村已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除彻底搞好社教运动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新的两极分化，还必须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帮助生活确实困难的贫下中农，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并能同大家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于同年１２月１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近两个半月，了解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七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一户上中农、一户富农、四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严重的剥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新的富裕阶层，新的剥削，决非花县所独有，而在广东，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遏止和杜绝农村的‘和平演变’，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１页）是的，农民革命成功十五、六年，又是公社化了以后，而翻身了的农民又被压倒了，是被新的剥削阶级压倒的，这些新的剥削阶级是干部，他们曾经是最革命的贫下中农，是毛泽东一手扶植起来的。是不是“人奶喂大了豺狼”呢？假如打倒了这一批新剥削分子，又能保证不再出现新的一批吗？合作化、集体化、公社化的本意就是要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而结果适得其反，是何道理？×××书记说，不彻底解决两极分化和防止杜绝农村和平演变问题，社教运动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看来×××书记是忧心忡忡的，可能也有新的思路，但没有说。毛泽东看了这报告之后，只是再三强调干部要下去蹲点，他没有再深的思考这个问题。至于×××书记说，要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不说开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帮助生活确有困难的农民，改善生活，并同大家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帮助贫困农民改善生活，这是共产党一贯注意的问题，年年都有访贫问苦，送温暖，四时八节，形成惯例，中央政府还设了专门的扶贫机构，但好像效果并不明显，“按下葫芦起来瓢”，“东边日出西边雨”，旧贫扶起来又出现新贫，今年脱贫明年再贫。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专靠扶贫过日子，坐等上面送救济粮、救济款来。毛泽东“杀富济贫”的路子已经走到尽头。农村的旧财主打完了，新财主又不便轻易给他们戴上帽子，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再来一次打土豪运动也不容易了。总起来说，毛泽东有生之日已经把农村的发展方向引上绝路。他的杀手锏只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社教运动就是阶级斗争，结果又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全中国混乱了整整十年，解决了什么问题？答曰：只有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
１２月１２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对×××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６页）你看，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还回避了说“统治阶级”的负作用。
毛泽东还说：“……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人们不会忘记，有的右派分子就是因为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倒霉的，如今毛泽东也右起来了，笑话一则。至于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大典型，可以从“大跃进”运动中俯拾即是。不过那是毛泽东以其昭昭，使人昏昏。结果都一样。
１２月，×××送毛泽东阅的农业机械部部长×××蹲点情况的报告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８页）利用自己当权地位而为所欲为，反对群众监督的首推毛泽东，别人想和他比那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１３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出现一个大跃进。……”（见文稿十一，第２７１页）毛泽东在这里玩金蝉脱壳之计，又狐假虎威，拉出孙中山。说他的大跃进就是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完全是扯谎，难道“小土群”也是先进技术吗？更多的“两条腿走路”中的一条，也都是先进的吗？……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是现在他才认识到的，退一步说，即使他早就认识到，但他的做法上却错了，滥用“人海战术”的结果是经济上得不偿失，甚至根本没有得，政治上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看不到他的优越性在哪里。让毛泽东夸夸其谈去吧，明眼的人自有他们的看法。
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毛泽东对贺龙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加上“我国人民和军队，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见文稿十一，第２９９页）毛泽东处处不忘突出他个人的功迹，这又是一例。
同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１９５８年夏湖北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我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发现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调查了解的实情，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我又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区的一位副专员曾对我说：‘你何不写信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一九五九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我的谈话。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见文稿十一，第３１１页）哈哈，这位写信的书呆子大概没有经历过反右派斗争的洗礼，也好像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居然敢于质问毛泽东“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真是天真到了极点。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答复你的心里话：“没有限制，又有限制。重在对不对我当时的胃口。”那些不尊重你的意见的大大小小领导人都是政治上十分机灵、敏感的人，也不要苛求他们，非成心也，势不能也，他们也有苦难言呢！毛泽东是个骡粪蛋——表面光的人。他对这封信（人大代表写的啊！）的批语是：“……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见文稿十一，第３１０页）这位人大代表这炮打响了，他一定很高兴，可能会认为到底还是毛主席伟大了。且慢，现在说你批评得正确，并不意味着这些批评在过去也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以后也是正确的。你看他的批语是隔鞋搔痒，泛泛之谈，不要再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蠢事多多的，不一定就只有压制批评一事啊！注意！
来源：华夏快递 来源日期：2008-3-16 本站发布时间：2008-3-16
四清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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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９日，刘少奇为报送代中共中央拟的转发“桃园经验”（指四清工作经验——引者）的批语稿，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种详细材料，不愿压缩过多。”（见《毛泽东文稿》十一，第１４５页，以下简称“文稿”）。毛泽东收到刘少奇代拟的转发稿，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指在北京召开的大区书记会议——引者）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指刘代拟的转发稿——引者）的。”（见文稿十一，第１４４页）。“同意”的墨迹未干，经验却变成了罪证，纷纷扬扬，掀起狂风恶浪，正式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这是毛泽东玩弄阴谋、权术的又一次大暴露。居心险恶，手段恶劣，在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中也属少见了。
９月２９日，３０日，毛泽东在对彭真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加上：“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不但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灾害，而且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复活和一切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见文稿十一，第１７５页）毛泽东在重要的文告中，自己加上“在毛主席领导下，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如何如何，已不止一次，显然，他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感到不足已突显他个人的作用，所以就当仁不让，挺身而出了！
９月间，毛泽东对图加林诺夫著作的批注中说：“矛盾重重。四十七年（指苏联已经建立的时间——引者）中逐步发展起来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是工农联盟吧？——引者）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贫民、农民，则不相信他们，向他们进行尖锐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城乡两部分资产阶级，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是联合起来掌权的，但是亦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城市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近日事件就是斗争的表现。我国亦大量地存在这样情况，也是矛盾重重。不过，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见文稿十一，第１８０页）毛泽东为了发动阶级斗争的需要（“着手解决”），不得不说惊世骇俗的话，在他指控苏共的同时，还说在中国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已经发展起来大量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他们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自居，在那里发号施令，耍阴谋、玩权术，欺压工人和农民。而这些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之间既是联合执政者，但又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表现在党内斗争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党集团”“×××集团……”）。毛泽东没有指出，苏共之所以变质，是因为它的历届领导人搞了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也没有指出，中共出现的类似情况的责任在谁，毛泽东决不会引火烧身吧。尽管如此，这些供词出自毛泽东的口中、笔下，弥足珍贵。如果是别人那么说，就是对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最恶毒的诬蔑和攻击”，罪该万死了。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内容与毛泽东的供词比较起来，连边都没有沾上，叫毛泽东暗地里笑杀了。你们这些右派分子的进攻，丝毫没有攻到点子上，实在不够劲，亏你们还是大大小小知识分子呢。必须指出，毛泽东在作这些阶级分析的时候，他是很超脱的，他既不是工人贵族，也不是农民贵族，他就像“遗世独立”的神仙了，但依然代表着工人和农民。
１１月６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四、鉴于农村已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除彻底搞好社教运动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新的两极分化，还必须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帮助生活确实困难的贫下中农，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并能同大家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于同年１２月１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近两个半月，了解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七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一户上中农、一户富农、四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严重的剥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新的富裕阶层，新的剥削，决非花县所独有，而在广东，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遏止和杜绝农村的‘和平演变’，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１页）是的，农民革命成功十五、六年，又是公社化了以后，而翻身了的农民又被压倒了，是被新的剥削阶级压倒的，这些新的剥削阶级是干部，他们曾经是最革命的贫下中农，是毛泽东一手扶植起来的。是不是“人奶喂大了豺狼”呢？假如打倒了这一批新剥削分子，又能保证不再出现新的一批吗？合作化、集体化、公社化的本意就是要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而结果适得其反，是何道理？×××书记说，不彻底解决两极分化和防止杜绝农村和平演变问题，社教运动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看来×××书记是忧心忡忡的，可能也有新的思路，但没有说。毛泽东看了这报告之后，只是再三强调干部要下去蹲点，他没有再深的思考这个问题。至于×××书记说，要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不说开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帮助生活确有困难的农民，改善生活，并同大家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帮助贫困农民改善生活，这是共产党一贯注意的问题，年年都有访贫问苦，送温暖，四时八节，形成惯例，中央政府还设了专门的扶贫机构，但好像效果并不明显，“按下葫芦起来瓢”，“东边日出西边雨”，旧贫扶起来又出现新贫，今年脱贫明年再贫。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专靠扶贫过日子，坐等上面送救济粮、救济款来。毛泽东“杀富济贫”的路子已经走到尽头。农村的旧财主打完了，新财主又不便轻易给他们戴上帽子，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再来一次打土豪运动也不容易了。总起来说，毛泽东有生之日已经把农村的发展方向引上绝路。他的杀手锏只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社教运动就是阶级斗争，结果又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全中国混乱了整整十年，解决了什么问题？答曰：只有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
１２月１２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对×××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６页）你看，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还回避了说“统治阶级”的负作用。
毛泽东还说：“……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人们不会忘记，有的右派分子就是因为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倒霉的，如今毛泽东也右起来了，笑话一则。至于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大典型，可以从“大跃进”运动中俯拾即是。不过那是毛泽东以其昭昭，使人昏昏。结果都一样。
１２月，×××送毛泽东阅的农业机械部部长×××蹲点情况的报告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８页）利用自己当权地位而为所欲为，反对群众监督的首推毛泽东，别人想和他比那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１３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出现一个大跃进。……”（见文稿十一，第２７１页）毛泽东在这里玩金蝉脱壳之计，又狐假虎威，拉出孙中山。说他的大跃进就是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完全是扯谎，难道“小土群”也是先进技术吗？更多的“两条腿走路”中的一条，也都是先进的吗？……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是现在他才认识到的，退一步说，即使他早就认识到，但他的做法上却错了，滥用“人海战术”的结果是经济上得不偿失，甚至根本没有得，政治上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看不到他的优越性在哪里。让毛泽东夸夸其谈去吧，明眼的人自有他们的看法。
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毛泽东对贺龙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加上“我国人民和军队，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见文稿十一，第２９９页）毛泽东处处不忘突出他个人的功迹，这又是一例。
同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１９５８年夏湖北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我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发现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调查了解的实情，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我又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区的一位副专员曾对我说：‘你何不写信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一九五九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我的谈话。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见文稿十一，第３１１页）哈哈，这位写信的书呆子大概没有经历过反右派斗争的洗礼，也好像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居然敢于质问毛泽东“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真是天真到了极点。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答复你的心里话：“没有限制，又有限制。重在对不对我当时的胃口。”那些不尊重你的意见的大大小小领导人都是政治上十分机灵、敏感的人，也不要苛求他们，非成心也，势不能也，他们也有苦难言呢！毛泽东是个骡粪蛋——表面光的人。他对这封信（人大代表写的啊！）的批语是：“……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见文稿十一，第３１０页）这位人大代表这炮打响了，他一定很高兴，可能会认为到底还是毛主席伟大了。且慢，现在说你批评得正确，并不意味着这些批评在过去也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以后也是正确的。你看他的批语是隔鞋搔痒，泛泛之谈，不要再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蠢事多多的，不一定就只有压制批评一事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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