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著名摄影师潜伏七周拍下华尔街地铁众生相

核心提示：各个种族、阶层的人们跨入了同一趟列车同一节车厢，他们俨然成了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小团体。人物是随机的地点和时间却是固定的。这些照片的拍摄地位于曼哈顿闹市区的华尔街站和中央公园站之间的地铁上，时间则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

外滩画报10月31日报道 年轻男子穿着西服，蓄着胡须，眼睛紧闭，皮肤苍白，iPod耳线缠绕于耳，像是若有所思，又像是昨晚熬夜了。他右边那位先生看上去也没睡好，黑眼圈就可以说明一切。画面左边有一位男子，皱着眉，抿着嘴，直瞪着地面。

在另一张照片上，一位身穿米色风衣的中年女士刚刚发现了摄影师，有点惊讶地盯着镜头。浓重的黑眼圈说明主人公昨夜同样没睡好。中年女士右边站着一位有点上了年纪的秃头老先生，低头查看着他的黑莓手机，表情有点忧心忡忡。中年女士左边紧邻着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有点忧伤有点迷茫。画面上另外两位乘客目光呆滞地看着前下方。他们的背后，一个年轻的男乘客发现了摄影师的秘密行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睡眠不足、忧伤、迷茫、不快乐、心事重重。荷兰摄影师莱尼尔·格里琛在纽约华尔街地铁站潜伏了整整7 个星期，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来往乘客们抓拍下一个个凝固的瞬间。画面中的他们，神思恍惚，心不在焉，至少很多人的表情看起来都不快乐。

这不正是国际大都市上班族的真实群像吗？白天为工作疲于奔命，晚上回到家，面对的是同样危机重重的家庭。或者沉迷灯红酒绿，在酒精、香烟、派对中，企图忘记白天在超级大都市奔波劳碌的艰难。当太阳升起，人们带着昨夜留下的倦容，重新踏上为生计奔波的路途。这种种情形，我们早已熟视无睹，然而在摄影师的镜头下，却被重新赋予了生命。

某种程度上来说，来自各个种族、各个阶层的人们跨入了同一趟列车的同一节车厢，他们俨然成了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小团体。人物是随机的，地点和时间却是固定的。这些照片的拍摄地位于曼哈顿闹市区的华尔街站和中央公园站之间的地铁上，时间则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普通人再普通不过的表情，从一个最真实的侧面反映了肆虐于2009 年的金融风暴：从他们的脸上，观众们似乎真的能读出，股票跌了，操盘手慌了，金融体系垮了。

最近，荷兰摄影师莱尼尔·格里琛将这一摄影系列集结成书，书名为《华尔街站》，由德国老牌艺术图书出版公司Hatje Cantz 出版。

“欧洲人”系列之后成就《华尔街站》

莱尼尔·格里琛对街头的人物众生相有着浓厚的兴趣。2005 年，他策划过一次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拍摄项目“欧洲人”。为此，莱尼尔·格里琛走遍了25 个欧洲国家，将镜头对准了街道上的芸芸众生。他发现，只要一件荧光色的安全夹克，就可以让路人注意不到他是个带着好奇心的摄影师，而把他当成了一个土地勘探员，于是，他能混迹人群中，尽情拍照而不被发现。

“欧洲人”这一题材系列后来在众多博物馆中展览。在这一题材中，摄影师对街头陌生人命运的好奇心让观众一目了然。观众从这些照片中不仅窥见了当代欧洲人的生活，也许还看到了他们自己。

《华尔街站》是格里琛纪实风格摄影的延续。2009 年，他在纽约华尔街地铁站拍了相当数量的照片。在选择拍摄题材的时候，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置身于“文献摄影”（通常指摄影中一种常见的风格和形式，常运用于记录重要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传统中，追随着布鲁斯·大卫森在1980 年代（BruceDavidson，美国著名摄影师）、沃克·埃文斯在1930 年代（Walker Evans，美国著名摄影师，以拍摄大萧条后的美国惨淡状况著名）的脚步。埃文斯和大卫森都拍摄过地铁中的人们，他们着迷于人们在超级大都市中的日常生活，着迷于观察个人隐私和公众生活之间的分界线如何消失于地铁中。

格里琛把拍摄地点选择在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纽约，拍摄时间选择于世界金融危机刚刚爆发后。从图片中我们看到了数目巨大的地铁乘客。这些未经摆拍的群体画像反映了金融危机打击下人们的集体感受。当世界经济体系崩溃后，人们尚未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迷茫和忧伤占据了他们的心胸。莱尼尔·格里琛的“华尔街站”系列把世界经济中失去的和可能的历史转折人格化了。

是二三流还是后现代的街头摄影19 世纪中叶，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文章中指出，浪迹于超级大都市中的漫步者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奇观。这“漫无目标的漫步者”眩晕于永不结束的人流和车辆；街道上发生的无数事件；无数建筑被拆毁，无数建筑在兴建。事实上，新闻记者、娱乐记者和摄影记者在超级大都市的街道上发现了他们的兴趣所在—无论是沃克·埃文斯、布鲁斯·大卫森，还是莱尼尔·格里琛都是这样。

1938 年到1941 年之间，沃克·埃文斯持续拍摄纽约地铁。1961 年，他将作品集结出版，书名为《召唤》。评论者在前言中指出，摄影师的镜头体现了人性中众多复杂的层面。2009 年，这一情况得到了延续。莱尼尔·格里琛选择了相同的地铁线——莱克星顿线去拍摄地铁乘客，和沃克·埃文斯在1940年做的事情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与1940 年相比，现今的纽约变成了人类的大熔炉，各种社会层面的、不同民族的、不同人种的背景在纽约融为一体，为观者提供了更复杂的视觉奇观。

人们往往会通过伪装自己去隐藏内评论者认为，莱尼尔·格里琛的图片将金融危机下人们的焦虑和茫然人格化了心的痛苦与阴暗，而这也是人们内心最简单、最强烈的行为。美国著名影评家及小说家詹姆斯·爱吉曾在他与埃文斯的合著《Many Are Called》的序言里写道：“埃文斯准确地嗅到了地铁众生相。”人的一生中，只有在为数不多的时刻会把自己的面具摘下，埃文斯则抓住了在车厢中的的时光，把人们最初的样子捕捉进他的镜头。

2009 年， 继承着前辈们的传统，格里琛也着手开始了这项尝试，并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他从跨入站台的那一刻起就打开了相机，直到快要关上车门的最后一刻，仍抓紧最后的时机对着车厢扫一遍镜头。他的摄影从乘客等车的时候就开始了，直到他们离开他还在等待。这样的状态下要想摆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有人朝着镜头的方向看过来（镜头藏在口袋里不会被发现），那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如果他能看上镜头十秒，那不是想得出神，就是陷入沉思。

不过一些评论者评价《华尔街站》：“这样的水平在这个年代只能算是二三流的街头摄影。”推崇者却说，这是一种后现代的街头摄影，“照片的魅力在于它有种神秘的不确定性。一张照片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这本书用这种多维的组合挑战着我们生锈的脑袋，让我们借由照片这个跳板重新思考生活。”

媒体高度评价《华尔街站》

这些照片在这场金融风暴过后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启示。没有人会去嘲笑图中人，大家都明白自己身处何境，转而冷静客观地去思考。遭受重创的人们在地铁中，好像躲进了地下的避风港，难得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华尔街站》画册所带来的全新视角，在这场危机过后，其价值甚至可能远超于某些报刊杂志经济版的专栏。它深度揭示了华尔街常态背后的另一面，没有那么轰动，没有那么张扬，但足够真实。

评论家Frits Giersberg在集结出版的《华尔街站》前言中写道：“人们总是简单地以为：在摄影这门行当中，一切可能性都已经穷尽了。当然这不是真的。仍然有很多事情等待人们去发现，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摄影师和艺术家。但是因为思维的惰性，人们总是更容易倾向于认为所有东西都已被拍完了。”

“莱尼尔·格里琛的《华尔街站》绝对有资格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例子。虽然地铁摄影早已不是新鲜事了，但是格里琛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先河，因为没有人用过他这样的手法。他的视角不仅新颖、独特，而且颇具挑战性，似乎是融合了多种角度于一身。对于一名富有想象力及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从来不会缺乏新鲜的题材。”

“《华尔街站》里的那些照片乍一看仿佛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场景，而事实上它们本来就是，除了有那么一点特别，有那么一点错综复杂。个中原因在于每拍一张照片，格里琛都把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场景：临近离别，短暂一瞥。他很擅长在门前给整个车厢来个连环炮式的全景扫摄，然后回到工作室把一张一张个性鲜明的个体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让他们在画册中引爆出惊人的化学反应。”

B=《外滩画报》

G= 莱尼尔·格里琛（Reinier Gerritsen）

“那种亲密的感觉仿佛整个地铁站都是我的”

B：请介绍一下你的这本新画册《华尔街站》吧。

G：这本画册的装帧和设计非常好。书的设计者是在荷兰非常出名的德国设计师Hatje Cantz，他找到了照片和文字的平衡点，使它们恰到好处地呈现一种节奏感与韵律感。

B：你出版这本画册的初衷是什么？

G：2008 年，我去了法兰克福、伦敦以及巴黎这些欧洲经济大动脉的城市，想在这些城市中挖掘出经济危机的情况，但是这个系列做得并不是很成功。次年也就是2009 年1 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在纽约的华尔街停留了两周时间。在一开始的5 天之内我就在华尔街的地铁里拍下来一些照片，然后第6 天我意识到我找到了想要的灵感。这些成果后来在荷兰杂志《VN》上刊登，它们真的很棒。所以我决定回到那块福地。我的朋友Elise Engler 在纽约有套很大的公寓，在纽约期间我可以住在那儿。算起来在纽约尤其是在华尔街，我前前后后总共呆了有7个星期。

B：有没有人发现你的“地下工作”？

G：有，而且有很多，但毕竟在纽约街头有很多摄影师，所以路人已经习以为常，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另外一方面纽约人很好奇、很友好也很和蔼可亲，经常有人会凑过来问我：“嗨！你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我会慢慢解释给他们听。

B：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

G：经常会有警察来盘问我，但当他们搞清楚状况以后也不会对我过多阻拦。在地铁里拍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按下闪光灯或是扛上三角架那麻烦就大了。

B：那么有没有遇上意想不到的惊喜？

G：所有那些在地铁里像拉家常一般平凡而又温馨的对话，让我觉得这整个车厢像是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士兵让我记忆犹新。记得那时我跟他短暂地聊天之后到站要下车了，离别的时候，他向我行了军礼。我完成我的任务收工回家了，而他即将要踏上前往伊拉克的不归之路。

B：你是否也认为经济危机使全球受到重创？那么是物质方面的打击更多还是精神方面的更多？

G：两者都有。但是在危机中我们也在成长。世界瞬息万变，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B：你是否把沃克·埃文斯视为偶像?

G：沃克·埃文斯的确非常伟大，但是我的偶像是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

B：在你所有的拍摄对象中，谁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G：那个奔赴前线的士兵。他很害怕在战场上会发生什么，更害怕再也见不到家人。我很同情他。

B：你有没有两次拍过同一个乘客?

G：有。那是一个17 岁的小伙子。当我大约隔了近一年的时间再次遇见他时，我决定送他那张我拍他的照片，可是他那时在车厢的另一头，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潮把他冲得不见踪影。

B：在拍摄完成之后再次回到华尔街，你心中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比如共鸣或是亲密？

G：对，那种感觉就是亲密。就好像整个地铁站都是我的。

B：华尔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G：相比危机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整个纽约已经恢复很多了。

B：中国有一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人也常说：“黑暗之中总有一丝光明。”那么你觉得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启示？

G：我们都意识到了我们必须去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还有一点就是贪婪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B：你找到你的新“猎物”了吗？

G：是的，最近我正在海牙参与一个拍摄政府建筑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