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裁缝的QQ空间-惊天大揭秘——袁世凯的告密动机-腾讯博客-Qzone

选自《历史密码》，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1859年9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因科举不第，便弃文投军，投到淮军将领吴长庆门下。1892年，袁世凯被派往朝鲜，并取得李鸿章的信任。1895年，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举之下以道员衔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开始成为我有军权的实力人物。

袁世凯袁世凯(1859.9.16—1916.6.6)，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号容庵。
1898年，清廷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推动下推动下，冲破顽固派的阻挠，开始实行变法维新。
变法运动初期，袁世凯曾经表现出支持变法、积极推动变法的热忱。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也曾向亲自向光绪皇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光绪，都察院等部门拒绝代陈，袁世凯还曾帮助请求督办军务处代递。强学会成立之后，袁世凯也积极参与，称为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十一月，袁世凯受命往天津小站编练陆军时，康有为还曾亲自为他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之后，袁世凯又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保持紧密地联系。袁世凯对戊戌变法的关心，骗取了维新志士和光绪皇帝对他的信任。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破格提升他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允许他可以不受荣禄节制，各办各事。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敌视与破坏。大部分的改革措施在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阻挠下都变成一纸空文。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９月５日，光绪帝召见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授予他们四品官衔，令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参予新政。令下之日，还给四人一道“密谕”，要他们妥筹良策,推进变法。此后，两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慈禧太后在守旧势力的怂恿之下，预谋在光绪陪同慈禧到天津阅兵的时候，由但任直隶总督的顽固派大将荣禄发动变，罢黜光绪帝，推翻一切新政，让慈禧太后重新上台垂帘听政。光绪帝听到消息之后惊恐万分，于９月１４日与９月１７日连续两次给康有为下达密诏，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等人读诏之后，知道形势严峻，又将梁启超找来协商。几个人痛哭一场后，拟定一个孤注一掷的冒险计划：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他们计划一方面要争取手握“新建陆军”、又热心变法事业的袁世凯发动兵变，诛杀荣禄，发兵围困颐和园；另一方面派会党首领毕永年带领侠士潜入颐和园，捕囚慈禧。计划的关键在于袁世凯。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举兵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谭嗣同见到袁世凯后，问他：“你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袁世凯说“是旷代这圣主！”谭嗣同又说“荣禄他们准备借天津阅兵废黜皇上的阴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救我们的圣主。你如果愿意救，就请救之；如果不愿意救，可以到颐和园和园向西太后告发我，也可以因此享尽荣华富贵。”袁世凯说：“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什么认了，皇帝是我们共同的英主。有什么事情你就说把，又用到我的，将万死不辞！”谭嗣同见袁世凯说的信誓旦旦，就把诛杀荣禄，围困颐和园，囚禁慈禧的计划告诉给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还发激昂地说：“如皇上在我军营里，令我下手，那么，杀一荣禄如杀一狗耳！”就这样，谭嗣同以为袁世凯答应帮满了，便返回寓所同康有为商量下一步的事情。
9月20日（农历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请训,当天便乘火车返回了天津。９月２１日早晨，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借光绪帝的名义，吁请慈禧“训政”。慈禧执掌清廷大权后，下令捉拿康有为，查抄康的住地南海会馆。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 在这同时，慈禧下令废除在变法期间颁布的几乎一切新政法令与措施。历时１０３天的戊戌变法遂告失败。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他当天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又从天津乘车赶到北京向慈禧太后告了密，慈禧一怒之下便发动了政变。后人甚至还编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袁世凯卖友求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国闻报》于1897年10月26日创办于天津。系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日报，由严复创办并主编 。创刊不久，又增出旬刊《国闻汇编》。严复创办《国闻报》的宗旨是;通上下之情、 通中外之故。故二报分工：《国闻报》专登国内之事(图17-8)；《国闻汇编》专刊国外 之事。二者均由铅字排印。
对于这种说法，有人提出了疑问，据天津的《国闻报》记载，1898年9月20日，袁世凯乘是乘坐上午11点40分的火车返回天津，抵达天津时，就已经是傍晚了。所以袁世凯到荣禄府上告密，应该是在当天的夜里，荣禄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不可能于当天夜里便赶到北京颐和园告密。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在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但慈禧太后于第二天的上午就发动了政变，可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早有预谋，并非因为袁世凯告密引起。另外一个疑点就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初，并没有立即下令缉拿在密谋围园计划中担任重要角色的谭嗣同。9月22日，谭嗣同还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把自己的手稿交给梁启超，梁劝谭嗣同一块走，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拒绝逃走。到了9月25日，谭嗣同才被捕。因此，如果袁世凯在9月20日就已经告了密的话。慈禧太后在次日发动政变时，所发布的上谕中不应该只拘捕康有为、康广仁等人，重点应该是谭嗣同，谕旨中没有谭嗣同，而且给康有为等人定的罪名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没有“围园劫后”大逆不道等词语。说明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前袁世凯还没有告密。即使他已经告了密，消息也还没穿到慈禧太后的耳朵中。
据学者们考证，袁世凯其实是在政变发生之后，又告的密。在袁世凯自己所写的《戊戌日记》中对于告密一事并未讳言，主要是袁世凯写作日记的时候，还是清朝统治时期，告密一事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丑闻。反而是忠于清朝的大功一件。但是有一点值得怀疑，那就是袁世凯9月18日就通过谭嗣同知道了维新派企图围颐和园，拘禁西太后的计划，他如果当时是想通过告密升官发财的话。完全可以在第二天就直接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告密。没有必要一直等到9月20日的晚上才通过荣禄托出此事。由此可见，袁世凯在告密之前也是经过了一番利害考虑，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说出这个秘密。
据后人推测袁世凯之所以一直等到20日晚上才告了密。一方面他是在静观事态发展。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讲，他不愿贸然的参与到维新派的诛杀荣禄，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得计划中去。他知道维新派手中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外，根本没有什么实力。自己如果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带兵围困颐和园，成功的可能很小。小站的兵虽然精锐，但人数却远远的少于荣禄掌握下的军队。况且小站距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奔袭入京。势必会受到早已被荣禄安置在京郊一带的聂士成、董祥福等部的阻拦。另一方面，维新派的谭嗣同等人已经寻觅了会党人物毕永年以及大刀王五等江湖侠客，还存在出其不意，突袭颐和园，控制慈禧的可能。所以，在事件没有爆发之前，袁世凯还不想完全表明自己的态度。一直等到21日的上午，袁世凯前往荣禄府，看到荣禄的卫兵夹道迎接他。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后来又听到正在荣禄路府上的杨崇伊告知他太后已经训政。他见自己已被荣禄怀疑，更怕康有为等人被捕后供出自己在法华寺所说的话，无奈之下只好向荣禄告密。托出维新派兵变围园的密谋。导致慈禧太后进一步加大了对维新派的打击。
不过无论怎么说，袁世凯曾告过密是没什么异议的。不论是告密是在事前还是在事后，只要卖友求荣的人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