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因“官”获奖还是因“诗”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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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因“官”获奖还是因“诗”获奖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2日09:44  黄河新闻网

陶短房

时评人,专栏作家。来自大陆,长期在非洲,现移居温哥华,长于小说、文史、古文、诗词及报刊随笔的创作,曾参与《太平天国通史》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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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后唐时有个封为秦王的皇子李从荣非常喜欢诗歌创作,专门搞了个班子,经常组织诗歌创作会、鉴赏会之类活动,还打算出版诗集什么的,他的父亲、后唐明宗李嗣源却对他的诗歌兴趣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让他尽量少在人前显摆。

  李嗣源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当皇帝的大道理,认为李从荣当时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首要工作是把官做好,让老百姓满意,否则诗写的再好也要挨骂;第二条是当爹的小道理,认为自己家虽然做了皇帝,祖上却是打仗放牧出身的文盲,他们父子俩的文化程度不过扫盲有余,诗写的怎样,自己该有自知之明,别人叫好那是因为你官做得大,哪里是你诗写得好,还是别给后世留笑柄了。

  李嗣源在五代被称为最有头脑的皇帝之一,这几句话也说得入情入理。这官员诗人原本就是个矛盾体,后世评价不去说,当代百姓多半宁要一个不会写诗、却能做个好官的官员,也不要一个诗写得花团锦簇,官却当得稀松平常的李后主式人物。

  刚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恐怕就将面临这样的考问,要说当代自由体新诗这东西,标准着实模糊得很,不像格律诗词好歹还有个形式标准的统一可以评判,就算大家多半认定,他获奖的那些“羊羔体”不算好诗、甚至不算诗,评委和作者本人偏要说这就是好的,偏要给他出版、授奖,大家还真没什么办法给拦着。可是纪委工作做得如何,那就比较容易评判了,只消关注一下舆论上有关当地的党风、政风纪录如何,对官场丑恶腐败现象打击力度又如何即可。粗粗看了一下,不好说诗人官员车书记如何不称职,但至少谈不上有什么突出表现。当年乾隆老爷子自称“十全武功”,政治、经济的贡献还是颇有一些的,诗写得多些、滥些,还要被时人、后人讥讽物议,车延高的政绩未必就比乾隆强,诗词水平也未必就比乾隆高,得个奖,挨些批评,说冤也不冤了。

  中国古代讲究诗的“兴观群怨”,注重内容和格调的高尚,鲁迅本人更是注重文字社会性、时务性重于文字形式的文学家,虽然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多有批评,但和古人一样,认为诗歌应该关注现实、针砭时弊,而不能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或寄托无聊情怀的文字玩物。从这个标准看,车延高的“羊羔体”显然离“鲁迅文学”相距甚远,获得“鲁迅文学奖”引来舆论大哗,也就毫不足奇了——更何况这“羊羔体”作为文字玩物是否合格,也还两说呢。

  传说中武则天时候上官婉儿主持宫廷评诗会,参赛者有满朝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获得第一、第二名的却是低级官员宋之问、沈佺期;乾隆写了一堆烂诗,还搞过文字狱,却毕竟没有给自己弄个“乾隆文学奖”或者“诗词宗师”的帽子戴,车延高作为“羊羔体”的作者,敝帚自珍,认为自己那些东西艺术价值很高,得奖当之无愧,原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官员诗人获奖,就自动把获奖诗人官员放到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间,“羊羔体”等于公然被拉出来遛,是否“好羊羔”,作者也好,评委也好,怕是说了都不算的。

  当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了体现自己的尊严,一口气给自己弄了4个苏联英雄称号,和打败纳粹的名将朱可夫、击落62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并列,可这样的“壮举”,徒然给自己挣来个“勋章控”的“美名”。当官员诗人获奖,当获奖的诗人官员和他的诗成为大众品头论足的焦点,当这个人、这些诗、这项奖,在公众的目光考问下,逐渐变得表情不自然时,有没有想过,诗歌奖项只有和真正优秀的诗歌、诗人相搭配,奖项和诗歌才会双双赢得光彩,就像只有朱可夫、阔日杜布这样的人和“英雄”称号相搭配,才不至于让彼此都变成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