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怎样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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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怎样汇报工作

汇报工作是上级官员向下级官员调查研究、和下级官员进行沟通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也为上级领导提供了一个考察下级干部的机会。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汇报工作的能力也是一种执政能力。关系到干部体制的完善、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个人的成长。

由于指导工作的需要。毛泽东经常听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因而形成了关于“汇报工作”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对现在的领导干部学习掌握汇报工作的规律仍有意义。 

不发议论,部长能做几时?”

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毛泽东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43天的汇报。这次听汇报,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个重要成果,其间还对领导干部如何汇报工作提出了要求。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汇报之前,毛泽东根据前两天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就如何汇报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在27日这天,毛泽东再次说到这个问题,并称赞了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薄一波主任及几个副主任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1958年3月2日,毛泽东听取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汇报,因为后者只讲了一些数字和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委婉地批评道:“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不要让人“强迫受训”

1956年3月2日,毛泽东已经连续听了十几天的汇报,对如何汇报工作形成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在继续听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之前,他专门先讲了一段怎样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1958年1月,在南宁会越期间,李锐和林一山两个人被要求一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入汇报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的意见,因为汇报工作的方法不同而效果也完全不同。

当时林一山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是三峡工程“上马派”,担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是“反对派”。听汇报的除了毛泽东,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26名高级领导人。无疑两个人的汇报意义十分重大。

林一山先汇报,讲了两个多小时。时间太长,难免漫无边际。李锐的汇报不到半小时,重点突出,要言不烦,反而让听者印象深刻。两个人汇报之后,毛泽东没有轻易作出决断。他说:说了不算,再给三天时间,你们两个人各写一篇文章,第三天晚上再来开会。

李锐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胡乔木的指点。胡乔木说: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的开头不鲜明。李锐按此要求作了修改。两个人交了卷,林一山写了两万字,李锐写了八千字。

到第三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所有领导人都已经读过两篇文章。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李锐的文章: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他不仅接受了李锐的观点,还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吧,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当李锐以水电部工作忙为由表示自己干不了时,爱才心切的毛泽东不惜委曲求全,给予李锐以充分尊重,他说:那就兼职吧!此后,李锐确实扮演了这个空前绝后的奇特角色:既当着水电部副部长,又兼任毛泽东秘书,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被“打倒”。在南宁会议期间撰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还特别加上了“要培养秀才”一条。正如会后周小舟所说的那样:李锐,你中状元了!

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部长、局长就可取消”

毛泽东曾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写汇报材料。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写综合报告,明确规定“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央各部门写了12篇报告,很好。下次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要写一个报告来,谈主要问题,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

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动手”呢?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现在革命胜利了,大房子来了,汽车火车也来了,病也来了,官僚主义也来了。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要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 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下来我又改,然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有让秘书“代劳”的情况,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请胡乔木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曾起草过两个开头都没有写完,后让田家英“代劳”了。其实,1964年他也要讲过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周总理出国,一出就是三个月,到哪个国家也要发表公报,都叫他写不行,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显然,毛泽东反对的是“一切依赖秘书”的官僚主义作风。

 

(据《学习时报》07.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