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但不要惊扰灵魂

　　难道不是惟有知识，才能清除心中的困扰吗；难道不是有多少我们以为不存在的东西，其实存在，而又有多少东西，被我们误读，或高估了价值；难道我们只是赏心悦目地欣赏大自然的表面风光，而不能深入它的内心，探究它的宝藏；还有，一个人的心灵，能否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他站在万物困惑之上，居高临下地俯瞰自然秩序和人类的谬误？
　　
　　再一次走进弗兰西斯.培根的世界，是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本来是想寻找一些快乐，消解心中的块垒，却不小心被一大堆追问绊住。只有进，没有出，也没有消解，思想被追问堵塞。
　　
　　从书架上抽取这本书时，我的心境是自然的，随意的，没有刻意，也没有准备和思考。很快，心里便塞满了疑惑，就像突然被乱石阻塞而成的堰塞湖，不知道它的最终结果。此刻的心情自己清楚，不怕发表，也没有什么秘密怕泄漏，在一种始终带着疑惑的眼神下。不如出门吧，摆脱房屋墙壁门窗甚至那层薄帘的阻隔，走进敞亮的天空，置身自然的城市或乡村，在阳光下呼吸，也许还偶有一席清凉的风路过。的确，成都平原少有这样的好天气，就是前几天，也总还是阴雨雾霭，天空不阴不阳，很容易令人想起泰国夜总会里的人妖，说不清性别与身份。楼下小区一条污水管泄漏，浑浊的污水，从表面光洁的管道里溢出，一股令人不爽的臭，随风四处传播，招来几只蝇孳嗡嗡乱飞，纠缠于可与不可之间,想起毛主席当年的诗句。在“小小环球”的撞击声中，充满不屑，可笑，藐视，夹杂少许的不悦，在心中扰攘。快乐原则受到干扰，生命被灰色包裹，寻求救赎。不知是我找到了培根，还是培根找到了我，总之，在我寻找的时候，一个亲切的声音就出现在我的耳际，引领着我的目光。“知识就是心灵。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无非是因为他有知识。情感的愉悦大于感官的快乐。”走向书架，几乎成了我今天的宿命，无法摆脱。这不是我的初衷，企望也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个过程，或一个标点。句号逗号省略号都无所谓，关键是要表达转折。这才与我的心情诉求吻合。
　　
　　先还责怪培根，还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有力量的思想家哩。可是很快，我发现自己的责怪错了。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是怀揣一身的疑问与矛盾，从怀疑中来，到怀疑中去，一生与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缠不清呢。不是因了培根的思想，稚拙的欧洲大陆，才真正长大成人？何况，桃花源并非清净之地，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虚妄逃遁，事实上不可能。真正的快乐，不是置身于矛盾之外，而是高蹈于矛盾之上，怡然驾驭之。
　　
　　就像培根，还有企盼中的我自己。
　　
　　当然，还有一些理由，足可以令我谅解，那就是环境与土壤。哪一个人，不是父母所生；哪一株花，不需要特定的土壤与水分；哪一种思想，不是在曾经的智慧中生成。培根也不例外。我想，上带安排培根到这个世上，原本是要他思想的，不然，怎么在他的血脉里，注入了那么多哲学的因子。不仅仅是热爱，天生的矢矢志不渝的热爱，还有思想能力，一种超常的智慧本领，以及土壤，哲学的土壤，思想的土壤。事实上，企望与可能都成就了培根，而真正捉弄人的，却是命运。命运的捉弄，往往以错位的方式，比如让情感细腻喜爱红妆者成男，让粗声武气性格刚烈者为女，让热爱知识，善于思考，热心求是者去搞政治。培根就属于后者。他说，我发现自己天生擅长对真理进行思考，“我认为我的性格和真理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在回忆苏格拉底的文章中，他甚至坦言：“没有哲学，我简直无法生活。”一个天生写作的人，命运的安排却让他背离了天赋。他的血脉几乎一生成，就流淌着政治的血液；他身体一呱呱坠地，就置身于浓郁的权力环境。现实的命运也是阴差阳错，总把他往政治上赶。于是，哲学与政治，几乎成了他一生纠缠不清的问题。
　　
　　不得不先说到他的父亲。尽管，父亲的声望很快被儿子的名声所掩盖，但父亲的官宦背景，却成了培根逃避不了的胎音。1561年1月22日，培根降生于伦敦的约克宫，这是他父亲尼古拉.培根勋爵的官邸。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初20年，他父亲一直是女王的掌玺大臣；而他的外公，曾是国王爱德华六世的首席教师；他的母亲安尼.库克，则是女王财政大臣的小姨子。这种错综复杂的贵族式血统，养成了他一生的奢华之气。虽然，在父亲突然去世时，他曾沦落到一文不名，但这种奢华之气并没有半点改变。在45岁结婚时，他为讲究排场，竟花掉了大半的陪嫁；他甚至曾经为负债而入狱。也许正是这种虚浮的奢侈，让他最终走上从政之路。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出生于一个政治强盛的时代，政治就像一剂催人亢奋的春药，让人难能自己。工业化的兴起，大英帝国如日中天。船员们开始环海旅行，美洲被发现与征服，英国的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沿岸，这些地方过去一直是意大利的领地。而在贸易的伸入中，文化又逆向而来，使得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蔓延到了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英伦的舞台上活跃着莎士比亚、本.琼生等一大剧作家。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培根随时代而来，也随时代而行，时代的惯性推搡着他，且思且行。在他还在反感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僵化的时候，在他正倾尽全力试图从经院哲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探索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一纸薄薄的任命，让年仅16岁的他，成了英国驻法公使的随员。一开始，他也曾犹豫，但也许是骨子里的官性，最终，他以今人看来，也许也是理由的理由说服了自己：我相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而最能让人类幸福的事，莫过于发现和发展那些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技术和发明。如果我在政界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位，我就能很容易地得到支持，就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使命。培根是要真正从政了，但在这个转变中，他又显然六根未断，念念不忘自己天生的“使命”。于是，铸就了他一生中哲学与政治的交织。过人的才华和知识，让他在仕途中如鱼得水。在每一个委员会中，他很快都成为主角，然后是副检察长，检察总长，上议院大法官。许多知识分子东方式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几乎被他一夜实现。
　　
　　当然，仅仅这些是不够的，一种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更重要的基因和血脉。无须追寻，就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如果说，培根为欧洲思想的代言，只是个结果，那么，它的因缘究竟在哪里，希腊，雅典，凯洛尼亚城，亦或底比斯城？是的，这些地方都承载了太多的哲学精神，步履蹒跚，一路走来，从历史的尘烟中，至今，我们仍可触摸到它时隐时现的足声。可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自然规则，不仅专属于政治版图的变更，也属于思想文化。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人对雅典的攻陷，失陷的不仅是城池，还有希腊艺术与哲学的霸主地位。来自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哲学的垄断，可以诠释为希腊在政治和思想上，对强大的北方民族的屈服。亚历山大依然依恋着雅典文化，仗着年轻气盛和帝王权势，梦想借助所向披靡的大军，把这种文化传送到东方，却低估了强大的东方文化的穿透力。在他自鸣得意地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和其她一些东方女人，将东方式的君权神授观念带向欧洲时，便以为世界已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一种狂妄的快乐，在他失度的内心生成，灵魂被弃之一旁。在一个盛大的仪式上，他向怀疑上帝的希腊人宣布，自己就是上帝。一切似乎早已设定，就像一部跌宏起伏的玄异小说，情节不过是一条若隐若现的暗线，结果既在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亚历山大的暴饮而亡，与希腊人的惊呼几乎同台上演。
　　
　　同样，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他的门徒也分裂为两派，他们分举的淡泊和享乐旗帜，都晃悠着东方式的影子。
　　
　　芝诺的淡泊哲学，基本上就是东方式宿命哲学的翻版。有个奴隶犯了错，芝诺要用鞭子抽他，奴隶辩解说，按照你老的哲学，我这个错误是命中注定的啊。芝诺反唇相讥，可是我抽你也是命中注定。是的，当我们高举宿命哲学的旗帜，去解释任何一个现象的时候，事实上已包含了正反两方面的悖论。因此，叔本华以个人意志去抵抗普遍意志，注定是徒劳的。芝诺终于为自己的淡泊找到了哲学依据，并且，他顺着这条淡泊之路，进行着自己的演绎。既然胜利没有可能，我们不如对它不屑一顾；使内心平静的诀窍，不是要在现实中强迫自己实现欲望，而是要降低自己的欲望适应现实；“如果你不知足，就算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无所有。”在写下芝诺这段话的时候，窗外一阴，探头望去，原来一层雾霭遮掩过来，雾很薄，很暧昧，天气呈现一种灰暗的阴沉。接到一个电话。一看熟悉的号码，就知道是谁打的，要说什么事。该君这几年求进心切，从一个自收自支事业，挤入全额拨款，从全额拨款，又想争取转公和副处级。窗外的阴影蔓延至心里。帮不上什么忙，只是参谋。但突然发现，面对不断膨胀的欲望，有时这谋也是不好参的。你要不断地为一个欲望设定一个情景框，然后论证，寻找理由；第一场游戏还没结束，第二场游戏又已逼近，后一个情景框，又要否定前一个。如此往复，没完没了，指向的最终目标，却是一无所有。一个被欲望驱使的人，还有快乐吗？我怀疑。干脆设置忙音，不要让别人的快乐之旅，骚扰了自己的灵魂，还有键盘上清新的文字。在一个秋意正浓的季节，拂开红尘之扰，找一席宁静的栖息，是多么奢侈。
　　
　　就如有矛必有盾一样，在淡泊哲学的酵母中，伊壁鸠鲁来了，携带着他的享乐利器。尽管他和芝诺一样，也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但禁欲和享乐，在他的身上却找到了完美的接点，那就是伊壁鸠鲁式的快乐原则。他认为，清心寡欲是不可能的，每一个生命的目的，首先是追求自身快乐。他甚至以自己切身的体悟说，就是一位禁欲主义者，不也是从所谓禁欲中，得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微妙快乐吗。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快乐，而是要对它进行选择；不要快乐去骚扰灵魂，而要让快乐使灵魂获得高贵的安宁。因此，快乐不仅仅是肉体的，更是灵魂的；我们不要追求一般意义上的快乐，而要追求恬静、超然的境界和内心的和谐。和伊壁鸠鲁一样，在这种境界中，我不喜欢失去这个概念，而喜欢归还。失去让人失落，沮丧，不平，进而郁闷，把快乐丢失。而归还就不一样了，他让人平静，安宁，心安理得，获得一种更高境界的快乐。一切所谓失去，都是归还。你的权位失去了吗，你的钱财失去了吗，你的爱情失去了吗，你拥有的一切，名誉，地位，幸福，友谊，满足，痛苦，等等，失去了吗？都不是。那些所谓失去的东西，本来就不该属于你；你原来偶然的获得，其实是个错误，现在物归原主，才是正常的结果，你心里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纷争使欧洲的思想陷入少有的混乱，有人把它形容为一张貌似时髦的蜘蛛网，却是由一些过时的知识织成。正是在这样的纷争中，呼唤着一种声音，整合的声音，集合的声音，超越与出发的声音。正是在这时，培根来了，以自己独具的声音，把欧洲唤醒。这既有偶然，也是必然。人们发现，欧洲成熟了。
　　
　　是的，欧洲成熟了。看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是否成熟，不仅要看他的经济，体制，法律，更要看他的文化和思想。
　　
　　仍是那句东方式的咒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培根的本性属于哲学。当然，又介入了政治。似乎命中注定，他就是柏拉图“哲学家国王”梦想的第一个实验者。翻开《论说文集》，处处徘徊着的，是培根飘忽不定的影子。令我想起会议室那个硕大的钟摆，区别在于，钟摆两侧写着对称的数字，而培根影子的两侧，则写着哲学和政治。不知是在为自己并非完全自觉的选择辩解，还是他此刻已习惯于用哲学的眼光观照政治，或曰政治的眼光观照哲学。他说，知识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智慧。如果知识不运用于行动，那就是摆设。同样，知识不会教你运用，运用的智慧只有通过观察获得。而实际情况是，许多人是在书中与智者交谈，而在行动中却与愚者往来。于我而言，也许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根本不能准确识别智者与愚者，无论是读书还是行动，都处于一种混沌，还自以为是，陶醉于斗室中的孤芳自赏。培根甚至不顾非议，毅然接受了伊壁鸠鲁的伦理观，认为“不用则无求，不求则无畏”。有人说，这是一种怯懦与自卑，我却说，这是一种人性的规律，或者说是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的妊娠。我们许多的欲望，不是缘于某部功利；许多的畏惧，不是缘于某种诉求么？当灵魂被目的驱使，自身就矮了一截。此刻，欲望往往躲在身后，小憩还是懒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将本真遮蔽。培根有些着急，他说，如还不理解，请看看《伊索寓言》里的那只猫。它文静，优雅，淡定，似闺中淑女。猫性收敛，藏匿于温情的表象之后。可是，当一只老鼠从它身边经过，它顿然凶相毕露，张牙舞爪扑腾过去。因此，要做到快乐，而不要惊扰灵魂，关键是要掌握好度。既没有必要刻意禁欲，也不要刻意放纵。万能的上帝在创世之前，之所以先开辟一个花园，不就是好让我们的灵魂稍静勿躁，在优雅闲适中获得安宁，然后再开始生命之旅。在人生的剧场里，我们都是演员，只有上帝和天使有资格当观众。演员，都扮演着不同角色，想说就说罢，把言论自由交给人们，该倾诉的倾诉了，内心才能获得安宁，大家才能真正闭嘴。
　　
　　在培根心目中，只有一种欲望是不需要或难以节制的，那就是求知。他说，“我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我应该掌握的。”于是，在《科学的进步》里，我们看见的培根，宛然一位知识王国的国王，巡游于自己的疆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君临天下，那种东方式“天下之土无非王土，天下之人无非王臣”的感觉，从字里行间流溢出来。“巡视一下知识，看看哪些土地尚未开垦，哪些土地已经荒废……”他甚至为自己理解的科学开据了一个清单，在这个清单里，从风俗，习惯，教育，榜样，模仿，竞争，交往，赞扬，到指责，规劝，荣誉，法律，书本，学问，等等，无所没有，它几乎成了后来新科学发展的大纲。在巡视完毕后，培根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只有是科学是不够的，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思维的。知识林林总总，浩如烟海，而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穷尽一切科学。要更加科学地掌握科学，必须借助于一门新的科学，或科学的科学。那就是哲学。从哲学出发，又回到哲学。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质的跨越。培根发现，哲学引导我们首先追求心灵的财富，而其他的财富，要么自己会来，要么根本就用不着。有了智慧，就有了心灵长久的快乐。这是最重要的财富。但是，要拥有心灵的财富并不容易，它需要理智，而不是感性。这往往是我们易犯的错误。现实的结果往往是，你特别赞同和乐于接受的东西，恰恰是最值得怀疑的。因此，不能给理智插上翅膀，而应当给它加上重负，使它脚踏实地，无法飞翔。要破除一切偶像，包括部落偶像，洞穴偶像，市场偶像和剧场偶像，摒弃教条式的演绎，从行动和试验开始，把世界当成最真实的原料，来构建自己精神的理想国，让哲学当这个理想国的国王，让正确的经验点燃蜡烛，照亮前进的道路。
　　
　　夜已深，我的情绪，依然在培根的理想国里畅游。不是想听柏拉图关于大西洲的故事，不是那片传说中沉入大西洋的大陆，而是眼前，就在今夜，这个斗室里。我想象驾着书海一舟，随笛福和威夫特出发。阳光依然灿烂，但只温暖，不毒热。接连几月，都漂浮在海上，静静地一望无际。让灵魂在一片宽广的蔚蓝中安静，好好体味一种内心的怡然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