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定律和清朝皇帝的仁慈英明!

    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问题
　　
　　作者 杜车别
　　
　　　　一、谎言定律对大部分人的作用不容忽视
　　　　
　　　　有人心者看上面两部分内容的时候就应该心生愤懑和奇怪：
　　　　
　　　　侵略有害，压迫可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为什么我还要如此长篇大论，不厌其烦的进行论证？什么时候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压迫，正视历史在中国居然成了需要长篇阐释才能让人明白的深奥思想?
　　　　
　　　　反抗侵略的英雄烈士应该被纪念歌颂，被广泛宣传，侵略的屠夫，投敌的汉奸应该被无情的谴责鞭挞，这同样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居然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甚至大反其道，屠夫汉奸成了歌颂美化的对象，烈士遗民被遗忘歪曲，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这样的咄咄怪事又是因为什么？
　　　　
　　　　抛开一些情绪化的论断不说，造成以上所说奇怪现象的自有其深刻的心理原因。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不妨称其为谎言定律。说它是定律只是激愤之语。然而这句名言，确实很深刻描绘了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许多悖离事实的判断，许多充满谬误的观点，仅仅因为它们被重复的次数多，不需要更多逻辑的推断，不需要更多事实的佐证，就能成为大部分人恪守的信条，甚至被视为金科玉律。如果有人指出其谬误，提出不同论断，则反而被视为胡说八道，奇谈怪论，甚至被当成怪物看待。
　　　　
　　　　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事实上这话只适合于少数人，对大部分人，说他们是盲从的动物或许更合适一些。许多人自以为在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是非，其实却不知道早就沦为被愚弄被操纵的傀儡，有许多时候，大部分人行为特征比起实验室的小白鼠更精准不变，并不比按照固定程序运行的机器人更高明。这也为是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令人愤懑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们顶礼膜拜，心神向往的不过是小丑甚至禽兽，而真正高尚，值得尊敬的人物，却往往被埋没，甚至被大部分人唾弃鄙视！
　　　　
　　　　如其不信，可以做个试验，随机抽取一群普通人，分成两组，让他们评价同样的人和事情，而且这人和事情原先他们都一无所知。在一组里不断用电视或电影，以及演讲的方式向他们重复这个人是事情是多么好，多么值得赞赏，而另一组里则相反。持续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组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成为这个人和事情的支持者，另一组大部分人则成为反对者。真正能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灌输给自己的信息里的矛盾之处，并自己主动去设法获取更多更完备的信息，从而提出质疑，甚至最后得到相反立场的人，只能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可以被任意操纵任意愚弄的可怜虫而不自知！还洋洋自得，动辄群情汹汹，动辄以真理捍卫者的面目出现，这也是人间可怜又可悲的滑稽事。　　　　　　　　
　　　　
　　　　这个“谎言定律”和明清评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和我上面论述的两部分内容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许多千方百计美化满清，为满清累累罪行辩护粉饰的人，和已经灭亡近百年的满清也并无实质的利害关系，从民族身份来说，他们中大部分人应该都属于纯正的汉族，即便是满族的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也都和汉人没有实质区别了。
　　　　
　　　　应该说他们是真诚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真理。他们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的为满清统治辩护，正是因为谎言定律与奴性的历史积淀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想一下，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那么谎言被重复了一百年以上，那结果又如何？更何况这种重复还是在屠刀淫威下强制进行，稍有异议就被砍头凌迟。在满清统治下，尤其是康雍乾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单是对清朝不满言论被揭发会家破人亡，甚至不歌颂清朝主子的辉煌业绩，本身就构成足以杀头的罪过。在这样的统治下，平民百姓、文人学者为了保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皇帝英明圣武，大清辉煌盛世的颂词，天长日久，这种屠刀淫威下的谎言，就已经如刻印在硅片上的电路一样刻印在大部分人的脑子里，抹之不去，擦之不掉。谎言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于是康熙乾隆这些人是明君圣主，康乾是所谓的盛世，被一些人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
　　　　
　　　　奴性没有被根除，一代代积淀下来，许多人头脑里先天刻印着对满清的好感，他们需要外界舆论宣传来和头脑里已经刻印的纹路发生共鸣，激发快感，这就是他们拼命美化满清的深层动机，一旦头脑里的这种好感受到触犯，他们势必就如同自己受到触犯一样，奋袂而起，调动起全部的脑细胞和神经兴奋点，搜罗找出种种理由来捍卫刻印在头脑中对满清的好感。、
　　　　
　　　　我们从小被灌输，从环境里接受的信息就是清朝的皇帝多么英明圣武，仁慈善良，品德高尚，而明朝的皇帝又多么残暴病态，荒淫无耻，低能昏庸。大部分人也对此深信不疑。提起明朝的皇帝来就一副鄙薄不屑的嘴脸，提起清朝的康熙乾隆之流就心酣神迷，心神向往。
　　　　
　　　　可揆诸事实？又如何呢？
　　　　
　　　　二、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一些简单事实的对比以及评价上的黑白颠倒
　　　　
　　　　常说明朝的朱元璋朱棣残暴，可稍加考察，发现他们杀的大多是功臣权贵，达官贵人，总计不过是几万人。而真正对平民百姓，他们是三令五申，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滥杀无辜，约束手下将领不得屠城。即便如此，按照严格的标准，说他们残暴也是没有错的。
　　　　
　　　　可是相形之下满清的皇帝又如何？奴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这些屠杀无辜上百万上千万，动辄屠城的刽子手，倒是没看见多少人谴责声讨他们的残暴。还有被一些人奉为明君圣主的康熙，乾隆，这些人手上，哪个不是沾满了无辜平民的鲜血。康熙的平定三藩，屠杀平民无数，至少在百万以上，在他统治下实行了十几年的沿海迁界同样夺取数百万平民的生命，象这样的皇帝用最宽松的标准来看都是最残暴最病态的禽兽，然而主流舆论对这样率兽食人的禽兽皇帝是怎么评价的？再如乾隆，他发动的上百文字狱，让众多无辜者家破人亡，被凌迟，被砍头，被流放，被毁尸挫骨，他所谓十大武功，哪一次不是丧心病狂的屠杀大量无辜平民，其中最严重者，如平定新疆的准格尔，把一整个民族，不分老小，不分男女，全部屠杀罄尽，残暴程度，实行种族灭绝的彻底程度可以让后世的纳粹都咋舌瞠目，然而一般人对这样的禽兽皇帝又是怎么评价的？
　　　　
　　　　不消说，随便拉个人出来，让他评价一下明朝朱元璋朱棣，和满清的康熙乾隆，结果必然是前者如何残暴变态，后者如何仁慈善良英明（其实看看金庸鹿鼎记里最后那段牵涉明清皇帝对比的言论就行了）。
　　　　
　　　　在这样彰明昭著的事实下，仍旧会有这样的黑白颠倒，是非错乱，夫复何言？只能让人慨叹，这世界岂真有是非可言？
　　　　
　　　　倘若不是一些人真的心理下贱无耻到认为人的生命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朱元璋杀的大多是地位高的人，生命价值高，所以是残暴，而满清皇帝杀的大部分都是无辜平民，生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杀得再多，都无所谓，都不算残暴；那么确实只能说是谎言定律发挥的惊人作用了！　　　　　　　　
　　　　
　　　　再比如，明朝有名的坏皇帝是所谓正德皇帝明武宗，为什么说他坏呢？主要是他喜欢出游以及修建豹房两点，不妨同清朝的康熙乾隆对比一下！
　　　　
　　　　以喜好出游而论，明武宗想要出宫一次，真是千难万难。好容易瞒着大臣，偷偷出去，被发现了，结果还是不得不回去。他想要到江南去，结果无数大臣上谏，拼死拼活不让他去，廷杖了许多低级官员，没用！更多人顶上去反对他阻止他，最后是因为宁王叛乱，他才得以找到正当借口去了一次。
　　　　
　　　　而康熙乾隆又如何，《清史纪史本末》的记载
　　　　
　　　　“康熙朝籍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乾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六度，东巡者七，西巡者五” [1]
　　　　
　　　　康熙，乾隆之流南巡是被颂为美谈佳话的，甚至如今有些人一提起所谓乾隆爷下江南真是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然而实则这两个皇帝每次南巡，沿途就如蝗虫过境一般，百姓被搜刮一空，苦不堪言。
　　　　
　　　　也曾经有人进谏，结果如何呢？
　　　　
　　　　“其时朝臣中亦未始无阻驾请回銮者，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严谕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坐谪戍”
　　　　
　　　　“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2]
　　　　
　　　　就是乾隆的皇后出于好意进谏，也没有好下场
　　　　
　　　　“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力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病疯。令先程回：及回銮，后将以病废，刑部侍郎觉罗阿永阿欲谏，以母老踌躇。母谕之。阿永阿涕泣别母，侃然上疏。帝大怒曰：阿某觉罗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议罪……乃戍阿永阿黑龙江。斥汝诚旧养，而后得以不废。至是后崩，谕所有丧仪不便复循皇后大事办理，止可照妃例行。御史李玉明复上疏请行三年丧，亦戍伊犁，二人先后卒于边”[3]
　　　　
　　　　再说豹房，明武宗修改豹房，也是算做他荒淫无道的证据。那豹房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根据学者考证，“按:皇城西北两墙毗连之地，原为各类仓库的所在地，那么豹房官窗便只能占腾禧宫以北、赃罚库以南、畜豹豹房与百兽房以西及皇城西墙南至西安门之十库以东一带之地(图一)。根据《乾隆京城全图》和现代地形图所显示之街道的痕迹来推测，其地的范围，东西约阔二百米，南北长二百至二百五十米。豹房宫廊及宫殿的建造，自正德二年始，至正德七年尚未完工。《实录》该年十月甲子条载:‘工部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房屋二百余间。’”[4]。
　　　　
　　　　也即占地面积4公顷左右，耗银20多万两。
　　　　
　　　　康熙乾隆在皇宫以外也造了很多建筑供他们享乐游玩，与之相比如何呢？
　　　　
　　　　首先康雍乾时期造了一个圆明园，搜索一下介绍可知，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总面积达350公顷。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始建于康熙，扩建于雍正，完成于乾隆。其中圆明园的名字就是康熙亲自所题。
　　　　
　　　　仅从面积来说，这圆明园就是故宫的近5倍，豹房的近90倍，至于耗资则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计。从清朝建造的颐和园就耗银高达三千万两白银计算，远比之阔气豪华的圆明园耗费上亿两白银恐怕不是夸张的估计，总之豹房耗费的20多万两银子与之相比，不值一提是没有疑问的。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同样搜索一下介绍，“ 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婉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也就是564公顷，比圆明园还要多出200多万平方米，将近八倍于故宫的占地面积，百倍于豹房的面积。“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时约90年建成”。
　　　　
　　　　那其耗资多少呢？在《清史纪史本末》中有一处提及“二十四年，夏五月，帝在木兰，先是沿途建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圈地数十里，杂植时花，分置帝榭，所费约计亿万”[5]。所费亿万只是个约数，但足可想见其耗费惊人程度。而且所谓圈地数十里，这数十里的地方上应该原先就有百姓居住，清帝为了建造自己享乐场所，掠夺了大量百姓的土地，房屋、财产，也当属无疑。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仅仅是举其荦荦大者,若是其他清帝零碎建造的游乐之地,更不胜枚举！
　　　　
　　　　或许有人说之所以武宗修建豹房是荒淫，是因为他建豹房是为淫乐，而清帝在圆明园，避暑山庄则是正常的休息办公。可事实果真如此么？
　　　　
　　　　揆诸史实，其实明武宗的行为倒有更多值得体谅的地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所研究员 James Geiss（中文名：盖杰民）所撰《明武宗与豹房》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辩正分析，指出了传统史料中对明武宗丑化的不实与歪曲夸大之处。按照他的分析：
　　　　
　　　　“武宗此举，亦在试图恢复一种在十六世纪初已几乎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他的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及帝王的勇武作风，这是大政的一部分。面对当时朝廷中文官们(特别是大学士们)的反对，武宗于是决定避开现行的行政体系，另在多房设立唯己意是从的行政组织。”
　　　　
　　　　他认为“可是豹房具有这一行政作用的实情，往往被官方载籍所隐讳。从官书所载，只能见到豹房中追求享乐生活的一面，但详加考究，这些记载实被别有用意的偏见所歪曲。”
　　　　
　　　　“皇城内教场之设，也在此时。其地在豹房西北，接连皇城北墙(图一)。武宗亲自操练士兵，《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但这一记录，也和其他有关武宗武事的记载一样，被《实录》纂修官歪曲成为儿戏：
　　　　
　　　　‘上又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为一营，谓之中军，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浴铁文组，照粗宫苑，上亲阅之，其名日过锦，言望之如锦也。诸军悉衣黄瓜(罩)甲，中外化之，愚金排盛者，亦必加此于上，一厂至市并细民，亦皆披化之’。
　　　　
　　　　 “但在他种史实的对比之下，我们确实难以全盘接受上引关于武宗军事操练行动的描述。例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应州之役，击败蒙军，便可以说明。此是十六世纪明方骑兵消灭及驱走为数不少的蒙军的唯一战没，但《实录》纂修官却只选记了明军伤亡较重的一方面，甚至说成‘乘舆几陷’。
　　　　
　　　　 “其他有关武宗豹房中生活的记载，也同样存在着蓄意歪曲。这些记载透过对细节的微妙描述，暗示武宗如非堕落，即是无能。可是，纪录中偶尔出现的矛盾，使我们至少能从某些细节中发现其所描述的武宗形象，有些方面是虚构的。这些矛盾，使我们对其他细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不能不产生疑问。”[6]
　　　　
　　　　如果说康熙乾隆之类建造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只是为了他们淫乐更方便，倒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他们不象明代皇帝一样，要躲避文官集团对权力的限制，无论在哪里办公实质都一样。据说满清为了保持其血统不受汉人污染，备作嫔妃的秀女都是来自满蒙或其他非汉族出身，而在这些园林山庄中，清帝之淫乐可摆脱此限制也。
　　　　
　　　　总结以上出游和建造享乐场所的比较，同样性质的行为,满清的康熙乾隆均十倍乃至百倍于明武宗。然而不消说，明武宗因为有了这些行为，被当成是荒淫昏庸乃至变态被抨击；而满清的皇帝的这些行为则是成了佳话美谈，乃至在阎崇年这类人的嘴里成了所谓对园林艺术的贡献。
　　　　
　　　　再举一个对比的例子，明代长期以来最受诟病指责的一点就是宦官弄权，东厂锦衣卫横行。
　　　　
　　　　明代的宦官和东厂锦衣卫为什么如此受人痛恨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直接受皇帝指使，对皇帝负责，皇帝的旨意对他们来说就是行动的法令。他们的存在本身是对文官利益集团造成了威胁，甚至直接的损害，所以格外遭受痛恨。
　　　　
　　　　但实际上，明代的宦官和锦衣卫也远不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相反依旧是受到很大限制，重重制约。
　　　　
　　　　以宦官弄权而论，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打伤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太监陈奉手下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这就如同用十年文革来代表整个解放后中国历史一样。有些人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再说动用锦衣卫，也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随心所欲，相反要受到舆论的极大监督和限制。实际上明代的皇帝要用进行廷杖，或把官员投入诏狱，往往要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顶住舆论的疯狂攻击，所以不到实在不得以的时候，不会轻易用这些手段。看正德和嘉靖被明代当时的舆论丑化成什么样子就可见一斑！哪个皇帝愿意被舆论说成一文不值，被骂成狗血喷头的？所以万历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和群臣对抗了多年，最后却还是不得不屈服！
　　　　
　　　　我们再来看看清朝，表面上看清朝没有太监横行了，也没有东厂锦衣卫了，实际又如何呢？实际上清朝的情形，是所有的官吏都变成了类似明朝的太监（当然，唯一的区别就是生理没有阉割，但行为方式是完全一样了），也都变成了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其恐怖黑暗程度是明代所根本无从想象的。
　　　　
　　　　[1] 《清史纪史本末》黄飞鸿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5页
　　　　
　　　　[2] 同上书，第256页
　　　　
　　　　[3]黄飞鸿编《清史纪史本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4页
　　　　
　　　　[4]盖杰民（James Geiss）《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5]黄飞鸿编《清史纪史本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影印本 2003年5月第一版，第253页
　　　　
　　　　[6]盖杰民（James Geiss）《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三、康雍乾百多年统治每一年都远比明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要黑暗恐怖得多　　　　
　　　　
　　　　如果说明代的太监总共横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时间，那么满清统治下，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相当于明代太监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贤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魏忠贤横行跋扈的那三年时间里，真正的受害者还只限于一些东林党的上层文官，真正因此遇难被害死掉的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位。那么在满清的统治下，其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不是仅仅局限于官员文人，而且深入民间，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如果考虑满清的屠城迁海之类罪行，受害者人数在几千万乃至上亿，如果不考虑的话，受害者的人数也成千上万。
　　　　
　　　　如果说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尚且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苏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动，把前来抓捕周顺昌的阉党使者打倒在地，把苏州巡抚追打得躲到厕所里去，而最后追究下来的结果只是处死了五人，效果却是“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而在满清的顺治康熙乾隆统治时期，其恐怖黑暗高压统治之下，能够想象发生类似的事件么？清初一个哭庙案，仅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议清廷爪牙的横征暴敛，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就导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圣叹，如果是类似明天启时期那样暴力殴打政府使者，驱赶政府官员，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论处，进行屠城了。即此一点也可见，满清统治下的几百年时间，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贤之所以要杀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确实上疏对他进行赤裸裸的攻击辱骂，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贤来要狠毒得多。别人好心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都会丧心病狂的将其虐杀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满清成千上百件冤狱里，随便挑选几个来介绍一下，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1、乾隆时期骇人听闻的暴虐恐怖统治
　　　　
　　　　比如山西候选吏员严譄请大学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无非是让乾隆澄清吏治，惩治贪官，“略进片言，请吓贪官勿得扰民”[1]，舒赫德与乾隆一伙顿时如临大敌，马上将严譄抓捕，并搜查其住所，于是又查出一件没有来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2]。大概乾隆荒淫无度的劣迹，走漏了一点风声。类似这种性质的上疏，在明代几乎是不当回事的。皇帝要么虚心接受建议，要么就是不理睬，要么斥责几句，然后让上疏人得个犯颜直谏的好名声。
　　　　
　　　　乾隆一伙是怎么料理的呢？敢说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贪官横行，人民困苦，已经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况还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迹。“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3]，于是“旋即下谕，谓其‘污蔑圣躬，实堪发指’，‘总之严譄一犯胆敢书写无稽之语，诋毁圣躬，情罪实为重大，审明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4]。光给予严厉惩罚，乾隆是绝对不会满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给予对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餍足，于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摺指，严夹”，严刑拷打，逼迫严譄招供其消息来源和上奏动机，最后严譄招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5]
　　　　
　　　　追查消息来源自然是乾隆为了知道自己的劣迹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范镇压，至于让对方招供动机，则是便于将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惩罚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谏，反而是正人心，树世风的高尚行为。
　　　　
　　　　最后严譄的结局是按“大逆”：凌迟处死，家属从坐。然后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么仁慈善良，本来是把你凌迟处死，现在只让你砍头，真是天恩浩荡。到此不但是肉体上征服消灭对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胜利，真可谓圆满无缺。比之明代皇帝动辄饱受群臣指责诟病，被丑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别。
　　　　
　　　　也难怪黄裳先生发议论说“看来严譄是受了明末议国本议大礼风气的影响，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妨议论，并可得到好名声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来，最讨厌的正是明末这些‘清议’，严禁的也是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势力。这些都是他不明时势的取死之道。”
　　　　
　　　　类似因为上书被处死的有吴英之狱，乾隆四十五年，已经六十岁的广西人吴英，“投递所著《策书》一本，内容有请蠲免钱粮，添设社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五条”，结果是广西巡抚奏报“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各省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应比照大逆凌迟处死”，除此以外，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两个侄子，也连坐斩立决。[6]
　　　　
　　　　在清廷这些所谓明君圣主统治下，通过正规途径上谏的人，战战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来凌迟杀头之祸。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说，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法子，假托当朝官员的名义，写了一个奏稿，批评乾隆的过失，并且做成是已经给乾隆批复过的样子，是抄录出来的邸报新闻。一般的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这样人类历史上也空前绝后的暴君昏君治下，为民上书，指摘其过失，而乾隆居然还能虚心阅览批复，自然兴奋异常，纷纷抄录传播，以至于当时边远偏僻地区都有流传。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历史档案》上登载有中国历史档案馆整理的《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内容，真是可以让人慨叹无穷。满清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惧有时真是出于人类的想象力之外
　　　　
　　　　编选者王澈在前言里说“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着。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 ’，并遍劾满朝权贵。十六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结果在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中都发现了伪稿的踪迹，牵连者竟达千人以上。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部分史料，供研究参考。”[7]
　　　　
　　　　在《清史纪史本末》对这个案件也有记载。“鲁生遂与时达等伪为嘉淦谏止南巡，疏累万言，指斥乘舆，遍劾阁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传播远近。……此案文武吏牵连获罪者几及千人，蔓延至于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几以忧卒”。
　　　　
　　　　也即被冒名的孙嘉淦在这个案子爆发后，被活活吓死了，可见乾隆之统治恐怖到什么程度。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可以表达意见的话，那么当事人自然不必采用这样的手法。大概实在是想说的话憋的太厉害，但又没有胆子用真名，所以才冒他人之名。但作者可能对满清凶虐的程度仍旧是缺乏充分估计，以至这个案件牵连众多无辜受害。最初的作者被抓到后凌迟自然是不必说了。就是看过和传抄过人都有罪，轻者受几个月皮肉之苦，重则因为恐惧和受不了拷打一命呜呼。
　　　　
　　　　以常理而论，既然是伪冒成奏稿的形式，那么文中内容，就算再激烈，也在一定尺度限制以内，否则被人一眼看穿，无从伪冒了。虽然未见原文，但从当时一些涉案者的供词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比如《陈公绶供折》里“又供:小的见了钱玉珍的稿底，还道是真的，也平淡得狠〔很〕，自然京报有的，不曾抄存，仍给钱玉珍放在瓶口子里的。”[8]
　　　　
　　　　有趣的是，即便这样以奏稿形式包装表达的内容，就已经让满清的大小奴才吓的魂不附体，屁滚尿流。看看相关官员给乾隆的奏折中所用的词句，简直可以想见他们胆战心惊，战栗发抖，咬牙切齿赌咒发誓表忠心的嘴脸，不妨随便摘抄几句。比如《云贵总督硕色为报提塘吴士周禀内伪稿事奏折》中说
　　　　
　　　　“臣批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皇上宵吁勤劳，明并日月，现在薄海内外莫不熙同风，即赏功罚罪亦无不执中至当。今传播词内种种妄诞，不一而足，则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平〔凭〕空捏造，希图妄行传播，不法已极。臣恨不能寝皮食肉，……此等逆徒，虽凌迟不足以蔽其辜，臣不胜痛恨之至”
　　　　
　　　　同一人另一奏折内：
　　　　
　　　　“臣查阅所抄传播逆词，竟系平〔凭〕空捏造谤毁圣主，臣恨不能寝皮食肉。……臣自披阅逆词之日，忿气满胸，切齿痛恨，昼不能食，夜不能寝，辗转思维，恐其传至滇省惑乱人心。……再，此事关系重大，恐致迟误，臣用火牌驰奏，合并陈明。谨奏”
　　　　
　　　　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大抵凡是官员就这一事件给乾隆上书，都必定大表自己如何切齿痛恨，食肉寝皮云云。不过一则内容特别有意思，似乎乾隆底下的官员奴才被这个案件已经吓得近于神经衰弱，草木皆兵，处于崩溃的边缘了，甚至连手下人员为了办案，作为证据抄送稿子，都足可让他们觉得罪孽深重，魂飞魄散。《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为参奏抄腾伪稿上呈之参将李兆事奏折》中说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接提标中军参将李兆呈报拿获僧人亦蕃传抄伪稿一案，将搜获伪稿照抄一纸，上盖参将衙门印信，票缴到臣。臣拆阅之下，不胜惊骇。此等大逆之词，为臣子者，即寓目尚且不敢，而参将李兆竟将搜获大逆之词抄膳，用印呈送，昏馈糊涂，实出臣意料之外。臣现将抄送原折密行咨呈军机处查收销毁，一面密咨抚臣潘思集、提臣谭行义严查该营上下衙门，如有混行抄送存案之伪稿，悉行查出，汇送抚臣咨呈军机处查销。至参将李兆虽系武夫，周知大礼，然见此大逆之词，竟行抄腊呈送，昏馈糊涂至此已极，岂堪仍居将领之任，为备弃表率。除经摘印委员接署外，相应据实参奏，请旨将李兆革职。仍钦遵十月二十九日所奉署镇远总兵唐开中一案谕旨，救交该部，侯究出首恶全案完结之日，分别请旨”[9]
　　　　
　　　　随便看一下里面的奏折标题，那些看过或传抄过这个稿子而被抓捕的人，因为害怕自杀就有好几位，如《浙闽总督喀尔吉善等为查明在押案犯包琳自缢事奏折》，《江苏巡抚庄有恭为报伪稿案内李柱国等供词及施秉乾自尽事奏折》，而这些人大多不过是凑巧看过或传过这个稿子，并非是真正作者，清廷凶虐恐怖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相似的例子来。
　　　　
　　　　发表自己的意见，随时有被清廷凌迟或杀头的危险，那么对古人的意见表示一下赞同，总应该没有事情了吧？不然！满清的仁慈英明之君是不会这么宽容的！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里就举了这么一个案子“有时不必出于自作，批点前人之作也可以构成罪案。程明諲因妄作寿文，圈点成语，被问官捉住，问道： ‘《后汉书"赵壹传》内五言诗二首，你何以独取‘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密加圈点，且批‘古今同慨’四字’”[10]
　　　　
　　　　可见直接批评满清固然有罪，不是批评，只是不颂圣，发几句牢骚，有戳穿满清所谓盛世谎言的嫌疑同样有罪。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危险，就算批点古人的意见同样有危险。这就是满清统治下恐怖黑暗所能达到的程度，明代的魏忠贤怎敢望其一二？
　　　　
　　　　最后照例是官员奴才们奏请将程明諲照大拟凌迟，然后乾隆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立诀”
　　　　
　　　　类似的案子还有一个，“山东的地方官从一个乡下读书人家里抄出了几部禁书，此外还发现所批的晋江统之《徙戎论》，当作要案上奏，结果得圣谕，‘斩立决’ 了。读书人在旧书上写些批语，发点议论，原是平常事，为什么会招来如此的严惩呢?首先是因为江统的文字，但他是古人，只索罢了，现在今人又来加批，称之为 “意思深长”，这就不可恕了。……江统的原文结尾说:‘以四海之广，上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上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新为长也’这里所议论的夷夏之防，正是清初的大避讳，以清之臣民竟自赏识这样的文字，自然是大逆无疑了。”[11]
　　　　
　　　　黄裳这里没有提到这个乡下读书人的名字，这是应该补上的，此人是魏塾[12]，他敢批点《徙戎论》，确实比批点《赵壹传》性质要严重得多了，将其从凌迟改为斩立决，从乾隆一伙一贯的作风来看，倒也确为名副其实的宽大处理了。
　　　　
　　　　不过以上都是被人揭发，官方抓住抄家审查后的结果，如果预先把自己的作品送审，应该不至于被处死了吧？也不然！
　　　　
　　　　比如，乾隆三十二年，蔡显因为恐惧于清廷文字狱的淫威，又自以为所著书中并无什么干碍之处，于是“赴松江府呈首自著《闻渔闲闲录》一册”。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奏闻给乾隆，结果真是猪羊入屠夫家，鲜肉送虎狼口。乾隆岂能放过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猎物。经过他仔细检阅后，找出罪状“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原来在满清主子看来，就算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任何评论的记述，就已经是大罪了。
　　　　
　　　　于是蔡显在被严刑拷打之下“不能置辩，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13]
　　　　
　　　　其后“接刑部议覆，将蔡显依律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拟斩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及未字女三女俱解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最后大概他又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首了。而“高晋、明德亦以平日既不能预发其奸，迨自行败露，而又未能悉心签出，而自请交部议处”[14]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引用黄裳一些话，“ 在乾隆中，诗文中最忌讳的是明字。李驎的(虹峰集》内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氏兮，夜未央兮” 都是大逆不道的证据。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中，连其祖父遗诗中“长明宁易得”句也认为是“悖逆显然”。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就连因私仇诬陷者也由此而捏造出莫须有的书名来如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忆鸣’者谐音‘忆明’也）”　　　　
　　　　
　　　　黄裳说他们忌讳“明”字达到神经错乱的地步，其实若说满清的奴才被主子的暴虐难测吓得神经错乱或许有之，但满清主子头脑应该还是清醒得很，他们就是要刻意制造这样人人自危，战栗发抖的恐怖气氛。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提到皇家打猎，光是被盛大阵势吓死和累死的野兽飞禽就无数。而康熙乾隆这些暴君希望的就是自己统治下的人们都象被围猎的猎物一样在恐怖气氛中觳觫发抖，战战兢兢，不用他们费力就自投罗网，战栗而死。　　　　
　　　　
　　　　2、康熙时期同样黑暗
　　　　
　　　　以上所说都是乾隆时期的情形，或许有人认为康熙要比乾隆好一些，其实也不然。康熙前期，满清统治尚未完全安定，所以还不敢把网收的太紧，纯粹属于饥鹰饶半截肝肠挂，凶屠放片刻猪羊假，但恐怖气氛也已经足可以把大部分人吓得心悸胆破。如果真以为康熙是个什么仁善之主，那就大错特错。
　　　　
　　　　2002年第2期的《清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15]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一样了，为了维护所谓盛世的谎言，是绝对不惜几条人命的。任何敢于戳穿他们谎言，给他们的所谓盛世煞风景的人，都是自寻死路
　　　　
　　　　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还有一个《南山集》案的受害者戴名世也是中了自己错觉和幻想的害！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顷余有志于先朝文献，欲勒为一书。所至辄访求遗编，颇略具。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呜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其终必至于磨灭。……”[16]
　　　　
　　　　这段话是好证据，表明康熙时期，满清的凶焰已经让大部分人战栗危惧，所以才有戴名世所说的“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的现象发生，而戴名世却天真的认为满清文网已宽，这只是那些遗民子孙不孝而已。可悲的是，他最终就死在了自己的天真上。
　　　　
　　　　他为南明争正统说了这么一段话“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愈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探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己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17]
　　　　
　　　　他为南明争正统，自然被满清头目如康熙之流切齿痛恨！他所谓的“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话音未落，以康熙为首的清廷统治者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最后落了个斩首的结局，家人和亲友都被发配为奴！
　　　　3、明代更开明，所以皇帝更被丑化，清代极端黑暗，所以皇帝被无限美化
　　　　
　　　　纵观以上列举乾隆康熙两朝的冤案暴行，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黄裳先生说“翻看《清代文字狱档》，其中有些案子论性质都是可以归入《笑林广记》一类的。然而读了以后却笑不出来。那结局往往是很悲惨的。人的价值已经贱如泥沙，而掌握着人的命运者也已堕落在禽兽之下。”[18]
　　　　
　　　　又说“清代文字狱为什么会出现大量‘几乎无事的悲剧’.看来实在是必然的。上面是皇帝，手下跟着一批奴才，老百姓全是虫蚁，被随意捉来玩弄，像猫逮住老鼠一样.并不立即干掉，只是尽情摆弄，直到尽兴时才一日咬死，还得赶在他剩下一口气之前。”[19]
　　　　
　　　　这样的评论确实很精要。明代太监和锦衣卫始终只是少数，大部分时间掀不起什么风浪，而到了满清统治下，则几乎人人都化为太监，人人成了锦衣卫特务，而这样说，似乎还侮辱了明代的太监与锦衣卫，因为从疯狂暴虐，神经错乱，以及想象力丰富的程度来说，他们还实在不能与满清统治下的这些臣民，这些奴才走狗相媲美，不能望其项背。
　　　　
　　　　除了我们上面部分论述的乾隆康熙时期的文字狱情况之外，这种恐怖黑暗的情形，也可以从当时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的记载那里窥见一斑。
　　　　
　　　　“他（指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闵镇远）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20]
　　　　
　　　　“在这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气氛中，朝鲜人敏感地察觉到一种学术和思想的窒息，他们很形象地记载了清人的谨慎小心。比如，前引王鹄亭与朴趾源说了‘禁书事’后，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笔谈的纸撕掉，免得留下违碍的证据；潘庭筠听到洪大容锐‘宫中大事’，就大惊失色，‘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他承认自己是 ‘平生怕死之人’，但是就是这个自称‘怕死’的人，却写下了一句‘茫茫宇宙，舍周何适’。但是，当人问他这句话的意思时，他又转回来锐:‘此乃草率之语，大指亦不过谓中华乃万国所宗，今天子圣神文武，为臣者当爱戴归依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国朝也。’这番言不由衷的话让洪大容感到‘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
　　　　
　　　　“朝鲜使者在和中国学者笔谈时，发现汉族文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常常是很犯忌讳的事情。《蓟山纪程》卷三纪载，江西人王庶绩与朝鲜使者徐长辅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是干犯律例的，‘生于斯，长于斯，即得受此一番拘束’，而且在笔淡中，凡是‘其稍涉忌讳者，或裂而取之，或全取之’，他们尽可能不留任何证据。比如，在和周应文讨论衣冠式样的时候，因为把‘明朝’字样‘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一个姓蒋的六十岁老监生就在看后立即毁去，使得洪氏很感慨，‘汉人之畏慎每如此’。而朴趾源更明白地总结说，清朝皇帝钳制舆论的用心良苦，而汉人深自掩饰的心思也相当深刻，凡写几行文字都要‘铺张列朝之功德，感激当世之恩泽’，常常‘开口称颂，举笔谀佞’‘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所以‘汉人之心苦矣’。”[21]
　　　　
　　　　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强制性的颂圣中，颂圣从强制变成了习惯，从被动变成了主动，从难受变成了欣然，从恶心变成了舒服，于是谎言也就变成真理，于是人们真以为自己歌颂的那个对象是所谓的圣人明君，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什么繁荣盛世！
　　　　
　　　　当时间流逝，康熙乾隆时代的人都死掉了，后代人没有亲身经历，就更把谎言信以为真，不再分辨那些颂圣的言辞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
　　　　
　　　　可以说，如果把康熙，乾隆这类禽兽皇帝放在明代那样开放的舆论环境下接受考验，那么他们比起明代最糟糕的皇帝，所能得到恶评，应该多百倍千倍。　　　　
　　　　
　　　　然而，现在我来说清朝所谓最好的皇帝都比明代最差的皇帝都要糟糕，人品都要恶劣，我岂非要被大多数人视为疯子，视为偏激？尽管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
　　　　
　　　　把公认明代最糟糕皇帝之一的明武宗和康熙乾隆比较一下：明武宗可以说动受掣肘牵制，远不能如意；清朝的康熙乾隆基本是随心所欲，想出游几次就出游几次，想建造多奢华的游乐场所就建造多奢华。
　　　　
　　　　明武宗的行为在当时就受到大臣们肆无忌惮的非议抨击乃至丑化夸大，即便试图用廷杖来惩戒那些阻止他的官员，结果也依然不奏效，相反，那些受到惩罚的官员成为舆论的英雄，道德的楷模，他们的行为更被推崇，乃至起来进谏皇帝的人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继，成为风尚；而在清朝康熙乾隆时期，那些试图劝谏皇帝的人，不但没有好下场，而且被羞辱的无地自容。
　　　　
　　　　从这两点不同来说，应该讲是明朝的皇帝权力更受限制，明朝的大臣人格更独立，明朝的舆论更自由，是明朝的优越进步的地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两点，丑化明朝皇帝的言论可以毫无阻碍的宣扬传播，而在清朝那里，只有阿谀颂圣的言辞才能保存流传。结果反而造成了，在一般愚人那里，同样性质的行为，程度要轻得多的明武宗被评成荒淫无道，而程度要严重得多的康熙乾隆，自然还是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圣主。
　　　　
　　　　在满清的屠刀下，不要说皇帝暴行，恶行的充分揭露，就是一些正常的批评，建议都难以存留；不要说对满清社会黑暗丑陋的彻底批判，就是稍微对所谓的盛世有些异议，结果就是家破人亡。人们战战兢兢，觳觫发抖，恐惧不安，惟恐说的哪句话，写的哪个字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除了颂圣，还是颂圣，别无选择。
　　　　
　　　　明代在皇帝的同时代，各种丑化攻击的皇帝的言论就可以自由散布流传，甚至直接呈送给皇帝看，而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时期，这类言论一经发现，不仅发布这些言论的人要遭受凌迟砍头，即便仅仅阅读传播，都难逃罪名。
　　　　
　　　　明代不但各种私修史书里可以充满对本朝历代皇帝的批评非议乃至造谣污蔑性质的攻击，就是官修史书比如明实录里也往往充满对皇帝行为的蓄意歪曲丑化，对一些过失夸大渲染；而清代呢，私人修史，自然是清廷主子奴才严厉打击的对象，官方钦定的史书自然更是谎话连篇重重粉饰！
　　　　
　　　　结果因为明代空气更自由，更进步，更开放，更宽容，所以明代被丑化得厉害，因为满清更专制，更落后，更封闭，更残暴，反而被美化粉饰得天花乱坠！
　　　　
　　　　但以上说的这些有什么用？愚人们是不会去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习惯接受的印象究竟如何而已！于是绝大部分人心目中，康熙乾隆依然是英明圣主；黑暗窒息，人民极度贫穷的社会依然被吹嘘成所谓辉煌盛世。而真正繁荣，富裕，宽松，开放的大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却依然是黑暗压抑专制的代名词，是宦官横行，皇帝都残暴变态的社会！
　　　　
　　　　这就是谎言定律的神奇作用！大部分人被愚弄而不知，还自以为对历史很了解，人之可悲可怜，一至于斯！在明清评价的问题上，谎言定律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1] 王彬《清代文字狱纪略》，见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53页
　　　　
　　　　[2] 引自黄裳，《笔祸史谈丛》，第35页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王彬《清代文字狱纪略》，见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64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
　　　　
　　　　[8] 同上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五）》，《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10]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9页
　　　　
　　　　[11]同上，第52页
　　　　
　　　　[12] 王彬《清代文字狱纪略》，见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62页
　　　　
　　　　[13]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页
　　　　
　　　　[14]王彬《清代文字狱纪略》，见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47页
　　　　
　　　　[15]王成兰《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6] 转引自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7页
　　　　
　　　　[17]王彬《清代文字狱纪略》，见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第37页
　　　　
　　　　[18]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8页
　　　　
　　　　[19] 同上，第45页
　　　　
　　　　[20]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 2005年第10期
　　　　
　　　　[21]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2006年 01期　　　
　　　　
　　　　
　　　　四、对明清重新评价，尤其是恢复明朝名誉的重大意义
　　　　
　　　　但对于那些不甘心被谎言定律所束缚的人，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头脑不被长期以来一直被灌输的那些东西所误导的人，还是应该大声疾呼一下，必须彻底抛弃原来那些印象，必须对明清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这是不容轻忽的问题，而并非可有可无的事情！
　　　　
　　　　对明清朝的重新评价，所牵涉的并不仅仅是这两个朝代本身，牵涉的更是一系列更为严肃的问题，牵涉到究竟如何评价中国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个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后果，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发展！
　　　　
　　　　对明清的重新评价，不仅仅是不断揭露批判满清的丑恶黑暗，不仅仅是明确明朝与清朝的本质区别，彻底驳斥一切试图把明清合论的做法，更重要的是为明朝彻底正名，彻底洗去泼在明朝身上的脏水，是还原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或许有些人也同意对满清的揭露批判，但一提到明朝，却依然是鄙夷不屑的态度，认为就算明朝比满清好一些，那也好的有限。他们心目里中国的鼎盛辉煌时期应该是汉唐，强汉盛唐才让他们热血沸腾，心神向往。
　　　　
　　　　然而这样的看法，本质上依旧是谎言定律遗毒未消的结果，本质仍旧是在歪曲历史真相，依旧是在为满清这类政权张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事实的分析看，这类看法本身就是建立在长期灌输的成见偏见之上，经不起事实的核验。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文化，科技，思想等等诸多领域，宋明比起汉唐都有着巨大的本质性进步。再从对外的开放以及影响程度来说，汉唐也根本无法与明朝相比拟，从国家保持强盛的时间来说，汉从汉武帝之后就已经衰落不振，唐从安史之乱后更是名存实亡，藩镇割据，而明朝在其接近灭亡的万历时代，依然能出兵朝鲜，驱赶日本侵略者，这是无从比肩的。从弊政来说，汉唐的外戚宦官权臣军阀的势力远比明朝厉害百倍，仅以宦官一项，汉唐的宦官可以废立皇帝，可以直接掌握兵权，明代宦官望尘莫及。至于社会活力，开放程度，明朝更是遥遥领先。
　　　　
　　　　那为什么在事实对比如此明显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依然会把汉唐作为中国文明鼎盛的观念视为金科玉律呢？
　　　　
　　　　这本质上还是长期有意识灌输得来的结果，本质上还是奴性长期积淀的结果！在满清时期，任何对明朝的赞颂都是有杀头危险的，就如黄裳先生所说“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既然当时直接指摘清朝的黑暗有杀头的危险，赞颂明朝同样有杀头的危险，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是批评明朝的缺点，而这种批评的主观动机倒还未必是迎合满清主子，而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视为一种病态的发泄与转移。既然慑于满清屠刀淫威，对当时的黑暗恐怖不能说半个不字，那么从明朝历史中搜罗一些阴暗丑陋处，大加鞭挞，也算是找一个发泄郁闷不满的出口。而在大面上依然不失以前朝之黑暗丑陋来衬托本朝之辉煌圣明，决无危险之虞。
　　　　
　　　　而清廷的主子如康熙乾隆之流在这个过程中还不妨给明朝来一些冠冕堂皇的赞扬，“慷慨”的给几句好评，比如 “治隆唐宋”之类，甚至臣子奴才们对明朝人事评价过于贬低的时候，还可以训斥一下，显示一下自己的“宽广”气度，“公正”心胸。当然这只是主子的特权！如果哪个奴才会错了意，真的诚意去赞颂明朝的话，那恐怕一只脚就已经跨入阎王殿了，不落个凌迟的结局，只被砍头就该叩谢天恩了。甚至诗歌里隐约带到一丁半点 “一世无日月”“天所照临皆日月”“翘首待重明” “长明宁易得”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当大部分文人学者，乃至普通百姓的注意力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几乎都只能集中在明朝的阴暗缺陷之处的时候，即便所具体列举出来之阴暗缺陷都确为真实，那么这种对事实的一边倒选择性陈述已经构成了对历史真相最大程度的歪曲，已经造成了大部分人对明朝最恶劣的偏见。
　　　　
　　　　对许多人来说，既然赞颂明朝很危险，而汉唐离的比较远，赞颂一下，危险相对小许多。久而久之，所造成的舆论就是，汉唐成了所谓中国文明的鼎盛，而明朝则被贬低的一文不值。
　　　　
　　　　而满清的主子奴才或者现在那些为满清张目的人，也乐见这种舆论的形成。因为按照这种舆论，中国由汉族建立的文明实际上是在汉唐以后，不断走下坡路，不断倒退衰落，不断僵化保守，是已经缺乏活力的文明了。
　　　　
　　　　按照这种逻辑，既然汉族文明已经是倒退衰落的文明，缺乏活力的文明，走下坡路的文明，那么外来野蛮民族的侵略，征服奴役，就不但是罪恶的，反而是所谓的“输血”，是带来“新鲜血液”，侵略无罪，征服有功，汉奸进步的结论自然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了。
　　　　
　　　　或者有些人退一步，承认满清统治的黑暗停滞，也可以顺水推舟，把责任退给汉文明本身，说成是明朝的延续，依然可以为满清的侵略奴役开脱罪责！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为明朝正名，牵涉的不仅仅是明朝本身，而是“究竟如何评价中国文化，究竟如何看待一个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后果，牵涉到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可以说明朝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和枢纽所在，不理解明朝，就根本谈不上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
　　　　
　　　　应该大声疾呼，用事实来击破那些竭力贬低明朝的谎言滥调，来还明朝之真面目！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人民最富裕的时期，即便到了明朝晚期，末期，北方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看看一些明人的笔记，南方依然是繁荣如盛世。
　　　　
　　　　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精神最为自由，思想最为解放的时期。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出产思想家质量最高，数量最多的一个时代！象王艮这样从盐丁出身，而成为天下闻名，世人尊敬仰慕的平民思想家，乃至被称为圣人，更是秦汉以来所未曾有的。东林党人领袖顾宪成曾经这样描绘过王艮以及他在明人心目中地位“弟闻泰州一灶丁，公然登坛唱法，上无严圣贤，下无严公卿，遂成一代伟人。至于今，但闻仰之，诵之，不闻笑之，呵之也。”
　　　　
　　　　由一个灶丁一跃而成为明朝的一代思想伟人巨人，学生弟子遍布天下，甚至其他学派党派（东林党是王学之对立产物，而泰州学派本身是王学的分支，而且走的更远更激进）的领袖也不得不敬佩称赞歌颂，这也是只有在明代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任何其他朝代都是无法想象。
　　　　
　　　　此外如王廷相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阳明这样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何心隐这样的狂侠思想家，高攀龙顾宪成这样的政治思想家，张溥这样的在野政治领袖，戚继光这样的军事思想家，徐光启这样的科技思想家，徐霞客这样的地理思想家，吴有性这样的医学思想家，还有唐伯虎，徐文长，汤显祖，吴承恩，袁中道，冯梦龙等一系列千古流芳的艺术家，还有方以智，王夫之，傅山，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等等明朝社会生长培育出来的人物，群星璀璨，让人眼花缭乱。
　　　　
　　　　为什么明朝如此富有活力生机的社会，却被丑化歪曲成黑暗压抑停滞的社会，这是值得许多人深思反省的问题！
　　　　
　　　　现在的人对明的感情已经太淡薄，淡薄的近于凉血！
　　　　
　　　　现在的人不知道，如果说中国人最应该感谢历史上哪个朝代，那就是明朝。是明朝让中国在经历蒙元侵略统治之后重新崛起，是明朝恢复了中华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审美情趣，是明朝把中华文化发扬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程度，是明朝保留和激扬了中国人的骨气，刚劲之气。对比一下原本同样站在世界文明颠峰的阿拉伯文明，在经受蒙元侵略之后，却没有类似朱元璋一样的人物重振雄风，至今陷于愚昧保守，至今沦为西方附庸的局面，难道我们居然吝啬于对明朝的这一点感谢！　　　　
　　　　
　　　　现在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烈士遗民对明朝提出过如此多的批评，但他们对明朝的感情浓烈的似乎任何化学溶剂都无法稀释！
　　　　
　　　　明遗民归庄在明亡后所作的《万古愁》以“混沌元包，却被那老盘皇无端罗唣。生喇喇捏两丸金弹子，撮几粒碎尘铙”开头，磅礴喷洒，淋漓痛快地嘲尽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到明建国以前的历代圣贤帝王，惟独说到明朝的时候，文辞一改嘲虐，倾注了浓烈的感情！
　　　　
　　　　“唯有我大明太祖，定鼎金陵早。驱貔虎，礼英豪，东征西讨，雾散烟消。将一片不见天日的山前山后，洗净得风清月皎；将一番极龌龊不堪的异言异报，生劈开中华夷獠。真个是南冲瘴海标铜柱，北碎冰崖试宝刀。更可喜十七叶圣子神孙，一个个垂裳问道，食旰衣宵。
　　　　
　　　　“谁知道天地变，孽芽萌，生几个翦毛，挟几把短刀，不提防竟冲破了崤岷道。望秦川欃枪正高，指燕云旌旗正摇，一霎时把二百七十年神京生踹做妖狐淖。
　　　　
　　　　“痛痛痛，痛那十七年的圣天子，掩面向煤山吊。痛痛痛，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剑向昭阳倒。痛痛痛，痛那有令德的东宫，生砍做血虾蟆。痛痛痛，痛那无罪过的二王，竟做了一对开刀料。痛痛痛，痛那咏关雎效脱簪的贤国母，横尸在殿阶前，没一个老宫娥来悲悼。痛痛痛，痛那受宝册坐长信的懿安后，只身儿失陷在贼窝巢。我恨恨恨，恨只恨这些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青诰，乌纱罩首，金带横腰。今日里，一个个稽首贼廷，还揣着几篇儿劝进表。更有那叫做识字文人，还草几句儿登极诏。那些不管事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多押在东城奥。夹拶着追金宝。娇滴滴的女妖娆，白日里姿淫嬲。俊翩翩的缙绅儿，多牵去做供奉龙阳料。更可恨九衢万姓悲无主，三殿千官庆早朝，万劫也难逃。”
　　　　
　　　　王夫之在《黄书》也对明朝和历朝做了对比，对明代皇帝做了公正的评价，“明兴，家法忠质，宫廷清洁，无别馆离宫之崇饰，无龙舟、步辇、驰道旁午之游观，无置骑飞舸，千里割鲜、铜狄花石之供，无算车、料产、均输、酒酢、子母责息之利谋，观道尽矣。而贪沿下游。极重不复者，法教不施，而风俗苟简也”[1]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明代的问题不是皇帝太贪婪，或者政府对民间剥削太严重，而是“贪沿下游”，这个“下游”指的是什么？或许不能确切知道，但理解为下层的官员，乃至普通的商人百姓，应该说八九不离十
　　　　
　　　　明遗民王余佑（号五公山人）写的这首诗也可以看出起对明朝深厚的感情
　　　　
　　　　“为避风波镇闭门，安心不说旧朝恩。无端梦起兰根土，自取青山拭泪痕”[2]
　　　　
　　　　明遗民顾梦游说“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3]
　　　　
　　　　冯梦龙在明亡后迅速编印的《甲申纪事》中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上至朝臣，下至普通平民的忠烈之士殉国的事迹，其中有一则是来自他家乡。“吴门许文学琰，字玉重，……欲向贵人求起义不得，号恸求死”，三次自杀，一次投江，被人救起，“投缳门侧”，又被救归，结果“家人进餐，先生怒甚，其嚼瓯咽之，喉肿，绝粒五日，又作一绝而逝”。
　　　　
　　　　冯梦龙为此作了好几首诗以作悼念，其中一句诗是“合眼休言万事空，无穷幽愤郁胸中”[4]
　　　　
　　　　明朝的遗民林古度“儿时一万历钱，佩之终身”，他有诗说“登高空忆梅花岭，买醉都无万历钱”[5]
　　　　
　　　　大学者，大思想家，也是明朝的遗民傅山有诗说“苦楚四十年，矢作崇祯人”[6]
　　　　
　　　　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些在历经满清森严文网之后侥幸保存下来的明遗民对明朝的赞颂之辞呢？又有几个人知道当时人民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呢？倒是对从遗民那里摘录出来批评明朝的文字津津乐道，渲染不已。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被污蔑的最厉害的朝代，被丑化的最厉害的朝代，被糟蹋的最厉害的朝代，但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朝代。
　　　　
　　　　为什么李自成的义子乃至义孙，最后成了拥护明朝最坚定，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力量，为什么他们在南明时期，不再打自己的旗号了，而完全成了忠于明朝的力量。这未尝不是出于内疚，未尝不是出于赎罪！
　　　　
　　　　到最后弹尽粮绝，重重围困，山穷水尽的时候，任何其他功利的想法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当我们说李来亨的茅麓山的时候，他不是作为李自成的孙子，而是作为在整个大陆都已经沦陷的时候，仍旧打着明朝旗号抗清的明军将领，他们是“明军”！
　　　　　　甚至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结尾，写到这最后一曲悲歌的时候，反复强调的也不是他们的闯王余部的身份，而是强调他们的明军身份！这其中用意何在，读者自当深思。
　　　　
　　　　不理解明朝，也就不可能理解明末那些遗民，那些抗清烈士的行为和他们的感情！
　　　　
　　　　不为明朝正名，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情，始终不过是玩弄清朝以及他的后继者袁世凯、蒋介石之流尊孔的把戏！
　　　　
　　　　[1] 王夫之，《黄书.大正第6》，《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530页
　　　　
　　　　[2]时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7月，第357页
　　　　
　　　　[3] 转引自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探析》，《南京经济史论文选》第27-38页
　　　　
　　　　[4] 《冯梦龙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217-218页
　　　　
　　　　[5]时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7月，第330页
　　　　
　　　　[6] 同上，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