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历史著名疑案真相：历史开卷有疑 - 零久文学网 - 免费在线阅读/手机阅读/TXT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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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说，对本国历史要保持“温情与敬意”。然而，反观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却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加以梳理，大体上可以分为胡说、戏说和正说三个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研究是在“古为今用”的强势规定下进行的，历史的解释流于政治化、模式化和空心化。到了“文革”十年，所谓历史，成了构陷罪名、致人于死地的棍棒。历史起码的常识和尊严丧失殆尽，变成了一派胡说。

20世纪八九十年盛行对历史的戏说。历史被商业化，成了某些人赚钱的工具。历史的真相被粗暴地践踏，处处峰回路转，时时柳暗花明，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历史人物和一件件莫名其妙的历史事件迷惑甚至欺骗了广大受众。历史的价值大打折扣，声誉也严重受损。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更多的人还是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至少是趋于真实的历史，对历史的真相更感兴趣。于是，正说历史近些年来悄然升温。

正史为官修，取材大多来自国家档案，有的还是执笔者的亲见亲闻或亲历。正史观点严肃、语言凝重。正史要求史家秉笔直书，善恶必书。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孔子的《春秋》因叙事真实简洁且字寓褒贬，向来被奉为圭皋。例如《郑伯克段于鄢》，廖廖数字，蕴含却极为丰富：郑伯与公叔段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文中却不“称兄道弟”，为什么呢？《东莱博议》诠释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斧钺千秋的冰霜之语被称为“春秋笔法”。史笔千钧，历史的震撼力、感召力和道德力量难以估量。因而有“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说。

相对而言，正史还是较为可靠的。然而，正史就句句属实、篇篇可信吗？仍以孔子为例，孔子一面为《春秋》立褒贬大法，为真实史学树立楷模，一面却又宣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鲁迅先生在他的《伪自由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可见，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对历史（也就是正史）要有质疑的精神，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提倡不断地收集新史料，对已有的史料也要归纳、整理、分析、比较，在历史的语境中，认知的主体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是由历史形成的自身决定的。例如由于恐惧，如秉笔直书会开罪权贵甚至招致“文字狱”等没顶之灾而隐瞒、篡改了历史；由于忌讳而故意隐去了许多不该隐去的史实；由于某种利益驱使或无中生有或张冠李戴而公然编造了历史；由于轻信权威的话或者道听途说而不做考证、由于缺乏求真求实的精神而以讹传讹，等等，都可能使历史的真相被遮蔽或篡改，都会使我们对历史的崇仰倏忽间訇然坍塌，迷惘而失落。

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但是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追寻，而且是对历史不断地做出新的解释。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坚决摒弃人云亦云、墨守旧说的惯性思维，而要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同时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其不朽巨著《浮士德》中说：“大呼批判，大喊怀疑，我总不会被迷惑。”怀疑、假设与求证是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两者均不可偏废，而怀疑应置于首位。

传统的史学中，历史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变迁、英雄造世等“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本书中所收的历史随笔性文章，多是从某个特定历史片断或某些历史人群中进行微观探究，更加关注历史中的“零碎”或个案。在表述上，除了侧重历史解释的故事性和情节性的叙述风格，同时也强调历史叙事的分析性，即在对史料收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历史逻辑对客观历史进行新的解构与重塑。

中华民族从来注重治史，善于从历史中获得智慧和镜鉴。一部二十五史即是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的典范，历来备受重视。然而，写过《二十二史?札记》的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却告诫我们：“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后园居诗》)此语显然偏激， 却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有在对历史的不断质疑中，才能不断获得历史的真相并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也才能为当代人提供一面足资借鉴的镜子，或者提供一种考虑全局、展望未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思路。

张秀枫

2008年秋于深圳

文/眭达明 刘 辉

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还有不少是假的。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模仿笔迹，乱写批示

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后来专门负责出外传宣皇帝诏旨，才逐渐被宋徽宗所宠信，当上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又获开府仪同三司“使相”。梁师成这个宦官因为稍知诗书，略懂文法，加之为人机灵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让他代行文书，参与朝政。发展到后来，不但“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作用，而且他还挑选了很多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也就是“御笔手诏”。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一道下达。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谓的“御笔手诏”，皇帝不带头用白条子封官和处理政务，梁师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来。

模仿皇帝笔迹签发文件和写批示，其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梁师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传》就记述了20多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如在南齐得到三朝皇帝宠信的纪僧真，早在齐武帝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中领军时，就在府内任主簿（秘书）。萧道成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模仿自己的笔迹在文书通告上签名，久而久之，纪僧真的字体和萧道成的一模一样。从此凡是需要萧道成签发和批复的文书统由纪僧真代理。由于纪僧真模仿的字迹可以假乱真，所以萧道成看了也笑着说：“连我也分辨不出来了。”

假中有假，以假治假

假圣旨在形式和字迹上使人真伪莫辨，而真圣旨呢？它们的内容能保证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其实有许多真圣旨的内容也是真真假假，甚至假中有假。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全国各地，造成藩镇林立相望的局面。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虽然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藩镇拥有财富和重兵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有好些藩镇的节度使只是表面上尊奉朝廷，暗地里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幽州的朱克融就是如此。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非但不领情，反而指责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并把送春衣的宦官给扣留起来。朝廷无奈，只好另派宦官带着新的衣物去幽州进行慰问。而朱克融视朝廷的退让为软弱可欺，竟得寸进尺，打报告给朝廷说本镇将士今年春衣不足，请朝廷补给“30万端匹，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在报告中，朱克融还提出：他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5000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

唐敬宗生怕朱克融发兵叛乱，为了息事宁人，打算再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同时把被扣押的宦官救回来。宰相裴度不同意，说只要下一道诏书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他说：“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可以在森林中咆哮跳踉，却必然不敢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建议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10天以后，再考虑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说：‘朕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至于朱克融提出要带兵帮助朝廷修建洛阳的宫阙，其实完全是一句假话，目的是恫吓朝廷。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该在诏书中假意答应他的奏请，说：‘助修洛阳宫阙的兵马和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令沿途各地安排接待。’朱克融接到这道诏书后，肯定会惊慌失措，大乱方寸。”唐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朝廷最后按裴度的意思起草的这道诏书假中有假，以假治假，既义正词严又晓之以理。朱克融因摸不清朝廷的底细，果然不轻举妄动。过不多久，幽州发生兵变，将士杀死朱克融和他的儿子。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皆如裴度所料。

捏造事实，欲盖弥彰

古代皇帝发布圣旨，真真假假，应付过关，虽然可笑，却能让人同情；而他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欺骗人民，这就非常可气甚至可恶了。这种现象在古代还非常普遍。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发布的一道圣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史万岁是隋朝大将。隋朝第一名臣、宰相高颎等人曾称赞他“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隋朝的边防巩固有过重大贡献的名将，却在开皇二十年出击突厥建立了殊功后被冤杀。全国老百姓都为他的死感到冤枉和痛惜。

更令人发指的是，隋文帝冤杀史万岁后，为了开脱责任，为错杀功臣寻找根据和理由，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竟然错上加错地起草了一份诏令，向天下公布史万岁的所谓罪状。

这份冠冕堂皇的诏令，总共写了史万岁两条罪状：一是开皇十七年（597年）平定南宁州时“多受金银，违敕令住”；二是此次出击突厥后“怀诈邀功”。然而全天下的人都清楚，南宁州的问题早已解决。这一点，连本诏令也是承认的，否则怎么会“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既然如此，还提此陈年旧账干什么？而此次出击突厥后的“怀诈邀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情况是“有功未酬”！因此，这两条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如果不发布这份诏令，那么隋文帝还只是犯有错杀大臣之过。而此诏令一公布，全天下的人反而认清了他原来还是一个伪君子，更感到史万岁的死是一个大冤案，更为史万岁的死感到悲痛和惋惜！因此，起草并颁布此诏令，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错上加错！

文/胡文辉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似有两大显学：一是《红楼梦》研究，一是鲁迅研究。但时移世异，风气逆转，鲁迅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20年来，当意识形态的光环散去，鲁迅也就走下了神坛，当年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文献，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就事论事的考证吧。

我的老师，原中山大学教授李伟江先生，长期研究鲁迅、左翼及现代史料学，在他去世7年之后，他一生的心血《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最近终于出版。这部遗著，既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墓志铭，也可以视作鲁迅研究的一个墓志铭；通过阅读这部遗著，我不仅是在怀念一个踏实学人的一生，也似乎是在凭吊鲁迅研究史的往日繁华。

李先生在文集中，分别考订了鲁迅与中山大学、鲁迅与广东报刊、鲁迅在粤港讲演等专题，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共**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篇。以下仅谈谈我读此文后的感想，但取一瓢，而不及其余。

曾有不少语录、手册和文章，都称鲁迅对日本友人说过“共**是火车头……”这样的话，李先生在此文中澄清，这只是由于翻译不准确而导致的张冠李戴，鲁迅原话的中译应作：“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最初（他们）说，共**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由于共**带着国民党，革命才会成功……所以青年们都很感动，当了共**。而现在又突然因为是共**的缘故，把他们统统杀掉了。”这段话是针对国民党清共而言，由上下文看，“共**是火车头……”的主语显然是国民党，鲁迅只是转引国民党方面的话语，以指责他们反复无常、欺骗青年。李先生进而寻根究底，挖掘出鲁迅这段引语的始作俑者，应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1926年11月的演说：“中国共**好像机关车，国民党好像货车，中国共**加入国民党，好像人车货车套上机关车；没有机关车断不容易把中国的革命载到世界革命队伍里去。”这是戴氏在国共合作期间，有意迎合苏俄顾问鲍罗廷而说的门面话。所谓“机关车”，也即后来通称的火车头。

我所以特别留意这篇考证，是因为类似将名言张冠李戴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我曾在《敦煌学与爱国／民族主义》（《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里指出：大凡讲到敦煌学，一般多喜欢引用陈寅恪“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话，其实陈氏原话见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作：“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可见，这句话既非出于陈氏本人之口，陈氏本人对此也未必认同。又如世俗都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当作徐悲鸿的妙语，但徐氏早在《悲鸿自述》里明白交代，他早年在离开宜兴女子学校时，国文教授张祖芬临别赠言：“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愿受鄙言，敬与君别。”（《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2005年版）后来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也重复了此说，只不过将张祖芬的赠言译成白话：“我希望你记住两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就送你这两句嘉言吧！”（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以上数例，是将名言的原创者误植；还有一种情况更为恶劣，是对名言故作曲解。过去批判胡适时，多指责胡氏所说的“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一语，但我的朋友谢泳先生写过一篇《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这句话实出于偷梁换柱，原始出处应是胡氏介绍詹姆士实在论哲学的《实验主义》一文：“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所谓“历史是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的比喻，就是将这里“实在”偷偷改成“历史”，如此就轻巧地完成了对胡氏本义的歪曲。谢泳更举出冯友兰20世纪50年代的批胡文章为例，冯氏当时在《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底政治路线底关系》中对胡氏的话做了移花接木：“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谢泳认为，“历史是个小姑娘”这句话的广泛流传，或许就与冯友兰此文有关。这是很有价值的辨析，跟李先生《“共**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文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此外，还可以为谢泳补充一个有趣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末，哲学史家方立天先生在《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中有这样一段：“‘四人帮’信奉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一集卷二）……的实用主义历史观。”（《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作者表面上引用原文，并注明出自《胡适文存》，实际上却将原文中作为哲学名词的“实在”，当作虚词来使用——“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居然就成了“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季羡林先生笔下。1990年季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的序言中说：“寅恪先生对共**什么态度呢？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中讲到，寅恪先生有一次对他说，他赞成communism（共产主义），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俄国式共产主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999年他在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发言，再次提到：“陈先生对共产主义是什么态度？现在一些人认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大家看一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他用英文写了几个字说陈先生赞成communism，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即陈先生赞成共产主义，反对俄罗斯式的共产主义。浦江清写日记，当时不敢写‘共产’两个字，用了英语。说陈先生反对共产主义是不符事实的。”（《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其实浦江清日记的原文是：“他不反对communism，但他不赞成Russian communism。”（《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扉页，三联书店1999年增补本）原文明明只是消极的“不反对”，到了季先生那里，就变为积极的“赞成”了。

由以上列举的例证可知，对名言的误植或歪曲，绝非偶然。错误并非无缘无故地发生，而往往有其思想背景和动机。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归于陈寅恪名下，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归于徐悲鸿名下，那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借名人的光环，以加重言论的分量；当我们需要证实鲁迅信仰共产主义、认同共**的时候，“共**是火车头”这种话也就顺理成章地出自鲁迅之口；当我们需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历史观的时候，胡适也就顺理成章地说出“历史像个小姑娘”这种奇谈怪论；当我们需要证明陈寅恪支持共**领导的时候，陈寅恪也就顺理成章地表态“赞成共产主义”。这些误植或歪曲，或恰好切合时代精神的大气候，或恰好符合引用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被误植被歪曲的文本，更符合引用者的需要，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文本，文本“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啊！

尤其需要反省的是，误植或歪曲不仅出于大众无知的以讹传讹，更出于学者有意的将错就错。连学界名流都可以肆意地曲解前贤，又何怪乎今天的小市民们流言满天飞呢？

还是再回到李伟江先生那里。我想，李先生对鲁迅的认知和信仰，并没有能超出那个时代，他眼中的鲁迅，恐怕仍是光环笼罩下的鲁迅。尽管如此，他绝不抹杀证据，绝不隐没事实，即使他希望发掘出更多鲁迅转向共产主义的新史料，他仍死心眼地争辩，“共**是火车头……”并不是鲁迅自己的话。考虑到《“共**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文最初的发表时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仍是学术界春寒料峭的时代，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文/张恒涛

在中华历史上的众多帝王之中，有一位文治武功、相貌人品堪称近乎完美的皇帝，他就是东汉“光武中兴”的缔造者——光武帝刘秀。

然而，几百年来，几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经典京戏的流传，使民间的光武帝形象蒙受着“不白之冤”。这其中最有名的有两出。

其一为《上天台》：刘秀宠爱郭妃，身为国丈的郭太师仗势欺人，于是开国元勋姚期的儿子姚刚打死国丈。刘秀念姚氏父子有功于国，从轻发落，将姚刚发配湖广，留姚期继续在朝为官。郭妃为了给老爹报仇，设计把刘秀灌醉，刘秀醉酒后听信郭妃谗言，错斩了姚期。

另一为《打金砖》（一名《兰逼宫》，又名《二十八宿归天》）：姚刚打死郭太师后，姚期绑子上殿请罪，刘秀酒醉，传旨立即将姚期满门抄斩，文武百官都上殿保本，也被一并杀害。开国功臣马武手持金砖闯入后宫，威胁要拍死刘秀，刘秀被迫应允赦免姚期，但为时已晚，马武用金砖击顶自杀身亡。刘秀酒醒之后，愧疚难当，加上阴魂现身索命，一命呜呼。

以上两剧，尽管剧中主要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戏中所演故事和人物性格，均与史实严重不符。

戏中“宠爱郭妃”，并非事实。刘秀一辈子只有三个女人：阴丽华、郭圣通和“无宠”的许美人。而他一生只爱一个女人——阴丽华。刘秀长期征战，身边没有一个女人，初见阴丽华，他发出“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感叹。公元23年，刘秀终于达成多年夙愿，娶阴丽华为妻，这时刘秀已经28岁了。之后，迫于政治原因才娶了郭圣通。刘秀称帝后，要立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坚决推辞：“困厄之情不可忘，而况郭贵人已经生子。”他不得已立郭圣通为皇后。此后，刘秀每次出征都把阴丽华带在身边，尽可能地减少自己心爱女人受到皇后轻慢的机会。最终，刘秀废除郭圣通，立已经40岁的阴丽华为皇后。公元56年，刘秀死；公元65年，阴丽华死，合葬在刘秀陵寝。

史书称刘秀为“中兴明主”，《后汉书》赞其“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刘秀与君臣的关系也相当和谐，他对功臣从不猜疑。冯异掌握重兵，专守关中，独当半壁江山，有人上奏章说他“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冯异惶惧，上书谢罪。光武帝诏报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大将朱鲔曾为更始帝刘玄坚守洛阳，对抗过刘秀的军队，而且参与过谋杀刘（刘秀的哥哥）的活动，光武帝派人说降：“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朱鲔降后，光武帝拜鲔为平狄将军，封为侯爵，传封累世。

刘秀这样文韬武略、感情专一的明君，为什么被后世的戏剧家加上贪恋酒色、滥杀功臣的罪名呢？这要从有关光武帝的几出戏的取材来谈。《上天台》、《打金砖》等戏，取材于《东汉演义传》，此书系明朝万历年间学者谢诏所作。朱元璋杀戮功臣，招致很多士人不满，但法禁森严，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明朝中叶以后，法禁稍弛，一些人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前朝皇帝为主人公，编成小说，借以讽喻现实。这样既可避开文网罗织，又发泄了胸中块垒。扭曲刘秀的几出京戏，则是根据演义故事，加上作者的发挥编造出来的。

文/韩春呜

“毛遂自荐”的最早版本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所写的“三顾茅庐”，可谓是诸葛亮决定出山的关键一节。说刘备刘玄德太看重诸葛亮的才华了，一而再，再而三，不管是吃了闭门羹，还是被小书童奚落，更不顾风雪寒天，执意要见诸葛亮，不请出诸葛亮决不罢休。不过在比这两本书更早的史家著作之中，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叫做“毛遂自荐”说。

据《魏略》之中记载：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荆州成为众矢之的，直接面临曹操、孙权两方面的军事威胁，荆州牧刘表则缺乏应对之策。被曹操赶出中原地区的刘备此时驻扎在樊城，引起了诸葛亮的关注。

这时的诸葛亮在隆中闷了快10年了，学成了一身本事，“八阵图”也大功告成，眼看自己已经是奔30的人了，是该施展自己本事的时候了。在老师和朋友的建议下，诸葛亮决定亲赴樊城会会刘备。

诸葛亮见到刘备的时候，刘备正在会客。刘备见诸葛亮非常年轻，又素不相识，也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将他晾在一边。等到会客结束，只剩下诸葛亮一人的时候，刘备还是不理不睬。正好有人送来了一支牦牛尾，刘备只顾自己用牦牛尾编织饰物。诸葛亮见此情景，不禁正色而言道：“我以为将军必定胸怀大志，想不到原来却只知道编织而已。”这才把刘备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经过一番交谈，刘备发现眼前的年轻人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把诸葛亮留为己用。这就是最早的“毛遂自荐”的版本。

司马徽与诸葛亮的对话

《魏略》一书与后来西晋司马彪在其著作《九州春秋》中均提到了与这个大致内容差不多的故事。

这里，我们来完全复原一下毛遂自荐——

当时，诸葛亮的老师司马徽分析天下大势：如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平定了中原，势必要将荆州作为他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而江东孙权，这几年养精蓄锐，兵强马壮，也虎视眈眈将目光转移到了荆襄八郡。可以说，荆州直接面临曹操、孙权这两方面的威胁。荆州牧刘表缺乏应对之策，荆州的战事一触即发，荆州的安定局面就要结束了。

司马徽说，刘玄德这时来到荆州，肯定是有所图谋。刘玄德与刘景升都是大汉贵胄，刘玄德眼下没有立身之地，他是指望刘景升给他一个安身之处，同时，也在观时待变。

诸葛亮问：“刘备与刘表相比，论才学是在刘表之上，还是旗鼓相当？”

司马徽笑道：“刘表当年也曾是洛阳‘八俊’才子，才学当在刘备之上，如今又是八郡之主，权势更不是刘备可同日而语的。然而刘表不习军事，完全依靠蔡氏家族支撑荆州局面，其子刘琮又劣，势必一事无成，恐一朝众散，并受其祸。”

“那刘备呢？”诸葛亮催促老师讲下去。

“刘备这个人，看似平庸，无什么才学，据说成名之前不过是织席贩履之人，然而天下英雄无不对其刮目相看。刘备天生就有一种作为领袖的气质，他这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就是能够让有本领的人心悦诚服，甘心情愿听从他的调遣，受他的驱使，为他而去拼命。就说他手下的几员战将，比如关羽、张飞，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可谓盖世英豪，对刘备忠心耿耿，言听计从。”

“刘备身边有这样的英雄辅佐，应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可这些年来，刘备纵横天下，东奔西杀，何以没有多大成就，成为一方霸主呢？”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他身边没有能够给他出奇谋划良策之人，为他调度使用将领之干才。刘备本身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让他直接指挥三军，调度千军万马，即使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也不是他之所长。但他善于相人，且善于用人，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气度。如果你愿意辅佐刘备，或许能够得到一个施展你平生所学的机会，一个指挥千军万马，创造千秋伟业的机会，你何不去试一试呢？”

诸葛亮对刘备这个人虽然有所耳闻，却从没有引起注意。毕竟没有机会接触，也不知道这人有多么大的潜质。诸葛亮便想去实地见一见这个人，他还是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古训。就像刘表吧，公众的口碑不错，却让自己感到并不适合自己，并不是能够依靠的人。他要看一看刘备对他这个青年人的态度，要看一看刘备是不是真如人们所讲的具有领袖的气质，还是徒有虚名，打着皇叔招牌的江湖骗子。

司马徽说：“你若打算见一见刘玄德，那么事不宜迟。据我所知，刘备现在驻扎在樊城。军队行踪扑朔迷离，今天在樊城，明日说不准拔寨转移了。”

诸葛亮对老师说：“我今晚就奔樊城。”

被晾在一边的诸葛亮

刘备有个习惯，不论是在哪里驻扎，总要拜访一下当地名流，安抚当地商贾百姓，接待各路人士来访。如今在樊城刚刚安民已毕，不免鞍马劳顿，身体有些疲乏，本想到寝室休息片刻，不想又有客人来访，便又强打精神，出面接待。这位客人祖上为河北涿州，以贩卖牲畜为营生，经常来往于凉州与中原乃至塞外，自称与刘备同乡。

刘备久别家乡，很想了解家乡的一些情况。两人谈兴正浓时，忽报有客人来访，刘备随口说道：“一个不少，两个不多，凡是来访的客人尽请到客房来吧！”说罢，站起来，走进房门迎接客人。

来客是位年轻人，身材高大，彬彬有礼，进门就是深深一长揖。刘备连忙执手回礼，对来客上下打量，此人身高八尺有余，浓眉亮眼，鼻直口端，仪表堂堂，看上去虽然显得老成，却也超不过30岁年纪，但就是想不起此人姓甚名谁……不禁问道：“恕刘备眼拙，阁下与刘备在何处有过交往？”“在下与将军素昧平生，今日乃初次来访，不速之客，还望恕冒昧唐突。”“哦，请稍坐片刻，我房中还有客人……”诸葛亮连忙表示：“不急不急，我可在这里等候。”

刘备朝诸葛亮点点头，心想：这个年轻人找我能有什么事情？该不是想见一见刘备是不是双耳垂肩，两手过膝的模样吧？这几日，已经有不少无聊之人跑来一睹刘备的容颜。想到这里，他便不再说什么，转身回到里面房中，与涿州老乡继续攀谈起来。

心不在焉的刘备

诸葛亮对刘备的第一印象不错，为人谦和，却又不失皇叔风度。既然已经有客人在堂上，要等候一下也在情理之中，诸葛亮毫无怨言，坐在客堂的一隅，默想着将如何与刘备交谈。

刘备对一个青年的唐突来访，虽然不大介意，但对来人却也不很重视，他猜想，这个年轻人，看其谨言慎行的样子，该不是有什么事情有求于我吧？要不然则是想来我的帐下谋个差使干干。

涿州的老乡看看天色不早，便起身告辞，刘备也不挽留，送至大门之外。转身回到房中，随手拿起来客送与他的凉州牦牛尾摆弄起来。老乡的到来让他回想起在家乡的日子，不由得将手中的牛尾像编苇席一样编织起来，全然忘记了客堂里还在等待的年轻人。

被冷落的诸葛亮见此情景，不禁言道：“我以为将军是一位胸怀大志之人，没想到却是只知道编织。”说罢，起身告辞。刘备这才意识到慢待了这位年轻的客人，连忙放下手中的牦牛尾起身挽留，询问诸葛亮找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是为荆州的安危而来。”刘备闻言，心说好大的口气，口中却说：“哦，那你为什么不去找荆州牧刘景升？我不过是荆州牧手下的一个将士。”诸葛亮此时已经放弃了来时所准备的一番言论，随口应付一句：“我原是想与将军谈治军理国的方略，现在已经不想谈什么了。”

失败的毛遂自荐

刘备暗想，现在的年轻人目空一切，志大才疏，小小年纪居然要与我谈什么治军方略，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转念一想，萍水相逢，人家既然来了，也是看得起你，总不能不与之聊上几句吧？

为了表现自己的雍容大度，刘备劝诸葛亮坐下，心想：“我不妨考一考他，让他知道什么是治军理国方略。”于是，以对待朋友的态度对诸葛亮说：“刘备以为治国治军也没有什么，不过是两条，一是以德安民，教化百姓；一是依法执政，刑罚昭示。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诸葛亮有备而来，不假思索，随口回答：“将军说得不错，只是二者不能孤立运用。大凡治国者纯德治，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纯用刑不教，而谓之虐；只有儒法合一，先礼后兵，教之以德，严之以刑，才能上下有节，左右有序。”

诸葛亮见刘备在听，就继续讲道：“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

刘备听到此处，便有了一些兴趣，心说：这小伙子肚子里还有点货色，看来是有备而来。就继续发问：“你认为为政之道主要应当做些什么？”诸葛亮回答：“我认为，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术士，则为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大凡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

诸葛亮虽然回答刘备的问话，但他从刘备的眼色里看出刘备有点心不在焉，因而将话头停住了。他已经不打算在这里多耽搁，即起身告辞。刘备这时觉得，这个年轻人还真有一点才学，便有挽留之意，正犹豫间，看诸葛亮去意已定，也就作罢。

故事讲到这，毛遂自荐的说法看来是真实的，只不过诸葛亮这次的毛遂自荐是失败的。

三人会谈

诸葛亮亲自到刘备驻兵处探营，毛遂自荐失败了。但在历史上，这只是诸葛亮和刘备建立关系的开始。他们之间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得益于诸葛亮的老师、岳父的共同施谋。

诸葛亮见到岳父黄承彦，讲述了自己在樊城的遭遇，不由长叹一声：“一个人若想出人头地，不是自己就能够左右的呀！不知道天下有多少人空有满腹经纶，而无施展机遇。”黄承彦望着诸葛亮，说道：“好啊，刚刚遇到这么一点挫折就心灰意冷了吗？依我所见，这不过是唱大戏前的一个小小的序曲而已。”黄承彦点拨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的才学本领就是为了有机会施展而准备的，但在机会没来时，要耐得住寂寞才好。”诸葛亮点头，说：“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如果生不逢时，等不到明君，那就继续在隆中当山野村夫，也是不错的选择。”黄承彦点头，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不过，机会也不完全是等来的，有时还要争取，还可以想办法让机遇来找你。”翁婿二人正在谈论，家人来报，有客人来访。诸葛亮说：“肯定是水镜先生，且让我到大门迎接。”话音未落，司马徽已经进了大堂，一边走一边说：“也不是外人，不必那么多的礼数。”转身又对孔明说：“樊城一行，我料不大顺心，对吗？”诸葛亮点头。

司马徽说：“这个怨为师的欠考虑。既然有了一个目标，那么要想实现，就必须认真筹划一番，如果不假思索，贸然而动，自然是欲速则不达。”“学生自认学业不精，蒂未落，只怨瓜还未熟；渠虽修成，水未到，尚缺引水之道。”

“好啊，我却以为瓜已熟，为何蒂不落？尚欠一阵风，风到瓜自落。”黄承彦捻须说道。“那么渠已修成，何谓引水之道乎？”司马徽问。“今日水不是已经来了吗？水镜水镜，无水何以成镜？”这时，黄丑丫笑吟吟地走入大堂，对父亲说：“酒已经烫热，宴席已经备好，您快与司马老师畅饮，请水镜先生酒后吐真言！”

游历山川

酒席宴上，司马徽道：“徐元直前些日子找我要主意，我告诉他，即使隐姓埋名也要显山露水。他原打算北上洛阳从军，投靠曹孟德。我对他讲，你现在的身份如果投军，不过当个士卒，什么时候混出模样来？倒不如去投刘玄德，打击曹军，让曹孟德吃你几次苦头，对你刮目相看，你的名声远播，自然就会有个好前程。”

诸葛亮马上悟道：“您是让徐庶先行，为我探探刘玄德到底是不是可以辅佐之主？”司马徽不置可否，说道：“总之，要先看一看刘玄德的人品究竟如何。”黄承彦点头说道：“好啊，毛遂自荐总不如名士推荐。”

诸葛亮说：“我看刘玄德还没有意识到身边无人。他大约还认为自己身边有文臣，有武将，人才济济，完全可以依靠现在他身边的人马驰骋天下，创建伟业的。所以我还是想继续留在隆中，钻研战法，完善八阵图。”

司马徽连连摇头，说：“前日，我与庞德公谈起你的学业，觉得你现在最急需的事情，是游历山川，徜徉山水之间。特别是西川五十四州，你还没有游历，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你也只是在前人的著述中略知一二。依我所见，你应当亲身体验一番，纸上谈兵容易，也容易误事。地形地貌与人为所画图形毕竟还有区别，误差也是不少的。所以真正的将才，务必要亲自查勘地形地势的。”

诸葛亮遵照老师司马徽的教导，开始有目的地游历山川江河。哪处可伏兵，何方易守难攻。他都一一记录在案，并找到一张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图。他按图索骥，将所观地形地势的心得也都在图上有所标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在游历山川的同时，访贤拜友，扩大了自己的资讯网络，获取了不少信息资源。

推荐诸葛亮

此时，司马徽与黄承彦等人已经开始全方位研究刘玄德，对刘玄德的相貌、行踪、爱好、特点，以及身边随行人员的情况，逐一分析，安排对策。对于刘玄德本身的优缺点和生活习惯更可谓了如指掌，以致水镜山庄的书童对刘玄德都能够耳熟能详，一见到刘备马上就能够认出。

司马徽在水镜山庄不露痕迹地推荐了诸葛亮。他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但是，他并没有说破“伏龙”就是诸葛亮，原因很简单，司马徽知道刘备对诸葛亮有过一面的交往，他担心刘备对诸葛亮最初的印象会影响他下一步的安排。

司马徽不愧是老谋深算，为了弟子的前程煞费苦心，在刘备面前推荐了“伏龙”这还不算完，当天晚上，他又招来徐庶徐元直，安排徐元直隐姓埋名到刘备驻扎的樊城应聘。

刘玄德以为徐庶就是“伏龙”，随即拜徐庶为军师。这徐庶，一出手就将曹操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于是曹操设计，诓徐元直进许都。徐庶明知是套，却偏偏要往里钻。在去许都的路上，他对有知遇之恩的刘玄德推荐了胜过自己多少倍的诸葛亮。

此时，刘玄德还纳闷哪，水镜先生讲匡扶天下的人杰是伏龙和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怎么没有听说这个诸葛亮是那么大的角儿啊？当徐庶说诸葛亮就是“伏龙”时，这才让刘备恍然大悟。

徐庶告诉刘备，伏龙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刘备为了得到帮助自己得天下的大才，也豁出去了，一次登门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哪一位架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上门请求呢？

史上最经典剧本

刘备这一手固然奏效了，其实还是在司马徽与黄承彦的筹划之中。当刘备还没有动身去隆中时，司马徽担心刘备还在犹豫，又亲自登门找到刘备，强调诸葛亮那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啊。就这一句，催得刘备赶紧备马，请求诸葛亮出山！

“刘备已经决定要聘请诸葛亮了。”司马徽将情报迅速传达给了黄承彦。黄承彦又一次来到卧龙岗，告诉诸葛亮：“机会来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诸葛亮问：“莫不是刘玄德要来登门拜访？”黄承彦问：“你怎么猜到的？”

“前几天，徐元直从我这里走的。”“你如何打算？”“正在思考，没有想到这么快。”“为师的，已经为你设计好了一场‘三顾茅庐’的大戏。”“这场戏大约就是以隆中卧龙岗作为场景吧？”诸葛亮猜不透岳父大人是如何筹划的。“那您安排我干什么呢？”

“你没有见小孩做游戏所唱的吗？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个小尾巴鱼……哈哈！你不妨先躲起来，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去做作业。题目叫‘隆中如何作对’，副标题是：‘为刘备指条明路’。前面的三出戏你就别管了，自然有人唱的。”黄承彦不慌不忙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第一出戏，请隆中的乡邻和在稻田里的帮工出演。你平时不是教他们吟诗作对吗？就让他们待贵客来到隆中时，在稻田里即席吟诵，让来客看一看，隆中的农夫都是这么大的学问，可想而知卧龙该有多大的道行。

第二出戏，昨日崔州平、孟公威回家探亲，到我家来问候，我就请他们二位也帮一下忙，友情客串，与刘玄德见个面，谈上一席话，看一看卧龙的同窗好友的才学，从而为卧龙出场做一个陪衬。诸葛均要负责穿针引线，书童也要有几句台词，来客时也好应付一下。

第三出戏，老夫我也客串一把，为你做一个陪衬吧。刘玄德既然来到隆中，就不能让他空手而归，还没有见到卧龙，就感到不虚此行，就感到大有斩获，也让他更加迫切地想见到卧龙。

诸葛亮脸上觉得挂不住了，有点难为情地说：“我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吧？水镜先生已经把我介绍给了刘豫州，还有徐庶，他把自己比喻为寒鸦、驽马，把我孔明说成是麒麟和凤凰，简直是把我放在火上烤，让我脸上发烧。”

“这件事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别的你不要管，认真做好你的作业就行了。”

要说黄老先生运筹帷幄，一而再，再而三，策划了一幕刘玄德“三顾茅庐”的千古绝唱，目的是为诸葛亮亮相烘托场面。

“三陪衬，三对头，三突出”，说起来要算是黄承彦的专利呢！至于“三顾茅庐”的演出效果如何，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的表现如何，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已经表述得淋漓尽致，无需赘述了。

文/刘秉光

曹操的大度

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琳在那篇慷慨激愤、极富煽动力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的种种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骂为“桀虏”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

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不禁被陈琳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锋所震惊，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忍不住一跃而起，连连称赞陈琳的文才绝佳。袁绍败亡后，陈琳被抓去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因“爱怜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为从事，署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曹操在重用陈琳的同时，也经常与他在方面交流和探讨，对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杀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

借刀杀祢衡

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祢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于是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诬告除孔融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20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

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账，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至于对时局经常错误估价。

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的话语，来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动干戈远征乌桓；用“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的怪论，来反对曹操禁酒，等等，这让自以为是的曹操觉得很难堪。

思想领域的不同和政治见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针上再三地公开与自己唱反调，使曹操心怀嫉恨，杀孔融的念头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贵族代表崔琰与“文字狱”

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严词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

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被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杀杨修防患于未然

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的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20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

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主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地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

“惟才是举”与灭才

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别有用心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却不惜背上屠杀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这是他对文人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段。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视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但当他的政治统治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时，家的曹操自然就会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铁血政策”，才能扫清口舌和文字障碍，实现“以曹代刘”的政治目的。对于曹操来说，杀掉几个不识时务的异己文人，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的高压统治捷径，既能肃清耳根，又能杀一儆百，何乐而不为呢？

文/卢盛江

关羽降曹，虽受赏识和厚遇，但仍难忘桃园兄弟结义主臣之情。在杀颜良、文丑立下战功报答曹操之后，挂印封金，辞别曹操，单骑匹马，保护二夫人，辗转千里北上寻找刘备，一路上过东岭斩孔秀，过洛阳斩孟阳、韩福，过沂水关斩卞喜，过荥阳斩王植，过滑州黄河渡口斩秦琪，历尽艰辛，终于在古城先后与张飞、刘备相聚。这是《三国演义》描写的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

这段故事，《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也有描写，但情节略有不同，都只有千里走单骑，没有过五关斩六将。《平话》写关羽走后，曹操用张辽的计策，先在霸陵桥埋伏军兵，再假装送行敬酒，赠送锦袍，想趁关羽下马受礼时一举抓获，不料关羽并不下马，使曹操之计落空。关羽到冀州见袁绍，不料刘备已和赵云投荆州去了。于是关羽又往南经太行山，过千山万水，终于找到刘备、张飞。元杂剧《关云长千里独行》情节与《平话》相似，只是曹操与张辽定了三条计：假装送行，骗关羽下马，让许褚抱住，众将擒之；不成，则敬上一杯酒，酒里下毒药；再不成，则假借送锦袍骗关羽下马。但关羽不下马，递酒不喝，用刀挑袍，三条计都落空。杂剧没有关羽到冀州又经太行山往荆州的情节，而是直接到古城与刘、张相聚。

小说描写的关羽一生中，这是很值得炫耀的一段经历。历史上，关羽挂印封金，亡归先主，实有其事，但是否如小说描写的那样过五关斩六将，由许都北上经洛阳、荥阳而过黄河，又折向汝南，辗转千里？这一经历的具体情形如何？却是个谜。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一般根据这个记载，认为当时关羽是直接从许都往汝南投奔刘备，路途并不远，更无须经过洛阳、荥阳北渡黄河；历史上也没有被关羽斩掉的六位守将。因此，《演义》写这些情节纯属虚构。

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资治通鉴》都记载，关羽斩颜良之后，袁绍遣刘备、文丑攻曹，被曹操击破，杀了文丑。尔后曹操还军官渡，袁绍进保阳武，关羽逃归刘备。这时的刘备当随袁绍在阳武，关羽当是在曹操击败刘备、文丑一战中知道刘备下落的，既如此，他自许都出发投奔刘备，就应该是北上，而不是南下。二、《资治通鉴》记袁绍遣刘备将兵往汝南助刘辟一事在7月，而关羽亡归刘备一事系在此前的4月，既如此，关羽也不可能预知3个月后刘备的行踪而预先直接去汝南找他。三、刘备这一时间奔走不定，先与文丑一起在官渡击曹操，随又往汝南助刘辟攻许，曹仁败刘备于汝南后，刘备又往袁绍处，旋又复至汝南，与袭都合兵，击杀了曹操部将蔡阳。这样，关羽奔刘备，也很可能先辗转北上，扑空后又折而南下，如此往复，千里之远是不为夸张的。四、史书自记关羽在文丑被杀后奔刘备，直到一年后刘备依刘表，才出现关羽的事迹，那么，这么长时间关羽为什么没有露面？如果径往汝南很快找到了刘备，为什么几次重要战斗都不见他一显身手？这种情况，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关羽一直在四处奔走寻找行踪不定的刘备。这样辗转往返，又都在曹操的地方，虽然曹操放行，但其部下加以阻拦，被关羽斩掉是可能的，虽然现在《演义》写的被斩的六将都不见史载。

不过，这两种看法，推测的因素都比较多。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关羽有过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这段经历，都还需要寻找更确凿的证据，在找到证据之前，这段经历只能是个谜。

文/月明日

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西汉成帝时，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不服从朝廷调解。汉廷新上任的（今贵州省大部分及广西、云南部分地区）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平定了其臣属及附属部落的叛乱。从此之后，夜郎不再见于史籍。那么在历史上存在了约300多年的夜郎古国到哪里去了呢？

寻找“自大”的夜郎国

夜郎国的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到达位于今云南境内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段故事渐渐地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

其实夜郎国君提出“汉孰与我大”并非妄自尊大，也不是向汉王朝叫板。夜郎是僻处大山的小国，其位置就在今天的云贵湘一带。这一地区，即便是今天，交通也多受限制，两千多年前更是山隔水阻。偶有山外客来，他们急于打听山外世界，想知道汉朝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是人之常情。不过，也多亏了“夜郎自大”这个贬义性的成语，使夜郎国这个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国留在了史册上，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

在《史记》的记载中，夜郎国有精兵10万，兴建起了城市。考古发掘也证实，夜郎国的主要所在地贵州，当时确有较发达的农耕文化，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贵州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的稻谷堆积层。在贵州赫章县的可乐地区，还发现了一大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葬式非常奇特，是把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上和脚上，或将釜置于死者的脚下，被称为“套头葬”。这样的葬式此前在世界范围内都未发现，可见是神秘、古老的夜郎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饕餮纹无胡铜戈、青铜箭镞、一字格曲刃铜剑、铜柄铁剑、心形纹铜钺、蛇头茎首铜剑、牛头形铜带钩和鲵鱼形铜带钩，也显然都不是中原或巴蜀器物，应该是夜郎文化的遗存。

一直以来，人们从未发现过夜郎国的蛛丝马迹。连记载于神话传说中的古蜀国都找到了曾经存在的证据，而记载于《史记》中的夜郎国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摸不到头绪。有人甚至认为，夜郎国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空中楼阁，是道听途说的产物。现在，贵州一带的考古发现告诉世人，夜郎国是真实存在的。古夜郎的地域与今天的贵州并不完全重合，它包括贵州的大部分与滇东及桂西北，还可能包括湖南的一部分，而贵州则是夜郎的腹心地带。西汉以前，夜郎国几乎无文献可考。直到《史记?西南夷传》略述夜郎国的历史后，人们才知道在西南边陲有一个夜郎国。

对于夜郎国的考古发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在人们眼前。从发掘成果来看，夜郎国的国都好像到处都是，除了贵州的沅陵、广顺、茅口、安顺、镇宁、关岭、贞丰、桐梓、贵阳、石阡、黄平、铜仁以外，还有云南的宣威、沾益、曲靖，以及湖南的麻阳等地方。这些地方都发现有相关文物，而且大多数地方的民间都有关于夜郎国的传说，证明该地曾是夜郎古都。有人因此认为，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

夜郎国从何时开始存在，无从查证，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大致推断，而其灭亡的时间，则被认为是在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这一时期，夜郎王兴胁迫周边22个小国反叛汉王朝，被汉臣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

夜郎古国的四重面纱

自从旅游业在中国兴起，文化旅游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目光，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夜郎国的人文价值开始逐渐被世人看重。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争抢“夜郎”的归属权。那么，夜郎国究竟在哪儿呢？

为了寻找夜郎古国，考古人的足迹遍及湖南、四川、贵州和云南。由于在史书中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他们希望通过考古发掘让夜郎古国重新复活。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满腔热情的考古学家们难以面对尴尬的现实：夜郎古国神秘的面纱刚刚揭开一角，探寻之路却已山重水复。对夜郎古国苦苦追寻的人们虽然已经找到了夜郎国确实存在的证据，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人能见到夜郎的“庐山真面目”。时至今日，夜郎古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

第一个谜，古夜郎的疆域和都城在哪里。作为一个国家，不论它是大是小，不论它存在过多久，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统治范围，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要确定其疆域，首先要确定其都城——也就是政治中心的所在。现在，贵州、云南、广西和湖南的一些地方都认为自己那里是夜郎国的都城。这些说法都能引经据典，并非子虚乌有。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夜郎国都呢？

第二个谜，谁是夜郎国的统治民族，或者谁是夜郎国人口最多的民族。目前对于这个谜有四种答案：有人说夜郎国的统治民族或者人口最多的民族是苗族，有人说是彝族，有人说是布依族，还有人说是仡佬族。为证明本民族是夜郎古国的先民，这四个民族都成立了民族学会，但还没有任何一个找到能够一锤定音的证据。

第三个谜，夜郎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什么样的。夜郎国是原始社会末期阶段，还是奴隶社会早期阶段，或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又或是封建社会早期阶段？如果能知道夜郎国所处的社会阶段，对确定夜郎国的历史地位、追寻夜郎国的起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个谜，夜郎国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但它建于何时，却没有记载。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了300年左右。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实际证据，也没能获得学界的统一认可。

这四个谜虽然至今没有被解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就为解密夜郎文化提供了重要帮助。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说，西南夷建立的政权有数十个，其中夜郎国是最大的。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就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自从可乐地区农民因农事活动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可乐地区进行了数次发掘，共发掘古墓近400座，出土文物2000多件，其中，战国、西汉、东汉时代的文物都有大量出现。出土的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战斗兵器、装饰品及农耕画像砖、乐工图画像砖等大量文物，充分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可乐，在彝文古籍中叫做“柯洛倮姆”，是“中央大城”的意思。这很可能意味着这里就是夜郎国的国都。“柯洛倮姆”在汉文史书中记作“柯乐”，后来就演变成了“可乐”。现在，在可乐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当地人也说，彝族是最先进入可乐的人。如果可乐真的是夜郎国的国都，那么彝族人很可能就是当初的夜郎国人。

夜郎国在可乐地区建造城市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众多同时代的城市遗址表明，夜郎王为了扩展地域，很可能曾携带家眷，率领兵卒，先后在今天的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这也许就是许多地方都被认为是夜郎国都的原因。

结合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夜郎国主要分布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可乐西南夷墓群只能说明可乐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城市，非常繁荣。如果仅凭名字就说它是夜郎国的国都，理由还不够充分。

夜郎国的四大谜题，并未真正解开，神秘的夜郎古国仍需要我们继续探寻。

活在彝族历史中的古夜郎

在古代中原王朝编纂的史书中，对少数民族以及其他附属国的记载历来非常简略，对夜郎国尤其如此。那些只言片语的记载，让人根本理不清夜郎国起源的头绪。

就在人们挖地三尺地搜寻时，有人突然在彝族的文献资料中找到了线索。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风俗和文字。他们的历史记载，甚至比中原的更连贯，保存得更好。而且在他们的文献中，竟然有非常详细的关于夜郎国的记载。

根据彝族的史料可知，夜郎之名是以国君夜郎的名字命名的，分为武米、洛举、撒骂、金竹四个历史时期。武米历史时期又分为夜郎、采默、多同、兴和苏阿纳四个历史阶段。夜郎时期，夜郎国只是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君主国。从国王采默即位开始，以夜郎为首，四周的小国建立起了联盟，并与周朝建立了联系。

夜郎奴隶制联盟有浓厚的军事性。为了共同的和各自的利益，各联盟国在夜郎国的指挥下作战；战事结束或夜郎国实力衰减时，一些盟国就可能脱离出去，各自为政。当时那里的战争非常频繁，其中有关夜郎的战争最多。比如撒骂时期，夜郎曾经非常强大，但频繁的战争消耗了这个王朝的实力，它统治下的句町部的幕帕汝合磨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金竹于是掌握了夜郎的军政大权，成为夜郎盟主，建立金竹夜郎。金竹夜郎统治时期是夜郎国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期，也可能是夜郎国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可惜的是，金竹夜郎的最后一代国王兴不明智地惹怒了汉王朝，引来了国破家亡的大祸。

夜郎王印与活人坟

在中国的考古学中，印玺绝对是一项重要内容。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印玺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找到一枚古老的印玺，很可能就可以确定一个传说中的势力。

按《史记》的记载，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大将王恢率军降服东越，之后派唐蒙劝告邻近的南越归附。唐蒙在南越吃到一种名为枸酱的美食，回到首都长安后，他从巴蜀商人那里了解到，枸酱是巴蜀的特产，是经夜郎国的江运到南越的。巴蜀商人的解释提醒了唐蒙，他建议朝廷顺江出奇兵，制服南越。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精兵千人进入夜郎。唐蒙到夜郎后，赐给夜郎王多同许多宝贝，恩威并用，约定让汉朝在夜郎设置管辖机构。后来，南越开始对抗汉朝，被汉军消灭。夜郎王本来依赖南越，此时便立即入朝称臣，被汉朝正式封王，并与滇王同时得到汉朝赏赐的王印。

从《史记》的记载可以看出，夜郎国应该有一枚中原王朝赐予的印玺。但人们对《史记》的这个记载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夜郎国的印玺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

1956年冬天，云南考古人员在滇池东岸的晋宁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能出现一颗滇王印就好了，石寨山的名气一下子就会大起来。”这本是戏言，哪知道几天后，人们果然清理出一枚金印，上面刻着四个典型的汉篆阴字——“滇王之印”。金印完整无损，印背上雕刻着一条大蛇，两眼熠熠放光。学者们考证后认定，这就是汉武帝颁赐给滇王的金印。

滇王印的发现，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赐印给夜郎王与滇王”的事是真实可靠的。滇王印的发现，标志着古代滇国正式复活。那么，夜郎王印又在何处呢？

夜郎王印应该是每朝君王之间代代相传。夜郎灭亡前，这枚重要的印玺应该在夜郎王手中。公元前27年，汉朝太守陈立诱杀了夜郎王，夜郎王的岳父翁指、儿子邪务兴兵复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率领的大军叛变了，叛军拿着翁指的首级投降了汉朝。夜郎国从此灭亡，夜郎王印的下落便成了千古之谜。夜郎王是被杀的，他的夜郎王印很可能在之后被汉朝收回。如果是这样，要找到夜郎王印就成了极其困难的事。

但也有人认为，夜郎王是被陈立引诱出来杀掉的，很可能没有随身携带印玺。后来，翁指被叛军杀掉，但夜郎王的儿子邪务的下落，我们却没有见到相关的历史记载。那么，这颗印就很可能被邪务继承，在兵败后被带走了。

上述说法中，任何一种如果符合史实，就意味着夜郎王金印的下落将很难被找到。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夜郎王金印被找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候，夜郎王青铜印离奇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贵州镇宁的一位杨姓苗族老人称：他们这一支系的苗族是夜郎王的后裔，他手上有一枚夜郎王自制的大印！经过专家仔细确认，这枚青铜印确实是汉朝时期的重要文物。不过此印是用青铜制造，明显不是汉朝赐予的金印，很可能是夜郎王在获得朝廷赐印前自制的印玺。

那么，发现青铜印的镇宁真的是夜郎王族最后栖息的土地吗？

在镇宁，有一个叫蒙正的村落。“蒙正”，在当地语言里是“遗留下来”的意思。这里的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祭祖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却只是山坡上一些残破的小石洞。这些小石洞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做“活人坟”。当地人说，那里不是埋葬死人的，而是埋葬活人的，他们的祖先就是当年埋在活人坟里的人，后来从坟里跑出来，繁衍出现了后代。

如此奇特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有学者解释，活人坟与夜郎国有关。夜郎国被汉朝灭亡后，首领带着夜郎国的军队逃到现在的蒙正村一带避难。经过200多年的时间，这些夜郎国后裔使自己的部落又繁盛起来，逐渐发展壮大。大约到了东汉末年，蜀国统治了包括蒙正在内的巴蜀以及贵州。当时，夜郎国遗留下来的后裔已经强盛。他们兴起复国的想法，发动了战争。结果，夜郎后裔大败，被蜀国俘虏了2000多人。蜀国为防止夜郎人再次造反，命夜郎王族迁往汉中。

陕西汉中距离贵州镇宁2000多里，道路崎岖，距离遥远。夜郎人中的老弱病残显然不可能在这样的迁徙中活下来。所以，族长让无法进行长途跋涉的人留了下来，决定让他们安息在蒙正，修建了活人坟。

也可能，所谓的活人坟是夜郎人想出来的计策。他们修了活人坟，留下气孔和食物，安排一部分人躲在里边掩人耳目，等蜀队撤军后再出来。活人坟中的人躲藏了几天后，悄悄走了出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也就有了现在的蒙正村居民。

这个解释，也正好能说明为什么夜郎王青铜印会在杨姓老人的家族中秘密地流传到今天。

文/郭灿金

生于公元630年，卒于公元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历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宁州刺史、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

中国有个成语叫作“唾面自干”，这个成语是说，别人往自己脸上吐唾沫，不能擦掉，而应该让它自己风干。人们往往用这个成语来形容一个人受了侮辱却能极度隐忍，从来不加以反抗。

不要以为这个成语是凭空捏造、文人虚构的，这个成语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娄师德。

娄师德（630—699），字宗仁，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西南）人，唐朝大臣、名将，曾任宰相。娄师德最大的特点是事事讲究忍让。据《新唐书》记载，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后，兴致勃勃地来向哥哥辞行。在兄弟二人就要分手的时候，弟弟问哥哥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娄师德语重心长地询问道：“我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你现在又要去当州官，我们兄弟二人可以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了。但是，我们荣宠过盛，必定有人暗自忌恨我们，对此你有什么对策吗？”听到哥哥这样问，弟弟马上跪在地上说：“我是这样打算的，假如现在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我一定会自己擦干净，决不为此和人计较。请哥哥指点，这样做行不行？”听完兄弟的话，娄师德神色忧虑地说：“你的做法正是我所忧虑的！”弟弟本来想哥哥会表扬他几句，没想到哥哥竟不以为然，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的意思是不擦！你想啊，别人好不容易把唾沫吐在了你的脸上，你却一擦了之，别人的快感还从何而来？别人没有了快感，那他一定还会继续忌恨你的。我建议，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你不应该自己擦掉，而应该等待自然风干。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应该保持微笑！”

娄师德到底做没做到唾面自干，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贵为一朝宰相，敢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估计不会太多。但是娄师德的谦让却是出了名的，除了谦让，娄师德的肚量大也被广泛传颂，以至于后人经常说他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为了引出狄仁杰来。

那么娄师德和狄仁杰有什么关系呢？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娄师德和狄仁杰是同事——两个人一同做相国。

尽管同为相国，但两个人的能力却有差别。狄仁杰出类拔萃，而娄师德却显得有些平庸。尽管娄师德是个谦谦君子，从来不会和任何人发生矛盾，但盛气凌人的狄仁杰就是看不惯娄师德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平时挤兑起娄师德来，狄仁杰都是不遗余力。

但是，娄师德是个信奉唾面自干的人，任凭狄仁杰怎么欺负，他似乎都不放在心上，而且似乎也没什么怨言。这样一来，反而让外人都看不过去了，他们认为狄仁杰连老娄都不放过是不是有些太过火了。但大家都知道狄仁杰向来自高自大的秉性，所以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调解此事。最后，连武则天也看不下去了，她只好亲自出面做狄仁杰的工作。

武则天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掌握的材料当然比任何人都多。同时，武则天也特别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

有一天，散朝的时候，武则天留下狄仁杰，聊了几句，武则天单刀直入地问狄仁杰：“我这么重用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狄仁杰答得也很干脆：“我是一个从来不知道依靠别人的人，而皇上您最后居然重用了我，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的文章出色外加品行端方。”尽管这样的回答在武则天意料之中，但是狄仁杰的口气还是令她有些小小的不快，她呷了一口茶，又咽了一口唾沫，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狄先生啊，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当年，我对你其实一点了解也没有，为什么想起来提拔你啊，全仗有人在我面前推荐你。”这次轮到狄仁杰吃惊了：“真的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会是谁推荐了我呢？”“给你三次机会，你猜一下吧？但我想，就是给你十次机会你也猜不出来！”狄仁杰是个聪明人，见皇上这么说，就顺口答道：“那就请皇上您直接告诉我好了。”“告诉你吧，你能有今天，靠的不是别人，而是娄师德，就是他在我面前三番五次地推荐你！”武则天似乎看出来了狄仁杰的惊诧和难以置信，她随即让侍从取来档案柜，笑着对狄仁杰说：“你自己去打开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吧。”档案柜打开了，十几封写给皇上的推荐信一一呈现在狄仁杰面前，这些推荐信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推荐狄仁杰担任重要职务。十几封推荐信的作者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娄师德。这一下轮到狄仁杰无地自容了，原来自己能有今天，靠的全是娄师德当年的大力推荐。自己不领情也就罢了，谁知自己还时时打击娄师德。而更令他惭愧的是，娄师德居然从来不居功自傲，居然一直默默承受冷嘲热讽而不做任何解释！

这件事对狄仁杰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让他不由得反思自己走过来的岁月。

狄仁杰虽然时下升到了高位，但他的家世却一点也不显赫，狄仁杰的父亲也只是做过夔州（今重庆奉节）长史而已。狄仁杰本人早年似乎也没什么出众之处，因为他仅仅是以明经出道。在唐朝以明经出道的人往往会很受人歧视，明经在世人眼中的地位似乎很近于今天的自考文凭。家庭背景一般，加上明经出身，似乎注定了狄仁杰很难出人头地。

但狄仁杰却是一个有真功夫的人，唐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在任期间，他曾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记录：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到17000人，但是却没有一人喊冤。一时间，狄仁杰成为世人推崇的神探。

在唐高宗的时候，狄仁杰就是著名的“反对派”，他敢于反对一切他看不顺眼的事，对抗一切他看不顺眼的人。

譬如，唐高宗要到汾阳宫去视察，当地的长官为了讨好皇上，决定新开一条御道，但在狄仁杰的坚决反对之下，御道修建计划被迫中止。

譬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朝中大臣都很怕他。可是狄仁杰却不以为然，经常抓住机会弹劾王本立，即使唐高宗有意偏袒，狄仁杰也不为所动。最后，他还真把王本立给扳了下来，一时朝廷肃然。

武则天当政时，久经江湖的狄仁杰已经慢慢变得老辣起来，即使心狠手毒的来俊臣也不是他的对手。

狄仁杰官居宰相，在朝廷慢慢走红之时，也正是阴谋家武承嗣踌躇满志之日。满朝之中，武承嗣谁也没放在眼内，他惟一顾忌的就是狄仁杰。他认为狄仁杰将来一定会成为自己被立为皇嗣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就指示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人谋反，并随即将狄仁杰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意即如果一个人主动承认自己有谋反罪可以减轻罪行，其意思接近于今天所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随即予以完全承认：“谋反是事实！”得到了狄仁杰的口供，来俊臣满心欢喜，也就放松了对狄仁杰的警惕。

谁知，老辣的狄仁杰只是用这招儿来麻痹来俊臣的。其后，狄仁杰趁狱吏不备，偷偷写下了上诉材料，悄悄放在了自己的棉衣之中，并请狱吏转告家人将棉衣取走。最后，狄仁杰的儿子将上诉材料转到了武则天的手中。于是，武则天亲自召见狄仁杰，并当面询问他：“你当初为什么主动承认谋反？”狄仁杰平静地回答：“假如我不承认谋反，估计我早就死在来俊臣的皮鞭之下了，又怎么能再见到皇上呢？”狄仁杰以自己的机智逃过了一劫，但从此他也就和武承嗣成了死对头。

为了和武承嗣斗争，狄仁杰利用武则天对自己的信任，在立储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令其他人望尘莫及。譬如，武则天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很少直呼其名。对于老年的狄仁杰，武则天更是显示出了温情的一面：朝堂之上，武则天特许狄仁杰不用跪拜；武则天还曾多次告诫朝中官吏：“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指狄仁杰）。”对狄仁杰可谓优渥有加。在武则天的朝堂里，狄仁杰地位之崇高，无人可出其右。这让狄仁杰有机会对武则天之后的继任者做出从容安排。

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一直渴望成为太子，而武则天则犹豫不决。狄仁杰抓住机会，以亲情打动武则天。

狄仁杰对武则天说，立太子之事，事关重大，有很多因素应该考虑进去，但第一要考虑的是自己。无疑，人都是要死的，因此，我们才需要选定接班人。如果接班人选得好，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将被执行，自己的灵位也能被后人供奉；如果接班人选得不好，那么自己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被推翻，自己将来的灵位也会被人抛弃。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接班人首先应该选择在血缘上和自己最近的人——只有血缘最可靠。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您应该立您的亲生儿子为太子。如果您立了您的儿子，将来您就是皇帝的母亲，配享太庙也是理所当然；而您要是立了武氏的后人为太子，那么将来您只能是未来皇帝的姑母，让侄子为姑母立庙，这事似乎有些悬！很显然，狄仁杰的话对于武承嗣很有杀伤力，但最终也打动了武则天。她决定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武承嗣最终失去了继承武则天皇位的可能。

这就从体制上保证了狄仁杰不会被武承嗣清算，作为副产品，李唐王朝也借此完成了复辟。

为了确保自己死后武承嗣不会死灰复燃，狄仁杰生前还精心挑选了自己的接班人，此人就是张柬之。

有一天，武则天向狄仁杰征求宰相人选，狄仁杰毫不犹豫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是个难得的人选，这个人虽然老了些，但却是真正的宰相之才。这个人一辈子没被人发现，如果您用他做宰相，他一定会为国家鞠躬尽瘁。”于是，武则天将张柬之的官职由长史升为司马。过了一段，武则天又让狄仁杰推荐宰相人选，狄仁杰笑了一下，说道：“我以前曾经推荐过张柬之，到现在也没见您用这个人啊。”武则天说道：“怎么没用啊？我早就把他升为司马了。”狄仁杰不慌不忙地说：“我给你推荐的是宰相人选，您却让他去做司马，当然算没有任用。”后来，张柬之果然被任命为宰相。

随着岁月的流逝，武则天已经是风烛残年，她已很难有效地控制局势，客观上看，李唐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狄仁杰大力推荐的宰相张柬之果然没有辜负狄仁杰的期望，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张柬之毅然决定起事，仅仅用了半个时辰，政变就宣告胜利。取得胜利后的张柬之，手里提着武则天所宠爱的两个面首——张宗昌、张易之的人头来见武则天，此时，武则天已经无力回天了。

不知当时的武则天，在盯着张柬之发呆的时侯，有没有想起来张柬之的推荐人狄仁杰来。

其实，武则天想起想不起狄仁杰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不久之后，唐中宗又要登上皇帝宝座，李氏将重掌乾坤。等这一切尘埃落定之时，狄仁杰生前所做的安排也被郑重表彰。狄仁杰先是被追封为司空，后又被追封为梁国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文/从玉华

一群现代人用精密的仪器，分析一块78000岁的“石头”，以此揭开一个1000多年前的谜底——中国最辉煌的大唐盛世因干旱而灭亡。这是德国波兹坦地学研究中心豪格和他的科研小组于去年1月在英国《自然》杂志（创刊自1869年，为全球科学界最有名望的科学周刊）刊登的论文。

这当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取自广东省湛江市西南部的湖光岩玛珥湖。在这个14万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湖泊中，沉积着60米厚的火山泥，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气候环境信息，是宝贵的“天然年鉴”和“自然档案”。

豪格小组相信，通过岩芯样品的磁属性和钛物质，可以揭示东亚古代冬季季风强度。而这直接影响了一个朝代的兴衰。他们认为，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大军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唐军大败，此后唐朝开始衰落，这恰好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

通过同样的方法，豪格小组还发现：同样的气候变化也曾在中美洲出现，公元9世纪左右，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持续100多年的干旱，著名的玛雅文明因此消亡。

德国科学家都在研究唐朝，为什么却听不到中国科学家的声音？

一场科学结论的拉锯战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首席古气候学家、64岁的张德二满脑子都是问号：旱灾造成唐朝灭亡？这结论似乎与她多年的研究不符。她和丈夫——中国知名极地气象学家陆龙骅教授共同署名，向《自然》投稿，反驳德国科学家的观点。

“过去2000年的36750份中国历史气候记录表明，中国在公元700—900年间经历了两段湿润的气候期。其中夹杂了一个短暂的干旱期。”张德二在给《自然》的文章中写道，“唐朝灭亡前的最后30年处于多雨时段而不是干旱时段。”相比仪器得出的数据，张德二认为，“不说谎”的是前人留下的历史记载，其年代甚至可以精确到月、日。

而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蓝勇教授一口气读完了豪格的文章，尽管他对鉴定“石头”，测算钛值这样的“技术活”不太在行，可他觉得这篇文章很“亲切”。早在2001年，他就发表了名为《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的文章，认为导致唐朝走向衰亡的“安史之乱”和唐中末期突然剧变的气候因素密切相关。他的这篇文章比豪格小组的报告提早了6年。

“史料”、“石头”哪个在说谎？

豪格小组是个强大的科学对手，他们对“不会说话，沉睡了数万年的石头”的时间分辨近乎精确到“年”。他们可以从每年钛的含量变化推断出当年的季风强度变化。钛值高，代表冬季风强、冬季寒冷；钛值低，代表冬季风弱、冬季不寒冷。

将钛值时间序列曲线和年代准确的中国历史气候记录对比时，张德二发现二者明显错位。降低时间分辨率，改为20年、30年、40年的时间段，二者仍然矛盾。因此，张德二对湖光岩钛序列定年是否准确，能否代表季风变化表示质疑。

张德二连跑了好几天国家图书馆，细查唐代历史上的重大战争，想找到豪格文章中Tanros（怛逻斯）之战的记录，均无所获，最后终于从一本书里找到——“仅仅是一个句子”。她发现，这场不为中国人知晓的边境战事之所以被欧洲人知晓，仅仅是两万唐朝军民成了俘虏，其中包括大批工匠，他们将多种制作技术尤其是造纸术传播到了西方。

像这样为一个地名泡图书馆，对张德二来说是常事。她用一个半月写好了给《自然》的论文，可论文里引用的图表、数据，却花费了她20年的心血。她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自然灾害史的“圣经”、“几代人都用得上的书”。为了这部4大本、880万字、重达19斤的“总集”，她和近20个同事走访37座城市的75座图书馆、档案馆，查录古籍8228种，一部《宋史》就有30多本，一部《湖北通史》有400多卷。

“张德二一直从事着常人看来非常乏味的工作，她在中国科学界向来以严谨求实著称，一直都勇于指出其他科学家所犯的学术错误。”中国国家气候中心主任董文杰说。

张德二的论文经过10个月，两轮，6个评审的严格把关，一路通过，被《自然》杂志发表。《自然》给她回复说：“这篇论文中的科学依据，是可以相信的。”张德二说：“这几个字就是对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评价。”

一道无解的命题

“史料”和“石头”，到底该听谁的好？

也有人既不质疑石头，也不怀疑史料，而是质疑研究的空间尺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满志敏教授表示，“大旱加速唐朝灭亡”的说法很有趣，但是以广东雷州半岛的岩芯为研究标本，其研究数据只能反映华南地区的气候状况，可能仅仅代表南方地区曾经发生过旱灾，而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

蓝勇读完《自然》上张德二反驳德国科学家观点的文章后，认为自己不应该站在任何一边。他说，唐朝气候冷暖之争由来已久，竺可桢先生是暖派。主张唐朝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但有学者否定唐代温暖说，满志敏便是一个代表。近来也有专家提出唐代气候属于混沌状态，不稳定。几派学者选择的材料各不相同，但又都合理。

目前学术上主流的认识是：唐朝兴衰与气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唐朝统治的300年中，大雪奇寒和下霜下雪的年数都比较少，冬天无雪的年数竟达19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温暖期。“木棉花开锦江西”，说明唐代成都有喜温暖的木棉生存。随着气候变得温暖，加上一些人为的因素，唐朝传统的农牧业界线北移，这使唐朝的边防有了当地的给养支持，军事防御更稳固，北方游牧民族也不敢轻易南下。

唐代后期，气候开始由温暖转而冷湿，寒冬和雨灾相继到来，有时春秋两季也出现霜雪冻坏庄稼的现象。《资治通鉴》记载，“淫雨”一下长达60余日。冷湿的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很大，为了生存，他们只有向南推进，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安史之乱后，盛唐不再。

张德二认为，气候因素与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关联。比如明朝时的气候条件不好，灾害频繁发生，社会不安定，这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气候因素不一定总是文明兴衰的决定因素。清朝康熙年间的气候条件也不好，但依然出现繁华盛世。有专家指出，古气候分析表明，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动乱都发生在气候的冷期。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以及大乱和大治的交替，气候的波动变化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研究气候，只能看长时段、大趋势，没有人能做出局部的、短期的精准判断。豪格、张德二的观点之争，其实是无解的。”蓝勇说。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嘉麒院士是豪格小组成员之一，也是论文的共同作者，相比史料，他更相信大自然留下的痕迹。他认为，史料气候研究和层积物岩芯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史料记载具有不连续性，岩芯研究则对空间、材质有极高的要求。

张德二和刘嘉麒是很熟的朋友，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观点上的分歧。“不管怎么说，科学上有争论总是好事！”刘嘉麒笑着说。

文/张志君

许多传说非常美丽，比如有关杨门女将的一切，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大家的兴趣，以至于我们对这段历史深信不疑。

但历史也常常跟我们开玩笑，往往我们深信不疑的“事实”，其实不过是几百年来被不断充实的一段美丽传说，并非真实的历史——杨家女将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段美丽的“假历史”。

统领欧洲盟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上世纪60年代初访问中国。

外事活动之余，他对中国方面安排他看的一出京剧《杨门女将》大惑不解。

通过翻译，蒙哥马利元帅提出质疑，认为女人当元帅不可能。

中方工作人员年轻气盛，同时也因为他个人对杨门女将的故事深信不疑，遂回敬了一句：“怎么不可能，你们的女王不就是三军统帅吗？”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受到了严厉批评。

很显然，除了犯有外交礼仪上的错误之外，这位工作人员还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相信杨门女将于史有证，从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误区。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杨家将的谱系是这样的：

第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继业有8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名杨延昭，又名杨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广，文广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怀玉。这些印象都可靠吗？

我们的看法是：

一、杨继业历史上真有其人，但民间盛传的他与潘仁美之间的恩恩怨怨却大多是假的。

杨业与潘美（小说家笔下作“潘仁美”）并非有仇。陈家谷口逼杨业进军，后又将接应部队撤走的人是王而非潘美。按《宋史?王传》，王字秘权，开封浚仪人，其父王朴，曾任后周枢密使，因上筹边之策而名噪一时。王虽系名门之后，本人也有战功，但其为人“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坐除名，配隶金州”。

那位在小说家笔下坏透了顶的潘仁美（潘美）并没有那么坏，至少，他在陈家谷口并没有算计杨业，更没有像通俗小说或电视剧里所描写的那样，按兵不动，射杀杨七郎。倘若说他在这次战役中有什么过失的话，那也仅是因为他误信了王之言而已。

惟其如此，所以，宋太宗赵光义在事后处理参战人员时，仅把潘美降三级使用，而对负有主要责任的监军王则“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二、杨业共有7个儿子，而不是8个。

小说《杨家将》和电视剧《杨家将》中，杨业共有8个儿子，这也不完全对。

据《宋史》记载，杨业共有7个儿子，他们是：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

其中杨延玉随乃父征战，于陈家谷口一战殉国，其余6子，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官名）。这7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外，余皆善终。并无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说。

三、杨六郎应为杨大郎，杨宗保应为杨文广。

在“杨家将”的传记中，杨府男性主角，除了老令公杨继业以外，最有名的就是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了。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本貌。

杨六郎者，杨大郎之谓也。他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改名为杨延昭），这没错，但他却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子，而是长子。

他卒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宋史》上说他：“智勇善战。所得赏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

杨宗保，应为杨文广。

《宋史》记载，文广系杨延昭之子。他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北宋赫赫有名的范仲淹宣抚陕西时“与语奇之”，曾把他收为部下，后又随狄青南征，最后官至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都虞侯。

“杨家将”既然半真半假，扑朔迷离，那么“杨门女将”呢？

十分遗憾的是，在小说和电视剧里轰轰烈烈的“杨门女将”，正史中却一点影子都没有。

《宋史?杨业传》中只收录杨业及其子延昭等7人，和其孙文广一人，并无一字提及女眷。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烈女传》也会记载。

但我们仔细地查找了《宋史?烈女传》，该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没有一个人出自杨门。

“杨门女将”纯属子虚乌有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千万莫把当成历史。

文/孙玉良

宋江作为一个投降招安派被历史定了性。他本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虽不是豪宅大户，却也颇有资财，不然怎会有那么多钱去“仗义疏财”，赢得“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的美名？

宋江的日子过得虽滋润，却是胸怀大志，不是“小富即安”的性子，一心想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利用工作便利，他结交了一些梁山及其他山寨的草莽英雄，黑白两道通吃，在社会上很吃得开。不过当梁山好汉拉他入伙时，他果断地拒绝了，他还舍不得现在拥有的权位，虽是小吏，但毕竟是国家公职，怎么能好好的日子不过，甘心为贼呢？何况他的老爸宋太公一心要他光宗耀祖，是绝对不允许他当江洋大盗的。既使是宋江杀了阎婆惜，被全国通缉时，宋太公还存着一线希望，假传死讯，骗宋江回家嘱咐他不可落草为寇：“是我每日思量，要见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写道我殁了，你便归得快。我又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为此急急寄书去，唤你归家。”宋江是个孝子，听从了爹爹的安排，自投罗网被官府抓捕判了个充军江州。

从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一夜之间变成一个罪犯，宋江的仕途梦彻底破碎，但他干“大事业”的梦未碎，此时宋朝奸臣当道，皇帝昏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事时有发生。宋江一时也起了反心，推翻这无道的昏王自己做皇帝，所谓酒后吐真言，浔阳楼宋江题反诗就是他此时心理最真实的体现：“自幼曾攻书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又有一首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唐朝廷的死对头，从未起过投降之心。宋江此时心里想的是要走黄巢的老路，“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是他一生中反意、恨意最深的时刻，与朝廷是决然对立的。如有招安投降之心，是写不出“他时若逐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之句的。

所以说，人的思想变化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宋江并不是天生的“软骨头”，一开始就想招安的，不然他怎么会受到那么多梁山好汉的尊重。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上梁山—不愿招安—不招安不行”的过程。

蔡东藩的《宋史演义》可为宋江初上梁山时的心理做个佐证：宋江初上梁山时，“京东各军，一再往剿，反被梁山群盗，杀得七零八落，大败而回”。即使在梁山凑齐一百零八将的全盛时期，招安也只是宋江可选择的一条路之一，而不是必走的一条路。

《宋史演义》写道：“宋江置酒大会百余人，依次列席，大众商量进行的办法。宋江首先倡议，一是静待招安，一是出图吴会。旋经吴用等酌议，以吴会地方富庶，若攻他无备，去干一番，事情得利，便从此做去，失利亦可还寨，就抚未迟。宋江恰也赞成。”宋江最后的决策是不招安，而是出图吴会，干更大的事业。没想到他碰到的是大名鼎鼎的战将张叔夜，一战将他的一百单八将几乎全歼，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走投无路之时，还是吴用提出招安：“既系老张在此，我待恐难与战，不若就此归抚罢！”宋江道：“难道去投降不成？”吴用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且可保全兄弟们性命，请大哥不必再疑！”于是宋江下令接受招安投降。可见，吴用在招安的这一过程中对宋江的心理影响最大。

宋江“自幼曾攻书史，长成亦有权谋”，其心计是不同于一般造反的莽汉的。他初上梁山那一刻，就已经彻底地与朝廷决裂，有自立山头称王的打算了。但最后选择妥协，选择了招安这一条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依我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像《宋史演义》所说，是迫于军事上的压力。梁山地处偏僻之地，占山为王、小打小闹还可，随着人马的逐渐增多，粮草必然供应困难，想打败强大的朝廷，实在有些困难，施耐庵所言的“三败高俅，两赢童贯”只是一厢情愿的故事，若宋朝果然举国之兵加之梁山，梁山恐怕很难抵抗。宋江对此忧心如焚在情理之中；二是梁山好汉的组成，以大地主（如卢俊义、李应）、大贵族（如柴进）、投降的朝廷将官（如关胜、呼延灼、孙立等）居多，招降他们时便以“招安”为诱饵，他们绝大多数是主张招安的，宋江为山寨之主，若按民主评议，也不得不遵从大多数的意见；三是宋江本人的心理在两可之间，他只是想干成一番大事业，推翻朝廷做皇帝与“招安”而受封为朝廷命官对他来说都是人生成功的一条路，都可以“青史留名”，比他蜗居在郓城小县当个押司强上百倍，一旦“黄巢”之路受阻，他很容易倒向“招安”一途。只不过，宋江心眼虽多，毕竟斗不过久在朝廷的“社会油子”蔡京、高俅等奸贼，他没料到奸臣们让他北抗大辽，南征方腊做了朝廷的“炮灰”，消耗了梁山绝大部分的兵力。他本人虽被人利用大难不死，然而也逃不过逼喝鸩酒死于非命的下场。虽然也“青史留名”，然众多梁山好汉地下有知，恐怕不定怎么埋怨他这位“领头大哥”呢。

文/申公无忌

有一件事，我曾经疑惑不解。

王阳明死后数百年，影响巨大、世人敬仰，一直是后人推崇备至的伟大历史人物。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早年的共**领导人陈独秀，以及毛**，对王阳明先生，都是十分敬佩的。

比如，梁启超先生便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陈独秀也写下《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文。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知行合一”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另据王元化先生的说法，早年毛**的很多思想本来是跟王阳明比较接近的。他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这或许同他早年师从杨昌济先生有关。“求是”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

可是，1949年建国以后，王阳明的光环，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或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王守仁为何人、王阳明有何思想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从天上摔到地上。原因何在？

其一，王阳明思想的唯心主义色彩。

王阳明自创阳明学派。建国之后，阳明学说被界定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这就注定了该学说最终被无情批判。

所谓的唯心主义问题，一直是半个世纪来批判王阳明的主要理论依据。过去，我们一直以所谓的阶级分析观点，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立场，以唯心和唯物的标准，划分历史上的人物和思想。这种方式，其实是简单化的做法。凡是唯物的都是好的，凡是唯心的都是坏的。因此，像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尽管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却也一巴掌被打倒了。

我对哲学，虽说存有敬畏之心，然而向来没有兴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在《传习录》中的一些话，我是读过的，深受启发。比如，“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明便是天理”等等，都是做人的大道理。又何错之有呢？可悲的是，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头脑里，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历史总是对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巨人）开玩笑，一种残酷的政治玩笑。只是这种玩笑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其二，王阳明曾经镇压农民运动。因此，王阳明一直被认为是“刽子手”。

读《王守仁传》，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极具军事才能，除了平息宁王叛乱之外，他的军事斗争的对象都是造反的农民或者边民。建国以来，我们的历史评价之中，也有一条简单的划分原则。凡是“农民革命”，都是好的，凡是镇压农民革命的，都是坏的。这显然也是一个误区。它过分拔高了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影响了一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包括后来的曾国藩。有专家说，这是历史研究的荒谬，同时也造成了荒谬历史的产儿。此言极是。于是，我们看到，当年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也杀人如麻，但他们是农民革命，其罪过也一笔勾销了。但是，王阳明杀人（战争总要死人），却被记下深深的一笔。

其实，据史料记载，王阳明在处理农民暴动问题的时候，还是十分注重策略的。尽量不杀或者少杀，并努力解决善后问题，乃是他的一贯主张。比如，他解决广西少数民族之乱，便未曾动一兵一卒，也没有杀过一人。这一点，亦是无可争辩的。人的功绩，是存乎民众之中的。我们可以去打听历史，王阳明的口碑，历来是不错的。

其三，蒋介石大力推崇王阳明。

我们知道，蒋介石一直被定性为“人民公敌”。这个人，居然一生推崇王阳明。因此，王阳明也就注定没有好的名声了。这也符合“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基本价值判断。

蒋先生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后改名中正。蒋介石改名，是否与王阳明有关，不太清楚。但是，蒋介石一生崇拜王阳明，却是历史之事实。说起来，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与王阳明先生的家乡，只有一山之隔，即四明山。今天，我们从奉化驱车去余姚，即可从四明山翻山而过，两小时车程而已。

近年来，《蒋介石日记》解密，学者纷纷关注。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始，已非常推崇王阳明先生，尤其是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深为敬佩，并提出了他自己的“力学”主张。1949年，蒋介石兵败逃往台湾，不知何故，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有一件事，流传甚广。是说他改台北草山为阳明山的故事。比较可信的版本，乃是蒋介石当年侍卫赵秉钰先生的回忆。蒋介石原先住高雄寿山，不久转到台北草山，住草山宾馆。据说，蒋介石初上草山之时，曾问身边人，此山叫什么山，身边人说叫草山，蒋介石当即不悦。其实，他是很喜欢草山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像他的家乡奉化。他惟一不满的是草山这个名字。“草山”，似有“落草为寇”之嫌。于是，他决定将草山改名阳明山，并亲书“阳明山”三个大字。

蒋介石不仅自己研究王阳明哲学思想，还叮嘱两个人要多看王阳明的书。一个人是软禁多年的张学良。蒋介石的书信之中，曾要求张学良多多研读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多看他的书。这一点，张学良先生后来亦有所论及。张学良先生毕其后半生，始终都在研究王阳明，他的研究成果、心得笔记，以及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的研究和野史之类的搜集，颇为丰富。这些弥足珍贵的财产，张学良后来都捐给了台湾东海大学的图书馆。另一个人，就是蒋经国。

如此等等，王阳明被人批判、然后被人遗忘，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了。

我小的时候，是读过《古文观止》的。其中，收有王守仁先生的3篇文章。这就是《尊经阁记》、《象祠记》、《瘗旅文》。特别是千古名篇《瘗旅文》，充满激情，一气呵成，如泣如诉，感人至深。撇开其他不说，单说王阳明先生去给那位素不相识的客死他乡的胥吏收尸（“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亦足见其慈悲为怀之心。他是一个好人，似乎是不容争辩的。

王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他将其视为不朽之境界。他显然是做到了。

文/陈华胜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著名的一桩奇案，发生在我的家乡杭州府治下的余杭县。原本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因为有了慈禧的亲自干预，而变得非同一般起来。现在想来，这个案件还真的非同一般。

我们先把这个案件交待一下，再来看它背后的文章。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同治癸酉（1873年）科的举人；“小白菜”本名毕秀姑，因为长得面貌白净秀气，身材轻盈苗条，又喜欢穿绿色的衣裳，系白色的围裙，故而被轻浮之人称做“小白菜”。

就在杨乃武中举的前一年，18岁的毕秀姑嫁给了余杭仓前镇附近的葛品连。葛品连是一名豆腐坊的伙计，当时的人对于这桩婚姻不免有一种鲜花插在牛粪上的遗憾。婚后不久，葛品连带着妻子租住到了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子里。因为葛品连常常在豆腐作坊宿夜，毕秀姑又常请杨乃武教她识字、读书，外间遂流传开二人的闲言碎语。久而久之，葛品连也怀疑毕秀姑与杨乃武有奸情。于是，葛带着妻子次年就搬出了杨家，在县城另外找房子租住。同治十二年（1873年），就在杨乃武中举不久后，葛品连突然暴病身亡。其时适值天气较热，停尸到第二天的晚上，葛品连的尸体口鼻内有淡淡的血水流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口鼻流血必是中毒身亡，《水浒传》里的武松就此证明了兄长武大是被人谋杀的，葛品连的家人见状也大呼小叫起来。

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曾经强奸过毕秀姑，毕秀姑虽然忍气吞声但此后总是躲避着他，这让觊觎毕秀姑美色、总想占为己有的刘衙内好不郁闷。此刻，他趁机兴风作浪，唆使葛品连的母亲葛喻氏去告官，称葛品连系被人毒死。在当时的仵作，也就是今天的验尸官沈祥草率验尸后，刘锡彤断定葛品连之死系毕秀姑下毒所致，于是对毕秀姑严刑逼供。可怜一朵娇柔的小白菜哪里受得住大刑伺候，屈打成招，伪供自己与杨乃武有奸情，合谋毒杀葛品连。

当杨乃武被传到余杭县衙大堂时，他还沉浸在中举的喜悦之中，丝毫没有想到飞来横祸。按照清朝尊重读书人的旧制，秀才、举人出庭应诉应该享受看座的待遇，并且不能施加刑讯。但刘锡彤一则在儿子的挑唆下，二则已经拿到了小白菜的单方供词，哪里还管这许多规矩。照样对杨举人严刑审讯。杨乃武可不比小白菜，知道事情的厉害，严词否认，但刘知县却仍以杨、毕通奸谋杀亲夫案上报杭州府。杭州知府陈鲁下令将一干人犯解押至杭州，仍旧对杨酷刑逼供，一连几堂，杨乃武被迫诬供自己曾将砒霜交给小白菜，嘱其杀夫。陈知府拿到供词以为万事大吉，遂上报浙江省。浙江省的最高长官浙江巡抚杨昌据此上报刑部。

在此期间，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妻子詹彩凤到处奔走营救。她们到省里喊冤告状，但杨巡抚不予理会，于是两个女人又二次上京告状。光绪元年（1875年），京城的言官给事中边宝泉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仔细审讯。浙江籍的京官夏同善、汪树棠、张家骧等以及大学士兼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都主张重新审理。浙江地方士绅30多人也联名上禀帖给都察院，认为此案不仅关系杨、毕两条人命，且关系到浙江读书人的面子。一个举人如果都不能依法保护自己，那浙江士人的斯文何在？多方的吁请居然惊动了垂帘听政的慈禧，她阅读了案宗后下令交刑部彻底根查。刑部得了懿旨岂敢怠慢，立即命浙江巡抚将全案人犯解京。

经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并重新开棺验尸，终于确定葛品连系因病暴亡，杨乃武与小白菜并未合谋下毒。冤案平反，杨乃武从此心灰意冷，出狱后以种桑养蚕为业；毕秀姑则割断红尘情愫，削发为尼，法名慧定。杨昌以下各审办官吏累计牵连300余人，均受到处分。这一历时两年多的奇案，后来被编成戏曲，在民间广为传播。

有一天，我在《清史稿》里读到杨昌的传记，突然发现了慈禧为什么对这么一桩刑事案件如此关注的原因。说到底，这桩刑事案件的背后其实还是一桩政治案件。

先来看看杨昌的来历。

杨昌，字石泉，湖南湘乡人，湘军将领出身，因战功做到浙江巡抚。洪秀全太平军起来的时候，杨昌跟从湘军早期领袖之一的罗泽南办团练起家。同治元年，又跟从左宗棠入浙与太平军作战，大败太平军李世贤部，屡立战功。同治九年，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保荐下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地方大员。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杨昌不是湘军将领出身的巡抚，慈禧恐怕还未必对杨乃武案有如此的关心。因为同治光绪年间，“长毛”既已平定，而在战争中迅速壮大的湘军势力，已经严重改变了清朝传统的权力结构，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湘军将领胡林翼就当上了湖北巡抚，成为湘军中第一个地方大吏。两年后，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并节制江南军务，他随即又保荐了湘系将领李续宜、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分别担任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省巡抚，这四省巡抚又保荐自己的部下充任布政使、按察使。当时的朝廷为了让他们全力对付洪秀全，请无不准。到同治三年（1864年），在全国8名总督中，已有3名是湘系出身，他们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与湘军关系密切；在全国15名巡抚中有7名出自湘军或与湘军渊源颇深，至于担任府道一级的官员中湘军将领就更多了。

这是慈禧不得不担忧的。

这不仅是对祖制的破坏，更有威胁到满族统治的潜在危险。按照清初制度，多以汉军旗人出任督抚。汉军旗人是较早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清廷对他们比较放心，而且由他们出任督抚也可以缓解满汉矛盾。到了乾隆朝时，满人统治既已稳固，于是一概任用满人为督抚，以维护统治民族的特殊地位。嘉庆、道光两朝基本沿习乾隆朝制度。

但这一切到了咸丰朝太平天国起事后，都发生了变化。由于汉族官员的作用无可替代，督抚重职也只得向汉人开放了。开放是开放了，但放心仍旧是不放心的。咸丰四年春，曾国藩率领刚刚练成的湘军一战攻克武昌，这是清政府对太平军作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满族的首席军机大臣就从旁提醒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听后，“默然变色久之”，立即收回了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成命，只赏了他一个兵部侍郎衔。

应该说满族统治者对汉人掌权实在是出于被动，并且一向有所防范的。事实上，湘军将领也曾有过不臣的念头，太平天国刚刚被平定后，朝廷下诏要曾国藩和湘军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人为此极为不满，在玄武湖开会，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彭玉麟更是直露地手写12个字给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但由于曾国藩以道统为任，抱定“终身委曲为官”的宗旨，才没有酿成激变。

慈禧当政后，面对一大批因军功得官的湘系将领，如何处置委实是一道难题。要想像汉高祖、明太祖那般“烹走狗”，此时的清朝实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实力，弄不好还会物极必反。借杨乃武、小白菜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不露山不显水地削除湘军势力，正是一个好机会，而且浙江也正好是湘系力量相对集中的省份。于是杨昌等浙江300多名官吏终于尝到了苦头，巡抚被免职，知府、知县入狱的入狱，削官的削官，甚至有人不堪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自杀了事。

作为湘军的领袖，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也看到了朝廷的态度，他连忙配合着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他也不得不自削党羽了。

慈禧的政治手腕终于使她顺利地排除了军人政治对传统文官政治的冲占，而她的继任者就没有这么大本事了，于是袁世凯终于得势。

当然，杨乃武、小白菜们是不会想到这么多的。

文/冯佐哲

乾隆帝弘历25岁登基，在清朝诸帝中不失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有所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以其祖康熙为榜样，并吸取了其父雍正的一些统治经验，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当时的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经济繁荣发展。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乾隆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生活奢靡的一面也逐渐滋长和暴露出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日益奢侈成风，达官贵人追求享乐，竞相豪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在这种情况下，腐败滋长、泛滥，贪官污吏比比皆是。“督抚藩臬，朋比为奸”；“上下关通，营私欺罔”。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朝的腐败与清政权的中衰，首先是从吏治败坏开始的，而官吏间的贿赂公行，则是吏治败坏的集中表现。当时人们做官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获得名利与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和各种特权。以督抚为首的地方官吏要想在地方上发财，就不得不向中央的京官进行贿通、贡献，而京官平日薪俸较少，要想发财就不得不包庇地方官吏，听任其为所欲为，鱼肉百姓。于是，彼此上下其手，便形成了“无官不贪”、“无吏不盗”的官僚体系。一般说来，当腐败局面不可收拾，官吏的贪污行为引起了公愤，以致百姓骚动，造成统治不稳时，皇帝也会不惜采取惩处手段，对贪官污吏加以惩罚，希图起到“杀一儆百”的警世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朝二品以上的高官，因贪污、受贿，或数罪并罚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共计有41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27人之多，几乎占了全部人数的67%左右。至于因贪赃枉法而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的官员，为数就更多得多。不能不说乾隆“惩贪”手段是十分严厉的。可是当时情况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的27年间，几乎没有一年不“惩贪”，被揭发出来的地方贪污官员主要包括有：广西巡抚钱度，四川总督阿尔泰，云贵总督李侍尧，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昌吉望、陈辉祖、福崧、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布政使郑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统治的中晚期，贪污大案一个接着一个，层出不穷。最显著的就是浙江省的贪污案件，几乎从没有中断过。旧的贪污案件还没处理完毕，新的贪污案件又出来了。个中原因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惩贪”，其心中有一定的尺度。应该惩谁，不惩谁，惩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有数。他绝对不会因为“惩贪”、整顿吏治而动摇其自身的统治利益。因此，他只能把“惩贪”限制在他的统治权所需要的范围之内，他不可能触及当时贪污体制的总根子。这个总根子不是别人就是绝对专制的封建皇帝自己。当然这许许多多的贪污案件也未必全部直接与乾隆以及其得力助手和有关。但从本质上却又与封建的专制体制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联系。也可以说，在乾隆统治的后半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和为中心的“贪污网”。长期以来，乾隆只把眼睛对准个别的地方官吏，而没有可能涉及到形成贪污腐败的政治体制本身。对于整天伴随在他身边的宠爱和佞幸的嬖臣则存心包庇或回护，自己则实际上乃是腐败的总根源。例如，乾隆帝与和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再如，乾隆与和共同制定了一个“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有“错”或“罪”，可以通过“自愿”交纳一定银两免去惩罚。有鉴于此，许多地方官吏学会了不贪白不贪。如果贪赃罪行未被发现，那就算自己赚了，如果被发现则自认倒霉，于是索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贪污行贿。这其实就是哄抢行为中的一种从众心理。当官的认为不贪白不贪，所以上行下效。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的所谓“惩贪”与贪风并存，而且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怪。和之所以能在20多年中为所欲为，恣意贪婪，正是乾隆培养的结果。

乾隆帝本人也知道要教化百姓，稳定民心，必须首先端正官风，要用严猛手段惩治贪官蠹吏。必须要求各级官吏“端己率属”，吏治不清，人心不古，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在于高官大吏贪腐不廉。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之整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看来道理也并不是难懂。然而毕竟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毕竟是社会存在左右着人们的意识。这或许是乾隆反贪，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回望戊戌变法110年

文/傅国涌

一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变法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100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洵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16年。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一夫一妻，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研究的思想罢了。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做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掘出来。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比如所谓的衣带诏是他伪造的，比如所谓的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也与事实多有出入，当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二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著名的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此前几天，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起草的两份折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人已付出了长期的努力，1895年准备参与他起草的那份“公车上书”的就有1000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这一天就有15例呼吁变法的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的人们，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自身的决断非常重要，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我们更不能忽略在下达这道关键的《定国是诏》前，光绪帝到颐和园请示过慈禧太后，得到了许可。

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了一道有名的折子《密保维新人才折》，保举5个人：康有为（工部主事）、张元济（刑部主事）、黄遵宪（时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祭使）、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江苏候补知府）、梁启超（广东举人）。折子希望皇帝能重用他们。有人考证这个折子是康有为自己代拟的，不过这一点并不太重要。光绪帝当天就朱批“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这次他再也不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了，毕竟变法已启动。四月二十八日是农历，就是公历6月16日，也就是要在3天后召见康、张，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谭进京，安排梁在各国总理衙门查看。6月15日，他们俩还和开缺回原籍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一起吃晚饭。根据翁同日记，早在5月26日光绪帝就向他索要康有为的“所进书”，翁的回答是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说“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道。

其实康有为和翁不仅认识，有交往，而且康为了取悦翁，获得他的支持，专门在一本书法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肉麻地吹捧翁同父子的书法成就。翁身为清朝重臣、帝王之师，不贪财，但好名，康有为的马屁拍得到位，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帮助康有为，而且说了康有为的坏话，耐人寻味。

6月16日，康有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也是惟一的一次。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足足10年。为了这一天，他将付出全部的后半生，和一个亲弟弟的生命。这一场君臣际会、百年佳话终于进入了正戏。

三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南下天津取道海路，两次遇险。先是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康有为乘坐的重庆轮，飞鹰号回报，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后来才知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是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到了上海吴淞口康有为又差一点被抓。因为英国领事馆及时救援而幸免，乘英国船到达香港。康有为随后去了日本，从此开始16年的流亡岁月。他自称身上带有光绪帝给他的衣带诏，内容曾在上海的《新闻报》、《字林西报》及《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上发表过。

他在日本拒绝见孙中山，理由就是自己负有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接触。事实上，确有一份密诏，但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也不是写给他的。1898年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9月18日，光绪帝已感到岌岌可危，命杨锐带出衣带密诏。当天，康有为就看到了抄件，不是原件。

在海外多年，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就是他修改过的伪诏。杨锐将密诏原本交给了他儿子，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的抄本。光绪帝给杨锐等人的密诏原文很长，不像康有为公布的那份简练。

两个不同版本的衣带密诏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版密诏说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是给他本人的；二是康版密诏要康等“设法相救”，而后面的这份密诏虽然着急。却是要他们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所以要他们把办法交军机大臣。一个是呼救，一个是问计。

康有为还伪造了光绪帝要去办报的另一道密诏。事有其事，诏有其诏，不过是9月17日的明发上谕，不是密诏，而且措辞内容都被康有为改了。

康版衣带诏是假，当时在日本有一个知情人就是王照，他是那个导致形势恶化的人之一。他本来是礼部主事，曾上书请光绪帝出洋游历，奏折被堂官拦下，最终导致六堂官被光绪帝罢免，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线之一。平时康有为都让梁铁君（精于技击）看住王照，在东京，他的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就是软禁。王照在犬养毅家亲笔写下出京一切经过以及康有为所称衣带诏是伪造的等，洋洋数千言，与康有为后来所记多有出入，康有为作伪的真相因此为部分日本人所知。不过，当然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而且康有为以为杨锐已死，死无对证，有恃无恐。他不知杨锐死后，其儿子扶棺出京时，将衣带诏原本缝在同乡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了四川老家。1909年光绪和慈禧太后死后，杨锐儿子将这份密诏交给了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从此密诏的真相大白于世。但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以为康有为手里拿的是真的衣带密诏。

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确实不无异议。和康有为的路线相比，他们的步子要走得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怀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而夭折，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是个异数，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湖南，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他们赢得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配角。其实，历史从来都是合力构成的。回望戊戌变法，康有为固然不可回避，光绪帝和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等人同样值得关注。

文/白云涛

关于戊戌维新时期的袁世凯，长期以来，人们都揪住其戊戌告密不放，似乎袁世凯告密导致变法失败。人们大都不去想：为什么维新派在做最后一击的时候，不去求助别人，而去求助袁世凯？因为袁世凯也是力主变法维新和支持康、梁变法维新之人。

一

甲午战败，丧师割地赔款，举世震惊，袁世凯也在其列。当袁世凯闻听李鸿章已经在日签约，又听说中国须赔偿日本两万万白银，还要把辽东、澎、台割让给日本，不胜悲痛。袁世凯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大局至此，惟有痛哭而已。”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1895年5月7日），上书光绪帝师傅、军机大臣李鸿章，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

甲午战前十余年，袁世凯担任清“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大臣（“略其名而行其意”的监国大臣），长期处理朝鲜内政外交，直接感受世界大势之变，再经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刺激，使他对国际交涉也有了颇有见地的认识。他说：“历观中外交涉情形，万国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两国条约，为承平无事者言之；强邻奥援，又为彼图自利者言之。”袁世凯的这种认识，套用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弱国无外交”。

甲午战争，中国因何而败？袁世凯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工作；二是“练兵诸统多未得人”，兵不精将不良，战则败，败则溃。袁世凯同时强调：甲午战败，自然令人痛心，如若朝野上下从此发奋，正是中国由弱转强的一大契机。

袁世凯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他在担任驻朝通商大臣期间，在上李鸿章的《朝鲜大局论》中，主张坚决同日本力争朝鲜。他说：“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则控扼津烟咽喉之冲，无朝鲜则无东壁也……故缅甸可容，越南可缓，而朝鲜断不可失。”袁世凯这种对朝鲜之于中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深刻精到，远超时人。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大变，袁世凯对国家安全又有了新的认识，危机意识更强烈了。

马关条约签订，有些官员“嘻嘻相庆”，认为和局已定，幸免无忧了。但在袁世凯看来，中日虽然议和，但中国将来之危，实甚于未和之前。他指出：甲午战前，“倭寇与我限隔岛屿，不得不步步持重。”现日本“北控辽海，南踞澎台”，占据我国领土，使用我国资源，驯化我国民众。久而久之，被日驯化之民，与日“性情渐相通洽”，为之所用。如果我们不奋发自强，军政泄沓，数年之后，与我“酣睡同榻，咫尺相逼”的日本，“吹求衅端，突然再举”，“似不但奉、吉、闽、浙非我所有，即燕、齐各省恐亦保全无术。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

这里，袁世凯已经预料到日本占据朝鲜、辽东、台澎后，下一步将是东北、华北、华南，这种忧虑与日本的大陆政策颇相吻合，也与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首先吞并朝鲜，进而东北、华北、华南，最后向中国内地推进，大体相近。

甲午一败，丧师割地赔款，泱泱天朝上国，顿成举世公认弱国，不但日本处心积虑继续谋我，列国也虎视眈眈，阴欲瓜分。处此危难之际，中国如何自保？袁世凯提出：“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在袁世凯看来，中国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法自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自强之道，首在练兵。

甲午战后，时人多有反思。袁世凯把战败之因归结于军事将领无能，战争准备不足，虽然也是事实，毕竟稍嫌浮浅。以此次战败为契机，朝野发愤，由弱转强，大多数维新党人和当国朝臣也都有此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年仅36岁的袁世凯，对甲午战败之后国家民族长远命运的忧虑。这种深沉的忧虑，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读来，也觉很是难得。也正是因为袁世凯有此深远忧虑，耿耿忠心可鉴，又有在朝鲜编练新军的经验，不管是当国朝臣还是封疆大吏，以致维新党人，一致举荐他主持小站练兵事宜。

应该承认，上述种种，是袁世凯主张变法自强和对康、梁等鼓吹变法持支持态度的思想基础。

二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有其言当有其行。

1895年夏，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四书遭遇尴尬，上书递送都察院、工部均遭拒绝。这时袁世凯主动协助，将上书递送到督办政务处，请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督办军务大臣荣禄，转递送给光绪皇帝。虽然荣禄拒绝，但袁世凯对上书的支持，使康有为将其引为变法维新的同道中人。

1895年8月底，康、梁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袁世凯和把兄弟徐世昌（时为翰林院编修）也捐款入会，并都被列为发起人。学会每十天在松筠庵集会一次，或讨论时局，筹划变法，或举行演说大会，宣传变法维新。袁世凯经常与会，表现活跃。当议及开办图书馆和报馆时，袁世凯首先慷慨解囊，捐款500金，随后到处联系募捐。在袁世凯的大力活动下，官员认捐极为踊跃，其中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认捐银5000两，李鸿章也表示认捐2000两，因甲午主和签约，康梁拒绝。

此一时期，袁世凯与康、梁交往甚多。袁世凯不时前往探访康、梁，“饮酒商谈”，交流思想。袁还曾与康“坐以齿序”，称康为大哥，大赞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常常以在朝鲜经历，大倡变法、练兵以匡救时局，“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康有为对袁世凯也很赞赏，并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建议光绪帝对袁世凯“加官优奖”，同时通过谭嗣同向光绪帝递上密折，言袁编练新建陆军，手握新军，建议光绪帝“抚袁以备不测”。1896年12月，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练兵前，康有为特地约集众人为袁饯行，餐后观十二金牌召岳武穆剧。

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又与在天津的著名维新人士严复建立了密切联系。严复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与同为维新人士的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教授育才馆的夏曾佑、著名学人及维新人士杭慎修等，共同创办了《国闻报》。戊戌期间，严复连续在《国闻报》上发表二三十篇鼓吹变法维新和回击顽固派攻击的文章，他在《国闻汇编》上连载的译著《天演论》，以进化论为武器，大倡变法维新，振聋发聩，影响深远。那时，几位同仁经常聚在王修植家里叙谈。据严复后来在给杭慎修所著《学易笔谈》写的序言中回忆：袁世凯每个周六都从小站赶来参加，“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当时，杭慎修还与袁世凯开过玩笑。严复记述说：“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既是维新党人，也是朝野文官，还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尤其当时的康有为、严复，无论是在国学还是西学，书法还是文章上，都堪称一代宗师。袁世凯一个武将，能够和这些文人学士的维新党人称兄道弟，相处无间，彻夜长谈，放言无忌，可见彼此是志气相投的，都是主张变法图强的。

戊戌前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袁世凯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维新人士亲密接触，逢人大谈变法维新，练兵求强。同时，袁世凯也尽其所能，为康、梁、严等维新派掀起变法维新热潮做了不少协助工作。应该承认，袁世凯是真心希望变法自强的，对变法维新的宣传也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

三

戊戌期间，袁世凯也留下了若干反映其变法图强思想的文献。其实，早在甲午战后不久，36岁的袁世凯就因力主变法图强，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四书不久，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倡导变法的袁世凯，令其条陈变法事宜。仅仅过了20天，8月22日，袁世凯就将洋洋一万两千言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递上。条陈首先阐述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样，袁世凯也从古圣先贤寻找依据，以示变法维新“古亦有之”，驳斥顽固派“用夷变夏”的反对变法谬论。和大多数维新派一样，袁世凯也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

如何变法自强？袁世凯认为，变法应该从储才、理财、练兵、交涉四个方面入手，并提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具体变法措施。其中储才9条和交涉4条为政治改革方面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一、设立馆院，罗致各地通晓中外情势之才，并聘请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和旅外华人入馆，令其专研西学西法，作为朝廷施政依据。二、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摒弃寻章摘句之学，选士以讲求实学为标准，使旧式八股章句之才，“尽变为经济应世之才”。为西学、新学人才开设特科，分西律、技艺、军务三途，仿照正科，按生员、举人、进士逐等考选。这里，袁世凯提出了要对新式西学人才给与进士、举人、生员等政治待遇，以便彰扬新学。三、开办新式学堂，培养理财、建造诸方面的新式人才。四、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五、裁汰冗员，精简吏治，创办新法，挹用洋才。综合储才9条和交涉4条，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改革措施，基本思想是仿照西方，实行近代化变革。

袁世凯的理财9条主要是“仿照西人久著成效之新法”，振兴经济。其中第一条铸银钱，第二条设银行，第三条造纸币，为近代化的币制改革。第四条振商务，是繁兴商业，设立商会，发展近代商业。第五条修铁路，具体措施是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以官督商办形式修筑铁路。第六条开矿藏，主张开发矿藏时鼓励商办，保护矿主。第七条办邮政，发展近代邮政。第八条造机器，鼓励、扶助开设工厂，凡是“具有良法、资本，愿设各项机器商厂者，均可查核批准，令其妥实经理”。亦即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第九条饬厘税，是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理财9条的核心思想是发展近代工商业，推进中国近代化以自强。

袁世凯的条陈，对局势分析透彻，其改革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大多切实可行，与时人的变法主张，甚至与闻名天下的公车上书相比，毫不逊色。短短20天的时间，袁世凯能够奏上如此内容丰富深刻，而又切实可行的变法条陈，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变法自强是早有深刻思考的。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强占旅顺，其他列强纷纷效尤，亡国灭种迎面而来，倡导维新浪潮更劲。在维新党人不断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1897年12月，主持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急匆匆赶到北京，也向当国的帝师翁同连上两个变法说帖，力促维新。在说帖中，和康有为一样，袁世凯首先痛陈民族危机：“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饲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耽。”“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接着阐述变法之必要性：“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最后条陈当务之急的“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提出应“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仿行西法，试行变革”。如此，“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至于守旧的勋旧疆臣，未便摒弃，可厚禄养之，崇秩荣之。1898年3月，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第五书痛陈民族危机，疾言变法的同时，袁世凯又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向翁同指看画报，“切言必分必合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由上述袁世凯言行，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康梁在最后的危机关头孤注一掷地去求助袁世凯。其实，读袁世凯的上述文字和读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无甚区别，只不过老文人康有为文辞更加对仗工整，语调更加铿锵有力而已。也就是说，此一时期袁世凯和康有为变法思想的脉络大体是一致的，袁世凯是真心希望变法自强的。1901年清末新政，菜市口戊戌六君子的血迹未干，别省官员心惊胆战，大多观望，惟有袁世凯大张旗鼓，大力推行新政，把直隶省搞成了新政模范省，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戊戌，就是一证。因戊戌告密，就强说袁世凯的维新主张和支持维新是混进维新队伍，搞政治投机，假维新，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

四

关于袁世凯告密问题，现在史学界有政变前告密出卖维新志士和政变后告密以求自保两说。港、台史家早有政变后告密以求自保的论者。1999年，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详细考证此问题并认定是后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的学者越来越多。

其实，政变前告密和政变后告密，对戊戌变法的失败都不起决定性作用。一个社会性大变革，不会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行为而成功或失败的。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但依笔者看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保守势力太强和帝后权力之争失衡所致。也就是说，社会变革的时机尚不成熟。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反对图强，也未必一定反对变法，但在她的内心中，不管怎么变法，都要保证满洲权贵的绝对统治地位，即使变法，也要慢慢来，政局不能乱，稳定压倒一切。袁世凯当然也主张变法自强，但他不主张伤害既得利益集团，须“步步经理”。据他所记述的9月20日向光绪皇请训时所奏：“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等赞襄主持，方可仰达圣意。至新近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但通观整个百日维新，自6月10日请训完慈禧太后，得到准许变法的允诺后，刚刚掌政的光绪皇帝初生牛犊不怕虎，诏令一个接着一个， 103天维新，颁布180多道新政上谕。同时，大力提携年轻的维新党人，罢黜阻碍变法的守旧大臣。变法维新，动静太大，太过急促，农工商政，军制武备，牵一发而动全身，诏令好发，实行起来却难。尤其是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等机构改革，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其自谋生计等等新政，一竹竿横扫一大片，伤害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广。改革也好，维新也好，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配。新政真的全面实行，大量守旧官员就要丢掉饭碗子，八旗子弟也不再有悠闲日子可过。守旧大臣人人自危，一方面抵制诏令，你发你的上谕，我这里“置若罔闻”；一方面纷纷到“老佛爷”那里告恶状，说小皇帝和维新党人“变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党羽”，敦请“老佛爷”重新训政。而康、梁以及戊戌六君子等维新派大多是六七品的小文官（直至9月5日光绪才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推行变法），一二品督抚大员以上中主张和支持变法的只有光绪帝师父翁同、湖南巡抚陈宝箴、编练新军的袁世凯等寥寥数人，根本不具备实行新政的政治基础。守旧大臣一鼓噪，“老佛爷”天威震怒，回到宫中重新训政，维新派当然一触即溃，彻底失败。

所以，袁世凯告不告密，以及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戊戌维新都逃脱不掉失败的命运。如果是在政变之前告密，至多加快了政变步骤，如在政变之后告密，也至多为守旧派迫害维新派提供了更大的口实。

五

有学者大胆假设历史，认为如果袁世凯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杀荣禄，围颐和园，逼慈禧交权，可促使变法成功。这实在是假设者的一厢情愿。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老谋深算的慈禧15日就强迫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9月初，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已有不满之意，9月上旬荣禄就已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以备不测。9月18日白天守旧大臣到颐和园敦请慈禧重新训政，深夜谭嗣同与袁世凯在北京密商回天津杀荣禄后提兵围园劫后，可19日慈禧已从颐和园回宫，21日就重新训政了，光绪皇帝就被关起来了。就算袁世凯有为国为民不怕诛九族的政治觉悟，天津至北京100多公里，要求袁世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口气也不喘，当夜返回天津，19日杀荣禄，打开武器库装备军队，然后倾其所有，提兵所部7000兵马，首先打败驻扎天津的清军3万多人，再北上打败驻扎北京的清军6万多人，尤其要必须打败能征善战的聂士成武毅军和董福祥甘军数万人，在21日之前杀入皇宫，劫持慈禧，救出光绪，也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果真如此，结局无非是戊戌六君子变成七君子，菜市口多一个袁世凯的肥胖脑袋落地而已。

也有的学者言道：起兵勤王，围园劫后，行不通也就罢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告密，如不告密，慈禧不会行此大狱，维新派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元气。意思是袁世凯完全可以不起兵不告密，静观其变，让维新党人跑路。甚至还有的学者就荣禄所说“袁乃我的人”，说袁世凯可能是打入维新派内部的坐探。不告密，当然是好，也有可能多几个维新党人跑路，后来辛亥革命时多几个保皇派。但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谭嗣同深夜密访，劝说袁世凯立即举兵，诛杀荣禄，围园劫后，袁世凯也曾当面表示对光绪帝忠诚报效，说如光绪帝确有密诏（密诏至今未见，史家有疑），诛荣禄如杀一狗尔。这是何等的惊天大事？如果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起兵，也就算了。如果不起兵，“老佛爷”必定重新掌政。这事不主动说清楚，不管是光绪皇帝还是维新党人，万一招认出来，那就不是自己的脑袋不保，而是诛九族的灭门大罪。另外，现在我们因为把慈禧太后做了卖国贼、刽子手的政治定性，言谈话语之间，轻轻松松地劫了也就劫了，杀了也就杀了。但在当时，慈禧“老佛爷”是大清王朝高高在上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决策人，办事决绝，出手狠辣，人人畏服。连27岁的光绪皇帝，面对慈禧，也就是自己的母后（虽然是过继的儿子），都战战兢兢的，时人甚至比作“羊儿虎母”，大臣们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别说劫了杀了，就是言语之中稍有不敬，都是革职甚至砍头的大罪。袁世凯纵有天大的胆子，真要“围园劫后”，动手之前也得思量思量。所以，谭嗣同密访后，袁世凯心情沉重，“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内心思想斗争很激烈。最后选择告密，当然很不光彩。但换作是读者，面临诛九族的灭门大祸，你又如何？见风使舵，顺风行船，哪块云彩有雨，奔哪块云彩而去，是官场自保的不二法门。如果袁世凯是在政变之前告密，另当别论。如果政变之后告密，大局已定，惟求自保，实在可以理解。

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事实俱在，后果已成。我们可以惋惜袁世凯未能善始善终，但不能像要求现代革命者应该具有为理想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觉悟那样，去要求混迹官场十几年的旧时代的袁世凯。

六

戊戌维新失败，维新党人遭迫害自不待言。主张变法和支持维新的朝野大臣也脱不了干系，自然遭到整肃。整肃之前，慈禧太后提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的精神。即便如此，翁同、陈宝箴和在湖南协助陈推行新政的翰林院编修江标、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等均革职永不叙用，协助康梁创办强学会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代康有为递送奏折的御史宋伯鲁、保荐林旭的礼部侍郎王锡蕃、在湖北推行新政的湖北巡抚曾、多次上新政奏议的刑部主事张元济、上书请变服制的工部主事李岳瑞、任吏部主事的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也同样革职永不叙用，介绍康有为给翁同的户部右侍郎张荫桓、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和谭嗣同的礼部尚书李端革职戍新疆，弹劾顽固派的礼部主事王照被下令革职严拿，王逃亡日本，但其兄王燮其弟王焯均被革职下狱，就连追捕康有为不及的飞鹰舰舰长刘冠雄也被革职下狱。“概不深究株连”，牵涉已经如此之广，治罪已经如此之重，真要玩狠的搞“株连”，不知多少人要被砍了脑壳。

话再说回来，和袁世凯伙同维新党人“谋逆”相比，上述众人之罪实在微不足道。袁世凯如不告密自保，自己的脑壳被砍应该是必然的，实行不实行“概不深究株连”政策，诛不诛杀袁世凯的九族，就在“老佛爷”的一念之间了。另外，就袁世凯戊戌期间主张变法和支持维新的言行看，按照上述受惩人的治罪标准，即使没有“谋逆”这件事，给他来个革职发配也是绰绰有余的。当时朝廷也有人说袁世凯先与维新党人搅在一起，不清不楚，先同谋，后出首，“首鼠两端”，提出治袁世凯的罪。荣禄用身家性命担保袁世凯是“忠贞之士”，还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一力承担，保下了袁世凯。荣禄保袁世凯，不完全是因为袁是自己下属，两人关系亲密，主要的还是因为赏识袁世凯能办事，懂练兵，是个人才。

从旧式宫廷斗争的角度来看，戊戌时期是近代以来宫廷内部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其特点是维新与守旧之争同帝后两党争权夺利之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诡谲多变。朝臣夹在中间，个个如履薄冰。老成持重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王文韶等，未必不主张变法维新，但他们深知夹在帝后之间的凶险，总的态度是寡言少语，冷眼旁观，静候其变。前期袁世凯左右逢源，以致维新派引为同道，光绪帝依为干城，后党的荣禄视为心腹，但不期然维新党人谭嗣同深夜来访，劝其“诛杀荣禄，围园劫后”，一下子把袁世凯推进宫廷斗争的漩涡中心，凶险至极。但在最后的危急关头，尽管袁世凯采取的是很不光彩的告密形式，毕竟毫发未伤的全身而退了。现在的我们可以指责袁世凯出卖志士，卑鄙无耻，但如此凶险局势，居然化险为夷，也反映了袁世凯纵横官场之能。袁世凯的这种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的本事，在辛亥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1914年1月，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以“特阐幽光，用彰先烈”为名义，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同年9月，内务部又按照袁世凯旨意，在京师给“六君子”建立祠宇，并将六君子史事宣付清史馆立传。袁世凯的这些举动，表面上说是“用示崇德报功之意”，并“以昭激劝”民众，表示自己崇尚进步和改革，或许内心里还有着对戊戌六君子的歉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