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通讯的主题提炼

作者： 张运辅 　 2010-01-18
没有材料写不出通讯，有了材料而不善于发掘其思想意义，即没有好的“立意”，这样的作品也会黯然失色。清人王夫之云：“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这一论述对于通讯的立意不乏借鉴和启示意义。
通讯有了好的“意”，是否就是上乘之作？当然并非如此。同是阅读思想内容大致相近的通讯，有的读后动人心弦，有的却如过眼云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作品中的“意”有高低深浅之别。可见，写通讯不仅要讲究“意”，还要在此基础上抓好“炼意”，也就是要提炼出既切合实际，又具有强烈时代气息、最能打动人心的主题。宋人邵雍《论诗吟》云：“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不止炼其辞，抑亦炼其意。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炼意之重要足见一斑。那么，在通讯写作中当怎样炼“意”？品味一些名作的成功经验可知，把握好以下几环至关紧要。
深入开掘，揭示材料的思想意义
主题并非写作的对象或所运用的材料，而是对全部写作材料思想意义的准确槪括与提炼。只有对准备进入作品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掘其本质的思想蕴含，才能表达出富有深意的主题。鲁迅在谈到写作时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开掘应在“深”字上下工夫，这是提炼主题的根本要求。此处的“深”，就是要深入剖析，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一般来说，写人的通讯报道，应着力于对人物内心深处的挖掘，找出支配其言行举止的思想境界的“制高点”；记事之类的作品，要着力于对事物本质意义的探求，要从事件所包含的多种思想意义中找出最重要、最具深意的“闪光点”和“动情点”。
写作实践表明，有许多生活材料，特别是那些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生活材料，其所包含的思想含义往往是多层次、多侧面的，这就是事物的“多义性”。这样，就要求像剥笋一样逐层剥去，最后方可得到鲜嫰可口的精华。所谓“由表及里”、“去粗取精”者，此之谓也。比如，有个普通女工下岗后，为生活所迫先后做了家庭保姆、油漆工、街头卖报人，最终办起了一家食品加工厂。她本人也历经磨炼，从胆小怕事的女工成长为一名果敢麻利的女经理。这一事实至少可表达以下几方面的主题：（1）市场对人的磨炼是造就企业家的熔炉，（2）市场竞争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才成长的巨大动力，（3）“从一而终”的就业观念必须转变，（4）人应当具有拼搏精神。至于哪一方面的主题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表达哪一方面的主题更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则可根据作者的认识以及报道的需要作出抉择。
元人陈铎曾《文说》云：“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止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语也，方可用之。”意谓作文的“发意”,需逐层深化，对老一套的“陈言”和一般化的“正语”均不可用，只有那精警独到的“精语”，才是可用之“意”。这一段论述对于通讯怎样提炼主题是完全适用的。那么，在通讯写作中，怎样才能更好地揭示所写材料的思想意义？穆青同志在总结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提出要注意三个“洞悉”：当选择一个典型时，第一要洞悉国内、国际形势和全国宣传动向，以了解这一典型的普遍意义。第二要洞悉这一典型的全部材料，以了解这一典型的特殊意义。第三要洞悉有关的反面材料，以作为正面宣传的放矢之的。像这样逐层深入开掘，就能把握材料的特有价值和典型意义，提炼出富有教育和鼓舞力量的主题。
反复思索，促进认识质的飞跃
主题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反映出作者对其表现对象的理性思考与评价。因此，主题的深度和作者对事物的认识程度成正比。没有认识的飞跃，没有思想的升华，就不会有富有思想性和教育意义的主题。列宁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哲学笔记》）。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就要求作者在提炼主题时必须深入思索，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准确把握。这里不妨以感人至深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例。魏巍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说，他在提炼这篇作品的主题时经常想着一个问题：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为什么那样英勇？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哪里来的？为了找到答案，他与战士们作了广泛深入的个别交谈，还开了很多座谈会。对收集的材料，他反复思索，掂量，最后了解到：“他们由于锻炼与认识的不同，虽然有些差异，但是都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深刻的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作者继续往纵深处探索，终于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升腾：“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就是我们战士英勇无畏的最基本的动力。”这正是最本质的东西，作者所要告诉读者的也正是它。试想，作者的认识如果不是这样逐层深化，他能提炼出如此深刻的主题吗？答案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反复思考对于通讯提炼出正确而又新颖的主题，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由此，我们可领悟到，既立足于生动具体的事实，又着眼于事物发展的全局，并把事物放在全局的天平上去反复衡量，这样就能从平凡中见伟大，从一斑中窥全豹，从一滴水中看到太阳的光辉，进而提炼出新颖独到又具有深厚蕴含的主题。
放开视野，充分揭示主题的时代精神
主题同一切思想理念一样，都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主题也就必然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新华社记者张行端、李正华写的《上海打出中华牌》就是一篇具有时代特色、气势磅礴的好作品。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政府根据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打中华牌”的口号。改革开放使上海市的领导同志意识到过去“‘关着城门唱独角戏’，‘老大自居’，‘万事不求人’，同外省市是‘争原料、争市场、争出口、争投资的竞争关系’，结果把自己束缚在‘大上海的螺蛳壳’里，以致影响了上海改革开放的步伐。”（文芳仁：《高瞻远瞩的谋略，气势磅礴的谋篇》）。《上海打出中华牌》这篇通讯以大量事实表现了上海人改变狭隘保守观念，着力打好“中华牌”所出现的经济发展的新气象：上海从与外省市竞争的伙伴地位变为带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复兴的龙头；许多省市把上海看成是自己进入太平洋、走向世界的通道，资金技术纷纷投往上海；上海加速发展，这些省市乃至整个中华也加速发展。从“上海牌”到“中华牌”，这个转变反映了改革开放中上海人思想观念的升华。这种全新的、反映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对形成中国经济新格局，促进全国改革开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随世运，无日不争新”。在通讯的写作中，要特别注意把题材本身的特点，和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炼意”，以增强作品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叶圣陶先生说得好：“读书贵有所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所谓“触发”，就是由这一事物联想和感悟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要写出富有时代精神的通讯作品，就要在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触发”能力上下工夫，见功力。《上海打出中华牌》的作者从上海的巨变中得到“触发”，准确把握和表达了由上海想到全国、由“上海牌”想到“中华牌”，这一上海人民思想观念的质的飞跃，从而及时地反映了时代风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