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科学观指的是对科学基本的、总体的看法。它把科学作为探究和反思对象，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形成不同的科学观。20年前，我在《科学观——现代人与自然的对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一书中曾指出：“在近代科学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真理的集合，非真理是不能涉足科学圣洁的殿堂的；科学是纯客观的，完全排除主观的成分；科学是逐步累积的、一点一滴的进化过程；科学的理性方法是唯一合理的方法；科学所带来的是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幸福。”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受到普遍的、严峻的挑战。
首先，科学的客观性受到质疑乃至否定。科学的客观性是科学的根本特性。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乃在于它反映和揭示了自然的现象和规律。自称“达尔文斗犬”的赫胥黎曾谆谆教诲我们，在大自然面前要做谦逊的小学生，虚心倾听自然的声音。生理学的开创者伯纳德更形象地指出，科学工作者在走进实验室之前要脱下自己的外套，穿上洁白的大褂。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忠实于客观，摆脱自己的主观之见。爱因斯坦从哲学的高度，一般性地肯定了承认有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体存在，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前提。
这一前提已或明或暗地发生了变化。一些人争辩说，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个独立的客体存在呢？更怎么知道我们的认识是对客体的反映，揭示了客体的所谓“规律”呢？比如量子力学表明，量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它究竟是什么？对不起，不知道也不关心，科学工作者只是对它观测和描述，在一种状态下测量其位置，在另一种状态下测量其速度。量子力学的主要创立者海森伯这样认定：“我们不能再谈论独立于观察过程的粒子的行为了。作为一种最终结果，在量子力学中形成的数学化的自然规律不再处理基本粒子自身，而是处理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也不能再问这些粒子是否是客观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科学家不再是一个作为客观的观察者来面对自然，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的演员”。（《物理学家的自然观》，此处译文引自《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P4）发生认识论也表明，认识是客体与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完全脱离主体的纯粹客观的认识。
上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运用建构主义的概念，认为（自然）科学像其他知识形态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其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学者拉图尔做了一件著名的工作，那就是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尔曼的实验室去做“田野调查”。众所周知，吉尔曼和沙利通过长达21年的合作和竞争，从几十万头猪和羊的下丘脑中发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等下丘脑—垂体激素并测定其化学结构，被认为是上世纪60～70年代最重要的生理学—医学进展之一。拉图尔对此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TRF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至于猪和羊的下丘脑中是否真的存在TRF、TRF的化学结构到底如何，并不是SSK所关注的问题。
其次，与科学的客观性密切相关，科学的真理性也受到质疑乃至否定。科学向来被认为是真理性的知识。两千多年前，当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时，实际上就是宣告追求真理是知识（科学）的目标，如同爱因斯坦信奉的格言“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一样。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更进一步断言，（自然）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
波普尔对此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把自己证伪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从错误中学习”是耐人寻味的。波普尔强调，一部科学史并非真理的历史，毋宁说是不断寻求错误、排除错误、从错误中学习的历史。错误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通向真理的途径。
可见，波普尔并没有否定真理。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根本否认科学真理的存在。在这方面，库恩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影响极为深广的著作中，库恩指出他并不认为有所谓科学“真理”和“进步”。他认为，科学革命好像政治革命一样，谁胜利了谁就宣布掌握了真理。其实，“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们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P284。）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等著作中，用“自然之镜”的隐喻来嘲讽传统的真理观念，并且断言真理不过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有用工具。他说，真理“不过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P12）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真理似乎成了过时的落伍的话题，被消解了。
与此相适应，是消解科学的文化地位。既然科学也不是什么真理性的知识，那它还凭什么在各种知识体系乃至整个文化体系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呢？科学与宗教、神话、迷信、巫术之类，不都是一样，应该完全平等的吗？费耶阿本德明确提出这样的看法，SSK则试图用学术研究证明它们都是“社会建构”。
第三，科学的理性方法受到质疑乃至贬斥。也许我们还记得恩格斯的那段名言：“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P404）确实，科学的理性方法被广泛认为是科学的特征和骄傲，以致威尔杜兰在其名著《世界文明史》中，把近代科学形成和发展的18世纪称之为“理性的时代”。爱因斯坦曾概括地指出，科学的方法主要表现为：（1）运用逻辑和数学来发现和论证因果关系，（2）通过实验来检验和证明科学发现。正因此，伽利略和牛顿才创立了近代科学，科学与理性可谓难解难分。
然而，非理性思潮对此发起了挑战。在这方面，不能不又提到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他提出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从信奉旧范式到新范式如同宗教的“皈依”，是心理学的“格式塔”转换。这被认为向非理性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后，费耶阿本德更不遗余力地为非理性辩护。他提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主要就是为非理性方法争取合法地位。一些SSK的专家则把科学与政治类比，认为科学像政治一样，受利益的驱使，靠公关、资源、网络、谈判等手段取胜。
第四，科学仅仅造福人类的形象受到怀疑，开始逐渐淡化。长期以来，人们普遍相信，科学是人类的福音，将把人类引入幸福的天堂。虽然早在18世纪中叶，卢梭就曾发出科学是祸患的惊人之声，之后叔本华、尼采等人也曾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科学，但都是微弱的不和谐的声音，被淹没在乐观主义的交响乐中。
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借口“种族卫生”的大屠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细菌武器试验、原子弹的蘑菇云，以及战后频发的环境公害事件、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上侵犯隐私、网络犯罪等等，使人们终于醒悟到科学技术也有两面性，弄得不好会带来祸害，正如波普尔所引证的：“科学进展是悲喜交集的福音，例外很少。”
与此相呼应，是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觉醒和科学技术伦理的兴起。传统的理念是，科学与伦理互不相关，一个属于事实判断，一个属于价值判断。科学家只需埋头研究，至于应用，那是政治家和企业家的事。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几乎不由自主地与伦理纠结在一起，以至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破天荒地设立了一个子计划：进行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ELSI），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还建立了伦理委员会。计算机—网络伦理和环境—生态伦理也备受重视。科学家们如《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所表达的，正“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
在更宏观的层面，则是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和对话。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萨顿在反思科学史，特别是二战中德国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师的表现时，提出建立新人文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的构想。他认为科学是文明的枢纽，不管科学多么重要，单有科学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而必须使科学重新与人生联系起来，建立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新人文主义。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发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讲演，引起热烈讨论。斯诺指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的文化，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隔阂乃至对立造成巨大损失，因而期待“第三种文化”的出现。1996年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即所谓“科学大战”表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严重，但它们之间的对话、交流乃至汇合已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以上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科学观变革的若干主要方面，由此已不难窥见这种变革是全面的、深刻的。《红楼梦》第一回有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许，我们会觉得其中一些观点也颇为荒唐。确实，我们自不必全盘接受，而要加以鉴别、分析，但总的来说，从传统的单面的、单向度的科学观向当今多面的、多视角的科学观转变，使我们对科学的看法更全面、更深入了。
科学观的变革是必然的
科学观的这种变革，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这是一个已然发生的事实，而且是不可更逆的事实，反映了当代科学复杂的、多面的状况。
我觉得，科学观的变革首先是科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结果。这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科学的社会化或者说“大科学”的兴起。现代科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系统不可或缺的主要系统之一，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同时，科学家的队伍急剧增长，已达千万之众（如果加上工程师和医生，可能过亿）。由此，产生了各个利益集团争夺科学资源的激烈竞争，以及科学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现代科学既很花钱，又很来钱。一篇高能物理论文成本上百万，一次重大成果或专利获利上亿，都是常事。向哪些科学领域和项目投资，由哪些科学家和实验室承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家不能不和政治家、企业家、媒体打交道，争取支持、资金、项目和承认等等。本来，研究才是科学家的分内事、主要事，现在，一些科学家尤其是牵头的科学家把争取资金和项目作为头等大事，而把研究交给“打工者”去做。于是，资源、沟通、公关、谈判、竞争之类，这些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科学。那种单纯追求真理的科学形象已显得过于单纯和理想。
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的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更新了科学的形象。依据康德的观点，尽管头顶美丽的星空和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都能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深深的思考，但那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探讨是与不是的问题；一个属于道德哲学研究的对象，探讨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两者有不同的方法和标准。依据培根和圣西门，“所罗门之宫”和“牛顿会议”的科学贤人将医治百病，带来普遍的幸福，造就“人间天堂”。然而，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的发展，却有力地破除了事实与价值截然两分以及“人间天堂”的神话。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人工智能的提高，使个人隐私几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让雪莱夫人虚构的佛兰肯斯坦的悲惨故事有可能成为现实。同样，HGP的实施以及克隆羊多利的横空出世、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突破、辅助生殖和器官移植的进展等，使基因歧视成为可怕的阴影，人类面临被设计、被制造，甚至人兽杂交的威胁，使人不由想起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显然，现代科学的这些变化和状况，不能不体现在新的科学反思上。
其次，科学观的变革是学术研究，主要是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SSK的成果。科学哲学本来就是对科学的哲学观照，是理论化的科学观。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把科学看成是已经实证的知识体系，理性方法的逐渐累积。如果说波普尔的挑战还是在实证主义内部的话，那么，库恩开创的社会历史学派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库恩认为，应该依据科学的历史来考察科学，而实证主义的科学图景恰恰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他提出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并且认为范式的更替和科学共同体的兴衰，应该从“社会学—心理学”上去寻找根源。费耶阿本德和一些反实在论者，更明确倡导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
库恩被认为开启了SSK，尽管库恩强烈表示不赞同SSK的主要观点。SSK从科学论争、实验室调查、文本分析等方面论证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揭示了科学诸多被忽视或不为人知的方面，比如利益在科学中扮演的角色、科学与政治的纠结、科学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复杂关系、谈判技巧、文字能力在科学中的作用等等，使人们看到科学确实存在社会建构的因素或方面。
对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和SSK，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的全部观点，但也要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我以为，把社会历史的概念和方法以及实验室调查、文本分析等手段引入对科学的研究，就很有价值。它使我们对科学的反思增加了新的视角和维度，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现代科学的面貌，促进科学观的变革。
举起两面旗帜
对于科学观的变革，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便是前面提到过的“科学大战”。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这场几乎波及全球的论战。1996年，后现代主义的重镇之一《社会文本》发表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论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长文中，索卡尔用拼凑的方法、支离破碎的材料、模棱两可的语言，表明后现代主义似乎与现代物理学是相符合的，并且为“重新定义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是干什么的提供了可能性”。之后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又向《大众语言》杂志披露这不过是一篇有意编造的诈文，在该杂志发表《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一文。这一罕见的事件迅即引起媒体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引发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大论战。
索卡尔及其支持者奚落以《社会文本》编辑部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无知和偏见，竟然把一篇明显胡编乱造的诈文当做支持后现代主义的宝贝加以发表。他们把矛头主要指向后现代主义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并同时编造“社会建构”的神话。这确实击中了要害。正如著名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温伯格所说：“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一直是安德鲁·罗斯、布鲁诺·拉图尔、影响很大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与后期库恩所否认的东西，但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承认这种客观性”。（《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P114）尽管后现代主义广有影响，但在自然科学界却受到普遍抵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后现代主义贬斥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
当然，争论的另一方并非毫无是处、节节败退。罗蒂几乎是轻蔑地指出，这不过是一场“不可信的科学大战”，是“旧哲学争论的新版本”（同上P288、291），拉图尔则滔滔不绝地指出，实际上这是一场“不同世界之间的论战”（同上P299），认为当今再坚持那种完全统一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文化已经过时了、行不通了，不同的、多样性的文化是后现代的需求，而索卡尔等人坚持的正是业已过时的单一文化或“现代世界”。确实，后现代科学哲学和SSK，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及科学的多样性、复杂性是有益的。即使常遭诟病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等，也并非“满纸荒唐言”，对于我们认识非理性因素的不可或缺和积极作用，以及认识真理的相对性、不完全性是有意义的。
这场科学大战不由使我们想起1923年发生在我国学术界的那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简略地说，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不仅能解决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且能解决包括人生观的一切问题，认为应当摈弃玄学，打倒“玄学鬼”。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人生观派）明确主张科学并不能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诸多问题。以往通常认为这场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科学派是对的，玄学派是错的。现在，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片面。张君劢等人并非一无是处，科学确实不能完全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八九十年前就提出了应该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
类似地，对于这场世纪之交波及全球的“科学大战”似乎也不宜作全或无的评价。我们积极评价索卡尔等人对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批评，决不意味着站在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的立场上。
这样，我们将形成大致如下的科学观框架。
与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不同，我们坚持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存在着独立于人类又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自然界，科学正是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尽管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认识自然，登上所谓“绝对真理”的顶峰，但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践，科学已令人信服地表明，它可以正确认识和揭示其研究对象的特性和规律，并将继续经受实践的严格检验。科学中包含着越来越多的真理成分。客观性和真理性是科学的根本属性。否定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就消解了科学，抛弃了科学。
与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不同，我们承认科学的主体性、建构性和局限性。科学作为人类的认识活动，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不能不受到认识主体——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影响，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爱因斯坦早就明确地指出，他不满意马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赫忽视了科学理论“构造的—思辨的特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Ｐ10）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性因素，在“大科学”时代几乎有目共睹。同时，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种文化样式，把它和迷信、巫术之类借口文化的多样性相对性而平等对待，是不能令人同意的。但也应该看到，科学不是万能的，是有局限性的，正如萨顿所说，不管科学多么重要，单靠科学是不够的。不仅科学理论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真理，科学方法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其应用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因此，英、美等国已明确认定理解科学的局限性，是理解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必须郑重指出，这里所说的主体性、建构性和局限性，并不是某些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那种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主体性、建构性和局限性，而是对客观性和真理性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在20世纪的科学家中，可能没有谁比爱因斯坦更重视也更善于在创立科学理论时发挥“构造的—思辨的”因素的作用，但这并非任意的、凭空的创造，而要有经验的—理论的依据，并接受经验严格的反复的检验，目的是更真实更深刻地认识研究的客体。他曾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相对论经不起日食观测的检验，将放弃相对论。至于科学的局限性，正如波普尔所引证的，科学进展尽管悲喜交集，终究是福音。我们承认并正视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认为科学的正面效应是基本的、主要的，决不能因为有负面效应而反对科学、否弃科学。为此，需要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交流和汇合。
这种既不同于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决定了我们要同时举起两面旗帜——科学的旗帜和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旗帜。
举起科学的旗帜，就是要继续大力倡导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应该清楚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我国公众（包括各级干部和管理者）科学素养仍然很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是制约我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2003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口比例仅为1.98%，而美国2001年已超过17%）。从总体上看，不是科学多了，而是少了；不是过于重视科学了，而是不够重视。尽管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但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还是没有达到占GDP 1.5%的目标，更不要说2%～3%了。2004年，我国研发经费仅相当于美国的8%，全国从事研究开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韩国的14%和日本的8%。尽管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但背离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精神的决策，如任意上项目、建开发区之类现象仍然相当严重，造成极大损失。尽管不断开展科学普及，但新旧迷信还是有很大市场。特别是，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行各种骗术，比如把干细胞说成是“干什么都行的细胞”用于美容之类，非常值得警惕。
现代科学发展如此迅速，作用如此巨大，我们不能让一些人用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扭曲科学的形象，动摇科学的信念，而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举起科学的旗帜。
举起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旗帜，就是要在科学中注入人文的情怀和规范，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与人文本来是相通的，相辅相成的。可是，却被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切断了联系。唯科学主义从抬高科学的角度，把科学神化为唯一的绝对。在唯科学主义看来，（自然）科学知识是唯一正确的知识，科学方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科学真理是唯一可靠的真理，其他知识文化都要向科学靠拢，以科学为准绳，并演绎出“科学万能”、“专家治国”之类的社会政治理念。反科学主义则从贬斥科学的角度，把科学魔化为罪魁祸首。在反科学主义者心目中，当今时代的各种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短缺、资源匮乏、人口爆炸，乃至人情淡漠、道德堕落，追根溯源均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技术的应用，甚至断言科学技术从本质上说就是恶的。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殊途而同归，都使科学与人文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和文明的进程却内在地要求科学与人文的交汇。其中尤为明显且重要的是，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这21世纪的两大“带头学科”几乎都不由自主地伸进了价值领域，与伦理道德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比如隐私的保护、基因的歧视、“超级生命”的威胁等等。因而需要像《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所呼吁的，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用人文来导引和规范科学的发展，既不能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把脏水泼在科学的身上，企图遏止科学的发展；也不能像唯科学主义那样，盲目声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切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
举起两面旗帜，反对两种倾向，我以为除了科学观变革的要求外，也是我国新时期的特点使然。当前，我国一方面依然很落后，不仅现代化尚待完成，而且还有不少前现代的因素（如封建等级制等）。同时，一些后现代的观念和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开始逐渐传播并产生影响，其中当然不乏积极的因素，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不合国情民情且学理上也站不住脚的东西。既落后又超前，当今中国就是这样复杂、这样多面，只能实事求是地应对。
举起两面旗帜，反对两种倾向，可能比较原则，比较空泛。具体而言，科学观的变革到底有些什么影响？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和思考的问题。根椐我目前的认识和考虑，初步认为要：
（1）更加重视科学政策的作用。
（2）更加重视科学共同体的建设。
（3）更加重视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对话和合作。
萨顿曾经痛心疾首地追问：为什么在一个最文明的时代（20世纪）最文明的国家（德国），也许还可以加上最文明的群体（科学家和医生）中，会发生如此不文明的悲剧呢？萨顿的追问是惊天动地的，应该牢牢记住，永远记住，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为此，要加强科学人文教育，加强科学与人文交叉学科的研究，加强科学技术伦理的建设，加强自然科学技术专家与人文社会科学专家的联系与联盟，让科学与人文的交响成为文化的主流，时代的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