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因争工程被挖掘机司机碾死(图)

　　广西新闻网资源讯 (记者邓振福 唐晓燕)6月26日上午，在资源县中峰乡车田湾村朝宝窑自然村，78岁老人王庆柏站在一台挖机前面，让司机程某停止施工。在争执中，程某开动挖机，王庆柏的脚被压到。旁观的人连声劝阻程某赶快停下来，但是，挖机仍然向前开了过去，王庆柏被当场碾压致死。事发后，程某先是逃离了现场，后又向警方投案自首，被警方刑事拘留。据了解，双方因争抢施工工程发生矛盾。 

　　78岁老人被挖掘机碾死

　　27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车田湾村朝宝窑自然村。在事发现场，停着一辆挖掘机，旁边还搭着一个简易的灵棚，一口棺材放在里面。10多名戴孝的男女向每一名前来探望的亲友哭诉着。 

　　王丽梅是朝宝窑村的一名队长，26日惨剧发生时她就在现场，她向记者讲述了事发时的情况。 

　　王丽梅说：“26日上午9时许，王庆柏儿子的挖机正在施工，这时来了5个人进行阻止。但是程某的挖机却开动起来施工。我、王庆柏和另外两个村民来到程某的挖机前，王庆柏站在挖机履带前和程某等人理论，质问为什么不让他儿子的挖机施工。在理论中，程某开动了挖掘机，王庆柏的脚被履带压着了，我反应过来想扯开王庆柏，可是已经扯不动了。我们赶紧冲着挖机操作室喊‘压着人了，赶紧停下来’，可程某完全不理我们，接着往前开，从王庆柏身上碾压过去，又开了约一米远才停下来。随后，程某从操作室跳下来就跑，我们没能拦住他。王庆柏被碾压后当场就断气了。”

　　因争工程发生矛盾

　　据死者王庆柏的儿子王某介绍，有外地老板在该村投资建设一家大理石加工厂，他和另外两人合股购买了一台挖机，经外地老板同意，参与平整土地。6月13日，他的挖机要进场施工时，车田湾村村委副主任程鹏(化名)的挖机挡在路上，不给他进场施工。几天后，他另外开了一条路才进到工地。6月21日上午，他的挖机开始施工时，突然有20多人手持砍刀和钢管来到工地，拦住他的挖机不准施工，但程鹏的挖机和程鹏亲戚的挖机仍然还在施工。他当时报了警，那伙来威胁他的人在民警到来前跑了。当天下午，中峰乡政府组织他跟程鹏一起协调，乡领导曾当场表态说，双方都可以进场施工。 

　　王某说，6月26日上午，他的司机开着挖机施工时，又来了五六个人阻止施工，还拿石头砸挖机，他们就停了下来，但是程鹏和他亲戚的挖机仍在施工，“我父亲于是去质问程鹏的外甥程某，结果被程某开挖机碾死”。 

　　记者采访此事时，程鹏说，6月13日，由于工地还没有施工，他的挖机停在路上，这才挡住了王某的挖机；6月21日，有人拿刀去工地，他当时没在现场，也不清楚情况。对于6月26日上午王庆柏死亡一事，程鹏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挖机司机被刑拘

　　资源县公安局一位姓石的副局长向记者介绍说，案发后，县公安局十分重视，民警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并进行尸检。当天，犯罪嫌疑人程某来到刑警队投案自首，目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正对此案进行深入调查，不管案件牵涉到什么人，警方都会实事求是，秉公执法。

　　6月27日上午，资源县政府办、资源县政法委和中峰乡政府相关负责人来到朝宝窑村，做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同时叫肇事挖机的一名股东与死者家属就善后事宜进行协商。

道道：谁来保护推土机下的农民

　　本文作者感谢袁剑先生的大力支持 　

　　6月26日上午，在资源县中峰乡车田湾村朝宝窑自然村，78岁老人王庆柏在与本村村委副主任程鹏(化名)就一个工程的施工权进行争论时，被村委副主任的外甥驾驶挖土机碾压致死。

　　王庆柏老人的惨死让人不忍卒睹，我们甚至很难相信，在文明社会竟能发生这样的惨案。但是事实就这样血淋淋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肇事司机的舅舅，也就是死者所在村的村委副主任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对此我不敢苟同。

　　这是一起典型的农村基层领导与民争利引起的命案。事情的源头就是一项有利可图的工程项目，在村民王庆柏已经和工程所有者达成协议的前提下，村委副主任程鹏横加介入，这本身就是不适当、不合法的。更明显的是，在工程过程中，死者王庆柏一家曾经多次受到无端的干预和死亡威胁，闹事者手持的钢管、砍刀和飞掷而来的石块无言，但是却证实了村委副主任的目的：你不把这块肥肉让给我，我就要你的命。在这个时候，和一个以与民争利为己任的官员家庭谈“公务员的责任”、“政府形象”、“为人民服务”，根本就是徒劳的。

　　如果事情可以重来一次，结果并不会比现在好多少。如果说偶然，只能说在砍刀、钢管、砖头之下，王庆柏老人最终惨死在挖土机下是个偶然，但是在维护自己和合法权益上，尤其是当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村官老爷相抵触时，王庆柏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则是必然的。

　　其实，这何止不是一个“意外”，王庆柏的惨死是中国农民共同命运的缩影。秦晖先生精辟地评论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

　　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总被我们称为“第一产业”、“基础”的农业、农村为何依然这么穷？为何依然发生着王庆柏式的悲剧？

　　政府对农村的投入不足是原因之一。但作为一个有巨量农业人口的国家，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补贴8亿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联产承包下，农民获得仅仅是期限相当不确定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对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可想而知。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中国农民“短视和愚昧”的嘲笑。不过这种嘲笑除了证明嘲笑者自己的无知之外，更精确的刻画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

　　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其中“适度”二字既体现了新一代领导班子的踏实和稳健，也暴露了中国农村土地状况的进退维谷。

　　众所周知，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设计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励优势，有能发展大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钥匙。但是设计出这样的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能找到吗？

　　中国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所谓“三农问题”，其实所有发生在农村的问题，其根源却在遥远的城市。

　　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媒体中，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在本案中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在脑海中勾画出村委副主任的“丑恶嘴脸”。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

　　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服务对象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上级。农民只是他们满足上级需要的工具。当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夺取农民利益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就像本案中所体现的一样。

　　1932年，一位美国青年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汉学巨擘的费正清先生。多年之后，费正清先生是这样为同样好奇的美国人解读中国神话的，他说，他看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另一个是都市中国。

　　作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底层，中国农民是离政治决策体系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个阶层，同时，他们也是谈判能力以及信息反馈能力最低的一群。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规模巨大，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意见或者声音。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们的生活艰苦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领导集团的良心和自我约束。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但是他们不总是如此。在这样一个充满压力与不安的社会，如何保护农民的权益、如何拯救一个个如王庆柏一样，正在把性命游走在挖土机的履带边缘的中国农民，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