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茗公:理论研究,能再潇洒一点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5:16:50
时间:2010-10-14 20:27 作者:李茗公 字号:大中小 点击:12次
.A.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理论家只有具备了智者的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耿耿忠心铮铮铁骨,才能月晕而知风,础润而知雨,思当局之所未思,言他人之所未言,才能承前启后推陈出新,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观点新见解的理论研究,是伪“理论研究”,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理论家,是理论上的侏儒;只会对权威学说顶礼膜拜,是探索真理的大敌。真正的理论研究成果应该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无庸讳言,这些年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在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的时候,我们应当谱写和演奏出更加辉煌的新时代的理论交响乐。
在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之所以迅速被历史淘汰,关键在于他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邓小平批评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谈到自己,他说“我读书不多”、“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毛泽东之后,敢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向市场经济迈进,又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关键就是他能够“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
《领导文萃》2010年第3期发表了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的重要观点:现在很多人不相信党的理论!
他说:“我认为目前党建方面最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党的理论的深层次问题比较大。一直以来,不少人不相信党的决议、党的理论、党所倡导的东西,而且认为不能信,信了是傻瓜,他们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私下里相信的是一套钱权逻辑,完全丧失了对党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信仰。”
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根本问题在于,党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党的理论也没有得到梳理,原有的否认人的利益、要让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一套理论,还没有被承认人的利益的新理论所代替,而前者离人们的生活和实际认识水平太远,因此要改变说一套做一套、信仰缺失的现象,首先必须对党的理论进行梳理,摈弃那些过时的、不切实际的东西,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王长江强调说:“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
我非常喜欢曹锦清评价伟大思想家尼采的这段话:“极少数头脑过于敏锐的思想家所发出的尖叫声、警告声,注定不能在平静价值的河流中激起波浪。而这些极少数思想家如试伸螳臂以挡他的同胞安坐其上的价值列车,没有粉身碎骨已属幸事。只有列车撞到危崖,那时,跌得遍体鳞伤的人们才会记起先前被他们唾骂甚至杀死的思想‘狂人’,并把他们尊为先知,在为他们树起的丰碑前顶礼膜拜。这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悲剧。”
中国太守旧了,而真理总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真理的命运就注定要在“冒险—被绞杀—承认”的怪圈中艰难挣扎,社会也在这种艰难循环中前进。当年,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受到了“极左”路线的打击,人也被撤职;后来,邓小平正确观点又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打击,也多次被撤职。当相同的悲剧在这两个巨人之间演出的时候,它的寓意简直太丰富了,丰富得让许多人不敢正视;真理的命运实在太艰难了,艰难得让人扼腕叹息。
理论家们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思想上有禁锢、行动上不潇洒的侏儒表现。真正的理论研究,应当是“六经责我开新面”!
.B.
理论研究,必须触及社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
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马恩列斯毛邓不是算命先生,所以著作中也不可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理论研究的新使命,就是如何解决新出现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
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用理论征服了亿万群众。而今治天下,还要靠理论开路。因为改革还存在很多风险和困难,需要义无反顾,所以朱鎔基总理才慷慨宣告:“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理探索需要和守旧势力作斗争的献身精神,列宁的感慨是:“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不一定会被推翻的。”
当年我们闹革命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是人民群众拼上性命也要跟党走;现在的改革开放既然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理论文章的使命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象当年一样拥护和支持我们。这样,文章首先就要解决群众感到困惑和苦恼的那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现在我们的太多的理论文章很少能让人兴奋激动。想想看,连作者自己写的时候都不激动,又怎么能让读者激动?说服不了读者,感动不了读者,他们又怎么能照你说的云做?理论研究既要总结成绩来鼓舞人,又要解决难题来说服人。理论研究绝对不回避改革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只有让广大群众心悦诚服,广大群众才能与我们患难与共。
理论文章必须发动群众,引导群众,搞好启蒙教育,才能完成自己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一条明路指君去,半点疑心问我来!
.C.
写出你的风格来!
理论文章应该有作者的独特魅力。老是千人一腔千部一面,小心“熟能生厌”的心理学原理惩罚你。固步自封陈陈相因必将僵化,导致理论脱离群众的严重后果。大自然中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孪生兄弟也有一定差别。步他人之后尘,你只能是一只学舌鹦鹉,理论文章要做到“文如其人”很不容易,这需要苦苦琢磨孜孜以求。翻翻众多的理论刊物吧,我们太多太多的理论文章不能让人热血沸腾,不能让人勾画圈点,不能让人摘抄剪贴。
不要故弄玄虚。理论研究固然是科学殿堂里的神圣事业,但神圣也不一定总是非常威严,让人敬而远之;理论文章当然是大学问,但再大的学问也不一定都要高深莫测,满篇诗云子曰或新词洋词,让人如入五里雾中不知所云。我们盼望津津有味爱不释手的理论文章,所谓“能把一个简单道理讲得深奥难懂的人,就是理论家”这句话,绝对不是对理论家的赞扬,而是对理论家的辛辣讽剌和尖锐批评。这些年理论刊物订数大滑坡,固然有许多社会原因,但缺乏震撼人心的见解和通俗风趣机智幽默的文风,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优秀理论文章应当潇洒一点,风趣一点,幽默一点,通俗一点。走出象牙之塔吧,放下架子到田间地头、兵营车间里来,象饱经沧桑又和蔼可亲的长者,知识渊博又高瞻远瞩的智者。否则,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现在理论刊物患上了党八股病,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列举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现象都在不同程度蔓延滋长着。年复一年办刊物的老总们,不知道是否扪心反思过,你到底发了几篇让人拍案叫绝、传之久远的好文章?真理的含金量有多高?很多报刊依靠权力摊派,这是老总和编者的耻辱,也是真理的耻辱。
在理论文章中,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不应该井水不犯河水,恰恰相反,诗情和哲理本来就骨肉相连,像兄弟姐妹一样血脉相通,象热恋情人一样如胶似漆,象左手与右手一样协调联合。再读读伟人的名著吧,那语言或慷慨激昂,或风趣幽默,或尖锐泼辣,或温柔敦厚,或语重心长。那缜密精辟的论述,电石火花的名言,振聋发聩的结论,让我们忍俊不禁或心潮澎湃。只有大家心悦诚服肃然起敬时,才能身体力行。难道还需要我们举出那些枚不胜举妙语连珠的例子吗?“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文章的天敌是枯燥无味、死气沉沉和打官腔,应当少一点学究气和书斋味。作者要研究读者阅读心理,良药苦口利于病,不苦口的良药其实更受欢迎。优秀文章应该能让读者废寝忘食如坐春风,恍然大悟醍醐灌顶!
理论文章要敢于创新,敢于与众不同。马克思老爹有言:“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作者写作要为“百花齐放”而奋斗,编者编辑则要为“百家争鸣”而努力。
我在这里提出这么一个标准:当我们的理论刊物能够出现在私人书店和报刊零售亭里,能让读者迫不及待地掏腰包自费购买,才是理论家引以为自豪的标志。
真理应该靠智慧的光芒吸引人,而不应该靠权力的摊派。
.D.
要提倡争鸣,敢于争鸣。
这几年学术界最大的缺憾和不足,就是争鸣文章太少、涉及范围太窄、引起反响太小。殊不知不同意见相互交锋,既是智者的盼望,更是强者的需要。邓小平告诫全党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呜’,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争鸣的前提当然是编辑和作者敢于为真理而奋斗。平庸的人干什么职业都可以,但千万别选择理论家和编辑家这两个职业。真理的诞生总是骇世惊俗的,特别需要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滑头和庸人永远与高尚和辉煌无缘。而且恩格斯早就指出那个可笑的现象:“编者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却应当是合乎党的领袖愿望的东西”!发现了真理不敢宣传不敢坚持的人是孱头是胆小鬼,面对真理不敢实践不敢捍卫的人是滑头是伪君子。
如果你想搞理论研究而且又不甘平庸,那么就请你听听党中央的声音吧!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特别要听得进逆耳之言,容得下尖锐批评”。同时,他对理论研究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他说:“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
不要怕犯错误,更不要怕犯“正确”,否则,你就不配研究理论。理论研究不是从北京坐火车去广州,而是在没路的地方勘探条路,如果你在研究中没有一点失误,要么你就是神仙,要么你就是重复别人,可能只是一台聪明的复印机而已。犯错误不可怕,犯“正确”更可贵。建国后理论在我国可谓过份地“走红”。理论的地位也似乎高过了头,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理论的自主权被剥夺,理论固有的规律被漠视,理论的批判作用被扼杀,理论通往现实的道路被堵塞,在神圣虚假外衣中,包藏的则是理论为政治意志肆意玩弄和蹂躏的命运。我们要汲取这些教训。
昨天的教训,应当成为今天的经验。理论家的座右铭,应当是马克思那句名言“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E.
文章不可能写得十全十美。
鲁迅先生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谁也不敢说自己的文章没有缺点,即使美丽的孔雀,开屏后也要露出不雅的屁眼。作者让人读陈词滥调的理论文章,其实质无异于谋财害命。新颖独特的观点虽然有许多不足,也比老生常谈可贵一万倍。任何伟大真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恩格斯说:“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二乘二等于四,巴黎在法国,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等等。理论探索和创新的定律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真理的诞生总是骇世惊俗甚至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只有把伏尔泰“我憎恨你写的东西,但我以生命来保证你有继续写作的可能”的名言,作为处理理论探索问题的准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才会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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