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秋风：富士康的保安集权主义令人恐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0:57:57
秋风：富士康的保安集权主义令人恐惧
富士康企业创办人郭台铭的经营理念中有这样一条：非效率的民主主义，不如合理的集权主义。这也是业界公认的富士康成功秘诀。这样的集权主义精神确实渗透在富士康几乎所有制度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保安”在富士康企业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富士康的生产车间，保安有权对员工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管。发生诸多事态，保安对现场有控制权，如果员工敢多事，可能招来保安的辱骂甚至毒打。某些倔强的员工难免会与保安发生冲突，但高层事后总是支持保安。长此以往，员工中形成一种共识：与保安作对是自找苦吃。员工中似乎已形成这样一种本能：如果出现治安事件，首先打内线110。如果打外线110，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由此可以看出，保安是富士康控制员工的一个重要力量。由于保安无处不在，而其权力较大，厂区内的员工就被普遍置于保安的监管之下，而这些保安随时可以动用强制手段，甚至使用暴力。写到这里，我自己的后背已经开始发凉。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家十分特殊的企业。
现代市场的活动主体是企业，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厂商(firm)”。经济学家总体上认定，厂商是对市场的替代，用哈耶克的话说，厂商是一种“组织”，跟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市场的性质完全不同。
厂商何以会替代市场？经济学家给出了各种解释。弗兰克·奈特说，通过建立企业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德姆塞茨则用专业化来解释企业的优势。最出名的解释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科斯在其名篇《企业的性质》中说，“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谈判、签订合约的成本。通过建立企业，一系列合约被一个合约替代，由此节省了交易费用。
这种效率的具体实现形式是权力：投资人对经理人、经理人对雇员拥有某种管理权。企业比起市场节省交易费用的办法就是用上司的指令，取代了市场的价格信号。由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命令-服从体系，相应地在管理者和员工中间也形成“企业伦理”，其核心就是员工在一般情况下会自愿服从上司指令。若没有这种制度和伦理支持，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会解体。
但是，企业内部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这种命令-服从关系是有其限度的。这限度已由员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员工固然是员工，但从道德上说，他首先是一个人，因此，种种自然法为管理者的权力设立了限度，比如，企业不得违反自然的生命周期律，要求员工每天凌晨3点上班。
其次，从法律和政治上看，员工首先是一个公民、国民，宪法和各种法律赋予了他种种权利，企业不得侵蚀、剥夺这些权利。比如，企业不得以上班为由，不让员工去投票行使选举权，或者企业超出劳动法要求，安排工人(不论工人是否“自愿”)超时工作。
第三，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也为企业管理者设定了一个限度：企业不得行使法律规定由政府行使的权力。比如，国家垄断着对国民使用暴力的权力，正常情况下，只有在经过严格法定程序下，由经过法律特别授权的人，比如警察，可对正在侵害他人的人使用暴力。除此之外的任何人使用这种暴力都属于僭越。这样的政治原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国民的权益。
按照这样的原则，企业保安是不能对其员工使用暴力的。在一个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尊重员工作为国民的人身与政治权利的企业中，也不可能赋予保安以广泛的管理权。然而，在富士康，保安恰恰享有如此广泛的权力。富士康管理层似乎相信，依靠保安强制权的管理模式可以确保员工服服帖帖地顺从上司的指令。 ( http://www.aisixiang.com )
但这样一来，富士康就不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常企业了，这个企业的运转部分地依赖只有政府对民众才可行使的强制权。员工之所以服从上司，不是因为合同的约定及这个约定背后的职业伦理，而是因为恐惧。这种无形但无处不在的恐惧感，恐怕是富士康企业文化的底层要素。富士康的所谓高效率，恐怕部分地来自这样的集权主义。企业必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集权，但富士康依靠保安的集权，将会令所有经济学家恐惧。 ( http://www.aisixiang.com )
真正令人不解的是，地方政府竟然长期容忍这类企业的保安行使本来应由警察垄断的部分权力。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富士康。出让这类权力的结果则是企业对员工拥有了双重权力，在如此强大的权力面前，员工当然是软弱而无奈的。
秋风：富士康，请让农民工完整地生存
就在人们热烈地议论富士康“八连跳”自杀现象的时候，又有一位年轻的富士康员工跳楼死亡(
单论人口规模，富士康集团所在的厂区已是一座中等城市，其人口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一般城市。但是，就在这高密度生存中，人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员工们紧张地上班、下班、睡觉，而没有任何私人时间，报道显示，甚至于同宿舍的员工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传统上在外出人口中发挥联络与组织作用的“老乡会”、“同学会”，在富士康同样基本上不存在、未运转。
由此可以看出，富士康那40余万员工生活在一个没有“社会”、没有文化的空间内。他们的生命基本上被纳入工厂的生产流程中，而与外界隔绝。他们原有的社会联系被切断，新的社会联系无从建立。每个人都处于“原子化”状态，变成生产线、流程的附属品。他们丧失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起码生活，生命与生活分离了。或许可以推测，有些年轻员工的自杀，不是因为感受到有多少痛苦，而因为绝对的空无让他们已无从区别死与生的标准和意义，自我选择死亡也是一件轻飘飘的事情。
人们不能不追问，富士康营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富士康对外辩解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媒体的报道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样的辩解是无力的。这是一个带有过于强烈的物质主义色彩的血汗工厂标准，那些年轻员工的死亡，其实已经宣告了这个物质主义的失败。在我看来，完全无视人的完整性、把人当作流水线的附属品的工厂，就是最严酷的血汗工厂。
可以做一个比较。在外来人口中，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各个城市城乡结合部。他们靠各种临时性工作谋生，如捡破烂、收废品、摆小摊，甚至可能是小偷小摸。他们的收入很可能比富士康员工更低，更不稳定，并且很不体面，这也正是年轻人继续大量涌入富士康之类工厂的经济原因。但是，相比较而言，那些不体面的外来人口的生命、生活却要完整得多。他们有的带来家人，生活在家庭中。即使没有家庭，他们至少有老乡，有朋友，更重要的是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总之，他们有生活，生活在社会之中。
拿这个指标来比较，富士康厂区里的年轻人才是最为不幸的。他们的收入也许略高一些，但是，他们生命的完整性不复存在。人之为人，在于他有心，有情感，在于他生活在与亲人、爱人、朋友、老乡等等关系网络中，在于他活动于信仰、文化、商业等一般性沟通与交换关系网络中。如此，一个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人，即便其收入不高，生活贫困，但生活至少是有意义的。
而在富士康这类工厂的管理者眼里，年轻员工生命中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流水线生产所需要的血汗。他们的情感、私人生活、社会联系被系统地忽视，压缩，剥夺。他们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可以向流水线上注入血汗、由血汗把原材料变成成品的空洞躯壳。这样的工厂当然就是血汗工厂。 ( http://www.aisixiang.com )
然而，就是富士康这样完全取消社会的工厂+员工集体居住形态，却在珠三角新兴工业区持续存在，广泛蔓延。对现代社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人们曾经兴冲冲地宣告，进入现代社会，人将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说，每个人不再被等级制度、地域、宗教教条或者不公正的法律所切割、所阻隔，而可以完整地支配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社会联系，生命将充实而饱满，从而充分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 ( http://www.aisixiang.com )
然而，八九十年前，卓别林曾经用他那喜剧电影描述过现代工厂把人变成机器的悲剧。富士康这类工厂年轻员工们生命的完整性，甚至还不如卓别林电影中那些工人。这类工厂聚居区的大规模、长期存在，实在是一种文明返祖现象。哪怕是相对于其尚在农村的父老，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形态也更为扁平而干枯，虽然他们的收入可能稍高，他们的用品可能更现代。
今天发出拯救这些年轻人的呼声，也许不算矫情。一个社会，如果其年轻人带着梦想离开家庭，却在异乡自杀，这社会终究是病态的。至于拯救之道，说来并不复杂：把这些年轻人当成完整的人看待。做到这一点的简捷技术手段是，把流水线与生活分开，工厂解散宿舍，把住宿收入打入收入中。让员工回到社会中，他们或可恢复自己的完整性。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874.html
韩寒：青春
韩寒说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我也这么认为。
以下是韩寒的原文。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加班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没有工资，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二十公里外，买了一个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些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的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没有社会保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对以后的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5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这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买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和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每个月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