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江下游绫织物纹饰浅析

2007-08-09    卢华语    作者惠寄    点击: 1164
唐代长江下游绫织物纹饰浅析
唐代长江下游绫织物纹饰浅析
长江流域是唐绫生产的一个重要区域，尤其下游越、润、苏、湖、杭、睦、常、宣、明等9州最为突出。“草履随船卖，绫梭隔水鸣”[1]，诗人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带织绫的繁忙、兴盛景象。本节特结合唐诗和有关资料，对唐代长江下游绫织物的主要纹饰作一简要分析。
早在开元、天宝年间，长江下游特殊丝织品的生产就有相当高的水平，如天宝初年，韦坚向朝廷进奉的土特产中，有广陵郡（扬州，今江苏扬州）的锦；丹阳郡（润州，今江苏镇江）的京口绫衫段；晋陵郡（常州，今江苏常州）的“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罗、吴绫、绛纱；吴郡（苏州，今江苏苏州市）的方纹绫等[2]，但主要是绫。尤其越州，在唐代后期绫的生产发展更快。“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3]《唐国史补》这段文字，既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浙东节度使属下的越州、明州等地区，由“不工机杼”到“绫纱妙称江左”的变化原因和趋势，又说明越州等地唐后期绫纱在江东有名的事实。薛兼训任浙东节度使在宝应元年（762）至大历五年（770）间[4]，凡8年，以每年得北方织妇“数百人”计，8年可达数千人之多。因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越绫的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载，自贞元以后，越州“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唐会要》卷85《逃户》云：“贞元十二年六月，越州刺史皇甫政奏：贞元十年，进绫縠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说明贞元后，越绫的生产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罗隐《咏绣》诗云：“蜀锦谩夸声自贵，越绫虚说价功高”，[5]越绫已成为与蜀锦并列的著名产品。因此，唐统治者常诏进奉，如敬宗就曾诏浙西进奉1000匹可幅盘绦缭绫，被李德裕谏止[6]。有时，越绫还被作为赏赐之物，韩渥《锡宴日作》诗自注：“是岁大稔，内出金币赐百官，充观稼宴。学士院别赠越绫百匹”[7]，说明越绫不仅在江南，就在全国丝织中，都有很高地位。
综合贡品等资料，唐代长江下游越州等地以花纹、色彩、地名、织造工艺命名的绫主要有：越州白编绫、交梭绫、异文吴绫、吴绫、十样花纹绫、缭绫等；润州方棋（方纹）绫、水波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等；湖州御服鸟眼绫；杭州白编绫、绯绫；睦州交梭绫、纹绫；明州吴绫、交梭绫；苏州绯绫；扬州独窠绫等。这里所列，除方棋、水波、鱼口、绣叶、独窠、十样花纹等以图案命名的绫外，其余都是什么花纹，仅据贡品资料很难了解，现特结合诗文等其他资料进行分析。
“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8]；“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9]，看来，杭州所贡白编绫、绯绫，有柿蒂纹和水波纹图案。柿蒂纹本是一种四出、放谢性的图案，但唐代的柿蒂纹已不限于四出，甚至有五出、六出或更多，且通常为遍体散花的疏朗布局，如出土的“黄色柿蒂纹绫”[10]。水波纹属自然气象纹类，早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中就已出现，但商周至南北朝的工艺装饰中，这种纹饰却用得不多，唐代又重新兴起，故水波纹是当时的一种极流行的纹饰。如塔里木盆地拜城克孜尔石窟曾出有“波纹锦”[11]，黄红线交织作地，透出皂绿双重波纹。
齐己《谢人惠十色花笺并棋子》：“吴绫隐出雁翩翩”[12]句，说明越、明二州所贡吴绫和异文吴绫均有雁纹。唐文宗即位时（827年）曾明确规定，“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鹤）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13]，显然，雁纹、鹘纹、孔雀纹均是唐代常见的官服用绫纹样。
章孝标是睦州桐庐（今浙江桐庐）人，曾作《织绫词》：“去年蚕恶绫帛贵，官急无丝织红泪。残经断纬不通梭，鹊凤阑珊失头尾。今年蚕好缲白丝，鸟鲜花活人不知。瑶台雪里鹤张翅，禁苑风前梅折枝。不学邻家妇慵懒，蜡揩粉拭谩官眼”[14] 。从这首描写睦州织绫户生活的词中，可了解到当地所贡交梭绫、纹绫，有喜鹊、凤鸟、仙鹤、梅花等多种花鸟纹饰。喜鹊，顾名思义，是一种能报喜的鹊，《开元天宝遗事》云：“时人之家闻鹊鸟声皆以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被称为“花中之魁”的梅花，公元8—9世纪时成为我国工艺装饰中的题材，在丝绸图案中也很流行，古人常以其孤傲挺秀、不畏严寒的特性，比拟文人的清高。从《织绫词》推测，睦州绫很可能有喜鹊、梅花组合纹饰，以寓意喜报新春。又凤鸟，是人们以现实为基础虚构出来的理想灵物，与孔雀形象类似，它是皇后和妃子的象征，也是权威和等级的象征。仙鹤是一种象征长寿的飞禽，如前所述，它是唐代流行的官服用绫纹样。白居易有“瑞鹘（鹤）勘袍花”[15]诗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禁苑风前梅折枝”句，道出睦州绫纹，就表现形式言，采用了唐后期极为流行的作散点式排列、风格较为写实的折枝花鸟式。唐文宗时规定官服袍袄之制，“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16]。这里“地黄交枝”与前述“鹤衔瑞草”、“雁衔绶带”等，均属折枝花鸟式图案。
唐代最负盛名的缭绫，有些什么纹饰呢？《旧唐书·李德裕传》记德裕就敬宗诏浙西进奉一千匹可幅盘绦缭绫事进谏：“又奉召旨，令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况率鹅、天马、掬豹、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另白居易《缭绫》有“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17]诗句，据此推测，缭绫可能有大雁、云气[18]、玄鹅、天马、掬豹、盘绦等纹饰；就其表现式言，大概仍以折枝花鸟式为主。
“卿卿买得越人丝……鸳鸯正欲上花枝”[19]、“夜裁鸳鸯绮，朝织葡萄绫”[20]“带缬紫葡萄，花红石竹”[21]，诗人们满怀激情，描绘了江南绫织物用既写实、又概括的艺术手法，表现的栩栩如生的鸳鸯、形象生动的葡萄等多种花鸟纹饰。
综与所述，我们可列出长江下游绫织物主要图案表：

显然，长江下游绫织物图案是以生动的折枝、缠枝花鸟式为主，这与黄河下游以联珠、几何纹饰为主形成强烈反差。唐代丝绸图案经历并完成了由动物图案为主向以花鸟图案为主的转折，缠枝、折枝等风格较为写实的纹饰，从盛唐开始流行，到中、晚唐达到极盛。江南地区，尤其越州、明州等浙东地区，是唐中、后期崛起的丝绸重地，顺应时尚，其织物自然会以当时最流行的图案为主，因而与北方定州等传统丝绸产区丝绸图案有异。
[1] 《全唐诗》卷691 杜荀鹤《送人宰吴县》
[2] 《旧唐书》卷105《韦坚传》
[3]（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4]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5；郁贤浩《唐刺史考》第四册17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 《全唐诗》卷656
[6] 《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7] 《全唐诗》卷680页
[8] 《全唐诗》卷443 白居易《杭州春望》
[9] 《全唐诗》卷451 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10] 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250页，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
[11] 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 《全唐诗》卷844
[13] 《新唐书》卷24《车服志》
[14] 《全唐诗》卷506
[15] 《全唐诗》卷449 白居易《和春深》
[16] 《新唐书》卷24《车服志》
[17] 《全唐诗》卷427
[18] “云气纹”属自然气象纹，从汉到南北朝的装饰艺术中就已占有极重要地位。唐代的如意流云可与当时的卷草纹媲美。塔里木盆地拜城克孜尔石窟出有唐云纹锦，浅黄地，与蓝、黄线交织成金黄色，透出蓝黄色云纹，非常精美。参见吴淑生书139页。
[19] 《全唐诗》卷494施肩吾《江南织绫词》
[20]《全唐诗》卷494施肩吾《杂古词五首》
[21] 《全唐诗》卷437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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