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 将 杨 勇

在一座寺庙前，毛泽东高兴地拍着杨勇的肩膀说：“你真是员猛将，在关键时刻有那么一股子虎劲！”
1913年，杨勇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17岁时正式参加了工农红军，并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几年的革命战争中，他对名满三湘，大雨民自己同籍的红军统帅毛泽东非常仰慕，渴望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和战斗。1934年10月，时任团政治委员的杨勇，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正是长征中的一次突发事件，不仅使毛泽东认识了杨勇，从此开始了他们将帅之间40年的交往，而且还让杨勇有机会护卫和陪伴着毛泽东一直到达陕北。
那是在1935年6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军相会，力量大增，党中央决定，乘机加速北上，尽快完成长征。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两军会师的大好形势下，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搞起了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他依仗自己兵多枪多，强烈要求中央放弃北上方针，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界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遭到党中央的反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坚决否定了张国焘的主张。会议明确指出：“向南行动”，“前途极端不利”，全军要“立下决心，改道北进”。
张国焘得知这个决定后咆哮如雷，声言决不服从这个命令。他立即召集亲信密谋，准备对中央红军采取军事行动，裹胁中央机关南下。形势立刻变得异常危急起来。关键时刻，正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向中央报告了这个情况。党中央在得知张国焘的阴谋后，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决定连夜迅速离开巴西，率红1、3军单独北上。
可这时，红1军已前出至俄界，巴西仅有红3军少数部队和中央及军委机关，在力量上和数万人的四方面军简直不成比例。为了保卫中央安全，毛泽东要求红3军派出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红3军军长彭德怀立即找来时任红3军10团政治委员的杨勇，向他下达了命令。
“杨勇同志！”彭德怀非常严肃地说：“张国焘和中央闹上了。他要南下，那不成！中央决定我们要单独北上，立即离开这块险地。你们的任务就是掩护中央机关，保障他们的安全！你们要格外小心，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最后彭德怀又再三叮嘱：“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出了问题，要唯你是问！”
杨勇是第一次看到彭德怀这么紧张严肃地下达命令，但因时间紧迫，他来不及详细地多问几个为什么，受命后就如同旋风般地跑回管地，召集连以上干部作了简短的动员和部署，要求大家不惜一切，要绝对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不允许出半点差错！
这天深夜，月没星沉，凄风苦雨。杨勇离全团400余名官兵，护卫着中央机关悄悄离开了巴西。他首先看到因病不能行走，被担架抬着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率先出发，不大一会儿才见毛主席手握着一根木棍作拐杖，稳步走上巴西桥。杨勇靠上前，想搀扶一把，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面地和毛泽东接触，看着毛泽东那高大但有些削瘦的身躯。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接着便问道：“你就是杨勇同志？告诉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防止发生意外，我们不能让红军打红军！”杨勇深深地点着头。从此，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与毛泽东形影相随，才步不离，一直到达陕北。
还好，这个夜晚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只是天刚放亮，有几十个人追了上来，带队的是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在一座寺庙里，毛泽东与李特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交谈。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想南下的，请便；愿望北上的，也请便，决不强迫。”但接着毛泽东严肃而又自信地指出：“我可以告诉你们，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不愿意和党中央北上的人，我们可以等一等。可我相信，一年以后，你们也会来的！”
毛泽东的镇定自若激怒了李特，仗着有张国焘作后台，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个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首脑放在眼里。还没等毛泽东把话讲话，李特就有恃无恐地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泽东是“逃跑主义”，是“破坏团结”。李特在苏联留过学，还上过苏联军事学校，平时就目空一切。他常常挎着一支大左轮手枪，用手枪指指点点地和别人讲话。这时的李特就更加盛气凌人，说着话又把手枪拎到了手上。
杨勇见状，立即跨上几步，靠近了李特，挡在了毛泽东面前。他双目怒视，就像猛虎面对着猎物，紧紧地盯着李特和那把“大左轮”，作好应付突然情况的准备，心中暗想，若有不虞，不是先下掉李特的手枪，就是挺身挡在毛泽东前面，决不能让毛泽东发生意外！
或许是毛泽东的凛然正气，压倒了李特的嚣张气焰；或许是杨勇的威严虎势，震慑住了李特。这一伙人骂骂咧咧地闹了一阵，碰了一鼻子灰，便悻悻地离去了。李特走后，毛泽东高兴地拍着杨勇的肩膀说：“你真是一员猛将，在关键时刻有那么一股子虎劲！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应该有这种英勇无畏的气概！”杨勇微笑道：“是主席义正辞严，他们理屈词穷，这就叫邪不压正！”
这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杨勇护卫着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又踏上了继续前进的征程。
9月17日，红军攻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了哈达铺镇。22日，党中央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杨勇所在的红3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二纵队，10团改称二纵队10大队，他仍任大队政治委员。大队的主要任务，还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
10月19日，杨勇护卫着风尘仆仆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来到了陕北小镇吴起，同当地的红军胜利会师。傍晚，杨勇把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一一安排好，住进了农家宅院。直到这时，杨勇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意味着那富有历史意义的、史诗般的长征已经胜利结束，而且也意味着几个月来，赋予他保卫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艰巨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杨勇从前线来到延安，又学习又生产，毛泽东夸赞他“你文武双全，真是个好同志！”
1941年底，杨勇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任上，为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离开前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但到延安不久，党中央决定七大要延期举行。这样，杨勇便按照中央安排，先后到延安军事高干队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延安的整风运动。
这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使边区的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叶边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对于这个号召，杨勇举双手赞成。他在党校动员大会上带头发言，激发大家齐心协力搞好大生产。会后，他立即去八路军兵站部找“老头子”求援。这“老头子”就是兵站部部长何德全。
原来杨勇与何德全很熟悉，红军时期就在一起战斗，后来在鲁西抗日又一块作搭档，杨勇当司令员，何当参谋长。不久前他才被军委调来延安兵站部。只不过何德全要比杨勇大十几岁，所以平时杨勇就称他“老头子”，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地叫开了。
今天，杨勇一见到何德全就急匆匆地说：“老头子，向你要几样东西，你可一定要满足我！”
“要什么？只要我有的，你就随便拿！”老战友重逢，何德全非常高兴，他一边和杨勇紧紧握手，一边笑哈哈地说。
“那好！就给我十几把锄头吧。”
“什么？你有几只手，用得了这么多锄头？”
“我一个，还有家属，还有公务员、警卫战士和我的几个同学，这些锄头还不一定够用呢。另外，如果有南方的菜籽，也给一点，过不了多久，我一定请你这个老头子尝一尝我种的湖南菜！”
这一天，杨勇满载而归。
回到驻地，他马上就忙活起来，开荒、施肥、下种，浇水、锄草。这一年他开垦了5亩多荒地，当年就收了3担小米，还有不少蔬菜。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这一年由于杨勇田里施肥多，又勤于劳作，菜长得出奇的好。一天，他把自己收获的蔬菜、苋菜、丝瓜、苦瓜，还有一个30多斤重的大南瓜，装了满满一担，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正在窑洞外散步，见到杨勇这一担菜，高兴而又惊奇地问：“这些都是南方菜，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我从何德全那里要的种子，和大家一起种的。送给您一担尝尝新鲜，这是南方菜，您一定喜欢吃。”杨勇边擦着汗水边回答。
毛泽东眉开眼笑：“好极了！爱吃家乡菜也不能算是乡土观念吧？这些湖南菜可真是久违了，谢谢你呀，杨勇同志！”
“主席可别客气，等您吃完了，我再给您送些来。”杨勇说着，就向毛泽东汇报他参加学习和大生产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连声说：“杨勇同志，你真不简单呢，能当生产模范了呢。我听别人反映，你在党校学习也很认真，生产搞得又好，你文武双全，真是个好同志！”
时间过得很快，瞬间就到了1944年。这年4月，中央决定杨勇不再等着参加党的七大，要马上返回冀鲁豫根据地去，领导那里的抗日斗争和整风运动。接到中央的通知，杨勇向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辞行，告别延安，跃马杨鞭再次奔赴抗日的战场。
杨勇从朝鲜回到北京，毛泽东让他坐到自己身边亲切地说：“志愿军同志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时光飞逝，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开始了气壮山河的抗美援朝战争。
这时，杨勇正在剿灭国民党残匪的大西南地区作战。听到这个消息，他多次请缨参加志愿军。虽然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要把“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拿上去，让“三羊（杨）开泰”，但作为一名军人，在组织没有下命令之前，他必须服从安排，坚守自己的岗位。
1953年 4月下旬，杨勇终于盼来了批准他入朝参战的喜讯。几天之后他便来到北京，同王平同志一起晋见老首长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彭总一见面没有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说：“杨勇同志、王平同志，中央军委分别任命你们为20兵团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到朝鲜前线去，这可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哟。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旗开得胜，继续发扬志愿军的光荣战斗作风！”紧接着，彭总又扼要地向他们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形势。
“请彭总放心，也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直到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杨勇、王平齐声回答，并急不可待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
5月11日，杨勇告别了祖国和亲人，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
这时，朝鲜战局正处在紧要关头。敌我双方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在三八线一带形成对峙，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停战谈判。但美李集团不甘心失败，还在做“争取军事上更大胜利”的美梦。特别是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曾在二战中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满负盛誉的艾森豪威尔，更想乘上台之机，在朝鲜再显身手，为停战谈判添些筹码。
杨勇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到20兵团就职的。
刚到兵团部的第一天，杨勇就不知疲倦地忙碌起来。他先是召开会议或找人谈话，了解熟悉情况，接着又下部队调查研究。十多天下来，人明显地变瘦了，可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却已经掌握得比较清楚。不久，经过他和王平等兵团领导慎重考虑，向总部提出建议：为迫使敌人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前来，应该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再狠狠教训一下叫嚣要“单独打下去”、“反对任何妥协”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只有打痛了走狗，主子才会更老实一些。
杨勇、王平的建议受到志司总部的高度重视，刚从国内回到朝鲜的彭德怀司令员更是十分赞赏他们的意见。彭总当即就把这个建议上报给军委主席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并非常肯定地指出：“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志司总部很快拟定以20兵团为主力，发起金城战役。7月13日21时，杨勇一声令下，战役全面打响。
此役20兵团共歼敌52783人，俘敌3836人，超过预定歼敌数目的5倍，还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更令人高兴的是，在此役中，兵团所属第68军第609团的侦察排，机智勇敢，化装奇袭伪“首都师”所属之“王牌”部队――敌“白虎团”团部，一举成功，击毙伪团长和美军顾问多人，缴获了“白虎团”团旗，使伪“首都师”受到重大打击，几乎全线崩溃，受到志司总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称赞。
金城战役后的第六天，即1963年7月27日，狂妄至极的美李代表不得不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从此，抗美援朝战争揭开了新的一页。不久，杨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停战以后，志愿军总的任务是：坚决维护停战协定，协助朝鲜进行恢复和重建工作，并加强自身建设，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杨勇在志愿军副司令员的职位上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杨勇入朝就满整整2年了。这时从国内传来中央军委一项重大决定：任命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全面肩负起领导志愿军保卫和平、协助朝鲜人民搞好建设、进一步增进中朝友谊的重大政治任务。
接到任命后，杨勇深知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对自己的巨大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他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我们站在朝鲜国土上，生活在朝鲜人民中间，我们的一切行动都离不开朝鲜人民的支援。我们的一切胜利都要归功于朝鲜人民，归功于我们的党、祖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中朝人民的友谊，尊重朝鲜党和政府的领导，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帮助朝鲜人民尽快建设起美好的家园。”从此，杨勇领导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全身心地投入到朝鲜的恢复和建设之中。
1956年，在杨勇的领导和号召下，志愿军节省粮食700余万斤，捐献衣物10多万件，并由官兵集资购买了500部双轮双铧犁，全部赠送给了朝鲜人民。也就在这一年9月，杨勇作为志愿军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热情地对杨勇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为祖国人民赢得了荣誉，无论是战时还是停战后，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一贡献，值得祖国人民学习。但我们面前的工作还是很艰苦的，必须要善于学习，决不可有丝毫的大国主义态度，即使我们做出了再大的成就，也没有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
杨勇牢记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朝鲜后，将“八大”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对指战员作了传达，广大指战员很快再次掀起了帮助朝鲜人民加快建设和生产的热潮。
到1958年志愿军全部回国时，先后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万间，恢复和扩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5条长达42.9万米，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万米，赠送各种物资6.3万吨，为群众治病188万人次；杨勇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为保卫和平，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的战斗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在几次访华时，都向毛泽东高度称赞：“杨勇是个难得的好同志。”
1958年2月，中朝两国经过友好直辖市，决定志愿军在年底前全部撤离朝鲜，分三批陆续回国。杨勇是10月下旬，即志愿军入朝8周年纪念日之际，率志愿军总部最后回国的。离朝的前一天，杨勇被授予朝鲜国家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次日，金日成等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火车站为杨勇等志愿军官兵送行。在举行的盛大而隆重的欢送仪式上，杨勇同金日成紧紧拥抱，依依话别。
10月28日，杨勇等一行到达首都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他深情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凯旋的英雄！”杨勇激动地回答：“感谢祖国和人民的盛情，荣誉永远属于党、祖国和伟大的人民！”接着，杨勇等乘敞蓬汽车，受到天安门广场20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10月29日，这是杨勇和志愿军代表最为难忘的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亲切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同杨勇紧紧握手，并把杨勇和王平招呼到自己身边坐下说：“热烈欢迎你们回来啊。志愿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祖国感谢你们。但是志愿军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争取更上一层楼。回国以后，新的任务在等待你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保持和发扬志愿军的光荣，做出更大成绩。”杨勇向毛泽东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在新的岗位上一定再接再厉，做出新的贡献。
1964年，毛泽东亲自观看了军事大比武，高兴地对杨勇说：“你们训练表演得很好，要尽快在全军普及推广。”
杨勇从朝鲜回国不久，被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肩负起保卫首都和领导全区指战员进行全面建设的重任。作为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杨勇特别关心部队的军事训练。1964年，全军掀起了军事训练大比武的高潮。杨勇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基层跑的更勤了，常常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研究训练方法，总结训练经验。在他的领导下，全军部队军事训练热火朝天，五大技术过得硬的分队不断涌现。“夜老虎”连、“飞毛腿”连、“铁脚板”连……在训练中大显神威。战士中有左右开弓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有攀登越脊敏捷如猿猴的侦察兵，有在钢轨上进退自如的汽车驾驶员，有手榴弹投掷70米的神投手……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好局面，引起了中央军委的关注。国家机关和兄弟军区不断有人前来参观学习。总参谋长罗瑞卿不仅多次观看表演，还向军委领导反映了北京军区和其他军区军事训练的情况。
4、5月份，贺龙元帅两次亲临北京军区训练表演现场会，对部队良好的军事素质大加称赞。
5月20日，周恩来、彭真、陈毅等党和军委领导，又来到军区某部驻地，饶有兴致地观看各种军事技术演练。
毛泽东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地对贺龙说：“这样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去看看呢？”
6月15日、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果然来到了部队训练场，亲自检阅北京、济南两个军区训练分队的军事表演。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表演结束后，在罗瑞卿、杨勇等陪同下又兴致勃勃地查看参阅的武器装备。毛泽东边看边询问，杨勇一一作了回答并进行了简洁的汇报。毛泽东很满意地说：“你们训练表演得很好，要尽快在全军普及推广，要很快布置，抓紧这项工作。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仗怎么打，兵就要怎么练。要争取在部队中出现更多的神枪手、神投手，‘夜老虎连’、‘飞毛腿连’……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全面提高。”
最后，毛泽东又特点对杨勇、杨得志两位军区司令员说：“听说你们经常下部队去，下连当兵，这很好，我们的领导干部就是要深入基层，注意搞好传帮带，让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迅速传遍全军，一个比学赶帮超的军事大练兵高潮很快在全军兴起。
杨勇领导修建北京地铁，毛泽东在他呈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起，几乎在华夏大地所有的施工场所，都悬挂着一条“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巨大横幅。人们都认为这条标语不过是施工单位对设计和施工人员的基本要求。可人们很少知道，这八个大字竟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而且还同杨勇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我国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根据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和国家战备工作的需要，以及本着繁荣方便首都人民交通生活的原则，国务院决定修建北京地下铁道。
为此，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原苏联专家帮助下，先后进行了多年可行性研究和实地勘察设计工作，并成立了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由北京市领导和铁道部领导具体负责。但正当这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工程即将动工之际，由于国家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其它方面的客观原因，又不得不暂下马。
不久，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60年代中期，北京地铁建设再次被国务院提上议事日程，并决定成立一个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军委总参、北京军区、铁道部和北京市等有关单位，共同抓好地铁建设。但是这个小组由谁来挂帅呢？国务院有关领导认为杨勇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勇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难以胜任，便找到有关领导反映说：自己一直做军队工作，缺少地方工作的经验，更缺乏工程建设方面的经验，请求中央和国务院慎重考虑这些情况。国务院负责国家计委工作的领导，听了他的意见后笑哈哈地说：杨勇同志，由你负责这项工作，是国务院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报经主席和总理批准的，你就不要推辞了。参加施工的人员虽然有地方的同志，但主力还是部队中铁道和工程方面的干部战士，由你领导和协调这项工作，是比较合适的。中央相信你能胜任这项工作，也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听说这是主席和总理的安排，杨勇当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便愉快地把任务承担下来。
杨勇在工作上雷厉风行，既然接受了任务就说干就干。他马上召集有关人员，抢在1965年春节之前，便将施工方案制定出来，报请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批。
方案中提出如下意见：关于建设方针，“目的是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同时兼顾城市交通，由于地下铁道建设需要时间较长，因此有必要早日动手，尽量加快建设进度……”；关于线路方案，“拟定的线路为一环两线……工程拟分三期进行……”；关于防护等级，对“地下铁道采用什么防护标准，曾作了反复研究，最后一至同意采用人防三等防护标准……”；关于筹建准备，“应该立即着手筹建工作，力争于1965年下半年动工，1968年上半年完成第一期工程……”；另外对工程的造价和领导小组成员的组成，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国务院有关领导和北京市主要领导的审定同意，并上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
2月4日，毛泽东仔细审阅了杨勇的报告，完全同意方案中提出的各项建设，并在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杨勇同志：
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毛泽东
这就是著名的毛泽东“二·四”批示。
接到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杨勇非常兴奋，一方面组织领导小组成员进行学习，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一方面进一步回忆了工程开工的各项准备工作。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隆重举行，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典礼，挥揪为地铁动工破土。
杨勇作为典礼大会的主持人，看着这热烈喜庆的场面，心里很是激动，他决心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组织领导好首都地铁的建设。就在开工的当天，杨勇指示，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八个红色大字，高高地挂在各个施工工地，作为指导工程建设的灵魂和根本。
很快，这八个大字就传遍北京，又从首都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所有施工场所一条自觉的、必不可少的指导方针。
然而，让杨勇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他为这项工程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工程进展非常顺利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全国开始了。他很快被“卷”了进去，蒙受不白之冤，被非法“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领导地铁建设工作的权力。办是值得杨勇宽慰的是，地铁工程并没有因此而停顿，建设者们仍在继续按原定方案实施着、建设着。
如今，北京地铁网络已经星罗棋布，它成为首都市民和进京群众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也成为展示首都风貌的重要窗口之一。但是，人们在尽情享受这欢乐方便，享受这观光愉悦的时候，永远都不能忘记过去和现在的数十万地铁建设者，不能忘记最早指挥工程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杨勇将军。
文革中，毛泽东在一次电话里对杨勇说：“好你个杨勇！还是像过去那样耿直、刚毅，带着一股虎气……”
光阴荏苒，星移斗转，人民共和国跨步进入了1967年。这年初，那场让人头昏目眩的“革命风暴”势头越刮越猛，席卷长城内外，最后就连军营这道一向最严密的禁区也被突破了。
元旦凌晨2时，沈阳军区急电：昨晚有数千名造反派冲进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揪斗军区领导，一位副司令员被打成重伤……
凌晨3时，南京军区急电：昨晚11时，近万名红卫兵搜抄了8名军区领导的住宅……
一时间，中央军委收到的告急电话彻夜不断，加急电报也如同雪片一样飞来北京。
同其他大区相比，这时地处京畿重地的北京军区，情况好像还不那么严重。但司令员杨勇心里却非常明白，这不过是更大风雨欲来之前的暂时平静，这场灾难是如何也躲不过的。因为这位红级一时的副统帅早就放出风来：“我对有些大区总不放心，他们不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招呼，不听我的话。北京军区、武汉军区尤其严重……”这些话意味着什么？这就不难想象出北京军区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前景了。
事情比预料的还要快。元旦上午9时许，一个号称“星火燎原战斗队”――据说这是一伙已经横扫过沈阳、南京、兰州三大军区，所向无敌的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闯进北京军区司令部，强行登楼，要查抄什么“华北党”，已经和保卫人员动起手来。
警卫电话向杨勇司令员告急，并请示如何处置。杨勇听后虎目喷火。司令部是军事重地，保存着大量机密文件、作战地图和材料，关系着首都和国家的安危，随便冲击，这还了得！他略一思忖便抄起电话，命令军区警卫营将这伙目无王法胆敢冲击军事机关的人，立即全部请他们“住进”地下室。
然而，还没容得杨勇考虑下一步如何处置，军委一号红色电话机就响了起来。杨勇一愣，知道事情可能“通天”了。果然是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过问此事。
原来就在几分钟之前，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康生，接到造反派的报告后，随即通过电话向毛泽东狠狠告了杨勇一状。说杨勇拥兵自重，镇压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报告，面色闪过一丝不悦，立刻让秘书要通了杨勇的电话。“杨勇嘛！听说你下令抓人了？”话筒里传来杨勇熟悉的家乡口音。
杨勇手握听筒，真是感慨良多，他很为这些人告“御状”速度之快感到惊讶，但还是平静而又沉着地回答：“报告主席，今天上午有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冲击军区司令部大楼，砸开了档案室，撬动了保险柜，威胁到核心军事机密。我接到报告后，曾派人劝阻他们。但这伙人就是不听，继续捣乱，因此，为防止发生意外，我命令采取了强制防卫措施。”那边的电话沉默了片刻，又问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但吩咐道：“还是把人放了吧！”
杨勇回答得很干脆：“好！主席让放人我坚决执行！不过……”他把话头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是为了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又接着说：“今后如果再有胆敢随意冲击军事机关的人，我建议仍应采取果断措施，以防泄密，避免造成重大后果！”
这时的杨勇，虽然看不到毛泽东听了他回答之后的反应，但话筒里传来的语气，却比刚才缓和了许多。只听毛泽东说：“好你个杨勇噢！还是像过去那么耿直、刚毅，带着一股虎气……”最后毛泽东又幽默地讲了一句：“杨勇啊，我们就把今天的事情当作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这是杨勇和毛泽东通话时间最长的一次电话，也是他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最后一次和毛泽东通话。话下话筒，杨勇苦笑着自言自语：“唉！如今真是怪事多多，抓了几个人，竟然连主席都给惊动了，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不久，杨勇就不可思议地神秘“失踪”了，接着又不可思议地被秘密关押、审讯、劳动改造了5个多年头，直到1972年才被“解放”出来，重新安排了工作。当然，这些后话也就无庸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