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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中国：用人唯奴与组织个人化是明规则
2010年04月13日 17:43 新浪读书
水浒绣像人物图(资料图片)
在专制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古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
有人当面给李鸿章提意见，指责他一力提拔乡党，老是喜欢用一些熟人。李鸿章很不以为然，不耐烦地反问，我不用人唯亲，难道你让我用人唯疏吗？
对用人的标准，袁世凯也有自己的一套。熊希龄组阁时，梁启超想做财政总长，意与熊氏共进退。谁知，袁世凯最后拿出的总长名单里，根本没有梁启超。在熊希龄力争下，才给了梁启超一个教育总长，但梁坚辞不就。熊希龄只好再次面陈。袁世凯不客气地说，梁启超办不好财政的，书生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熊希龄不同意，反驳道，梁启超著作等身，学问极大，你没试过，怎么就下这样的定论呢？袁世凯只好实话实说，梁启超文章写得越好，就越做不好。我去五国银行团借款，他是反对的。因为从道理上看，这种举措是不妥善的。可是我需要钱，没有钱怎么和南方打仗？一个财政总长，我让他去借钱，他不去，还跟我讲大道理，写文章批评我，说甲乙丙丁如何不该借，我要他何用？
袁世凯作为一代枭雄，能在乱世中乘势而起，肯定不是个糊涂鬼。他知道他的车使什么样的马最合适。袁氏用人的尺寸，并不是根据是非善恶，为其服务才是唯一标准。否则，即使是二十四岁就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也可以弃之不用。让你当个法务次长，不过是摆个花瓶，装饰我的门面。真把自己当根葱，那就太不自量力了。听我的话，就用用你；不听我的话，就靠边站；要是闹别扭，就摆平你。后来赵秉钧在袁世凯指示下，暗杀了宋教仁就是个例子。
在专制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年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第一条意思很简单，当不好奴才，人才的价值就实现不了；记不住、办不好上司的私事，就得不到充分的信任。第二条意思也不复杂，创业时需要人才出力打拼天下，有点缺点也就包容了；守业时则要的是能挠痒的奴才，安享天下了谁还容你去吆五喝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对待人才最有良心的措施；朱元璋杀戮功臣，则彰显了对人才的残酷。野兔没了，猎狗就该煮了吃了；小鸟没了，弓箭就该库存起来了；敌国灭了，韩信这样不太听话的人才也就该杀了。善良又深明大义的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但对宋高宗来说，“报国”固然需要，而“精忠”才是第一位的。岳家军日渐强大，捷报频传，祖上黄袍加身的事仿佛就在昨天，高宗只好把岳飞除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人才被重视却往往不被重用，奴才被轻视却往往被重用。历史上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如奴才吃香，动辄就被排斥在圈子和体制之外，备遭冷落，说起来真让人感到凄凉。
在封建专制时代，为什么统治者喜欢用人唯奴，这是个需要好好探讨的问题。在王权体制下，所谓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公与私很难分得清清楚楚。选拔官吏的一个最重要标准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就是听话，所谓才就是有本事。有本事又听话，才是完美的“才”。
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做过奴才的勾当。他就任阳谷县步兵都头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替知县大人做私事。知县到任两年多后，赚了不少银两，打算派人转移到东京，送给亲属储存起来，作为升迁的资金。因为担心路上被人劫了，须派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来干这项重要工作。这里的“有本事”和“心腹人”，就代表了人才与奴才的结合。知县想起了打虎英雄武松，于是把他叫来：“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就捎封书问安则个。”知县还许诺：“你可休辞辛苦，与我去走一遭，回来我自重重赏你。”武松能有个为上司服务的机会，感到非常激动，他立即表忠心：“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知县很高兴，赏了武松三大杯美酒。武松不辱使命，顺利地完成任务，知县又赏了酒食和银两。后来武松犯了命案，知县念及他替自己跑腿的功劳，采取了改写呈文的方式，给他争取到了从轻发落的判决。
现实生活中，有本事的往往缺少奴气，而奴气重的往往本事不大。如何实现属下的奴气和本事的结合是个千年难题，尽管历代专制统治者一直抓耳挠腮，却一直找不到答案。其实，这本来就是一道错题。
如果无法实现“人”和“奴”的结合，往往重“奴”而轻“才”。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因为要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必须得用“文武干济之才，廉正教悫之品”。但是，无论帝王还是官员，他们最亲近的大都是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能爱上司之所爱，急上司之所急，想上司之所想，为上司的事情屁颠屁颠地效劳，对上司的指示干脆利落地落实。奴才的言行举动使上司心花怒放，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上司心目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旦某个岗位出现空缺，上司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最信任和最喜欢的人。
高俅不过是个破落户、小混混，还曾经因为教唆富家子弟赌博嫖娼，被人家的家长告了官，然后流放到外地，勒令他不准回京。就这样一个人，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哄得后备皇帝赵佶很高兴，赵佶当了皇帝以后，违背国家的用人制度，先给他在枢密院造了假档案，然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这个踢球的奴仆，坐直升机般提升为殿帅府太尉，掌握了帝国的禁军指挥大权。清末重臣曹振镛，红历三朝，死后入了贤良祠，《清史稿·曹振镛传》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他并非有什么政绩，无非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做官原则。这种人凭借十足的奴性、百般的奴相，极尽阿谀逢迎、趋炎附势、卑躬屈膝之能事，往往会获得一步升天的机会。
很多人往往看到奴才获得成功后，心里开始发痒，神态开始异化，语调开始变软，千方百计地寻找做奴才的机会。朱仝私放了雷横后，被刺配到沧州。朱仝号称美髯公，知府四岁的宝贝儿子，很喜欢他的胡子，“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在郓城政界混了多年的朱仝，明白裙带关系是怎么个道理，哄得小衙内高兴了，就能博得知府的欢心，赢得上司的信赖。他立即请示知府：“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了来。”然后带着小衙内到街上玩耍，给他买些细糖果子吃，还献媚说：“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一高兴，赏了三大杯酒。自此，当年的郓城县的步兵都头，专职做起了知府家的男保姆。雷横劝他上梁山：“哥哥在此，无非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但朱仝对这份工作却很满意，死命不从。李逵为断了他的后路，劈死了小衙内，朱仝如丧考妣，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如果不是出了这档子事故，朱仝很可能就咸鱼翻身，由知府家的奴才成为沧州的人才，出任某个单位的要职。
李白曾誓言铮铮地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其实只是攀附不上的牢骚。李白也曾经拍过马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很具“拍伤力”。有些人想当奴才当不上，不仅是因为不谙世事，不通奴道，不精奴术，缺乏悟性，还有可能是不容于大环境，苦觅机会而不得。杨志凭一身的好武艺，通过了武举科考试，被封为殿司制使官。但杨志的时运不济。宋徽宗派他去太湖押运花石纲，本来是讨好最高领导人的极佳机会，结果天公不作美，他没有把握住。走到黄河的时候，偏偏他的船被风打翻，花石纲掉进了水里，为逃避严责，只能一跑了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到大名府，因梁中书赏识其才，提拔了个管军提辖使。梁中书把他当做心腹，派他去给岳父蔡京送十万贯生辰纲，梁中书打了保票，只要这趟私事完成得好，“我写书呈重重保你受到诰命回来”。杨志很高兴，多年报效朝廷的机会终于来了。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晁盖等人半路劫了生辰纲，逼得杨志只能落草为寇。两任领导交付的私事都完成不好，还有什么资格在官场混？
用人唯奴的现象，不仅在正统的官场里出现，连梁山这样的组织机构里也比比可见。宋江对李逵的宽容就是一例。宋江初见李逵时，又送银子，又请客喝酒，对他那鲁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小二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上了梁山后，李逵无数次藐视梁山的规矩，扯碎过圣旨，砍倒过大旗，破坏过招安，宋江都没有予以处罚。在宋江眼里，性情耿直的李逵对自己忠心耿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十足的奴才价值。在东京拜会李师师时，宋江曾介绍李逵：“这是家生的孩儿小李。”“家生的孩儿”深刻地表明了李逵与宋江的亲密关系。这样的评论是绝对不会用在武松、鲁智深身上的。
而李逵也不辜负宋江的培养，在江州期间，嗜酒如命的李逵，居然在戴宗替蔡知府送信时，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上了梁山后，李逵一力冲锋在前，替宋江打江山。当宋江提出让位时，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虽说有忤逆之意，但李逵的忠心却令宋江感动不已。李逵因事犯罪，宋江要杀他，李逵说：“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用人唯亲是用人唯奴的直接表现。宋江的弟弟宋清，既没有出众的技艺，又没有立过功，对梁山的贡献甚至不如时迁、白胜等人，可他居然排到了地煞星第四十位，负责“排设筵宴”，其道理不言而喻。
在一个组织、企业乃至封建专制国家里，领导者喜欢用人唯奴，图个轻松愉快，可能没有料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甚至意识到了这种后果，却还抱有侥幸心理。奴才们成事的本事没有，坏事的本事却不小。奴才借主人之势力掌了权，往往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唐朝皇帝一味纵容太监，最后太监集团势力膨胀，接连废杀了两任皇帝，控制了九个帝王；乾隆皇帝重用和，是导致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宋徽宗更是过分，直接把太监童贯封了王，并让他做了帝国军事负责人，童贯和踢球的奴才高俅太尉、写字的奴才蔡京太师一起，把北宋的大好河山送给了金人。现如今，很多企业刚刚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负责人往往就把七大姑八大姨安插在重要岗位，让那些听话的、会摇尾巴的人掌握要害部门，家族化大行其道，以至于企业破产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任用奴才即使亡不了国，破不了产，也会使事业大受损害。
奴才直起腰是个人的幸事，而人才弯下腰则是社会的悲哀。当奴气不再是香气，而是臊气、臭气的时候，人性的天空才会湛蓝。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
要想把十万贯生辰纲抢到手，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刘唐、公孙胜等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晁盖。在吴用的策划下，晁盖组织起了八人抢劫集团，以一出双簧戏，在黄泥冈把生辰纲干净利落地搞到了手。案发后，单靠这八个人的临时性组织，很难与官府抗衡，于是晁盖等人投奔了水泊梁山，希望借助这个更高层次的组织，实现与朝廷力量的对抗，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梁山集团里的一百零八名领导成员，确实不乏亡命之徒，但大部分是某一方面的优秀人才。在主流社会无法容身的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梁山，进入了博命生存的通道。梁山集团这个大型组织里，既包括像宋江、林冲这样单独上梁山的个体力量，也包括二龙山、桃花山这样原来规模就不小的组织势力。他们之所以脱离原来的官府组织或者黑道组织，共同纳入梁山集团当中，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梁山上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说白一点就是个人的血命，可以卖个好价钱。
组织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大到国家社会，小到企业车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组织。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当中，国家借助组织实现治理，个人依赖组织获得生存。梁山好汉上山的过程，是个人组织化或更高度组织化的过程。梁山好汉们的成分非常复杂，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之所以放弃自身鲜明的个性，服服帖帖地站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跟着晁盖、宋江干事业，是缘于他们对梁山所提供资源的依赖。这里的资源是指个人或一个组织满足其他人或其他组织各方面需求的能力。
当资源处于垄断地位时，组织成员的服从，更多的是为了换取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同时也只能从其组织和上司那里才能得到的短缺资源，也就是说，服从主要是以依赖为基础，服从主要是为了交换。吴用拉阮氏兄弟下水时，阮小五曾经对梁山上王伦等人的生活状态很羡慕。他的话说出了梁山上绝大部分人的心声，梁山可以提供给众英雄所渴望得到的资源。为了这种资源，正如阮小七所说的：“如果有识得我们的，任凭水里来火里去，能够过一天舒服日子，死了也是眉开眼笑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梁山好汉都是为了吃吃喝喝。宋江在说服关胜、呼延灼等降将集团归顺时，则是承诺将来要努力实现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报效国家。
在王伦、晁盖尤其是宋江的领导下，梁山组织成了一个理想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众好汉“不分贵贱”、“无问亲疏”、“认性同居”、“随才器使”，实现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然而好景不长，等到招安的圣旨一到，梁山大军征讨方腊，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一百零八人同去，只剩三十六人归，最后宋江、卢俊义、李逵喝毒酒而死，花荣、吴用上吊而亡，上演了一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悲剧。梁山悲剧的原因在于招安，而招安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宋江。因此，如果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考虑招安问题，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梁山宋江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于组织个人化。
在西方学者韦伯看来，所有的统治都可以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依仗利益状况进行的统治，它以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二是强制性的统治，这种统治一般借助于机构或组织实现。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强制性的权力命令型统治和交换性的依仗利益型统治混为一体，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全面的、自下而上的依赖性向量和结构，即下级对上级的依赖，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人们之所以对组织保持着依赖性关系，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依赖获取和占有组织提供的各种资源，人们甚至没有因为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而摆脱对组织的依赖关系。只要摆脱不了对组织垄断性资源的依赖，就必然会放弃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性。而一旦获取了对组织的领导权，就意味着获得了分配资源的权力，从而与组织成员建立起人身依附关系，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领导者，往往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把公共组织当做个人私产的组织个人化倾向。
宋江掌控梁山并推行招安政策的过程，就是典型的组织个人化过程。宋江杀阎婆惜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反抗朝廷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解释宋江流亡时，选择去投奔柴进、花荣而不直接去投奔晁盖。武松上二龙山落草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勾起了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劝武松说：“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大闹江州和智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官府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彻底断绝了对正统社会的幻想，走上了水泊梁山。
晁盖死后，宋江当上了梁山泊的“一把手”。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帝国小吏，手里拥有了与朝廷对话的资源后，又重新燃起了回归正统社会的希望，在渴盼招安私念的左右下，开始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整个梁山的政治主张。首先，他大量引进降将集团，改变了梁山的权力格局和力量对比；其次，他把聚义厅易为忠义堂，改变了梁山集团的性质；第三，他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改变了梁山主要领导成员的思想观念；第四，他通过个人的领导魅力和组织手段，把怀有不同政见者拢在身边。宋江根本没有顾及以武松、鲁智深为核心的二龙山集团、以阮氏兄弟为代表的原晁盖系头领(吴用除外)及李逵等人的意见，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梁山这个大家庭，变成了带有强烈个人化色彩的组织，为顺利推行招安做铺垫。
梁山大聚义后，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在重阳节*会上，宋江让乐和演唱了自己亲写的《满江红》，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试图用音乐的形式统一思想。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果，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宋徽宗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派御前太尉宿元景带着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对梁山好汉实行了招安。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梁山众兄弟根本没有意识到，宋江为他自己和众多追随者选择的，是朝廷群奸铺就的一条死路。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组织个人化现象的实质，是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依赖于个人的权威、魅力、能力和英明，组织力量和集体意志表现出了严重的缺失。当我们陶醉于发展的车轮轰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一句话：淡忘过去是一切失败发生的历史性症结。1997年8月，曾经红极一时的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以极大的勇气撰写了《总裁的二十大失误》，历数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掌舵人，把企业导向失败的决策浪漫化、决策急躁化等失误。今天，我们来看近年来各领*三五年，然后就灰飞烟灭的各个失败的企业，都没有跳出姜伟式陷阱。其实姜伟式陷阱的背后，就是组织个人化问题在作祟。
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人们在具有反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一种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一个组织中，如果权力的产生和执行，不以人们的社会承认和拥护程度为前提，尤其是在多科层组织内部，例如国家和社会，如果只借助对人事任免权的完全控制，形成所谓的“完全依赖性结构”，那么任何一个组织的当权者都能以集体的名义，拥有对各种机会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往往只对自己和上级负责。一个没有下属制约的权力，一旦越轨和失范，将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如果李逵“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呼声，以及武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的警告，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成梁山的主流声音，并进而成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梁山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成功的组织各有各的不同，但失败的组织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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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4月13日 17:43 新浪读书
水浒绣像人物图(资料图片)
在专制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古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
有人当面给李鸿章提意见，指责他一力提拔乡党，老是喜欢用一些熟人。李鸿章很不以为然，不耐烦地反问，我不用人唯亲，难道你让我用人唯疏吗？
对用人的标准，袁世凯也有自己的一套。熊希龄组阁时，梁启超想做财政总长，意与熊氏共进退。谁知，袁世凯最后拿出的总长名单里，根本没有梁启超。在熊希龄力争下，才给了梁启超一个教育总长，但梁坚辞不就。熊希龄只好再次面陈。袁世凯不客气地说，梁启超办不好财政的，书生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熊希龄不同意，反驳道，梁启超著作等身，学问极大，你没试过，怎么就下这样的定论呢？袁世凯只好实话实说，梁启超文章写得越好，就越做不好。我去五国银行团借款，他是反对的。因为从道理上看，这种举措是不妥善的。可是我需要钱，没有钱怎么和南方打仗？一个财政总长，我让他去借钱，他不去，还跟我讲大道理，写文章批评我，说甲乙丙丁如何不该借，我要他何用？
袁世凯作为一代枭雄，能在乱世中乘势而起，肯定不是个糊涂鬼。他知道他的车使什么样的马最合适。袁氏用人的尺寸，并不是根据是非善恶，为其服务才是唯一标准。否则，即使是二十四岁就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也可以弃之不用。让你当个法务次长，不过是摆个花瓶，装饰我的门面。真把自己当根葱，那就太不自量力了。听我的话，就用用你；不听我的话，就靠边站；要是闹别扭，就摆平你。后来赵秉钧在袁世凯指示下，暗杀了宋教仁就是个例子。
在专制体制下，人才首先做奴才，办公首先要办私，这是千年颠不破的“真理”。起家时用人才，守家时用奴才，这也是万年摔不烂的“真理”。第一条意思很简单，当不好奴才，人才的价值就实现不了；记不住、办不好上司的私事，就得不到充分的信任。第二条意思也不复杂，创业时需要人才出力打拼天下，有点缺点也就包容了；守业时则要的是能挠痒的奴才，安享天下了谁还容你去吆五喝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对待人才最有良心的措施；朱元璋杀戮功臣，则彰显了对人才的残酷。野兔没了，猎狗就该煮了吃了；小鸟没了，弓箭就该库存起来了；敌国灭了，韩信这样不太听话的人才也就该杀了。善良又深明大义的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但对宋高宗来说，“报国”固然需要，而“精忠”才是第一位的。岳家军日渐强大，捷报频传，祖上黄袍加身的事仿佛就在昨天，高宗只好把岳飞除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人才被重视却往往不被重用，奴才被轻视却往往被重用。历史上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如奴才吃香，动辄就被排斥在圈子和体制之外，备遭冷落，说起来真让人感到凄凉。
在封建专制时代，为什么统治者喜欢用人唯奴，这是个需要好好探讨的问题。在王权体制下，所谓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公与私很难分得清清楚楚。选拔官吏的一个最重要标准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就是听话，所谓才就是有本事。有本事又听话，才是完美的“才”。
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做过奴才的勾当。他就任阳谷县步兵都头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替知县大人做私事。知县到任两年多后，赚了不少银两，打算派人转移到东京，送给亲属储存起来，作为升迁的资金。因为担心路上被人劫了，须派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来干这项重要工作。这里的“有本事”和“心腹人”，就代表了人才与奴才的结合。知县想起了打虎英雄武松，于是把他叫来：“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就捎封书问安则个。”知县还许诺：“你可休辞辛苦，与我去走一遭，回来我自重重赏你。”武松能有个为上司服务的机会，感到非常激动，他立即表忠心：“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知县很高兴，赏了武松三大杯美酒。武松不辱使命，顺利地完成任务，知县又赏了酒食和银两。后来武松犯了命案，知县念及他替自己跑腿的功劳，采取了改写呈文的方式，给他争取到了从轻发落的判决。
现实生活中，有本事的往往缺少奴气，而奴气重的往往本事不大。如何实现属下的奴气和本事的结合是个千年难题，尽管历代专制统治者一直抓耳挠腮，却一直找不到答案。其实，这本来就是一道错题。
如果无法实现“人”和“奴”的结合，往往重“奴”而轻“才”。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因为要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必须得用“文武干济之才，廉正教悫之品”。但是，无论帝王还是官员，他们最亲近的大都是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能爱上司之所爱，急上司之所急，想上司之所想，为上司的事情屁颠屁颠地效劳，对上司的指示干脆利落地落实。奴才的言行举动使上司心花怒放，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上司心目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旦某个岗位出现空缺，上司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最信任和最喜欢的人。
高俅不过是个破落户、小混混，还曾经因为教唆富家子弟赌博嫖娼，被人家的家长告了官，然后流放到外地，勒令他不准回京。就这样一个人，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哄得后备皇帝赵佶很高兴，赵佶当了皇帝以后，违背国家的用人制度，先给他在枢密院造了假档案，然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这个踢球的奴仆，坐直升机般提升为殿帅府太尉，掌握了帝国的禁军指挥大权。清末重臣曹振镛，红历三朝，死后入了贤良祠，《清史稿·曹振镛传》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他并非有什么政绩，无非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做官原则。这种人凭借十足的奴性、百般的奴相，极尽阿谀逢迎、趋炎附势、卑躬屈膝之能事，往往会获得一步升天的机会。
很多人往往看到奴才获得成功后，心里开始发痒，神态开始异化，语调开始变软，千方百计地寻找做奴才的机会。朱仝私放了雷横后，被刺配到沧州。朱仝号称美髯公，知府四岁的宝贝儿子，很喜欢他的胡子，“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在郓城政界混了多年的朱仝，明白裙带关系是怎么个道理，哄得小衙内高兴了，就能博得知府的欢心，赢得上司的信赖。他立即请示知府：“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了来。”然后带着小衙内到街上玩耍，给他买些细糖果子吃，还献媚说：“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一高兴，赏了三大杯酒。自此，当年的郓城县的步兵都头，专职做起了知府家的男保姆。雷横劝他上梁山：“哥哥在此，无非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但朱仝对这份工作却很满意，死命不从。李逵为断了他的后路，劈死了小衙内，朱仝如丧考妣，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如果不是出了这档子事故，朱仝很可能就咸鱼翻身，由知府家的奴才成为沧州的人才，出任某个单位的要职。
李白曾誓言铮铮地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其实只是攀附不上的牢骚。李白也曾经拍过马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很具“拍伤力”。有些人想当奴才当不上，不仅是因为不谙世事，不通奴道，不精奴术，缺乏悟性，还有可能是不容于大环境，苦觅机会而不得。杨志凭一身的好武艺，通过了武举科考试，被封为殿司制使官。但杨志的时运不济。宋徽宗派他去太湖押运花石纲，本来是讨好最高领导人的极佳机会，结果天公不作美，他没有把握住。走到黄河的时候，偏偏他的船被风打翻，花石纲掉进了水里，为逃避严责，只能一跑了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到大名府，因梁中书赏识其才，提拔了个管军提辖使。梁中书把他当做心腹，派他去给岳父蔡京送十万贯生辰纲，梁中书打了保票，只要这趟私事完成得好，“我写书呈重重保你受到诰命回来”。杨志很高兴，多年报效朝廷的机会终于来了。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晁盖等人半路劫了生辰纲，逼得杨志只能落草为寇。两任领导交付的私事都完成不好，还有什么资格在官场混？
用人唯奴的现象，不仅在正统的官场里出现，连梁山这样的组织机构里也比比可见。宋江对李逵的宽容就是一例。宋江初见李逵时，又送银子，又请客喝酒，对他那鲁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小二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上了梁山后，李逵无数次藐视梁山的规矩，扯碎过圣旨，砍倒过大旗，破坏过招安，宋江都没有予以处罚。在宋江眼里，性情耿直的李逵对自己忠心耿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十足的奴才价值。在东京拜会李师师时，宋江曾介绍李逵：“这是家生的孩儿小李。”“家生的孩儿”深刻地表明了李逵与宋江的亲密关系。这样的评论是绝对不会用在武松、鲁智深身上的。
而李逵也不辜负宋江的培养，在江州期间，嗜酒如命的李逵，居然在戴宗替蔡知府送信时，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上了梁山后，李逵一力冲锋在前，替宋江打江山。当宋江提出让位时，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虽说有忤逆之意，但李逵的忠心却令宋江感动不已。李逵因事犯罪，宋江要杀他，李逵说：“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用人唯亲是用人唯奴的直接表现。宋江的弟弟宋清，既没有出众的技艺，又没有立过功，对梁山的贡献甚至不如时迁、白胜等人，可他居然排到了地煞星第四十位，负责“排设筵宴”，其道理不言而喻。
在一个组织、企业乃至封建专制国家里，领导者喜欢用人唯奴，图个轻松愉快，可能没有料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甚至意识到了这种后果，却还抱有侥幸心理。奴才们成事的本事没有，坏事的本事却不小。奴才借主人之势力掌了权，往往狐假虎威、为非作歹。唐朝皇帝一味纵容太监，最后太监集团势力膨胀，接连废杀了两任皇帝，控制了九个帝王；乾隆皇帝重用和，是导致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宋徽宗更是过分，直接把太监童贯封了王，并让他做了帝国军事负责人，童贯和踢球的奴才高俅太尉、写字的奴才蔡京太师一起，把北宋的大好河山送给了金人。现如今，很多企业刚刚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负责人往往就把七大姑八大姨安插在重要岗位，让那些听话的、会摇尾巴的人掌握要害部门，家族化大行其道，以至于企业破产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任用奴才即使亡不了国，破不了产，也会使事业大受损害。
奴才直起腰是个人的幸事，而人才弯下腰则是社会的悲哀。当奴气不再是香气，而是臊气、臭气的时候，人性的天空才会湛蓝。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
要想把十万贯生辰纲抢到手，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刘唐、公孙胜等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晁盖。在吴用的策划下，晁盖组织起了八人抢劫集团，以一出双簧戏，在黄泥冈把生辰纲干净利落地搞到了手。案发后，单靠这八个人的临时性组织，很难与官府抗衡，于是晁盖等人投奔了水泊梁山，希望借助这个更高层次的组织，实现与朝廷力量的对抗，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梁山集团里的一百零八名领导成员，确实不乏亡命之徒，但大部分是某一方面的优秀人才。在主流社会无法容身的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梁山，进入了博命生存的通道。梁山集团这个大型组织里，既包括像宋江、林冲这样单独上梁山的个体力量，也包括二龙山、桃花山这样原来规模就不小的组织势力。他们之所以脱离原来的官府组织或者黑道组织，共同纳入梁山集团当中，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梁山上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说白一点就是个人的血命，可以卖个好价钱。
组织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大到国家社会，小到企业车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组织。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当中，国家借助组织实现治理，个人依赖组织获得生存。梁山好汉上山的过程，是个人组织化或更高度组织化的过程。梁山好汉们的成分非常复杂，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之所以放弃自身鲜明的个性，服服帖帖地站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跟着晁盖、宋江干事业，是缘于他们对梁山所提供资源的依赖。这里的资源是指个人或一个组织满足其他人或其他组织各方面需求的能力。
当资源处于垄断地位时，组织成员的服从，更多的是为了换取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同时也只能从其组织和上司那里才能得到的短缺资源，也就是说，服从主要是以依赖为基础，服从主要是为了交换。吴用拉阮氏兄弟下水时，阮小五曾经对梁山上王伦等人的生活状态很羡慕。他的话说出了梁山上绝大部分人的心声，梁山可以提供给众英雄所渴望得到的资源。为了这种资源，正如阮小七所说的：“如果有识得我们的，任凭水里来火里去，能够过一天舒服日子，死了也是眉开眼笑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梁山好汉都是为了吃吃喝喝。宋江在说服关胜、呼延灼等降将集团归顺时，则是承诺将来要努力实现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报效国家。
在王伦、晁盖尤其是宋江的领导下，梁山组织成了一个理想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众好汉“不分贵贱”、“无问亲疏”、“认性同居”、“随才器使”，实现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然而好景不长，等到招安的圣旨一到，梁山大军征讨方腊，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一百零八人同去，只剩三十六人归，最后宋江、卢俊义、李逵喝毒酒而死，花荣、吴用上吊而亡，上演了一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悲剧。梁山悲剧的原因在于招安，而招安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宋江。因此，如果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考虑招安问题，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梁山宋江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于组织个人化。
在西方学者韦伯看来，所有的统治都可以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依仗利益状况进行的统治，它以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二是强制性的统治，这种统治一般借助于机构或组织实现。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强制性的权力命令型统治和交换性的依仗利益型统治混为一体，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全面的、自下而上的依赖性向量和结构，即下级对上级的依赖，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人们之所以对组织保持着依赖性关系，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依赖获取和占有组织提供的各种资源，人们甚至没有因为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而摆脱对组织的依赖关系。只要摆脱不了对组织垄断性资源的依赖，就必然会放弃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性。而一旦获取了对组织的领导权，就意味着获得了分配资源的权力，从而与组织成员建立起人身依附关系，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领导者，往往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把公共组织当做个人私产的组织个人化倾向。
宋江掌控梁山并推行招安政策的过程，就是典型的组织个人化过程。宋江杀阎婆惜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反抗朝廷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解释宋江流亡时，选择去投奔柴进、花荣而不直接去投奔晁盖。武松上二龙山落草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勾起了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劝武松说：“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大闹江州和智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官府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彻底断绝了对正统社会的幻想，走上了水泊梁山。
晁盖死后，宋江当上了梁山泊的“一把手”。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帝国小吏，手里拥有了与朝廷对话的资源后，又重新燃起了回归正统社会的希望，在渴盼招安私念的左右下，开始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整个梁山的政治主张。首先，他大量引进降将集团，改变了梁山的权力格局和力量对比；其次，他把聚义厅易为忠义堂，改变了梁山集团的性质；第三，他通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改变了梁山主要领导成员的思想观念；第四，他通过个人的领导魅力和组织手段，把怀有不同政见者拢在身边。宋江根本没有顾及以武松、鲁智深为核心的二龙山集团、以阮氏兄弟为代表的原晁盖系头领(吴用除外)及李逵等人的意见，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梁山这个大家庭，变成了带有强烈个人化色彩的组织，为顺利推行招安做铺垫。
梁山大聚义后，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在重阳节*会上，宋江让乐和演唱了自己亲写的《满江红》，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试图用音乐的形式统一思想。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果，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宋徽宗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派御前太尉宿元景带着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对梁山好汉实行了招安。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梁山众兄弟根本没有意识到，宋江为他自己和众多追随者选择的，是朝廷群奸铺就的一条死路。
如果一个组织出现个人化现象，意味着这个组织发出了自朽的信号。组织个人化现象的实质，是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依赖于个人的权威、魅力、能力和英明，组织力量和集体意志表现出了严重的缺失。当我们陶醉于发展的车轮轰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一句话：淡忘过去是一切失败发生的历史性症结。1997年8月，曾经红极一时的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以极大的勇气撰写了《总裁的二十大失误》，历数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掌舵人，把企业导向失败的决策浪漫化、决策急躁化等失误。今天，我们来看近年来各领*三五年，然后就灰飞烟灭的各个失败的企业，都没有跳出姜伟式陷阱。其实姜伟式陷阱的背后，就是组织个人化问题在作祟。
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人们在具有反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一种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一个组织中，如果权力的产生和执行，不以人们的社会承认和拥护程度为前提，尤其是在多科层组织内部，例如国家和社会，如果只借助对人事任免权的完全控制，形成所谓的“完全依赖性结构”，那么任何一个组织的当权者都能以集体的名义，拥有对各种机会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往往只对自己和上级负责。一个没有下属制约的权力，一旦越轨和失范，将会给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如果李逵“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呼声，以及武松“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的警告，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成梁山的主流声音，并进而成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梁山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成功的组织各有各的不同，但失败的组织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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