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台胞抗日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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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波《 人民日报 》（ 2010年10月26日 16 版）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原点”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战败，天朝上国梦碎，中国遂沦为列强刀俎之鱼肉，有识之士莫不认为非变革无以图强，然清廷因循苟且，欲振乏力。中国如何变革则有二条路线，一曰革命，一曰变法。
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战败，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毅然扬弃了《上李鸿章书》的改良主义，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驱逐鞑虏”就是推翻满清政府；“恢复中华”就是民族自救或民族复兴；“创立合众政府”就是建立民主制度；“近之辱国丧命”就是“甲午之战”战败。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革命路线于焉开始，而其肇因于“近之辱国丧命”。近代中国的变法运动，亦宪政改革运动，始于“康梁变法”，“康梁变法”源自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一八九五年，马关和约割台之议传至北京，康有为率进京赶考的各省举人，“不避斧钺之诛”，在天安门前拦下光绪皇帝的辇车上万言书反对割台云：
“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月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
故他们提出：“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的主张，“新法”即君主立宪；“保疆土而延国命”即民族自救。
“康梁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鉴于自上而下的变法失败，而倡“新民说”，要从改造国民做起。一八九八年，张之洞奏“劝学篇”折倡议改革科举，实施“新学”教育。民国成立之后，陈独秀有见国内政局犹杌陧不堪，而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主张救中国当从改造中国青年始；要改造中国青年须改造中国文化，而倡“新文化”；留美学生胡适亦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有“新文学”。
不仅民族自救运动肇始于“公车上书”，且“新文化”运动亦由“公车上书”的“变通新政”发展而来，而“公车上书”则肇因于马关割台。
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两条路线都肇因于甲午战败和马关割台。故曰，台湾者，乃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原点”。
台胞抗日五十年
五十年的台胞抗日史当分三个阶段，一曰武装抗日运动，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二曰非武装抗日运动，自一九二一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小林跻造就任台湾总督宣布“皇民化”政策；三曰地下抗日运动和参加祖国抗战，自一九三一年“台湾民众党”遭取缔，蒋渭水即提出“潜行运动”，其本人赍志以殁，但“潜行运动”直至台湾光复。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台胞抗日运动与祖国抗战相会合，而投入祖国战场参加抗战。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胞早有觉悟：“有国才有台，爱台先爱国。”（林祖密语）一八九七年，陈少白来台，即有杨心如、吴文秀等志士参加兴中会；一九一二年，王兆培来台组织台湾同盟会，又有翁俊明、杜聪明、蒋渭水等先后入会，达七十六人。一九一一年“三二九之役”，除了林薇阁的资助外，又有罗福星、许赞元与役；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后，武装抗日势不可能，林祖密（季商）即潜返漳州，受命为孙中山北伐的闽军司令，一九二五年牺牲于反动军阀之手。
非武装抗日时期，岛内有追随梁启超路线的林献堂，有追随孙中山路线的蒋渭水。在祖国大陆就学的各地台湾青年则纷纷组织革命团体。兹简述如次：
（一）北京“台湾青年团”，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初称“北京台湾青年会”，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李石曾都是名誉会员，旨在响应台湾抗日归宗的民族运动。
（二）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于一九二三年，曾通电反对“治警事件”及“台湾始政纪念日”，并有代表参加祖国的国耻纪念日及爱国活动。
（三）上海“台湾自治协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主张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并与韩国抗日志士组织“台韩同志会”，颇为积极，还参加上海的反日运动。
（四）南京“中台同志”会，成立于一九二六年，会员虽仅四十余人，但活动极为积极，经常发表宣言，呼吁祖国人民和台胞共同觉醒团结。
（五）厦门“台湾尚志社”，至一九二三年，会员达二百余人，主要成员为偷渡赴祖国者及青年学生，曾宣言反对“治警事件”，声援岛内台胞抗日。
（六）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一九二六年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进而更名为“台湾革命青年团”，接受国民党支持，时为国共合作期间。
（七）广东“台湾民主党”，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与三二年间，活动范围遍及台湾、广东、福建以及南洋，与各地国民党及异国志士结合，行动非常活跃，直至抗战终了。
台胞参加祖国抗战
“七七事变”后，大陆台胞更纷纷组织各抗日团体，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为集中抗日力量，又组织了“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发表宣言说：
“现在祖国对日的全面抗战已经发动，并且大量消耗了敌人，日寇已疲于奔命，台湾武装革命的情势也日渐成熟。我们深刻理解，台湾的解放运动和祖国的民族革命，是具有不可分离的关联。同时，我们又相信台湾革命斗争，在祖国的对日全民抗战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一九四○年，“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改组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并于三月九日发表宣言谓：“台湾原为中国本土之一部，甲午战后割于日本，五百余万台胞，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奴隶牛马，屠杀欺凌任其所欲。台胞为求解放，四十余年来，前仆后继，革命运动未尝一日或懈。七七事变后，更闻风响应，炸矿山、焚油池、毁铁路，以英勇之行动，牵制敌军于台湾之内；组义军，兴生产，施医疗，以必死之决心，驰骋于祖国战场之上。”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发表《马关条约》五十周年纪念宣言说：“台澎同胞，为着求自由解放，为着伸张正义，为着保有民族正气，明知众寡不敌，继续奋斗，抗拒强暴。起初发动七年抗战，其次又是十次暴动，抗日反帝的怒潮今日依然笼罩着台澎诸岛。五十年间，牺牲六十五万人。虽然尚未成功，可是先烈的不朽精神仍不断鼓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停止！”
除了各台湾人抗日团体外，还有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丘念台领导的广东“东区服务队”，有钟浩东、蒋碧玉、萧道应、黄素贞、李南峰等台湾青年；有参加王芃生谍报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万居、谢南光、陈其昌、张锡钧等人。一九四一年，我方得知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即由李万居取得；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公布日本侵华阴谋的《田中奏折》，也是苗栗后龙人蔡智堪取得，交张学良情报部，转交国民政府揭发的。
此外，还有为了抗战，从台湾奔赴祖国战场“寻找祖国三千里”的吴思汉，有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一百余名台湾青年，今在台尚存三十余人。也有参加中共抗战奔赴延安的林冈，有奔赴晋、察、冀根据地的苏子衡、文英等人，也有参加新四军的辜金良等人。
“七七事变”之后的岛内“潜行运动”
一九三一年，在岛内，民众党遭取缔，蒋渭水逝世，又“赤色大检举”台共遭破获。九月十八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台盛唱“台湾是国防的第一线，日本南门的锁钥”，而加紧对台胞的控制。台胞抗日的“潜行运动”也开始了。
“七七事变”后，岛内“潜行运动”不断，事件也不断，虽在战争体制下，一切新闻封锁，但我们亦从事后披露略有所知。
一九三七年底，日帝首先肃清所有在台的“中华会馆”，前后二次搜捕，株连达二百余人。严刑拷打，强逼口供，要他们招认有“抗日救国团”。酷刑而死者即有易炳汉、何再来、陈显锐、潘文汉、龚邦镇等多人。执行侦查的日警为小森松三郎，检查官为佐佐木。最重者被处刑十五年，最轻者八年。如庄奕球则被处刑十年，至光复才出狱。
一九三八年夏，抗日分子炸毁著名的久留米储油库，死伤日本守军三十余名，焚毁可供日本平时六年使用的油量，予日帝战略物资严重的损害。此案搜捕甚久，株连亦甚广。
一九四○年（一说为一九四一年），发生“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案”。五月二十七日，小学教师李钦名等被捕，罪名是相约起义响应祖国，日警为之大事株连，是为“五二七事件”或“朴子思想案”。此案株连达百余人，多数酷刑致死，李钦名亦死于狱中。
一九四二年，发生“东港事年”。据日方报告：抗日分子欧清石、郭国基、吴海水等人，鼓动台胞起义，以配合国军登陆作战。他们募集资金，已在澎湖、高雄、东港等地购买渔船，预定在东港、枋寮海岸迎接中国军队。吴海水为参与“文化协会”活动的医生，欧清石为著名律师。此案日警搜捕年余，逮捕二百多人，多人死于狱中。为首的欧清石被判无期徒刑。唯欧清石竟未死于敌人的刑场，却死于盟军的轰炸。悲夫！
一九四三年，瑞芳煤矿主李建兴被密告在台建立抗日军队，并持有白崇禧、余汉谋的密信。日军大事逮捕李氏家族及煤矿工人达五百人之多，直到台湾光复，此案尚未审完，最后，出狱只剩一百多人，其余三百多人都在狱中刑求致死。
一九四四年春，又有“谢娥事年”。谢娥为留日外科医师，一直想潜往祖国战场，为负伤战士医疗。并与陈炳基、郭宗清、唐志堂、黄雨生、刘英昌秘密讨论“战后，台湾就可以回到祖国怀抱”，及讨论如何迎接盟军登陆，适唐志堂和刘英昌刚毕业，将被征兵，故谢娥出资托人安排船只，由新竹偷渡潜赴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唯被告密而遭逮捕，严刑拷打后投狱，至光复才出狱。
一九四四年，又发生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蔡忠恕案，罪名为组织响应国军登陆活动，据说株连达千余人，酷刑致死者多人，蔡则于一九四五年六月遭盟军轰炸，死于狱中。
一九四四年还发生“苏澳间谍案”。美潜水艇在苏澳海面浮出，台湾渔民引领二名美军上岸，事后为日警侦知，大肆逮捕苏澳一带渔民，有七十多名，均惨遭杀害，无一幸免。此事件在台湾光复后，由于家属陈情才被揭露。
一九四四年四月，在“蔡忠恕案”大检举中被捕之台北商校学生雷灿南，因宁死不出卖同志，终被刑囚至疯而死。他在中学时日记中就矢言：“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陆，台北二中毕业后再读高商，然后整理家业，领导本岛民族，大力展开活动。”
台湾重归中国版图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安藤利吉向中国代表投降，且当日也有同盟国代表在座，有同盟国旗帜在场。中国政府代表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在座各盟国代表无一异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国民政府训令：“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以受敌人侵略致使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所有台民、台侨，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训令公布后，亦无一同盟国异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至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二个月另二十日，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并于光复前，九月九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何应钦投降，有林献堂率台湾代表团参加，唯在上海遭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所阻，未果。另，十月十日，又有台胞在台北大会堂热烈庆祝双十节，亲历者记忆犹在，史迹亦斑斑可考。
一九四六年，林献堂代表台湾人民组织“台湾光复致敬团”前往南京；并于九月十二日前往西安，在耀县遥祭黄陵，“仅以心香祭品遥祭于我民族奠基远祖轩辕黄帝”，曰：“台湾六百五十万同胞，脱离日寇统治，重归祖国版图”。所以，台湾光复不但是祖国八年抗战的胜利，也是台湾人民自求解放的胜利，更是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伟大胜利！
（作者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原点”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战败，天朝上国梦碎，中国遂沦为列强刀俎之鱼肉，有识之士莫不认为非变革无以图强，然清廷因循苟且，欲振乏力。中国如何变革则有二条路线，一曰革命，一曰变法。
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战败，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毅然扬弃了《上李鸿章书》的改良主义，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驱逐鞑虏”就是推翻满清政府；“恢复中华”就是民族自救或民族复兴；“创立合众政府”就是建立民主制度；“近之辱国丧命”就是“甲午之战”战败。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革命路线于焉开始，而其肇因于“近之辱国丧命”。近代中国的变法运动，亦宪政改革运动，始于“康梁变法”，“康梁变法”源自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一八九五年，马关和约割台之议传至北京，康有为率进京赶考的各省举人，“不避斧钺之诛”，在天安门前拦下光绪皇帝的辇车上万言书反对割台云：
“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月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
故他们提出：“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的主张，“新法”即君主立宪；“保疆土而延国命”即民族自救。
“康梁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鉴于自上而下的变法失败，而倡“新民说”，要从改造国民做起。一八九八年，张之洞奏“劝学篇”折倡议改革科举，实施“新学”教育。民国成立之后，陈独秀有见国内政局犹杌陧不堪，而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主张救中国当从改造中国青年始；要改造中国青年须改造中国文化，而倡“新文化”；留美学生胡适亦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有“新文学”。
不仅民族自救运动肇始于“公车上书”，且“新文化”运动亦由“公车上书”的“变通新政”发展而来，而“公车上书”则肇因于马关割台。
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两条路线都肇因于甲午战败和马关割台。故曰，台湾者，乃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原点”。
台胞抗日五十年
五十年的台胞抗日史当分三个阶段，一曰武装抗日运动，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二曰非武装抗日运动，自一九二一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小林跻造就任台湾总督宣布“皇民化”政策；三曰地下抗日运动和参加祖国抗战，自一九三一年“台湾民众党”遭取缔，蒋渭水即提出“潜行运动”，其本人赍志以殁，但“潜行运动”直至台湾光复。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台胞抗日运动与祖国抗战相会合，而投入祖国战场参加抗战。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胞早有觉悟：“有国才有台，爱台先爱国。”（林祖密语）一八九七年，陈少白来台，即有杨心如、吴文秀等志士参加兴中会；一九一二年，王兆培来台组织台湾同盟会，又有翁俊明、杜聪明、蒋渭水等先后入会，达七十六人。一九一一年“三二九之役”，除了林薇阁的资助外，又有罗福星、许赞元与役；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后，武装抗日势不可能，林祖密（季商）即潜返漳州，受命为孙中山北伐的闽军司令，一九二五年牺牲于反动军阀之手。
非武装抗日时期，岛内有追随梁启超路线的林献堂，有追随孙中山路线的蒋渭水。在祖国大陆就学的各地台湾青年则纷纷组织革命团体。兹简述如次：
（一）北京“台湾青年团”，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初称“北京台湾青年会”，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李石曾都是名誉会员，旨在响应台湾抗日归宗的民族运动。
（二）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于一九二三年，曾通电反对“治警事件”及“台湾始政纪念日”，并有代表参加祖国的国耻纪念日及爱国活动。
（三）上海“台湾自治协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主张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并与韩国抗日志士组织“台韩同志会”，颇为积极，还参加上海的反日运动。
（四）南京“中台同志”会，成立于一九二六年，会员虽仅四十余人，但活动极为积极，经常发表宣言，呼吁祖国人民和台胞共同觉醒团结。
（五）厦门“台湾尚志社”，至一九二三年，会员达二百余人，主要成员为偷渡赴祖国者及青年学生，曾宣言反对“治警事件”，声援岛内台胞抗日。
（六）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一九二六年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进而更名为“台湾革命青年团”，接受国民党支持，时为国共合作期间。
（七）广东“台湾民主党”，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与三二年间，活动范围遍及台湾、广东、福建以及南洋，与各地国民党及异国志士结合，行动非常活跃，直至抗战终了。
台胞参加祖国抗战
“七七事变”后，大陆台胞更纷纷组织各抗日团体，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为集中抗日力量，又组织了“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发表宣言说：
“现在祖国对日的全面抗战已经发动，并且大量消耗了敌人，日寇已疲于奔命，台湾武装革命的情势也日渐成熟。我们深刻理解，台湾的解放运动和祖国的民族革命，是具有不可分离的关联。同时，我们又相信台湾革命斗争，在祖国的对日全民抗战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一九四○年，“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改组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并于三月九日发表宣言谓：“台湾原为中国本土之一部，甲午战后割于日本，五百余万台胞，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奴隶牛马，屠杀欺凌任其所欲。台胞为求解放，四十余年来，前仆后继，革命运动未尝一日或懈。七七事变后，更闻风响应，炸矿山、焚油池、毁铁路，以英勇之行动，牵制敌军于台湾之内；组义军，兴生产，施医疗，以必死之决心，驰骋于祖国战场之上。”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发表《马关条约》五十周年纪念宣言说：“台澎同胞，为着求自由解放，为着伸张正义，为着保有民族正气，明知众寡不敌，继续奋斗，抗拒强暴。起初发动七年抗战，其次又是十次暴动，抗日反帝的怒潮今日依然笼罩着台澎诸岛。五十年间，牺牲六十五万人。虽然尚未成功，可是先烈的不朽精神仍不断鼓励着我们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停止！”
除了各台湾人抗日团体外，还有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丘念台领导的广东“东区服务队”，有钟浩东、蒋碧玉、萧道应、黄素贞、李南峰等台湾青年；有参加王芃生谍报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万居、谢南光、陈其昌、张锡钧等人。一九四一年，我方得知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即由李万居取得；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公布日本侵华阴谋的《田中奏折》，也是苗栗后龙人蔡智堪取得，交张学良情报部，转交国民政府揭发的。
此外，还有为了抗战，从台湾奔赴祖国战场“寻找祖国三千里”的吴思汉，有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一百余名台湾青年，今在台尚存三十余人。也有参加中共抗战奔赴延安的林冈，有奔赴晋、察、冀根据地的苏子衡、文英等人，也有参加新四军的辜金良等人。
“七七事变”之后的岛内“潜行运动”
一九三一年，在岛内，民众党遭取缔，蒋渭水逝世，又“赤色大检举”台共遭破获。九月十八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台盛唱“台湾是国防的第一线，日本南门的锁钥”，而加紧对台胞的控制。台胞抗日的“潜行运动”也开始了。
“七七事变”后，岛内“潜行运动”不断，事件也不断，虽在战争体制下，一切新闻封锁，但我们亦从事后披露略有所知。
一九三七年底，日帝首先肃清所有在台的“中华会馆”，前后二次搜捕，株连达二百余人。严刑拷打，强逼口供，要他们招认有“抗日救国团”。酷刑而死者即有易炳汉、何再来、陈显锐、潘文汉、龚邦镇等多人。执行侦查的日警为小森松三郎，检查官为佐佐木。最重者被处刑十五年，最轻者八年。如庄奕球则被处刑十年，至光复才出狱。
一九三八年夏，抗日分子炸毁著名的久留米储油库，死伤日本守军三十余名，焚毁可供日本平时六年使用的油量，予日帝战略物资严重的损害。此案搜捕甚久，株连亦甚广。
一九四○年（一说为一九四一年），发生“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案”。五月二十七日，小学教师李钦名等被捕，罪名是相约起义响应祖国，日警为之大事株连，是为“五二七事件”或“朴子思想案”。此案株连达百余人，多数酷刑致死，李钦名亦死于狱中。
一九四二年，发生“东港事年”。据日方报告：抗日分子欧清石、郭国基、吴海水等人，鼓动台胞起义，以配合国军登陆作战。他们募集资金，已在澎湖、高雄、东港等地购买渔船，预定在东港、枋寮海岸迎接中国军队。吴海水为参与“文化协会”活动的医生，欧清石为著名律师。此案日警搜捕年余，逮捕二百多人，多人死于狱中。为首的欧清石被判无期徒刑。唯欧清石竟未死于敌人的刑场，却死于盟军的轰炸。悲夫！
一九四三年，瑞芳煤矿主李建兴被密告在台建立抗日军队，并持有白崇禧、余汉谋的密信。日军大事逮捕李氏家族及煤矿工人达五百人之多，直到台湾光复，此案尚未审完，最后，出狱只剩一百多人，其余三百多人都在狱中刑求致死。
一九四四年春，又有“谢娥事年”。谢娥为留日外科医师，一直想潜往祖国战场，为负伤战士医疗。并与陈炳基、郭宗清、唐志堂、黄雨生、刘英昌秘密讨论“战后，台湾就可以回到祖国怀抱”，及讨论如何迎接盟军登陆，适唐志堂和刘英昌刚毕业，将被征兵，故谢娥出资托人安排船只，由新竹偷渡潜赴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唯被告密而遭逮捕，严刑拷打后投狱，至光复才出狱。
一九四四年，又发生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蔡忠恕案，罪名为组织响应国军登陆活动，据说株连达千余人，酷刑致死者多人，蔡则于一九四五年六月遭盟军轰炸，死于狱中。
一九四四年还发生“苏澳间谍案”。美潜水艇在苏澳海面浮出，台湾渔民引领二名美军上岸，事后为日警侦知，大肆逮捕苏澳一带渔民，有七十多名，均惨遭杀害，无一幸免。此事件在台湾光复后，由于家属陈情才被揭露。
一九四四年四月，在“蔡忠恕案”大检举中被捕之台北商校学生雷灿南，因宁死不出卖同志，终被刑囚至疯而死。他在中学时日记中就矢言：“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陆，台北二中毕业后再读高商，然后整理家业，领导本岛民族，大力展开活动。”
台湾重归中国版图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安藤利吉向中国代表投降，且当日也有同盟国代表在座，有同盟国旗帜在场。中国政府代表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在座各盟国代表无一异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国民政府训令：“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以受敌人侵略致使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所有台民、台侨，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训令公布后，亦无一同盟国异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至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二个月另二十日，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并于光复前，九月九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何应钦投降，有林献堂率台湾代表团参加，唯在上海遭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所阻，未果。另，十月十日，又有台胞在台北大会堂热烈庆祝双十节，亲历者记忆犹在，史迹亦斑斑可考。
一九四六年，林献堂代表台湾人民组织“台湾光复致敬团”前往南京；并于九月十二日前往西安，在耀县遥祭黄陵，“仅以心香祭品遥祭于我民族奠基远祖轩辕黄帝”，曰：“台湾六百五十万同胞，脱离日寇统治，重归祖国版图”。所以，台湾光复不但是祖国八年抗战的胜利，也是台湾人民自求解放的胜利，更是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伟大胜利！
（作者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