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泰铢噩梦警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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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海外之金融危机篇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泰铢噩梦警示中国
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之后，我们回首再看，虽然在那些曾经被金融风暴席卷过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所受的创伤已经慢慢愈合，然而汹涌的国际资本流动无时不在提醒着我们，金融危机的幽灵并未远去。
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我们有必要对危机进行新一轮的剖析。本期特别报道选择泰国作为案例，不仅因为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该国肇始并随后蔓延，而且还因为：首先，泰国滋生金融危机的结构性问题特点突出，最具解剖的参照意义；其次泰国受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经济重建历时经年，但依然尚存结构性问题；再有，更重要的是，泰国是执行IMF等救助方案最全面和彻底的国家之一，其效果如何，也最为外界所关注。
十年之后来看，泰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内外部的政策调整、结构性改革，效果到底如何、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构建和金融风险防范又有哪些借鉴？
我们将这组稿件的重点放在了十年之后的反思，不再着意还原当时的惨况和危机造成的损失，而更希望将十年的时间和空间浓缩，为现在的读者提供追昔抚今、鉴过往而晓未来的一个重新审视的角度和切入点。
十年重建：在新的经济险滩上疗治旧伤
从现在的时点往回看，亚洲金融危机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当年的学童现在很多都开始上班，在他们眼里，那场危机似乎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不过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10年并不长，作为那次经济危机爆发地，泰国用了10年时间刚刚修复好了本国的金融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而只是刚刚开始。
泰国经济面临的风险看起来一点都不比10年前小，甚至外部的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所幸的是他们已经有了经验，这个国家目前正在努力，希望在另一场风暴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金融系统重建
在金融危机过去后，泰国在金融系统重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泰国的金融机构在上次的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当时有56家金融机构倒闭，整个金融系统的重建是泰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该领域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4年1月份开始实行的金融系统总规划(FSMP)以及2004年年初开始实行的泰国金融系统改革总规划(FSRMP)。
泰国政府还着手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来重组金融系统以及重建市场信心。其中包括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发展基金(FIDF)、金融行业重建委员会(FRA)和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泰国资产管理公司(TAMC)。
泰国金融机构开始被重新分类。一些金融机构得到了可以从事所有银行业务的执照，而另外一些银行则只被限制在特定的领域。对于那些申请不到银行执照的金融机构，当局也允许他们进入信用卡业务领域，他们并没有吸收公众存款的权利。
重建过程显得很顺利，一些新的机构开始出现。在2005年到2006年之间，泰国有7家新的银行开业，其中就包括取得完全银行业务执照的Kiatnakin银行、Tisco银行以及ACL银行，他们之前都只是一般性的金融企业。
那些曾经危机重重的银行在最近几年开始稳步提高获利，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回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目前泰国的银行系统得到了加强，大多数的不良贷款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置，其中包括交给了资产管理公司或者被重新安排。
投资需求不振
泰国私人信贷部分增长保持强劲，不过主要来自于家庭贷款，以及信用卡业务，企业部分用于投资的信贷增长依旧不振。银行依旧喜欢选择风险较低的政府债券来消化他们多余出来的资金，存贷差正在缩小。
这显示对于经济前景企业和银行似乎依然心有余悸。Kiatnakin银行、Tisco银行以及ACL银行虽然都取得了经营完全银行业务的执照，但这些机构并没有表现出在新的业务中大展拳脚的意愿，至少在目前他们依然只是关注那些小客户。
投资欲望不足可能是泰国经济始终无法恢复金融危机前那种状态的重要原因，泰国经济增幅去年为5%，而在1985年到1995年间的GDP平均增幅为8%。
而投资不足的情况不仅仅在泰国存在。世界银行在4月发布的报告中表示，东亚很多国家都些存在投资不足的状况。
“虽然很多国家正在庆祝（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但是新的挑战正在临近，如果不能好好应付这些挑战，经济增幅可能放缓甚至停滞。”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表示。
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主席Muhammad　Lutfi曾表示，该国需要至少42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但是政府最多只能负担1230亿美元。Lutfi甚至希望可以从泰国人那里得到投资。不过在全体投资欲望紧缺的地区这无疑只是一厢情愿。从2000年至去年10月份，总共来自于泰国的投资也只有2.48亿美元，大部分是采掘公司，剩下的则是渔业公司以及食品制造商。
在泰国，贷款业务增长最快的部分是信用卡业务。在2006年3月份泰国的信用卡发卡总额达到了1020万张，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底只有260万张。同样居民住房贷款也增长迅猛。
信用卡的泛滥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众的负债变的过于庞大，而一旦此时经济出现问题，那么波及面将会很大。截至2006年3月，泰国的信用卡未还款余额达到了1440亿泰铢，较2001年底大幅上扬了525%。其实政府之前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泰国央行曾在2002年规定只有月收入达到15000泰铢以上的人才能申请信用卡，不过这个规定在当年就被废除。
游资蕴含风险
泰国经济的恢复让外资也开始重新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对于泰国经济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投资正是现在的泰国所需要的。不过对于这些流来流去的钱，泰国政府依旧感到苦恼，当年外资大批撤离导致了泰国经济一落千丈，而现在大量涌入的外资则带来泡沫危机以及泰铢的升值。在很多时候，泰国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威胁。
泰国证券市场最近的走势也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政府的担忧。最近几个月泰国的股票市场波动性开始大幅提高，这其中大多伴随着泰国在金融政策态度方面的反复。政府无疑知道金融开放是必经之路，也知道政府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上还是犹豫不决。
泰国政府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泰铢最近的迅猛升值，这将损伤泰国的出口业，并且他们认定一些外资进入泰国本意就是押注泰铢升值。泰国在1997年7月2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在2001年到2004年之间，泰铢对美元都是保持稳定而缓慢的升值，从2001年的平均44.4泰铢兑1美元到2004年的平均40.2泰铢兑1美元，不过最近泰铢兑美元开始加速上行，2006年均价达到了37.9泰铢兑1美元，而截至4月18日，2007年的均价为33.89泰铢兑1美元。
我们不能怀疑泰国在经济危机之后取得的成就，毕竟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泰国有一半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用在2美元以下，而现在这个比例降低到了29%，1.5%的失业率也足以让他们骄傲。不过与其说泰国已经真正走出了危机，倒不如说刚刚修补好了伤口。
该国仍然需要对任何可能引发危机的线索极为关注，因为亚洲本来就是一片充满任何可能性的土地，上次危机就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时候爆发的。
泰国：从受伤走向愈合
保安拿反光镜检查汽车车底，当地人告诉记者，这主要是防止有人将炸药安装在车底来袭击外国酒店和外国游客，这一举措在“9·11”之后实施过一段时间，后来一度中止，但由于最近的动荡，又重新启用了
“曼谷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好的，一般每天就只会堵一次车。”一群刚下飞机，列队步行走向大巴车的国内游客在听一个叫“阿韩”的导游作出这样的介绍后无不肃然起敬，想想国内差不多同样规模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堵车场面，没想到同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曼谷居然是另外一副场景……
当几乎所有的游客都在抱怨各自城市糟糕的交通时，导游又说话了：“经济好转了，大家又有钱来买车了，这每天一次的堵车其实就是从早堵到晚。”游客们的表情从此前的抱怨，迅速转变为了暗自庆幸。
阿韩尽管只有三十岁出头，但是他已经在“泰国线”上跑了十多年。他说最近几年来明显感觉到旅游团队少了许多，一方面是因为收入高的游客在之前已经来过泰国了，很难再吸引他们“故地重游”，另一方面周边地区旅游市场的兴起，也把部分游客给分流了出去。“生意越来越难做，游客的钱也是越来越难赚了。泰国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也想了相当多的办法来重新吸引游客。”
阿韩对记者说，他来泰国做导游已经整十年了，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年也正好十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来了泰国无数次，也带了数不清的大陆、台湾旅游团，只是在最近几年里，才感觉到泰国正在慢慢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在曼谷最高大楼Baiyoke　sky的顶楼餐厅里，一边俯瞰着曼谷风光，一边听阿韩在介绍他对泰国的感受。远处还有不少的高楼正在施工。阿韩说：“这些高楼在几年前还都是烂尾楼。金融危机之后，地产商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很多项目都被迫搁置了起来，这一搁就是好几年。”
“现在的状态好多了，毕竟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　记者这时才注意到，那些正在建设中高楼的墙体的确有些陈旧了，而正在加紧铺装的玻璃幕墙却是在熠熠生辉。复苏的泰国经济似乎正通过这些漂亮的大楼向外界炫耀着。
曼谷的夜晚无疑是美丽的，美丽的湄南河纵贯南北，逶迤而下，把曼谷一分为二，河两岸的不少吧被外资企业的广告牌包围着，很多泰国的年轻人自然是这些吧的常客。附近有一位卖椰子的中年妇女居然会说些简单的中文，而且还在上海一家泰式餐厅厨房里做过。她告诉记者，　“我有一个儿子，不过他很少过来帮忙，他觉得摆摊太辛苦。”女摊主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再体会到长辈在遭受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不景气时的艰难了。
在泰国，酒店门口有一个和国内酒店非常大的区别，这个区别让人感觉到的是恐惧和不安。记者所住的酒店在国际上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自然也能吸引到不少西方人来入住，这家外国酒店的地下车库的入口和酒店大堂入口非常近，而车库入口处的保安人员会拿着一头装着反光镜的棍子探入车底，逐辆地对进入车库的汽车作检查，即使一些熟悉的车辆也不例外，并且还做认真的登记。
当地人告诉记者，这主要是防止有人将炸药安装在车底来袭击外国酒店和外国游客，这一举措在“9·11”之后实施过一段时间，后来一度中止，但由于最近的动荡，又重新启用了。
几天后，我坐在去机场的大巴车上，沿路上路过不少酒店和写字楼，这时记者已经有意识地留意停车场入口处的保安人员，的确几乎每人手上都有反光镜，而且也都是每车必查。记者不禁在想，经济上的伤口正在慢慢走向愈合，但是人们心中的安全感呢？
金融全球化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十年前，中国尚未广泛融入全球金融体系，那场发端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十年来在中国只是不断被提及和反思的“教科书”。
但十载倏忽而过。危机如再次出现，中国还能独善其身的想法已显幼稚。随着经贸合作更密切、金融开放更深入、金融市场联动趋势更明显，中国作为重要一环已牢牢嵌于全球金融链条中，现在任何人将不得不站在这样的角度和高度来分析中国与世界：
中国金融调控政策是否会影响全球经济本轮周期？人民币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会否推动亚洲货币升值？A股大跌还会不会对华尔街带来下一次影响？1.2万亿外汇储备的动向牵动全球货币市场多少神经？
危机传导“网”
在享受世界货物、资本以及人才全球化流动的同时，一国将不可避免地分担世界其他地方传导而来的风险，同时也成为危机传导及放大的一环，甚至还可能成为危机的源头。
近十年来，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扩张和全球化经营愈演愈烈，在织就全球金融一体化网络的同时，也编织了一条影子网络，这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链条。这个网络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两者彼此之间盘根错节、不断深入，而中国，已然身处“网”中央。
为分散风险，金融机构不断强调地域全球化、业务多元化，但我们越来越发现，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并购，分散了个体和功能上的风险，却积聚了系统风险或是为将风险转移到他国打通了渠道。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亚洲金融危机的亲历者和当时的政策制定参与者沈联涛，本月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对盲目市场全面开放和自由化是否正确的争论。”
据彭博社统计，1996年全球金融机构并购只有791亿美元，10年后这一数字增长了11倍达到9025亿美元，而这一时期跨国并购则从3亿美元猛增了1000多倍达到3595亿美元；1996年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机构跨国并购占所有并购的比重为0.3%，10年后则翻了十倍升至30.3%，更值得关注的变化则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国并购则从零升到了9.5%。
全球化运营能否降低系统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金融机构的全球化扩张中，银行是最活跃也是规模最大的，同样，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界银行定义的金融危机是，“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亡的金融事件”。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型银行扩张的重要目标，看中他们的不仅有发达国家、也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1995年拉美国家的银行资产中，外资银行占到18%，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8%，而在墨西哥，这一数字更高达75%。在东欧，外资银行的进入更加迅猛。在这10年中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由25%猛升到58%，也就是说，东欧国家的银行资产中已有近六成掌握在外资银行手中。欧洲央行的一项统计还显示，2004年加入欧盟的10个东欧国家，截至2005年底，外资银行已经控制了其77%的银行资产。
从表面来看，金融机构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是提升稳定性、促进行业发展和提升效率——至少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以及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但更多有识之士担心的是，如果出现极端的情况，由于金融机构跨国界的盘根错节，对本国、宿主国乃至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究竟是激化了还是舒缓了？
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次推算，结果发人深思：全球活跃银行（定义为50%以上的业务来自于母国之外）与全球所有的大型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敞口之差，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是负数，90年代末之后就一直保持在正数，也就是说，全球化扩张的银行面临的风险更大。
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雷文2005年做过一项研究，在所统计的43个国家中，有大量海外业务和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其股价都显示出明显的“多元化折价”（diversification　discount），换言之，市场更看好这些机构分拆成更小型更专业的部分，金融巨无霸并不吃香。
大型机构：危机传导“高速路”？
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果当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拼命地全球化扩张，在大型金融危机面前、在溢出效应下，整个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反而更加脆弱。
传统看法认为，大银行会对其海外分支机构更严格监管、出现危机时出手相助会更坚决。但从实践看，并非如此。这些大型机构进入改变了宿主国整个金融系统的结构，带来令监管当局更头疼的问题和更新的挑战——溢出效应和传导效应：这些大型机构很可能成为外部金融危机向内传导的“高速路”。
如果说一国金融体系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较多，他们比国内机构更能抵御宿主国内部金融危机，但如果这些金融机构的母国或者母公司遇到金融危机，他们不仅比国内机构更脆弱，而且还会很快将危机传递进宿主国。
上个世纪日本股市大跌时，日本银行急剧收缩放贷规模，其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则更为激进，几乎全线叫停了贷款。更有研究发现，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放贷变化往往具有较强相关性，也就是说，他们给宿主国传递进来世界其他地方的风险——虽然这个宿主国也许在基本面上毫无变化。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业中，很多外资银行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贷款机构。
在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突发的大规模危机时，这种溢出效应就更为明显，而这些金融机构在突然的冲击到来之际，更有可能的做法是：斩断四肢、以求自保，不加区分地收缩所有海外机构业务。
克罗地亚第三大银行里节卡银行2002年在外汇交易中损失累计高达970亿美元，差不多是其资产的3/4，但大股东德国的BLG银行事后不是注资救助而是决定撒手不管，最终将里节卡银行59%的股权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卖回给克罗地亚政府。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越来越深入，以外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其全球化布局战略中不但纳入了中国而且提升了权重，中国的监管者们现时更需对十年前的那本“教科书”进行参悟、更须对未来新的风险模式做出防范。
金融监管的“跨界”难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无可避免，但我们又该如何“趋其利、避其害”呢？在看到金融机构全球化经营带来的好处时，政策制定者们又该如何携手合作，降低危机的传导和溢出效应？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交叉影响的事件”，“这场危机提醒每个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经济，但对经济和国家的管理，仍局限于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本土文化的水平。”
监管错配
目前对各国监管者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两个问题是：一是加强对大型复合型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第一时间防止危机的出现和蔓延；另一个则是建立跨国界的危机处理机制以及解决方案，降低溢出效应。
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以全球性的“多元化监管”应对全球性的多元化运营。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应对不同机构的业务领域的差别，与此同时如何协调不同国家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差别。母国和宿主国监管层如果利益非常不对称的情况下，这样的差别会带来严重问题。以发展中国家为例，有些国家信贷增长快、外资银行活跃，管理层更多关注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或是总需求增长以及外部失衡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宏观政策工具作用有限；此外，管理层对外资银行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管理风险缺乏了解。
如果是这样，则应了一句老话：权利和义务错配。承受最大风险的监管者，却非处于消减这些风险的最佳位置。
协作难题
2006年3月，国际清算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拉美国家智利的外资银行贷款中有54%来自于西班牙，这部分贷款占到智利国内私营领域总贷款的72%；但从西班牙角度而言，流向智利的贷款资金只占西班牙银行流向海外总贷款的15%，这种不对称使得两国监管机构在监管和处理危机的很多看法上难以达成共识。
也就是说，西班牙的银行对其在智利分支机构的一举一动——也许在母公司眼里无关紧要——会对智利国内的金融体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来自西班牙的外资银行已是智利国内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了。
随着近年来金融机构加快全球化布局，多个国家的监管当局会对某一外资金融机构活跃的宿主国金融体系产生影响，但这个宿主国则发现国内外资机构的母国监管者遍布世界各地，沟通和协作成本高企。而且由于各国对监管过严是否损害金融机构全球扩张中的商业利益看法不一，因此在监管尺度方面也难以达成一致。
在极端的突发性危机爆发时，技术层面的法律框架、监管结构等差异成为各国联手解决危机最大的障碍。这些差异包括合作和信息交换上的法律局限；在危机到来时发现大量的合作备忘录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
即便监管者之间的合作障碍能够克服，但仍然有大量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不同主体的利益存在不对称；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各国政府对干预的程度和规模有原则上的差异；在消除危机中的道德风险，不愿过早干预；一些小国根本没有能力救助大型的跨国金融机构；在注资手段、存款保护比例方面也存在较大不同；在救助和清偿的具体实施上的不同。
更客观地来说，这些差异和矛盾，即便在同一个国家中，政府、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之间也很难看法一致。
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节点
1997年5月14日
以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
1997年7月2日
泰铢兑美元汇率下跌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亚洲金融风暴全面爆发。
1997年7月9日
马来西亚股市指数下跌至18个月来最低点。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本国货币。
1997年7月22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首次运用1995年建立的“紧急筹资机制”，向菲律宾提供10亿美元贷款。
1997年8月15日
港币遭投机者袭击，香港特区政府投入储备保卫港币。
1997年10月22日
亚洲各国货币继续狂跌，金融危机进入最严重时期。
1997年10月28日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中国香港股指均跌破历史纪录。
1998年2月9日
发展中国家24国集团聚会加拉加斯，签署了《加拉加斯声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提出金融风险防范的七大要点。
1998年3月9日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马尼拉举行会议，设法解决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3月31日
韩国政府决定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从4月1日起允许外资进入证券、银行业，从7月起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
1998年8月28日
香港股市当日总成交金额达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恒生指数报收7829点。香港特区政府打击国际投机者的行动初战告捷。
1999年7月2日
东南亚已经开始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为：新加坡1.2%、菲律宾1.2%、马来西亚1.6%、泰国3.5%、印尼10.3%。此外，东南亚国家外汇储备有所增加，对外贸易也都保持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