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漪：人生的每一种角色都要做优秀

于漪：人生的每一种角色都要做优秀

2010年10月29日 09:38   来源：中国教育报

人生的每一种角色都要做优秀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与复旦学子对话

　　她是一名教师、一个妻子、一位母亲、一位校长，她还是一名人大代表。无论何种身份，她都做到无可挑剔。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精神——将责任视为一种信仰，这辈子问心无愧。

　　她就是于漪。

　　采访对象：于漪(以下简称于)，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采访者：龚瀛琦(以下简称龚)，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二年级学生;杜越(以下简称杜)复旦大学新闻学本科四年级学生;金慧瑜(以下简称金)复旦大学国际传播学硕士一年级学生

　　职责：永无止境的追求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于漪老师获得教书育人楷模的殊荣在众人眼里是当之无愧的，但她的心中却只有惭愧与不安。她拿着议案为基础教育大声疾呼，为解决教育经费的难题奔走相告，却谢绝了从政的道路。她用真情去诠释，用行动去见证，作为一名教师朴素而伟大的信仰。

　　龚：这次被评为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您有什么感想?

　　于：其实我是深感惭愧和不安啊!和在岗的老师比，我的工作压力和身心紧张程度跟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和其他获得荣誉称号的老师比，我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一直认为上课就要打开学生的心门。但是我看到蒋院士把两个星期的课程用一节课就讲得那么清楚，我就觉得自愧不如，对不起学生。又比如湖南农业大学那位六十几岁种葡萄的教授，带领团队攻克难关。他说：“葡萄不是种在黑板上的，是种在地里的。科研论文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要装到农民的腰包里的。”他的确帮很多果农脱贫致富，使他们变成万元户，十万元户。我一直在对照这两句话，我觉得我是真的对不起学生。所以去北京领奖的三天里我一直处于激动、感动和不安之中。这次评选是在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之后。我想，能够受到这样的殊荣绝不仅是个人的光荣。

　　龚：您曾经当过人大代表?

　　于：是的，我当了25年上海市人大代表，一共5届;还有3届人大常委，2届教科文委副主任，都是兼职的。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大声疾呼。当时，教育经费非常紧张、拮据，危房简楼很多，教师的工资也是很低的。所以我为教师的待遇、地位、教育经费提了很多建议，也包括议案。

　　龚：这些问题后来都解决了么?具体是什么样的议案?

　　于：1988年，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这一年，政府预算报告中教育经费增长5.7%，而符合入学年龄的儿童人数则增加了10%以上。学生增长与经费增长差距太大，导致小学要改成上下午两部制，轮流上半天课。这样怎么行呢，学生的安全怎么办?所以我们60多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增加教育经费的提案。后来被立为议案，教育预算增幅改为8%。于是所有的小学生都可以在全日制学校就读了。

　　龚：那您想过通过从政，用政策手段去影响更多的人吗?

　　于：我还是喜欢教书，做一个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教师，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当时带的所有的年轻教师都培养成特级教师，现在基本实现了。培养青年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教师可以恩泽很多学生。

　　龚：现在的学生很小就开始学英语，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大，这个您怎么看?

　　于：台湾的白先勇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百年语文，内忧外患”。语言本身和国力是有重要关系的，语言中是有霸权的，哪一个国家不重视母语的教育啊!法国课文《最后一课》里面说：“语言是打开牢门的钥匙”。语言没有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消失了。以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数理化改成英语了，真的是内忧外患啊。我们对学生的教育，责任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次教育规划纲要里头，对学生的要求非常明确的就是“社会责任感”，从一个自然的、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社会的人，负责任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不能“重术轻人”，技能技巧是可以学的，但做人的道理从小就要懂得。 

胸怀：努力提携青年人成长

　　于漪的每一次“转身”都像是别人在推着她走。但是只要她接到任务，便会努力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去。她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也愿意像曾经的领导培养她那样去培养青年教师，看着那些曾经的“她”慢慢成长。她爱教育，所以不理解那些把教育当权力去行使的人们。无论作为一个教师、一个校长，她想的都只是“孩子们的教育”。

　　杜：您和其他教师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吗?

　　于：以前有过。1963年，我代替老组长去参加杨浦区的一个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座谈会。发言过后，一位女同志说要去听听我的课。她每周来两三次，大概听了一个多月。后来她又请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来听课，前前后后区里市里的同志听了半年多。第二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培养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空气》的社论，全市开始教学改革，我被推上了上公开课的行列。但那时候，我自己教的班级都已学过了，只能借同年级的其他班，学校作了安排。连上了两次公开课，看似热闹，实际上埋下了教师之间不和睦的根。

　　后来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有位老教师说“公开教学，借别人的班上课，你知道带给别人怎样的伤害?你教得好，到别的班级上课，别人怎么进课堂?”所以做任何事，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非常重要。教师教学各有各的特点，你去教别人的班级，学生有新奇感，气氛容易调动，当然就会给别人的教学制造难题。我反思，虽然借班上课很紧张，但也夹杂着自我表现的念头。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日后还上公开课，绝不借别人的班级。其实借班上课由于对学生情况不了解，违背了教学原则，针对性差，更多的是在展示甚至推销授课教师的“才艺”，有沽名钓誉之嫌。

　　杜：您曾在电视台首次直播公开课时选择了《海燕》这一课，这是您教育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吗?

　　于：对。我坚信教书不能只是教书，而更要育人。我刚开始做老师的时候，只是想怎么把书教好，而真正明白要“育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教学生，但是“文革”中却有那么多脏水泼到我身上。当时我就觉得，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有清醒的头脑，心里有标志，有辨别是非的判断力。什么叫孩子?孩子就是不成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很容易被社会上的种种错误所左右。孩子身上的问题一定是成人的问题造成的。作为一个老师要有敏锐的目光，要充分看到孩子的潜力，不断发扬他的优点和长处，帮助他克服缺点，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培养学生身上，这就是以育人为中心。

　　杜：您做了校长之后，有什么感悟?

　　于：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当了校长，从事行政性工作之后，就不教课了，这样自己会轻松一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在选择：在一个岗位上你应该做什么。我经常有很多的学术会议要开。我看到现在有成就的人，大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如果能再多些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就好了。其中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特别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培养青年教师要跟培养学生一样，真的要精心，这样他们就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