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学学李世民巴顿的高水平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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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645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攻打高丽权臣盖苏文所控制的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人马从定州出发时,唐太宗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拒绝了皇帝的车马仪仗,而是穿戴好全副盔甲,骑上战马,佩上弓壶箭袋,像一名普通军官那样行进在队伍里,甚至也按照当时军人的习惯,把雨衣打成个包袱,挂在马鞍后面。半年后,他班师回朝,身上仍穿着出发时那件旧袍子,直到回到定州,将士们都换了新衣,他才换上太子李治亲自送来的新袍子。

  虽然贞观之治被史书推崇备至,唐太宗也通常被认为是个节约的皇帝,但实际上他是很讲究享受的,人们只看到他奖励魏征等劝阻他修建九成宫的文章,却很少注意那座九成宫根本没有因此停工,而是很快修好;只看见他被魏征劝阻没打成猎,连猎鹰都闷死了,却没看见他也就那一次没打成猎、闷死了一只猎鹰,两本《唐书》里他愉快围猎的记载多到不胜枚举。这次辽东之役,他曾经摆开全副仪仗,在白岩城受降,安市城围攻,安市城上每次看见皇帝车驾,都要呐喊一阵“杀呀”之类显示勇敢,还惹来他老大一顿脾气。由此可见,唐太宗所谓“和将士打成一片”,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和包装,他那袍子大约没办法换,但弓箭似乎没用过一回,雨衣怕是也用不着穿的。

  然而尽管是姿态,将士们看见堂堂皇帝和自己一样,也要披坚执锐,栉风沐雨,士气和凝聚力都能上升一个层次。辽东在隋末唐初,是人们心头的一个阴影,隋炀帝带领百万大军远征,结果劳民伤财,辽东没打下,却弄得内地怨声载道,随之兴起的各路造反势力,把庞大的隋帝国在几年间弄得支离破碎。当年远征辽东死里逃生的老将,许多还在军中,号召人们不要参加远征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民间大约也还很熟悉,为了逃避兵役而故意弄断手脚的也不乏其人,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摆出一副“吃苦跟我来,送死跟我上”的排头兵姿态,应该说,头脑是很清醒的。

  这次辽东之战,唐军并未取得全胜,辽东城、安市城都没攻下来,算是草草退兵,但唐军并未如此前隋军那样一退便溃,不可收拾,而是从容班师,第二年又远征了吐谷浑并大获全胜。比起乘胜进军,撤退是一项更艰难、更复杂的军事任务,需要周密的组织,周到的安排,尤其是高昂的士气,后者在没获得全胜的情况下并不容易保持,唐军能全身而退,随即很快再次远征,不能不说士气保持得不错,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唐太宗“与将士同甘共苦”的装腔作势。

  美国名将巴顿有一次行军时碰上堵车,发现原因是有辆炮车在路中心抛锚,立即跳下车,不顾满地污泥,亲自动手修起车来。他的参谋觉得奇怪,因为知道巴顿根本不会修车,就偷偷去问,巴顿道“你懂什么,你只要卷起袖子做修车状,弟兄们就会争先恐后跑过来把车修好的”。道理正是如此,做领导的能真正和部下同甘共苦,那固然最好,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装腔作势”一把,让人看到你和大家携手奋斗的决心、意愿和姿态。

  可悲的是,当今有些“大人物”(其实许多也算不得很大),就连“装腔作势”也懒得去敷衍一下,不久前某大名鼎鼎的“白领时尚杂志”,毫不掩饰地渲染某“有来头的家庭接班人”豪宅香车,金玉满堂的奢华,而刚刚传出“闹出人命”的某非洲中资小企业,6年来3次劳资纠纷,那个其实并不算很大的“大老板”及其四个兄弟,却都在遥远的大城市养尊处优,没有一次在现场出现。

  据说明末李自成围住洛阳,号称当时头号富翁的福王朱常洵命在顷刻,却仍舍命不舍财,部下要求犒赏三军激励士气,他却只拿出把旧椅子,让人变卖了请大伙吃顿饭,结果军心涣散,洛阳很快不保,他本人也成了李自成油锅里的一块熟肉。“装腔作势”其实已经是退而求其次,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文章,但倘主事者连这点表面文章都不肯做、做不来、做不好,那问题自然就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