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人为何拼老命也要当个官

    古代官员的来源主要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通常称他们为“儒”。一个人若想升官发财，首先必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在封建社会里，即便成了儒，其本身的地位也还是很低微的，只不过是有了可以做官的资格和希望。从“儒”到“官”，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如果一个“儒”一生中不能飞黄腾达，不仅是白费时间、浪费灯油，自己的处境也很悲惨，甚至还会殃及到子孙。 

    自古以来，国人最怕官，但也更喜官。因为当官可以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正如蒲松龄所描写的那样：“出则舆马，入则高座，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当官不仅能光宗耀祖、荫庇子孙，还能聚敛财富、福泽后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非常真实的写照。因此，读书人就是拼上自己的这条老命，也要弄个官儿当当，可谓生命不息，科考不止；做不了官，死不瞑目。 

    古代社会选拔任用官员的途径，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所以，读书人都要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挤上这座独木桥。在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中，究竟发生过多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人和事，实在是说不清楚。 

　　我们读过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书中写了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的教书先生周进，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到60多岁的时候，才在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下，考中了举人。顷刻之间，不是亲戚的也来认亲，不是朋友的也来认友，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

　　《儒林外史》中还有个范进，我们都比较熟悉，他屡考不中，在家里倍受冷眼，妻子对他呼西唤东，老丈人对他更是百般呵斥。54岁那年他终于考中了举人，他的老丈人便一反常态，到处吹牛说他早就知道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与常人不一样，从此对范进变得毕恭毕敬。范进虽然凭着八股文发达了，但他所熟知的不过只是四书五经。当别人提起北宋文豪苏轼的时候，他却以为是明朝的秀才，结果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清朝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一个叫黄章的人，40岁时才考中秀才，60多岁时补上廪生，83岁被选为岁贡生，100岁时才到北京参加会试。他千里迢迢到北京赴试的路上，全都是由他的曾孙服侍。进入考场时，他还别出心裁地在灯笼上写了“百岁观场”四个大字。 

    广东人谢启祚比黄章小两岁，98岁高龄依然坚持考举人。按惯例，像这样的年龄参加乡试，可以由该省巡抚呈报礼部请皇上恩赐举人。但这位谢老先生坚决谢绝恩赐，硬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博取功名。他说：“科名有定数，我老手尚健，岂知我不能为老儒们扬眉吐气？”功夫不负有心人，此公居然考取了举人。有意思的是，与谢启祚同榜的还有个12岁的儿童，两个相差86岁的人竟然成了同榜年谊。第二年，99岁的谢启祚依然到北京参加会试，朝廷授他为国子监司业街，他终于做了官。 

    在中国科举史上，参加京城会试年龄最大的大概要数广东三水人陆云从了。他100岁时考中秀才，103岁才以举人的身份赴京参加会试，也被朝廷授予了国子监司业街。 

    纵观清朝的科举中，还有许多人和事让人心里感到莫名的苦涩。 

    大文学家蒲松龄，幼年起就沉迷于科场之中。19岁时应童子试，连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可谓一帆风顺。然而命运捉弄人，此后蒲松龄却一直蹭蹬科场。45岁到济南参加乡试，因病没有考完。48岁再次赴考，仍是铩羽而归。72岁时，老先生仍是顶风冒雪去参加考试，总算得了一个“岁贡”，这是一个低于举人，仅高于秀才的功名，是当不了正经官儿的。亲朋向他祝贺，蒲松龄先生悲喜交加，写了一首叫《蒙朋赐贺》的诗：“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白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同一年，他的长孙考中，老先生赋诗勉励：“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在蒲松龄看来，自己一生中没当上一官半职，在儿孙面前是最没面子的事情。他对自己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在意，眼睛盯着的只有那个官位。  

    清朝时，还有一个人也很让人感到心酸。这个人就是严复，他14岁进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9岁毕业，然后上舰实习，24岁又赴英国留学，继续学习海军。他所受的教育应该是当时最正统的新式教育。那时已经是清末，通往官场已经不只是科举一条路，国内洋学堂毕业、海外留学归来都可以当官儿，另外可以通过保举当官儿，甚至还可以花钱买官儿，叫“捐纳”。所以，严复留学回来后就当了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算是个不小的官儿了。但是，由于他不是科甲出身，而被视为异途，同僚们都看不起他。于是严复在33岁时花钱捐了一个监生的身份，取得考举人的资格，便立即回原籍备考，这一次没有考中。但是他不气馁，不灰心，36岁时又去参加顺天府的乡试，结果还是没考中。他仍然不死心，第二年又参加了顺天府的恩科乡试。其时，他已经是五品的知府了，但为了一个科举正途，他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他屡考不中，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是洋学堂毕业生，还是海外留学生，哪里弄得懂四书五经，而且八股老爷也不会让他考中。可叹严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又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可是为了做一个从正途进去的正儿八经的官，在科举制度面前也只好低下头弯下腰。从严复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科举制度的愚昧、残忍和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