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大陆大学的学位含金量有多高？

许锡良：中国大陆大学的学位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中国大陆的大学数量虽然多，但是被国外承认学历的却很少，在境外被承认的似乎也不多，连香港、台港这样的地区都不承认大陆的许多大学的文凭。我想这并不是特别歧视中国大陆的结果，而确实是因为大学体制不同，培养方式不一样，学术水平与教学质量也无从比较，简单地说来，中国的大学无一间不是党化教育的产物，其实都是党校模式，这样的大学要与人家接轨确实是困难的。关起门来，自玩一套，当然容易，但是你玩的东西出不了成果，得不到人家的承认。人才出不来，成果出不了。在国际尖端的学术会议上，不但是没有一席之地，常常是连个旁听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无法对话。理工类可能还稍好一点，但是人文社科类就一塌糊涂了。 那么中国大陆大学的学位含金量究竟有多大呢？这确实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中国的学位制度基本上是移植美国的。就是分三个层次，学士对应本科学历；硕士，对应硕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对应博士研究生学历。其他层次就不说了，就说最高的——博士学位，最能够说明含金量了。当然中国特色的后面，其实潜规则里面还有一个比博士更高的，即博士后，虽然没有学位，不过，在中国调动工作，晋升职称，获得课题，博士后其实也被默认为有比博士更高一级的学位效用。据说，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那么，中国的博士是怎样读的？当然，各大学情况不同，不能够一概而论，不过，在同样的体制下，其实大多是大同小异的。最近《中国新闻周刊》第36期，发表一篇文章——《博士生沦为“博士工” 中国博士培养制度反思》，一针见血，对中国博士培养作了一个很好的概述，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中国大陆的大学是怎样培养博士的。其基本观点是：1、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2、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这与世界上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博士培养模式都不一样，确实颇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就是，大学完全由政府控制，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不断地给大学发课题，让不同的大学争抢，争抢的过程，自然免不了各种公关竞赛。一旦国家级重大巨无霸课题到手，那么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基地，都相应地配发。而争夺课题的具体人员，就是那些教授、博导、院士们。出面争课题的是他们，争到课题之后，就交给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们来做。所以，现在大学里攻读博士学位，很少不是在做课题的。而那些所谓的课题，其实都是政府相关部门预先指定的。也就是说，这些课题，名头虽然很大，但是，在还没有做之前，其实问题已经摆明，结论已经清晰。完成课题需要的只是给点装扮，填充一些材料，再加一些专家教授的头衔。如此而已。所以说博士生们与其说这是在做课题研究，不如说是在做博士奴工。许多只是按照相关部门的指示去完成所谓的论证，根本没有什么独立的论证，更谈不上什么发现与发明。自己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读自己喜欢的书，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整天就生活在那些伪项目与伪课题里。书读不成，自己有兴趣的又不能够做，而能够做的，其实大多又没有什么意思。全看在那张可以凭职称、申请课题的博士学位文凭上，为了将的荣耀与利益，许多人选择了默默忍受着现在的痛苦，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在没有自由、自主、自愿与独立研究的地方，要想有什么真正的研究、创造、发明和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学术的生命在于自由，当大学用行政计划的方式给大学教授、博士生们套上了一个沉重的金箍咒时，他们的学术研究生命就死亡了。因此说中国的大学与其是在培养博士高级人才，不如说在毁人不倦。 当然，真正要做的课题其实是很多的，有许多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周光礼教授的这个“中国大学如何培养博士生”这个问题就很值得研究。可惜，这样的课题恐怕是永远都成不了国家级重点规划课题。由于禁区太多，禁忌太大，因此，你真想研究的问题不会被允许，而许多似是而非，不疼不痒的东东，却动辄被立成国家级重点课题，课题经费也是大得吓人。比如，社科类课题“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打造中国的和谐教育”，这些的总课题常常会有500万以上的课题经费，当然这是全国总课题，各个省还可以再立子课题，地级市还可以再立孙课题，再往下就是曾孙课题，每个课题后面都是名利双收。做这些课题，对学校来说决定了你能不能进211学校，甚至985学校，能不能进入中国的常春藤式的顶尖大学，能不能得到政府的特别资助与重点打造。对于教授来说，一个863项目或者973项目，意味着你能否当上二级甚至一级教授。而对博士生来说，能否参与这些课题的研究，直接意味着你能否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因此，能够进入这样的课题研究队伍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的课题面前，你根本无法选择。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博士生培养特色。这种特色就是博士生变成了博士工，有些还是博士奴工，因为光干活，却不能够向雇主要工钱，给你那种干活的机会，你还得感谢你的老板——导师。否则的话，导师把你晾在一边，那也意味着你失宠了，而失宠同时还意味着你可能毕不了业。你不做导师的课题，你就没有可能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而没有相应数量与指定的学术期刊论文，你就没有答辩资格。因此“在现实中，博士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出活和‘有后台’的学生。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并获取学位，并不在意老师是否能真正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则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而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为怎样的人，他也并不在意。”就这样，许多博士生读完博士后，不仅没有获得多少学术研究上的进步，反而背回了一个负担，成为了一个学术负资产。更是经常听闻一些博士生因为与导师合作不是很愉快，而不是因为学术研究能力与水平，而不能够通过论文答辩。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将是一生的负担。因为，中国最讲究师门的。作为学生与导师合作不好，意味你一辈子在这个研究领域里都有沉重的心理负担。 华中科技大学作为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基地之一，自然是常常直面这些问题的。周光礼教授这次选的论题实在是太有意义了———还出一本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不过，这种真问题的真研究，那是要犯大忌的。因为这本书涉及的问题，触及病灶都是那么严重。这本书直捅中国博士生教育与学术科研机制的马蜂窝。像这类研究，我想大概只能够是作自由式的研究，因为这类真问题，要想立为国家重要的科研项目，我想肯定是困难的。首先这就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大学教育。不利于安定团结。同时，这很可能意味着周光礼教授以后再要申请国家级课题，甚至当博导恐怕都不容易了。我的猜想也许是没有错的。果然，周光礼教授“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这说明此类话题已经成为禁忌，他无意之中犯了大忌，以后再要在大学以及教授群体讨生活恐怕会很艰难。不过，好在已经出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我想如果此书畅销的话，周光礼教授的生活来源应该不成问题，我想到那时，那些骗吃混喝的所谓课题不做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