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成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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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13 10:59
揭秘中国官方智库谱系：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
北京香山脚下，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们，继续成为记者“宠儿”，十七大召开前夕，学校关键部门的教授们要应对记者们的高频约访，尤其是被认为参与了十七大有关筹备工作的学者们，也许他们的谈话，就能让媒体嗅到十七大的动向。
密集约访不仅在十七大前，过去5年，每次中央全会召开前后，“中央党校教授”都是媒体采访重点，甚至包括新华社——十六届六中全会前，新华社发表了一系列“吹风”稿件，“中央党校教授”成为有关话题的权威阐述者。
媒体的热情来自一贯经验：由于教授们经常和高级官员接触，高层的很多重要讲话都在中央党校发表，因此中央党校教授对趋势往往有更准确的理解。
真正吸引媒体的，是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理论智库的地位——这意味着接受采访的教授，或许就为他感兴趣的中央决策提供过智力支持。所以，中新社最近的一篇文章说，“被视为对十七大报告定调的‘6·25讲话’就是出自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
事实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不仅是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的总结要点就包括要做中央“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目标，以过往的惯例看，该机构会有专家参与了各方瞩目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一以经济研究著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众多专家，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
而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副省长们则刚刚结束了一个以“社会保障”为主题的专题研究班，该院教授说，相关建议会以咨询报告的形式上报给国务院——这是国家行政学院为高层提供的咨询渠道之一。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年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前，该机构都是与经济有关的调研课题的重要承担者，该院也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官方智库(或官方智囊机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高层智库体系日益发育，其数量已不下十个。
这是一个既公开又隐秘的群体：公开是因为这些机构早为人熟知，隐秘则是因为他们作为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提供决策服务，公众却知之甚少。
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
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
因为定位不同，各机构参与的方式也有不同，从宏观层面说，这些机构的影响经常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
上述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而智囊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并让自己的观点为报告所吸收，也成为其影响决策的最佳手段。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经常成为主要参与机构。
“中共十二大以后逐步形成一种惯例，历届党代会和要做出重要决策的中央全会，中央除召开常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外，还要委托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小组等单位拟定一些重大研究题目，布置给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白和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之前一年，一些权威机构就会给我们分配任务。”至于渠道，“如果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研究，当时就会说清楚如何上报。”
“十四大前，我们就领了一个任务，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研究。”当时各方对“要不要搞市场经济，怎么搞市场经济”意见纷繁。
宏观经济研究院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等，“这些提法对以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有影响”。
而中央党校则经常参与党代会报告中相关理论部分的起草，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撰文说，郑必坚(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相继参加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十六大报告(负责前面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亦是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传统机构，例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曾连续参与了几届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他也是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经济组的成员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则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定起草人之一，相对而言，这些决定都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文件。
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一五”之前称“五年计划”)也是上述智囊机构发挥影响的重要方式，“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我们都要做大量研究工作。”白和金说。白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智囊机构影响决策的另外一个直接途径则是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这或许是影响高层最直接的手段，“虽然前面的讲稿为集体智慧，但后面专家回答问题时可以讲述个人的观点。”有学者如是说。
汇总高官意见的平台
引人注意的是，在核心官方智囊机构中，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因其学员都为高级官员，发挥了与其他智囊机构不同的作用。
两个机构还有就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的省部级官员专题研究班。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王伟透露，国务院一个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先在国家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专题研讨班。
“比如要举办一个财政体制改革研讨班，会由文件起草部门(比如财政部)的部长、副部长到学院来宣讲，就为什么要搞，背景是什么，基本内容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征求省部长班的学员意见。”
“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研讨班结束时，大多由国务院领导和学员座谈。他们看了简报，了解了情况，再听学员当面发表意见后，一般会就这个问题做一次讲话。根据研讨班以及国务院领导讲话精神，有关起草小组再对文件进行完善，然后报国务院会议，批准决定。”王伟说。
第一次开办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是在1998年3月底。根据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主题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研讨班有一百人左右，各部至少有一个主管副部长，部分省的常务副省长、副省长，重庆市则是由担任市编委主任的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参加。在研讨班上，中编办负责人介绍国家机构调整方案，人事部负责人讲人员分流的解决方案等。”
王伟当时负责这个班的具体工作，“国务院当时只找了部分省，但好多省得到消息后，通过各种渠道想参加。可以说，这个班的学员都参与了决策。他们根据各自部委和所属省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很多建议，这对后来修改有关文件起了很大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说，此后这种专题研讨班成为惯例，一般每年举办两次。
这些专题研讨班一般都紧扣当时的决策热点，比如1998年的题目是“金融改革与监管”，2000年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今年举行的两次研讨的题目分别是‘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
中央党校省部级官员专题研究班也有类似作用，不过研讨的话题往往更具理论色彩，带有“党口”的鲜明特色。
http://www.gznet.com/news/national/mtjj/200710/t20071011_337476.html 相对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则更为具体。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为例，每年大约要做三四百个课题。“一类为纵向课题，主要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每年大约有六十多个，量不大，但是规模很大。”白和金说。
另一类为横向课题，主要是中央各部委委托的课题，包括一些省市政府，甚至县政府也会委托他们，每年至少有二百多个，这一部分，委托单位要负担相应经费。
还有一种是应急性研究课题，一般在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往往要求短时间内拿出报告，有时甚至要求在一星期内拿出方案。
“我们在‘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美国次债危机’之后都曾接过这样的课题。一般不要求面面俱到，有的非常简短，甚至就是几千字，但要求对形势有充分把握，有自己见解。”
由于部委研究机构和决策部门关系紧密，有时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研究者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政策的暗示、是放刺探气球。
有关研究者回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多次申明“人民币不贬值”，而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研究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前面的部分说得都很好，但最后，他表达了一点个人看法，说‘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有点弹性’，香港媒体认为这是政府在放信号，当天香港汇市就发生波动，直到发改委领导表示人民币汇率不会变，香港汇市才稳定下来。”
目前，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学者说话非常谨慎。
按现有决策体制，中央关于某个领域的政策，往往由相关部委负责制定，其中部委下属研究机构由此往往发挥影响中央的作用。
2005年前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严重，总理温家宝也替农民工讨薪，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工资所不久就接到部里任务，“研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要求两个月内拿出结果。”工资所所长苏海南说。
该所随后形成了一个报告，“这些措施办法(报告里的)最后浓缩到国务院2006年2月发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里。”
一些部委也就所属领域出现突发性问题寻求咨询，“今年麦当劳肯德基雇用大学生，只给很少的工资，工会部门说他们违法，作为劳动保障部门应该表态，但按当时政策，这种类型的兼职不属劳动关系，企业就认为，大学生不受最低工资制度的保护。”
“部领导让我们研究如何做出回答，我们认为，根据现有规定，不能直接说这些企业违法，但他们至少是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违背的。”苏海南说。
“我们离部门决策确实更近一些，研究的课题也更为实际，有些人说我们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直接适应了官方的政策设计需求，这是因为分工不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但这种政策设计研究也需要我们以较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做支撑。”
早在1980年代中期，贾康和他所在的单位就开始研究分税制，“我们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成果，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现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员经常参加中央财经决策高层的相关座谈和会议。
“国家的一些方案要落实到部委，而任何一个部委，具体提方案对策大都是落实到某个司，然后是这个司的某个处，最后就是几个人来想办法，所以他们需要专家支持。”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对本报记者说。
张蕴岭说，相关机构非常清楚专家们的专长。本报记者无法确证它们是否有专家库名单，但张说，一旦有事，这些机构马上就可以找到所需的专家。“通过各种会议，它们和专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更重要的途径
事实上，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提到，该校“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其中，《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章后来引发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上的资料显示，该机构有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的内参，信息专报主要刊登社科界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对策建议的稿件，不定期出版，每期发表一篇稿件，4000字左右。
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该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说，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该院报送的信息材料达到四百多篇，是前一年的一倍。
国家行政学院有自己的内参名为《咨询与研究》。“我们的院长、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学院开学典礼上特别讲道：‘这个内参每期我都认真地看。’他看了之后还会有选择地转送给国务院有关领导，或批示给有关部门看。比如有关事业体制改革的内参，他就批给了人事部和中编办。”王伟说。
《咨询与研究》2005年试刊的时候，王伟写了《关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几点意见》。担任主编的是国家行政学院一位副院长。“他亲自修改稿件，并先报送华建敏院长看。看了之后觉得行，再向国务院报。据说，国务院主要领导也看了。后来，学院鼓励我们，将到下面调研时发现的重大问题，写成内参。”
之前的2002年1月，某地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两个部门的摩擦事件。此事根源在于行政体制不顺。“我们就同新华社合作，通过在四个省的实地调查和拍摄，搞了一个‘高速公路管理体制调查’的音像内参，报送中央。”王伟说。“十六大前夕，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中央办公厅要求我们写一个文字材料，后来得知，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思。通过这个事情，我清楚感觉到：中央领导很关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这些智囊机构的专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建议能更快速的被接受，还要用更简洁易懂的形式来表达。“你要让相关部门很快明白你的意思。”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说，“自己感觉很好，但上面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中间环节就给刷下来了。”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则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这被称为“纳谏”。复旦大学教授孙哲于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曾列举了智囊机构学者在外交领域施展私人影响的情况：“‘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部分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部分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部分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官方智囊机构庞大体系背后，是决策者们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决策背景。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其后，中共领导层多次谈及这个话题。“本届政府在最初的一年半之内3次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越来越强化科学民主决策。”王伟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务院领导2003年在国家行政学院给省部长班讲话时承诺，“他当时大意是说，本届政府要做到‘一些重大决策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不作出，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不作出’。”
如此背景下，智囊机构和学者的作用自然越来越被重视。不过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说，跟国外不同的是，现在中国官方智囊机构和学者更多的还是从宏观上影响高层理念和改革思路，这也跟中国现在一些大的制度设计还没理顺有关。“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经济学的春天，很多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十五大之后，是法学的春天，包括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内的一些机构，参与了许多法律的起草工作；而现在则是社会学的春天。”他说。
高层推动决策科学化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王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长研讨班上的一次讲话，王还记得，其时这位共和国总理对在场的省部长们说，“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http://www.gznet.com/news/national/mtjj/200710/t20071011_337476_1.html
揭开湖北“第一智囊团”神秘面纱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10/31/content_6976769.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
[提要]
说到“智囊”，人们往往将目光投向中央领导人的四周，但是在湖北省政府的咨询机构中，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36位省政府参事。他们是年过半百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超脱，他们的建议往往能够通过“直通车”直达高层，他们的建言不止一次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被人们誉为“现代诸葛”。
资料图片：湖北省长罗清泉向九位新聘政府参事颁发聘书。
资料图片：湖北省长罗清泉向政府参事颁发聘书。
在湖北省政府的咨询机构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省长亲自聘任的“智囊”；他们的报告和建议书有专用的格式，先由省政府秘书长批阅，再呈交相关省长亲批；他们享有“智囊团”、“政府高参”的美誉——这就是36位省政府参事。
在历经半月的采访后，记者总结出这一群体的三大特点：年过半百的高级知识分子，某一行业和领域的资深专家；身份超脱，为省政府领导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提供咨询；报告或建议以“直通车”方式直达高层，并能得到及时反馈。
如今，作为政府决策系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参事的“智库”作用日益凸显。但长期以来，他们身上的神秘色彩还不为外人所知。
来自总理的批示
去年7月，“高参”郑守仁提出的《关于三峡工程投运后对坝下游河道冲刷亟待立专项研究及治理的建议》呈交到国务院。
国家领导温家宝、曾培炎、华建敏先后批示。7月19日温家宝同志批示。4天后，省长罗清泉提笔写下一段话……
今年9月底，一份文件被转至湖北省政府参事室。
由省政府参事张永泰参与，沿江13个省市政府参事联合调研组撰写的《重视长江黄金水道作用》，受到国家领导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分别作出批示。
这份建议书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赞誉，是因为它的价值所在。
近4000字的报告中，条理清楚，既有数据分析，又有理论建言。它针对日益繁忙的长江航运，从航道治理、三峡通航、加强新建桥梁的规划和管理、加快航运立法和法规修订工作等，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让长江黄金水道又好又快发展。
一位航运业内人士说：“有关长江黄金水道的问题，各省和中央都很重视，但是像张永泰等参事这样如此系统、专业提出建言的并不多。”
事实上，湖北“高参”的建言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不是第一次。
去年7月，“高参”郑守仁提出的《关于三峡工程投运后对坝下游河道冲刷亟待立专项研究及治理的建议》也呈交到国务院。郑守仁指出，三峡工程投运后对长江中下游河势演变及防洪影响亟待立专项研究和治理、尽快实施荆江河势控制应急工程建设、建立健全崩岸险情监测及应急抢护机制、启动长江中下游河道整治工程的前期工作等4个方面的建议，来应对清水下泄的问题。
温家宝、曾培炎、华建敏先后批示。7月19日温家宝同志批示：所提建议，值得重视。4天后，省长罗清泉提笔写下一段话：郑守仁院士所提意见十分重要，请水利厅继续报告水利部、长江委，尽快制定应对措施。参事室这一工作做得很好。
这就是湖北的“高参”——作为政府决策系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智库”作用日益凸显。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徐德文介绍说，湖北参事的建言不断引起中央高层关注，不仅为“政府高参”赢得尊重，更使湖北参事在全国参事界赢得“团体冠军”的美誉。
36位“现代诸葛”
张永泰也好，郑守仁也罢，他们只是湖北省36位参事中的一员。在省政府，众多的“高参”扮演着“现代诸葛”的身份，成为政府的“第一智囊团”。
据统计，近4年，省政府参事提交参政建议106份，省领导批示率达100%。
“参事们身份超脱、学识渊博，他们上问省计民生，下问百姓冷暖，为省领导决策提供多视角参考建议。”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徐德文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政府职能转变和运行机制的不断创新，参事工作在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实，参事的由来颇有历史。
1950年初，湖北省有一批民主党派、无党派高层人士和原国民党军政的高级官员，他们具有一定的学识，为让这批人士参加到我省的改革和发展建设之中，特别成立参事室，他们也就是最早的一批参事。岁月流逝，这批人仅剩下两位年过九旬的老参事。
数十年后，政府感到这批学识渊博的智者，在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重用，成为政府决策不可少的“智囊团”，随后开始陆续聘任了一批批参事。
在此后进行的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中，省政府参事室始终作为政府系列中的正厅级机构予以保留，足见政府决策者对参事工作的重视。
参事的首聘年龄一般都在60岁左右。湖北省的参事在不断的更新中，每位参事最多任两届十年。现任参事中有5名院士，教授级的学者达到24名，另有厅局级和副省部级人员多名。
事实上，参事是一个德高望重、群英荟萃的群体，大家都无愧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是领军人物，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显著的业绩。他们作为政府的高参智囊，既要立足专业，又要能超越自我，以宽广眼界观察全局，以战略思维分析问题，负责任地提出建议，正面地影响决策，充分体现政府智力支持系统的价值。
对于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省政府来说，其决策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因此，必然要从机制上和制度上着手，积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参事，就是要推进科学和民主的决策。”徐德文介绍，政府的正确决策，离不开专家咨询系统，需要借助“外脑”，利用各方面的智力。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中，政府参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63岁的胡适耕有两份工作。一是华科大的教授、博导，二是省政府的参事。
“有了感触，才会有思考。”《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的几个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和《关于促进我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就是他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后得出的。胡适耕说：“无论是农村基础教育，还是中职教育，随着经济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都具备了物质和技术等方面的条件。”而从1990年代开始，因高校的扩招和就业等种种原因，中职教育已经走上了下坡路。“你要知道，在德国，一半学生的比例是中职教育，社会市场调节功能很健全。”
为了调查农村基础教育实情，胡适耕曾跑过随州、宜昌、荆门等地的农村。
一次，在五峰深山的希望小学，胡适耕见到了一生难忘的一幕。几里路荒无人烟，小学有着一栋漂亮的两层教学楼，教室里也是宽敞明亮。意想不到的是，漂亮的教学楼旁，就是学校自建的学生宿舍，“比建筑工人的工棚好不了多少，屋里还漏雨。”
“这所学校，虽有着漂亮的教学楼，但学生仍过着艰苦的生活。”
这样，胡适耕就在接触大量基层情况后，认真地总结，提出了针对性、可行性的建议。
“钱如何用在刀口上？山里的校舍为何比华科的教学楼还豪华？”两年后的今天，胡适耕发现，当初自己的建议和国家的种种政策不谋而合，“两免一补”等政策的推行，大大改善了农村基础教育环境。
前年，“老铁路”余长富以铁路专家的身份，成为湖北参事中的一员。
“参事提交的意见，由政府首长亲自批阅，所以对课题的研究必须透彻，才能得出深层次的结论。”62岁的他，最吸引人视线的是一头银发。说起话来，让人感到幽默和温和。
“高参”余长富的一生和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湖北铁路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现，需要有人在铁路建设方面建言献策。
“我成为参事，有两点优势。首先我是湖北的"老铁路"，方方面面的情况很熟悉。二是我如今在铁路上没有担任行政职务，很"超脱"，可以大胆的讲真话，说实话。”“武广铁路”和“宜万铁路”线的建设极具挑战。多方考虑后余长富曾建言，铁路建设中涉及的“民生”问题和“技术、规划”问题同等重要，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引起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工作应经得起时间考验，要的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不能让政府和人民日后为我们的"遗留问题"埋单。”
据了解，近年来，省政府参事室广纳贤才，遴选出一批优秀人才加入到政府参事行列，形成了结构合理、进出有序的参事队伍。
省长给“高参”出题
今年，省委常委、副省长阮成发给“高参”出了一个题目：调查县市环保行政能力建设情况。
“环保高参”沈晓鲤说，其实这个问题涉及的矛盾由来已久，很值得领导去关注。
那么，“高参”们究竟在研究什么？他们的研究或建议为何会得到省领导的认可呢？
据了解，近年来，省政府参事室探索出“省长出题、部门荐题、参事报题、参事室组题”的调研课题选定方式，每年确定一批关乎省计民生和百姓切身利益的选题，进行调查和研究，供省领导参阅。
3年前，省长就开始关注城乡救助体系。去年，沈福权和胡传秀经过深入研究，提出尽快出台《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意见》，健全权威性的管理机构和规范性的运行机制，并慎重、适时适量提高城乡社会救助的补助标准等，得到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认可。
事实上，各位省长亲自审定年度调研课题，在课题选择上实现了政府领导与政府参事的良性互动，大大提高了调研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今年，省委常委、副省长阮成发又给“高参”出了一个题目：调查县市环保行政能力建设情况。
“检查多了，领导们就会发现，为何环保问题总是出在县市一级，为何如此普遍？”“环保高参”沈晓鲤说，其实这个问题涉及的矛盾由来已久，很值得领导去关注。
在荆州、孝感、襄樊等地跑了3个月，沈晓鲤虽早有所闻，但还是感到震惊。
“有的基层环保局还在吃排污费，编制问题更是复杂。”他说，省环保执法队只有10个编制，县市的环保局有的还是事业局；有的地方，环保测试仪器完全不具备，懂技术的大学生跑了很多，连房子都还是借的……
沈晓鲤分析，其实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地方，无论是人才跟进，还是编制和收费标准，都是10年、20年前的标准，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后来，这份报告被阮成发批示：几位参事的意见很好，请省环保局认真研究吸收。全省环保系统的困难很多，但严重超编又制约、影响解决困难的措施制定和实施，省环保局要会同编办等部门研究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省领导罗清泉、周坚卫也作出了相应批示。
“直通车”直达高层
湖北“高参”在全国率先创立参政建议直通车制度，参事们撰写的建议书直达省领导案头。此做法受到国务院参事室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也正因如此，“高参”对待每份建议书都格外用心。
早在去年，沈晓鲤就关注我省造纸业环保问题，果不其然，今年开始，省里开始大规模关停小纸厂。
“我看了一下名单，今年被列入关停的小纸厂有200多家。”他介绍，当前，我省造纸业总体上发展滞后，规模偏小，污染严重，但是潜在优势也很大，有望成为拉动湖北经济发展的支柱制造业之一。
他分析，目前造纸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但是造成的污染占到很重的一块。几十年前，湖北造纸业在全国是很有名气的，现在产量却是山东的十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上规模的企业少。“综观全局，关停小厂虽暂时损失小利益，但有利产业的壮大，环境也会随之得到很大改善。”
今年7月，沈福权在一份《关于做大做强我省畜牧产业的建议》的提案中指出，粮食价格的上涨，最终会导致猪肉价格的上涨。
“物价指数能说明一切。”对此，他反复征求畜牧局、农业厅等部门的意见，跑到基层调查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充分从体制上寻找原因。
此前，沈福权就提出《关于“光华公益书海工程”的建议》，要在全省创办“农家书屋”。不久前，他收到省政府文件《关于实施“农家书屋”工程的意见》，称要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规划出相应的措施，并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把沈福权早期提出的“光华公益书海工程”纳入其中，建设和基本运转经费分年度纳入政府预算。
近3年来，“高参”张永泰、张大有等人围绕湖北如何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发展湖北水运，先后提出了4份建言，省长罗清泉在这些建议上都签署了肯定的意见。去年，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全省长江水运业发展的意见》，大量的集中地采纳了这4个建议的基本观点和对策。
身份超脱的长者
事实上，“高参”的工作并无报酬。具有超脱的身份，他们讲真话、言实情，不说假话和违心的话。
沈晓鲤是一位研究环保问题的权威专家，“虽是参政，但关键是要讲科学和不误导的科学观。”
做了4年“高参”的胡适耕，一直是一个无所求的人。对他来说，每年也就花两个月左右时间下乡镇调研，深层了解问题。他有个习惯，调研时很少开口，“不评头论足，不评价基层的工作。”
65岁的沈福权最值得尊敬。也许是他省物价局原局长的身份，两年内，沈福权的建言最多，所涉猎的领域极其广泛。以至于张永泰深深为其“题目广、敏感度高”而评价：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
记者见到这位“大忙人”时，他正在“写字”。“我不会用电脑打字，每次写建议都是用写字板，一笔一画输进电脑。”
沈福权有个习惯，很少开手机，有人找他，一般是打办公室的电话，而双休日，是找他的最好的时机，就算是大年初一，他也多半待在办公室。因为，他有做不完的事。
“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沈福权说，担任省政府参事虽然比较超脱、相对来讲时间充裕，但毕竟自己从主角变成了配角、从决策者变成了献策者、从当政人变成了议政人等。说实在的，职能上的大转换，要求腿要勤、嘴要勤、脑要勤，不断的熟悉新政策，了解新知识。
他始终认为，参事不能只看有没有领导批示，或只停留在一般化的批示上，而应该有批示有办理、有落实有回复，要有督办和对建言人的通气工作，看能不能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最终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
“参事是我的最后一岗，国家给我这么多钱，惟求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长江商报罗道海 熊杰）
高层智囊揭秘总理报告出台过程中国智囊人士：中国将在世界政治中扮演四种角色
中国知名智囊人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今天在此间表示，在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中，中国将扮演四种角色：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各个文明之间的交融，保障国际格局的平稳过渡，倡导合理的国际规则和秩序。
王缉思在今天开幕的北京论坛上作主旨报告时说，在世界权力和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十分客观冷静地估计自身实力，力戒虚浮之风，谨慎分析各种国际力量的消长，既坚持国际道义原则，又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旋涡。
他表示，中国将坚持不结盟的政策，不搞大国集团政治；中国将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与合作态势，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中国要创建出一个以自主创新、扩大内需为基点、不过分依赖物质资源的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样，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就能够成为一个可预测的稳定因素。
王缉思说，在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现存国际规则之后，中国将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需要在《京都议定书》于二0一二年失效之前，提出具体的节能减排方案；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中国应当在世界能源价格等问题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作为核大国和空间技术迅速进步的大国，中国将在核不扩散机制、军控机制、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机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贸易大国，中国在今年WTO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之后，需要同相关国家协调，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记者 周兆军)
观点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08/content_10324852.htm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社会发达国家,思想库已经成为影响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智库在中国蓬勃而起。这后面的一个深刻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开始逐步进入了知识产业大发展的时代。
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发展和知识需求相互激荡的变革，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并没有做好体制准备，智库研究的水平和对服务需求满足的差距，使得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机构，尚未在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直接促成了眼下中国智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
这的确是一个硬梆梆的现实，我们在调查中看到，不少智库，无论是官方型还是民间型，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和管理制度的错位、缺位、无序而惨淡经营；面对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取向的资金诱惑，一些智库在独立研究和社会公正面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批判的不是中国智库“泥沙俱下”的发展现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智库研究这个既有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又有市场属性的特殊行业，一方面，作为决策咨询产品的提供者，中国智库需要重建自己的社会担当；另一方面，作为主要管理者和主要需求者的政府，应该从国家精神和软实力的高度重新审视过去偏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模式，重视且积极推动中国现代智库战略力量的发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智库锋芒的磨砺和破空而出，既需要中国智库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力支持和需求驱动。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1/31/content_10739239.htm
参事工作功不可没
崔占福回顾国务院参事室由来 中新网4月8日电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崔占福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介绍中国独特的政府参事工作。他引述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参事工作的历史贡献是“功不可没”。
崔占福介绍说，中央领导最早提出成立参事室是在1949年的4月7日，在那一天毛主席发电报给华东局的邓小平、陈毅等同志，电报提出来上海解放之后，要立即成立一个咨询机构，比如叫参议室，要为建设新上海出谋划策。从电报里可以看出，当时正处于全国解放的前夕，毛主席相当繁忙，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想到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可见这个机构是非常的必要的。毛主席要亲自给这个机构起名字，提出了倾向性的意见，比如叫“参议室”，但后来成立的时候，改成了参事室，但这个“参事室”也是经过毛主席深思熟虑亲定的。对于这个机构的定位，毛主席做了界定，就是为政府出谋划策。
据介绍，国务院参事室成立于1949年11月11日，全国各省、区、市政府的参事室是1950年成立的，国务院参事室是主管政府参事工作的，具有统战性和咨询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
他介绍说，国务院参事室的主要工作包括：
第一，组织国务院的参事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政府依法行政、科学决策发挥作用。
第二，对重要的国家法律、法规的草案和重要文件的草案提出修改的意见。
第三，密切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及时的反映社情民意。
第四，参加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第五，对地方的参事室进行业务的指导，等等。
国务院的参事由国务院总理聘任，地方政府的参事由省长、自治区的主席和直辖市的市长聘任。聘任的范围主要是非中共人士当中有代表性、有影响和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
崔占福说，参事室的设置是新中国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一个创举，党和政府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团结党外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崔占福说，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参事们参政建言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和参考。新一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参事工作，去年温家宝总理在百忙之中莅临国务院参事室视察和指导工作，和国务院的参事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充分肯定参事工作的历史贡献，并对新时期的参事工作提出了要求，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领导人的智库应该是包括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以及国务院研究室这一重量级的参谋部门。 从官方智库走出的高官
3月31日上午，在山东省委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姜异康被正式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
就在此前不久，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苏荣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调任卫生部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调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显然，官方智囊转任政府高官，是本轮人事调整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官方智库走上政坛，在他们身上是否有共同的特征？在众多的智囊中，他们凭什么脱颖而出？中央对他们委以重任，又是看重他们身上的哪些能力呢？
从智囊到高官
不可否认，每一位“智囊高官”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与可圈可点的功绩，他们的成功不可复制。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步入政坛的路线其实有章可循。
在此轮人事调整中，走出官方智库的高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调至地方，就任“一方大员”，比如姜异康、苏荣；一类升任中央相关部委的一把手，比如谢伏瞻、陈竺、夏勇。
调任地方的智囊大多具有丰富的基层与地方工作经验。2006年6月，姜异康升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此前其职务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同时兼任重庆市委移民工委书记、重庆市委党校校长。
在姜异康之前，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人选一般多从内部或者中央机关产生。比如，前任常务副院长桂世镛、陈福今均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在理论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树。姜异康则是从地方调任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一人，有着长期的基层与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当时这一安排，能够促使学院更多地针对地方政府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教授说。
成为“第一人”的还有苏荣。2006年7月，苏荣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随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姜异康的情况相同，苏荣也是从地方调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第一人。更巧合的是，与姜异康一样，苏荣在担任常务副校长1年多之后，也再次返回地方任职。
与此相比，谢伏瞻、陈竺、夏勇等人从智囊到高官的经历就显得略微简单一些，不过在外界看来也更“出人意料”。
2005年6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媒体称之为“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而2006年10月，中组部官员宣布任命谢伏瞻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时，谢伏瞻自己亦表示事情比较突然。
其实，在他们从政前，早已有从智囊过渡到政坛的迹象。2004年5月，夏勇以博导身份公布的一份简历显示，在法学所所长之外，他兼任的职务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研究会会长等等。同时，作为香港基本法专家，夏勇曾多次赴港参加基本法座谈或发表有关文章，被香港媒体称为“四大护法”之一。
群体性特征
这样一个群体，从智库转战政坛，厚实的学养显然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与凭借。
供职社科院法学所期间，夏勇曾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1995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0年，更被《中国青年》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一百位青年人物”。
不过，夏勇更高的声誉还是在人权与法治理论研究上。治学20余年中，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享誉学界。其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曾四次重印。近几年，他还连续推出主题为《政治法律》、《中国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和《宪政建设》的数部著作。
在2004年9月出版的《中国民权哲学》中，夏勇提出“新民本说”理论，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认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在学界看来，“新民本说”创新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民权的程序法则来成全民本，借助权利概念来完成民之本体的建构；二是提出“德性权利”的概念，为学者深入中国民权思想传统提供了路径。
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细节是，2000年9月22日，年仅39岁的夏勇成为中南海法制讲座的主讲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50多位部长面前，他的讲座题为“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并获得一致好评。此后不久，他就被外界看作中央高层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于此相应，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苏荣也展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特别是十七大闭幕后，苏荣相继发表了《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观点》(第一作者)、《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苏荣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文章，深刻解读十七大“新精神”，并前往多家央企与机关宣讲贯彻十七大精神。
但是，相对一般的学者或者学者官员而言，他们不仅是杰出的官方智囊，以其厚实的学术研究为政府出谋划策，同时也逐步在官方智库的平台上展现着其战略方面的能力。
1998年，陈竺从“战术科学家”转向“战略科学家”——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当时，该中心是一个“联邦制”的研究机构，将上海地区高校、科学院等6家单位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一起，搭建成一个国家级基因研究平台。学术机构之间难免会产生观点分歧，但是，“陈竺能发现合作者的优点，并能成功地将不同的合作者捏合在一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回忆说。
2003年，“非典”刚开始肆虐时，陈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随即组织科研人员对“非典”病毒进行研究。是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时，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们对“非典”的不了解正在转化为社会恐慌。在与特区政府和医学界人士沟通后，很少面对媒体的陈竺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与传播途径告知大众，缓解了紧张气氛。
在广东，在同样的气氛中，陈竺戴着口罩，两天内访遍“重灾区”，先后考察了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离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了“非典”病源样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时间公布“非典”病源基因结构。
经历与“非典”的这场“战斗”后，陈竺对中国科技与卫生体制的落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与21位院士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后，陈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发表意见和建议。“13亿人的健康问题，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就能解决，加强预防、保护环境才是根本”。陈竺认为，中国今后应增加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研究的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
与“非典”的胜利一战，提出的创新医改理念，再加上近乎“完美”的专业履历与国际学术地位，所有这一切使得对陈竺的部长职务任命，很快便获得公众与专家的认可，正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所长所说，“我相信他的智慧。”
将智库经验付诸实践
诸如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往往参与中央各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与调研，对中央思路具有影响。同时，它们也是汇总高官意见与上情下达的平台。正因如此，官方智囊转任政府官员不仅能更好地贯彻中央的发展思路，也有助于把智库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
与前面数任不同，谢伏瞻从未执掌过统计工作，这位学自动化出身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战略与企业改革等。乍一看，似乎与数据并不沾边，因此在其上任之初，不少人担心谢伏瞻面对庞杂纷繁的数据，会理不清头绪。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艺道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以前统计局更注重的是数字本身，因此难免发生看不清数字真伪的情况。而谢伏瞻则不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宏观部与产业经济部负责人。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年的工作经历，让谢伏瞻更能从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再透过数据进行论证，而不是简单从数据出发再到数据结束，从而导致结论和现实有很大落差。这种能用全面的视野来看经济，也正是参与国家政策决策推动宏观调控所必需的。
在谢伏瞻上任后不久，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对当年第三季度统计数据进行说明时，明确表示宏观调控初显成效，初步遏制了经济增长过快。两个不经意的“初”，已与一个月前的说法大相径庭。
一个月前的9月，国家统计局对宏观调控的说法是，“已经见到积极成效，现在要抓好落实，不需要什么新的措施”。前后仅仅相隔一个月，说法却有如此大的差别，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因此，外界猜测，刚刚上任的谢伏瞻是要借此次发布会，调整并表明统计局对宏调的态度。
而在2007年，统计局一反常态取消了延续10年的县域经济百强县评选，更被认为是贯彻中央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
与中央部委相比，调任地方的智囊高官施展的空间就更大了。
2007年11月，苏荣调任江西省委书记。对于苏荣的到来，江西人民寄予厚望与期待。一位网名为“江西老俵”的网友说，苏荣从最基层的一个生产队会计干起，能够走到如今，其能力和水平可见一斑，希望他能像孟建柱一样为江西人民多做一点实事。这其中，江西最期盼的也许就是鄱阳湖地区的发展。
一直以来，江西都在推进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地区经济的发展，希望使其成为江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板块。在2006年年末，江西省发改委公布了《环鄱阳湖地区经济发展规划》。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郑小燕便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对环鄱阳湖经济圈建设给予政策支持，使环鄱阳湖经济圈进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结果并不理想。
苏荣就任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江西。在调研的基础上，2008年初苏荣旋即把握契机提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发展战略。
“提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目前的契机就是国家正在进行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工作。国务院正在会同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制定国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工作，以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每一平方公里都要做出细致的划分，江西的鄱阳湖也不例外。”江西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说。与此前的“环鄱阳湖经济圈”相比，“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虽然只有名称上的不同，但显然更符合中央发展思路。
“蓄水池”角色初现
当今世界比较成熟的智库除了对重大决策施加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担当人才蓄水池的角色。这一功能以美国智库最具代表性：很多高级政府官员退任之后，会选择到智库工作，而新任政府成立之后，也倾向于在智库当中寻找官员人选。这种人才运作模式被称为“旋转门”。
在中国，“旋转门”的功能更多表现为政府高级官员退任后到智库工作。比如，中共老将军肖克与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合力创办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退任后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等。而作为“旋转门”的另一个功能——担当蓄水池、向政府机构输出高级官员——则并不常见。
在此轮人事调整中，随着谢伏瞻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数位政府智囊开始转任政府高官，同时职务也从统计局局长、卫生部部长逐步延伸到江西、山东等地“一把手”，越来越被赋予更大的权力与施展空间。
与此同时，在各省市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出现。目前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08年1月，原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行政学院副院长李春明被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在这两个职务之间，其还经历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从这一系列的案例中可见，官方智库的“蓄水池”角色已经显现。
不过在相关专家看来，目前官方智库“蓄水池”的角色还只能说是已具雏形，“一个有力的细节证据就是，在这些官员被任命之时，总是让外界感到意外”。从深层次来说，这一方面与官方智库本身发展还远未完善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与目前官员选拔机制有关，这一机制仍然更多地依靠体制内部人才输送与培养，体制外的各种组织几乎没有参与的渠道。
2009-03-25 12:42
高层智囊揭秘总理报告出台过程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3/0325_17_1075349.shtml
刘树成，政府工作报告资深起草人。10年前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书记和总理讲话起草，2002年后，参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直到现在；2008年年初为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主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目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对参与这项工作，刘树成认为，“一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了解中央的这些决策是怎么做出的，从而可以把决策过程带回社科院来，促进学者的研究；二来能把社科院学者的研究成果带过去，发挥社科院思想库和智囊的作用。”
3月23日晚，刘树成在中国政法大学发表题为《金融危机下中国特色的再崛起》的演讲，详细介绍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台前幕后。
前奏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础上起草
讲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就要先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因为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础上起草的。
每年国庆节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开始筹备了，一般两个月，到12月初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这两个月的筹备过程中，有三个起草组在同时工作：一是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起草组，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现主任是朱之鑫；二是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起草组，由国务院研究室负责组织，现主任是谢伏瞻；三是发改委起草组，要完成当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的总结，并提出下一年重大经济政策的初步意见。
这三个小组中，以发改委的小组为基础。所有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大政方针，都以发改委的蓝本作为正式的基础文件，总书记讲话起草组和总理讲话起草组的意见基本可能都往那上边靠，然后再根据总书记的角度加上国际国内形势，根据总理的角度加上当年工作的总结和下一年度重大问题的部署。
三个小组互相协调。近十年来，都是由温家宝同志来掌舵协调的。因为他在做总理以前做副总理，同时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所以无论是总书记的报告，还是总理的报告，都是由他来组织的，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一直到现在。
初稿 此前内部至少拿出三个稿子讨论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它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定下了2009年工作的基调。
2007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表述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对比这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决策的变化，一是由去年防过热、防大起，转变为防下滑、防大落。但这样直接表述不好听，就改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是把原来经常表述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改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样一改，就覆盖了方方面面。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发改委、央行、财政部等负责，从面上说还是有些局限；但变成“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几乎就等于是全党的一个工作重心了。
去年12月10日上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下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起草组就转入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两天以后的12日，温总理抽出半天的时间，来和我们起草组的主要成员进行交流。他用了一个半小时，把他的想法说了一说；他讲完以后，大家再来讨论一下。
今年是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首先讲：“政府工作报告是讲给老百姓的，分寸要拿捏得好。让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能管用。再加上几个字：有希望，有信心。”这样，总理就给出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总的调子。
在交谈之中，总理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我国经济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有锅、有米、有菜，有各种东西，但做出来的东西由于外需减少，内需又一时起不来，卖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困难的性质与美国等不完全一样。”
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一是实施金融救助计划，二是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我们国家金融体系本身还是比较健全的，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还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这样恢复起来我们还是很快。
当时总理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三个‘碰头’：一是需求减少与过剩产能碰头，二是价格急剧波动与金融危机碰头，三是国际经济危机与国内自身结构存在的问题还没很好解决相碰头。”
根据总理的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今年1月7日拿出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此前内部至少要拿出三个稿子，来回反复讨论。
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主持，各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坐在中间椭圆形会议桌边，按照他们的分工发言讨论。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坐在两边，有问题可以问。
从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全体会议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再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修改好以后叫做送审稿，送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这次讨论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各位常委充分发表意见。这个讨论的过程也是逐步形成一些重大决策的过程。根据这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1月19日，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出来，然后交给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各部委的领导都来参加。次日，这次讨论的内容就见报了。
2月6日到13日，以征求意见稿为蓝本，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五次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意见。
这五次座谈会的参加者，第一次是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第二次是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第三次是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第四次是企业界代表，第五次是工人、农民等基层代表。
今年的基层代表座谈会一共请了13位，其中有种粮农民、养猪大户、技术工人、失岗返乡农民工、应届大学毕业生、社区民警、乡镇卫生院医生、小学教师、灾区基层干部、汽车司机等。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地，征求意见。
把各部委意见、各地意见和五次座谈会意见收集起来以后，再进行修改；修改之后于2月23日交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总书记主持讨论。
微调 “两会”期间报告基本是文字性修改
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
3月7日，也就是“两会”讨论两天以后，把意见收集上来再做修改、定稿，定稿后交总理签字。
定稿时要作出说明，哪些地方是做了修改的，哪些地方是大家提出意见但是没有作出修改的。一般来说，每年都会修改十几处，基本上是文字性修改。
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原来表述为“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既可以拓展消费领域，也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两会”上有搞文字工作的代表委员就提出，应该改为“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既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可以拓展消费领域”。这意见提得挺好，最后就修改过来了。
3月13日记者会以后，总理来和起草组成员合影留念；3月15日，《人民日报》就全文刊登政府工作报告了。
这个过程说明，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的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统一决策的体现。
细节点评
“四万亿”变“一揽子”使报告定稿延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一开始我们起草的时候没有这段话。因为去年11月，我们提出四万亿大投资以后，美国和欧盟也在不断出台新的计划以应对金融危机。我们也在思考，四万亿到底够不够？还要做什么？最后我们觉得光靠这四万亿还不够，因此就由最初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扩展到了现在的一揽子计划。所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后定稿，定得比较晚，是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才定。
失业率不说实话？总理交代赶紧解释
政府工作报告召开座谈会讨论过程中，大家对城镇登记失业率很有意见。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发表了社会蓝皮书，公布了城镇调查失业率是9.4%，而政府工作报告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6%，老百姓就产生疑问了：是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不说实话？
总理当时说：“你们社会劳动保障部该赶紧上网，或者你们赶紧开发布会，你们来说明，这个4.6和社科院的9.4有什么区别，别等着我来发话你们再去做。今后各部委都这样，只要网上出了个什么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你们不用请示我，你们赶紧上网去解释，别把问题拖成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
我们回去就告诉我们的社会学所，说：“总理说了要你们赶紧解释这个9.4.”第二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把他们所长叫去了，说：“你们替我们去解释这个9.4.”
政府工作报告使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社科院蓝皮书公布的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国际劳工组织通用的一个指标，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开始做初步调查，但到现在不成熟，还没有公布。这样我们建议国家统计局尽早把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数字成熟起来。
很多股评家的说法是胡说八道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讲了创业板市场，2009年面对的股市形势连2008年都不如，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很原则地提了资本市场。在这方面，很多股评家的说法在我看来是胡说八道。
中国的股市是一个不成熟的怪市，跟宏观经济毫无关系。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上是往上走的，但是股市却在从6100点呼呼往下降。股市还是跟股票的供求有关系。
从求的角度来讲，就跟老百姓口袋里究竟有多少富裕的钱有关系。老百姓口袋里富裕的钱已经让股市在6100点的时候吸干了，所以现在老百姓口袋里富裕的钱已经不多了。6100点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中低收入者拿活命的钱去投资股市了，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美国IT产业泡沫破灭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就说美国股市的泡沫要破灭。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纽约街头摆摊卖报纸的老太太每天都坐在一起谈论股市的时候，这个股市马上就要暴跌了。因为这说明她们已经把活命钱都投进了股市。
这也就说明，股市已经把最底层的老百姓的活命钱都吸进来了以后，再没有新的资金进入了，没有需求了。跟央行减息降息，跟CPI都没有关系。
总理报告出台流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总书记讲话起草组
总理讲话起草组
发改委起草组
三个起草小组以发改委小组为基础、由温家宝总理掌舵互相协调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起草组基础上产生
总理与起草组主要成员交流
初稿
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送审稿
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征求意见稿
交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各部委领导都参加，次日讨论的内容见报
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五次座谈会进一步征求意见
同时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地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修改稿
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
“两会”审议、讨论，收集意见再做修改
定稿
总理签字
总理来和起草组成员合影
本报驻京记者 陈宝成（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2009-04-03 09:52
温家宝批示成立“超级智库” 曾培炎出山主持
中国新“外脑”
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
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当选为理事长。他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
就在曾培炎“履新”的3月份，从全国“两会”到官方媒体，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不绝于耳。国经中心成立前一天出版的《瞭望》杂志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
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国经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超级智库”
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这家“白金级酒店”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这个新智库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这样的人事架构，被另一家京城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江涌评价为“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几乎任何一位都是当下媒体所追逐的关键人物”。
新智库的“来头”也引人瞩目。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仪式上说。
国经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刘克崮说。
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
专家们的低谷
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这是近10年来对决策者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调控政策快速调整，使得各级官员和企业界一度手足无措。
“我们最希望获得对未来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但过去一年的频繁变化，让我们很迷惑。”在浙江做纺织品生意的叶运堂说。
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3月26日，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在一个论坛上被记者追问对中国外贸形势的预测时，不禁来了一句幽默。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3月19日出版的《瞭望》杂志则抨击说：“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出现逆转时，‘抬轿派’学者还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囿于利益集团的束缚。”江涌说。
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
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一个招待会，“邀请了400多人，全是来自中国各重要的行政、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学者，他们过去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当时到场的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
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据江涌所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一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吃人嘴软”，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
“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形势对目前的智库体系形成严峻挑战。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的转型。”刘克崮认为，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办民的新型智库。
“半官半民”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办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官民结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江涌也主张，体制内的智库研究应全部由政府出资。
而刘克崮对此则并不格外担心，“任何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多元的，以社会来源为主，政府经费为辅，只是要避免单一地接受来自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资助。要以课题费和研究成果为有偿使用为主。”
他举例说，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35%的收入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客户。由于实行规范的项目合作制，兰德得以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保持独立思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政府幕后的四大“智囊库”
在每届中国政府幕后，都有一批默默无闻，尽心尽职奉献着自己的慧心和才华的“智囊”，他们用才识和专法为中国构筑了一道“智慧长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高校及各部委下属研究机构，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智囊团。而这当中，最为外界所耳熟能详的当数经济方面的智囊人物。比如：“洗尽铅华走市场”的吴敬琏、“人民币守护神”易纲、“北大经济第一人”林毅夫、“国有股减持专家”王国刚、“国情智囊”胡鞍钢……还有更多的不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学家和学者，从事着许多重大的研究课题。
“不经意间，这些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 就有可能改变我们今后的生活方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述。
国研中心：直属国务院
卢中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之一，1981年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为国务院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下设10余个研究部和研究所。
国研中心诞生了许多中国最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王梦奎、樊纲、卢中原等都出自此门。
可以肯定，国家许多重大的政策都出自这里，而像吴敬琏、刘世锦、卢中原等经济学家，本身就是国务院的座上宾。
卢中原，宏观经济部部长。在过去一年间，他在国家核心刊物如《经济研究》发表7篇研究论文，这甚至超过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一生的成果。他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仅在国研室内部刊物登载的调研报告中，便有7篇得到了国务院领导批示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卢还参与了许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起草，尤其是财政税收金融等体制改革方案的讨论、调研或设计。
张军扩，市垢经济研究所所长。熟悉张的人都表示其卑时甚为低调，不喜欢张扬。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共完成了四项研究，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打破地方垄断统一市场，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政策和立法提供决策支持。他的课题报告――《关于怎样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建议》和《建立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构成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权威之作。他的《现代市场经济重新认识》更是为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分提供了背景支持。而其正在研究的“关于直销立法”的课题，很可能为即将诞生的直销方面的法律构建基本的框架。
张立群，宏观经济部研究员。他的每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都被送到国办会议之上。这位从1986年就在国家计委研究宏观经济的年轻经济学家，直接参与了国家“九五”和“十五”计划的制定。他一直关注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他提出的有关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财政应转向社会如农村、教育和低收入人群，宏观经济应依靠货币政策进行适度微调正被经济运行形势所验证。
而他们，不过是国研中心上百名研究人员的缩影。
社科院：每年参与政府工作报告
张卓元 1977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承担许多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在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都是影响巨大的国务院和其他政策部门的智囊。而董辅扔、刘国光、张曙光、刘树成则是其中的代表。
张卓元，一个外界并不陌生的名字，正是这位经济所资深的经济学家参与起草了十六大的报告。据悉，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社科院人士参与。
李扬，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其执笔撰写的《2002-2003年度中国金融运行分析》，成了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参考。在这篇文章中，李扬对2002年货币供应量及结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方面正面临挑战，而对汇率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克服通货紧缩”、"亚洲地区债券市场发展与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用5-10年时间完成利率市场化”、“中国的银行体系：历史、结构及未来改革”等观点也正影响着中国目前的金融政策。
袁纲明，社科院经济所宏观部主任。这位平易和蔼的经济学家朴素而又善言，他执著于自己的学术观点。“我一直认为财政政策效应是不可持续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压抑了消费和市场性投资的需求”，即使在投资是主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主流观念的时期，他仍坚持自己的见解。而早在1999年6月，这位经济学家的一份报告被送到了朱？基总理的办公室。“我们当时认为，刺激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之举，而不是投资。”而就在下半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如增加工资、延长假期等。每年，他都将和同事们撰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变化分析”，还牵头组织“中国宏观经济变化与政策选择”等课题作为建议送往相关的政策部门。
1994年，归国后的林毅夫和易纲等留美著名学者，留在了北京大学，他们进行了‘项开创性的尝试――动员国内外资金，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当年8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诞生了。中心成立接受了许多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以及企业的委托，对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数年的发展，这个机构聚集了如林毅夫、易纲、宋国膏和陈平等著名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这位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博学多产、兴建广蔓。他在中国农业问题上的研究在国内相当权威，曾担任发改委“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他的“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对国家农村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3年6月，林毅夫、陈平和宋国青等牵头组织的“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课题组，对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可能与前景以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进行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再论启动存量需求和通货紧缩治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对策建议”等思想也都为决策层所采纳。
易纲，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中心副主任，现在身兼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重任。这位学者型的官员，一直致力于用金融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货币、银秆和金融市场方面颇有造诣。在出任央行官员之前，他做过“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铀哭寡”、“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和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问题”等大量金融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他以后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打下了深厚基础。而今，易纲已成为智囊向施政者转化的典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为主
胡祖六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颇为类似，1996年正式组建，一开始便定位于政策研究和学术机构。与其他研究机构不同的是，它是由海内外优秀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性的组织，大部分都是兼职的研究人员，包括国内外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金融与产业部门及学术部门的优秀学者。
在这个研究团体中，我们看到了来自央行、证监会、发改委等决策者的身影，他们并不能称之为严格的智囊人士，然而研究人员与决策者思想和观念的碰撞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在众多研究人员中，魏杰、胡祖六和宁向东无疑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胡祖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2003年4月他发表的《通货紧缩，中国制造吗?》论文，广受世界关注，6月他的《中国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宁向东，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8月提出的“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等许多建议，在国资委颇有影响。
成语 知识 百科 A 在中国礼仪上，所谓不孝有三，是指：一、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孟子所说的最大的不孝）；二、
阿谀曲从，陷亲不义（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 B 人有三急：心急，手急，性急；
C 七情六欲：一般地说，七情指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在医七情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惊、恐；
六欲一般指的是生、死、耳、目、口、鼻；在佛家六欲指的是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华欲、人想欲 ；
D 胡说八道：原指「胡人」到内地讲解佛经。
胡，中国古代对西、北部少数民族的称呼。胡说∶胡人说讲。八道：不信佛的人认为，胡人讲解佛经是说荒诞之言。胡人讲解佛经八圣道简作“胡说八道”。故后世以胡说、胡说八道，一派胡言等词语喻不可信。今泛指一切没有根据的说法。
E 五大三粗：“五大”是指双手双脚大再加上头大；“三粗”指腿粗，腰粗，脖子粗；
F 六亲不认：当今“六亲”泛指亲属。其实历史上“六亲”有特定的内容，其代表性的说法有三种：一、据《左传》，六亲指父子、兄弟、姑姐（父亲的姐妹）、甥舅、婚媾（妻的家属）及姻亚（夫的家属）。二、据《老子》说，以父子、兄弟、夫妇为六亲。三、据《汉书》说，以父、母、兄、弟、妻、子为六亲。后人比较赞同第三种说法，因为此说在血缘和婚姻关系中是最亲近的。
G 五毒俱全：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五种动物为五毒，人的五毒是吃、喝、嫖、赌、抽。
H 三长两短：“三长两短”通常用来指意外灾祸，民间多作“遇难”、“死亡”等讳词。
“三长两短”和以前的人死亡入棺木有关。棺木是用六片木材拼凑的。棺盖、棺底、左梆、右梆这四片是长木材；前头、后尾这两片是方形的短木材。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因为尸体入棺木后才上棺盖，所以只称三长。“三长两短”作为死的别称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便由俗语转为成语了。
另解：《礼记·檀弓上》有如下记载：“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
“棺束者，古棺木无钉，故用皮束合之。缩二者，缩纵也。纵束者二行也。衡三者，横束者三行也。衽（rèn），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两头广，中央小也。既不用钉棺，但先凿棺边及两头合际处作坎形，则以小要连之令固，并相对每束之处以一行之衽连之，若竖束之处则竖著其衽以连棺盖及底之木，使与棺头尾之材相固。汉时呼衽为小要也。”
也就是说，古时棺木不用钉子，用皮条把棺材底与盖捆合在一起。横的方向捆三道，纵的方向捆两道。横的方向木板长，纵的方向木板短，“三长两短”即源于此。衽原本指衣服的缝合处，此指连接棺盖与棺底的木楔，两头宽中间窄，插入棺口两旁的坎中，使盖与棺身密合。衽与皮条联用，就是为了紧固棺盖。发展到后来用钉子钉棺盖，既方便又快捷，衽也就逐渐被淘汰。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皮条也随之消失，但这个词语却一直流传下来，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使用。 I 十恶不赦：指罪大恶极，不可饶恕。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都进行了法律法典的编纂，而在这些法律法典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魏时的《魏律》，北朝时的《齐律》，而后来据说的“十恶”最早也就出现在《齐律》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把这十条罪行称为“十恶”，并且规定绝不赦免，到了隋唐就正式形成了“十恶不赦”的说法，所以说隋唐“十恶不赦”实出自于《齐律》的“重罪十条”。它的主要内容有：1、谋反，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2、谋大逆。指毁坏皇家的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3、谋叛。谋叛是指叛逃到其它敌对国家；4、恶逆。指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5、不道，无道。 6、大不敬。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误犯食禁；7、不孝。指咒骂、控告以及不赡养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辈死后亡匿不举哀，丧期嫁娶作乐；8、不睦。9、不义。指殴打、杀死长官(一般指州县长官)，丈夫死后不举哀并作乐改嫁等。10、内乱。指与祖父、父亲的妾通奸。
唐《永徽律》所列举十恶与隋同。此后，除元代将十恶改为“诸恶”之外，明、清两代均将“十恶”列入刑律名例篇。现今十恶多为泛指。
J 三姑六婆： 三姑为尼姑、道姑、卦姑；六婆为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K 五光十色：五光：红、黄、蓝、白、黑。十色：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
L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四体：四体指双臂双腿。“五体投地”中五体是加上头。
五谷：一说是黍、稷、麦、菽、稻；一说是黍、稷、麦、菽、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