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内幕解密

　　文章摘自《“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简介：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终于完成的长篇新著。全书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写作此书。希望通过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连载内容]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曾经在权力中心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姚文元在毛泽东刚刚去世时，就已经担心会发生“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这样的事——言外之意，会发生突然事件！

　　鲁瑛这样写道：

　　9月9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布置宣传(毛泽东逝世)任务后，把我留下来单独密谈。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我听后心领神会，并为姚文元出谋划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他还指使我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我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舆论总管”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1976年9月16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这么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9月19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9月19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 “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 关于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1975年5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9月20日

　　(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9月23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9月30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30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为什么如此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呢？

　　1980年9月4日，姚文元接受审讯时，曾这样交待：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引者注：指“按既定方针办”)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注：《姚文元案卷》，“审讯笔录”，第81卷5页。)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

　　华国锋当时看了，却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翌日──10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

　　“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叶剑英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四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9月28日，江青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一个附属工厂——当时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退休干部时友人先生1996年3月28日给笔者来信说：

　　“9月29日(引者注：应为28日)，江青到昌平县南口镇附近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俗称清华200号，即现在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因当时我正在该厂工作。江青那天来时兴师动众、戒备森严，迟群、谢静宜亲临现场组织全厂教职工夹道欢迎江青，又选少数人陪她到该厂附属的果园散步、摘苹果，后又到办公楼听汇报和休息，听说原打算晚上还安排了活动，后因中央通知晚上开会才提前返城。”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9月28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10月1日，活动频繁的江青又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 (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10月2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1969年3月2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1973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10月4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10月5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0月6日，据摄影师杜修贤回忆，江青那天下午是这么度过的：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当别人告诉我是江青处的电话，我还不相信。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电话千真万确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故居──游泳池。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义，“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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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合影时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中间。我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就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

　　游泳池拍摄后，我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我：“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注：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4)，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江青在景山公园拍完摘苹果的照片，回到中南海，天色已晚。

　　就在江青吃过晚饭之后，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文章摘自 《“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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