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解读

（一）：国宝迁台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随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败退，此时的南京城里，很多国民党官兵家属想着离开这个城市撤往台湾。搭乘飞机已经成了奢望，水路更是人满为患。
“中鼎号”靠岸的消息不胫而走，船刚停稳，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官兵家属就一拥而上，把船占得满满当当。
下关码头的混乱局面，急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杭立武。
杭立武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他的任务就是让这700多个箱子能尽快出港。
情急之下，他打电话给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桂永清赶到码头，登上“中鼎号”，劝大家说，箱子里都是非同一般的珍宝，急需运走。终于，人们听了桂永清的话，下了船。
1948年12月22日清晨，“中鼎号”装载完毕，终于启航了，这次航行的终点是台湾岛的基隆港。
看着远去的“中鼎号”，杭立武松了一口气，从接到文物迁台的任务起，他就一直为这些箱子的安全忐忑不安。
这些箱子共有712个，里面装的是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此外，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船前往，这里就有那份著名的《南京条约》。
这些珍贵的文物之所以能从遥远的北京来到南京，事情还得从三十年代说起。1933年，为躲避日军战火，故宫博物院等几家机构精选了一万九千多箱珍贵文物紧急南下。这次大迁徙历经14年，辗转贵州、四川、陕西等地，行程十几万里，直到1947年12月又被全部运回南京，暂时存放在南京水西门内的朝天宫。
1937年故宫博物院在这里设立了南京分院。
作为那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杭立武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这些国宝又将开始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而且这次是漂洋过海。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一处不寻常的院落中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来开会的一共8个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 这所官邸的主人， 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这次会议的倡导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会议气氛异常紧张，由于时局非常混乱，于是这8个人一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
翁文灏的寓所位于南京市鼓楼区。60年前，文物迁台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酝酿成熟的。这份1950年杭立武在台湾撰写的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上面标示着：会议决定先抢运故宫600箱精品，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文物迁移的事。
很快，接替翁文灏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
当时还拨发28000元金圆券作为迁运费用。
翁宅会议短短1个多月后，五个机构的第一批文物登上了驶向台湾的“中鼎号”。
跟随这些文物一同前往台湾的一共有9个人，这其中包括一对夫妇，他们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庄严和申若侠。
十几年来，他们护送国宝辗转大半个中国，孩子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次，他们又把四个儿子带上了船。
他就是庄严的小儿子庄灵，现在住在台北郊外的观音山上，庄严夫妇在护送文物途中的一站——贵州，生下了他。庄灵从小就与这些文物为伴，当年坐上“中鼎号”的时候，他只有十岁，那是庄灵第一次飘洋过海的经历。
庄灵知道这些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皇宫中的宝贝，但是他并不知道，这里面的80箱文物还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
1936年，这80箱国宝曾经远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它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出国展览的国宝。
在参加伦敦展的国宝中有：中国彩瓷烧制史上最美丽的作品，珐琅彩山水楼阁碗，小丘奇石、山水环绕，是乾隆年间珐琅彩瓷中的极品；而东汉的玉辟邪是传世最精美的一件，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良渚的玉琮，散发着四千多年前的神秘气息。此外，170多件中国书画史上的精品也在这次伦敦艺展上汇聚一堂；《富春山居图》，长6米多，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
如今，这些无价的瑰宝全部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当满载国宝的“中鼎号”驶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却遇到了恶劣的天气。当时是12月，开始有东北季风，台湾海峡风浪很大。更糟糕的是“中鼎号”的推进器坏了一个，马力不足，船摇晃得更加厉害。
1948年12月26日，“中鼎号”在海上颠簸了4天，终于驶进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基隆。
庄灵还记得他刚到基隆港的那一天，奇迹般地见到了大把大把的香蕉，因为在南京时，通常是一根香蕉切成薄片由全家人分着吃。
1948年12月底的这些日子里，台湾的报纸上登出了这样几条消息。在他们到港的前一天，基隆港的吞吐量创造了新的纪录。
台湾花莲水稻丰收，同时台湾大部分地区正在酝酿着土地改革，而台北则要在元旦举行一场规模很大的集体婚礼。
“中鼎号”上的中华珍宝就在这样气氛下登上了台湾这片土地。
就在第一批文物运走的十几天后，杭立武又开始了第二批文物迁台的计划。但此时，身为海军司令的桂永清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来了，杭立武无奈之下只得包租了招商局的“海沪号”用以抢运第二批文物。
这次要运出的文物共有3502箱 ，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
高仁俊，第二次文物迁台的亲历者，他现在生活在台北，已经86岁高龄了。
参与第二批押运的还有一位老人健在，他叫昌彼得，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当年，他负责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的装运。他回忆道：那时是善本书很多，原来在南京都是摆在书架上面，现在要运，当然要装箱，关键是要定制木箱，我们要装，装了还要抄册子，所以那个工作也蛮繁复的，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它装箱装得好，才能够运 开始运。
在这批迁台文物中，最著名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它于乾隆四十七年入藏紫禁城文渊阁，是当时七部《四库全书》中缮写最为完整、制作最为精良的一部。
这批文物里还包括曾经收藏在紫禁城里的宋元瓷器：世界上仅有的汝窑无纹水仙盆；宋高宗最珍爱的汝瓷之一—奉华纸槌瓶；宋代五大名窑的珍品——定窑婴儿枕。
除珍贵的宋元瓷器外，存于南京的全部青铜器也登上了“海沪号”。
这些国之重器的发现使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后来它们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截止1949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北平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淮海战役的两大重镇徐州、蚌埠也相继解放。
1月21日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宣布下野，不久后他便回到老家浙江奉化祭祖、休养，但实际上蒋介石依然在暗中掌控着国民党的大权。
在这之前，蒋介石早已把台湾确定为他的“复兴基地”，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的嫡系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
除了运走大批国宝外，蒋介石还秘密部署他的儿子蒋经国，运送各种物资和黄金到台湾，最后，黄金总计运走390万盎司，共计五亿美元。
1949年1月，杭立武迎来了他46岁的生日，没两天就是1月28日，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 他不得不面对，第三次国宝迁徙的挑战，没想到下关码头的工人，因为过年不愿意干活。两千箱国宝只能盖着油布，露天堆放在港口边。
运送第三批国宝的“昆仑号”很快就要驶进码头了，经过反复谈判。最终，在同意发放新年特别奖金后，工人们才答应装船。
正当副舰长禇廉方准备下令启航时，杭立武又派人送来四只大箱子。这四个箱子里装的是汉奸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其中最有名的是这扇木镂雕镶翠玉屏风。它们是抗战胜利后从日本追讨回来的第一批文物，1948年11月被运回南京。
两年以后，日本又将从中国劫略的105箱文物分6批陆续归还中国，这些国宝都被直接从日本运往台湾高雄。
今天，象九层石塔、翠玉屏风这些日本归还文物被分别收藏在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故宫。
当时，已经超载的“昆仑舰”再也装不下那四个装着翠玉屏风和其它文物的大箱子了，当禇廉方得知这批国宝的来历后，便下令将官兵寝室内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将这四箱文物搬上了船。
“昆仑号”这一次将运走的国宝1248箱，其中包括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从下关启航了。
这段旅途远比想象的艰难和漫长，“昆仑号”出发的前一天，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轮，在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货轮相撞，近千人丧生。这个消息让“昆仑号”上的人们心有余悸。颠簸在大海上，押运人员还要经受身体的煎熬。
大海上，舰龄老化的“昆仑号”毛病频出，不得不靠岸修理，一修就是七天。就这样，船一路走走停停，原本3天的路程，走了20几天。
2月22日一路曲折的“昆仑号”终于到达了基隆。
从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2月22日，短短64天里，南京下关到基隆港这条水道上，总共有6个机构的5522箱顶级国宝被运到了台湾。
北平的紫禁城——这些国宝本来的家，此时却一片寂静。
就在南京的古物被一船一船地运往台湾的日子里，这里竟然没有流出一件国宝。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他就是——马衡。
马衡，著名的金石学家，53岁起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948年11月，解放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部队的合围，为了保护这座千年古都免受损害，解放军围而不攻，希望和平解放北平。
面对时局，马衡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和紫禁城中的宝物一起留在北平。
在此期间，杭立武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故宫，催促他精选故宫文物空运南京。1949年1月14日，沉默了多日的马衡终于和这位老朋友摊了牌，他在给杭立武的一封信中说：医生不让我坐飞机，因此我暂时不能离开北平，我希望你运完这三批文物之后，不要再运了。
半个月后，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直到和平解放的这一天，紫禁城里没有运出一件文物。
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在准备进行国共和谈，杭立武准备运出第四批文物的计划，被他下令阻止了。
在这段岁月里，台湾岛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入，200万人涌进了台湾。
1949年年初的台湾经常可以看到限制用电，节约用水的新闻。他们还一度为了节约把各大酒家改成了食堂。
当时的台湾，物资还很匮乏，再加上大量涌入的人口，整个台湾陷入了不稳定的状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国民党败局已定，只剩下残余部队在西南一带负隅顽抗。11月，身在重庆的杭立武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将河南博物馆存放在重庆的69箱古物抢运台湾。
曾有学者这样说：“在中国的博物馆中，就藏品而言，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它的藏品多来源于新郑、安阳等地的考古发掘，具有相当高的和艺术价值。这次要运往台湾的古物包括甲骨、铜器、唐三彩等。现在，它们都收藏在台北的历史博物馆中。
1956年3月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批河南文物的基础上建立的。
为了将这批河南博物馆的重量级文物迅速迁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专门调拨两驾飞机。于是，杭立武从69箱文物中精选了38箱装上飞机。
1949年11月29日，重庆白市驿机场，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满载着文物飞向台湾。其中，233号飞机当日到达台北松山机场，306号飞机因为机械故障，改飞昆明、海口，12月1日抵达台北。
当年，69箱文物还剩下31箱没有运走。后来，这些文物运回了河南，现存河南博物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大千参观台北故宫并留下了影像，说起张大千与台北故宫的渊源，则另有一段传奇。
1949年，张大千离开大陆，12月9日，一架飞机稳稳地停在新津机场。它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
准备搭乘这班飞机的乘客是这样五个人：“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秘书长”贾景德以及已升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
大家都带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阎锡山准备带着两大箱黄金一同飞往台湾。
正当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一辆小汽车载着张大千冲进新津机场。
张大千对杭立武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并请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杭立武深知敦煌临摹壁画的价值，但眼前的这架已经严重超载的飞机却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万般无奈之下，杭立武从飞机上卸下了自己的三件行李，行李当中有他毕生的积蓄20多两黄金。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必须要捐给故宫博物院。
这班飞机终于起飞了，它在当天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
后来得知，杭立武用毕生积蓄换来的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张大千敦煌壁画的临摹本，另外的16幅是张氏私人收藏的古画，到台湾后，张大千又将这些敦煌临摹壁画借到印度、巴西展览，1969年他兑现承诺，把这批画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就在这些敦煌壁画摹本飞赴台湾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蒋介石的“美龄号”也从成都起飞了，从这一天起，他永远告别了祖国大陆。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先后五次，共计5606箱文物被运往台湾，其中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在1965年入藏台北故宫，而这里面有2972箱是从北京紫禁城里迁出来的。
整整六十年过去了，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拥有藏品150万件，明清建筑8000多间，1987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遗产”。
在北京故宫的百万件馆藏中，不乏中国的顶级国宝。
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展子虔的《游春图》。
中国风俗画的顶峰作品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乾隆最珍爱的书法作品，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艺术品，原料重1吨的“大禹治水”玉山。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每年迎来900多万名游客，同时它也是中国文物收藏和学术研究最权威的机构之一。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除台北故宫博物院外，中国的其他博物馆中也收藏着北京紫禁城里曾经存放的珍宝。
海峡对岸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65万件，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的文物来自于北京紫禁城的清宫旧藏和遗存。
自1965年在台北外双溪开馆以来，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中华传播和教育基地，它也改变了中国的分布格局。在宋元书画、宋代五大名窑、清代珐琅彩瓷等收藏和学术研究领域始终著称于世。
60年来，台北故宫所收藏的这些珍宝散发出的艺术和人文精神深深地影响着生长在这里的人们。中华的薪火相传并不以海峡两岸的分隔而停止，今天，它又呈现出独具魅力的现代色彩。
60年过去了，曾经伴随着文物来到台湾的人们，大多数都已离开人世，60年前几乎所有人在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都以为这里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一站。杭立武后来一直生活在台湾，直到88岁逝世他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的土地；高仁俊到台湾的时候只带了一身衣服，索予明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老母亲就上了船，那志良到台湾后劝说大家不要买木质家具，以免回北京时扔了可惜，李济一直盼着早点回安阳继续新的发掘，庄严在去世前还在和小儿子庄灵念叨，自己终生的遗憾是没能把这些宝贝再带回北京去……
（二）：北沟烟雨
早晨七点钟，已经退休的摄影家庄灵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今天，他要乘车赶往台中目的地，是一个叫做北沟的小山村。
汽车驶上了通往台中的高速公路，按照这个速度，到达北沟恐怕也要到中午了。从1950年4月到1965年12月，从大陆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一直就存放在北沟。照片中的这位老人是庄灵的父亲庄严，从1933年起，庄严就负责看护和管理从北京故宫迁出的疏散文物。庄灵作为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也跟随着父亲走过了大半个中国，贵州、四川、南京，最后来到了台湾。在北沟庄灵度过了十几年的青春岁月。
在台湾人们把很早以前的时光形容为古早，而今天故宫文物在北沟的这段经历，也已经很少有人再会想起了在飞逝的岁月里，北沟变成了一段古早的记忆。
如果我们要追寻这段古早时光的起始，还要回到六十年前的台湾省，基隆港。
基隆，位于台湾岛的最北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里曾经是台湾最大的港口。虽然今天岛内第一大港的称号已经被南部的高雄所取代，但是基隆港的货物吞吐量每年仍然达到四千万吨之多。1948年12月26日，就是在这里从南京下关运来的故宫文物，第一次被搬上了台湾的土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总共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分成三批陆续到达。
台湾省铁路管理局纵贯线是贯穿台湾南北的一条铁路交通大动脉。1950年的初冬，从纵贯线的北端基隆港出发，装载着文物的火车向南行驶了77.2公里停靠在桃园县境内这座名叫杨梅的三等小车站上。在这里人们卸下了属于“中研院”的九百七十六箱文物，剩下的四千五百四十六箱文物随着火车继续向南行驶，下一站就是台中。
从台北出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庄灵一行已经到达了台中市区。这里四季如春的气候使得台中被认为是台湾最适合于居住的城市。全年的平均温度是摄氏22.4度，同时也是岛内相对气候最干燥的地区。
干燥的气候对保存文物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故宫文物被决定暂时存放在台中。在仔细考虑之后文物的存放地点选择了条件相对较好的台中糖厂仓库。
1950年2月4日刚刚安顿好的台中糖厂仓库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都是负责管理这批文物的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的成员。在这张庄严保存下来的照片上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和官员。罗家伦、傅斯年、孔德成、杭立武，庄严站在后排。此时此刻，背井离乡，对于这些学者们来说仓库里的那些文物也许是他们和精神上最重要的纽带和支撑。
今天的台中已经是台湾的五大城市之一，城市里高楼林立，街道上车流如织。
1950年，匆忙的迁徙脚步在这里暂时停歇。随同文物来台的故宫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台中安顿了下来，有的人住进了小旅馆，有的人寄住在学生宿舍。
那一年年初工作不久的高仁俊，来不及告别故乡四川的家人，也跟随故宫文物来到了这里。台中给他的最初印象并不是繁华，而是出乎意料的艰苦。
高仁俊回忆道：我们就住在台中的宿舍，它有一个公用的厨房，就是每家没有厨房，在公共的厨房来烧菜、来煮饭。一家一个炉灶，烧煤块。
昌彼得，是当年和高仁俊同一批来到台湾的同事，当时的他只有二十九岁，老家在湖北的孝感。
昌彼得回忆道：那时候台湾很穷，台湾的人到了冬天都没衣服穿，都是拿一个烘笼放在脚底下，冷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度过，台湾那个时候物资缺乏。
1950年的台湾，经济极度困难，物价比几年前飞涨了一百五十倍。这个原本盛产大米的海岛，普通民众却吃不上白米饭，岛内处处都在闹米荒。番薯成为替代大米的主要食物，而猪肉更是每个月难得一见的美味。
张秀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如今的她依然是满口的京片子。1947年，她离开北京，跟随在故宫工作的丈夫吴凤培前往南京，随后又搭乘轮船来到台湾。到现在张秀珍已经离开家乡整整六十一年了。
其实，对于高仁俊、昌彼得和张秀珍来说，他们还算是幸运的。1950年前后，总共有两百万人跟随败退的国民党来到了台湾。告别了家乡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举目无亲，很多人连落脚之处也没有，惊慌和茫然充斥在心头。
没过多久，保管故宫文物的工作人员就发现台中糖厂的仓库并不是一个存放故宫文物的稳妥地方这批文物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的家。
高仁俊回忆道：我们住的地方是糖厂的地，而且后面有一个运糖的小火车，声音吵；糖厂每天要炼糖，那个烟囱很大，二十四小时全在冒烟，都是黑烟，那对我们这个东西非常不好，有损伤，所以赶快要搬家，就想办法搬家。
临近中午，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北沟终于出现在庄灵的眼前。现在这里的行政区划是台中市雾峰乡的吉峰村，在全乡二十个行政村里，吉峰村算不上很大，因为紧邻一条叫做北沟溪的小河，因而被人俗称为北沟。
几十年的时光流逝，对于在这里长大的庄灵来说，今天的吉峰村也已经变得崭新而陌生了。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祖上大多是从福建漳州和泉州一带迁徙而来。村中的大姓是林家，他们是岛内大名鼎鼎的台湾第二家雾峰林家的一支，村中的土地也几乎都为林家所有。
穿过陌生又熟悉的街道，庄灵和朋友向村外的山野间走去。1949年的年底联合管理处的主任委员杭立武和他的同事也走过同样的山路。他们来到北沟，经过实地勘测，最终选定这里作为故宫文物的存放地。
1950年1月，联合管理处向吉峰村村民林攀龙租用了一块占地10.75甲、相当于三万平方米的土地，租期是十年，连同土地上的房屋建筑一共支付了台币四万元，修建库房的工作随即开始。
三个月之后，1950年4月6日，北沟库房修建完毕。当时一共修建了三间用砖头盖成的库房，每间库房可以容纳一千六百箱文物，中间的库房存放“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图书馆”的文物，两边存放故宫文物。
1950年4月12日，故宫运台文物开始向北沟搬迁。十天之后，搬迁工作完成。
这一年，北沟之外的台湾却是一片混乱。1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演说，宣布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和援助。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解放军不久之后就可以解放整个台湾。来到北沟的故宫工作人员，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里住上整整十六年。
高仁俊回忆道：在我们想象当中，在台湾来顶多半年就回去了。没有想到一搬来之后几十年就回不去了，事先根本没有想到。
就在故宫文物陆续搬入北沟的时候，在台湾的各个城市之中一大批用砖头和很少的水泥盖成的房屋拔地而起，在房屋的四围还围起了竹篱笆。入住的居民都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军队和官员家属。这样的居住区在台湾一共有八百七十九个，它们被统一称为眷村。在眷村内，到处都能够听到大陆不同省份的口音，四川、湖南、山东和浙江。
夜晚的士林夜市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作为台湾非常著名的小吃夜市，人们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中国各个地方风味的美食。这种丰富包容的多元化饮食风格成为台湾的一个鲜明特点。它的源头就是眷村。今天大名鼎鼎的台湾红烧牛肉面据说就是由居住在凤山眷村里的四川人用自制的四川郫县豆瓣酱最先烹制出来的。而押运第二批文物来到台湾的高仁俊，就是郫县人。
今天，眷村作为一个个独特的社区，依然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见证着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但是在北沟，与故宫有关的建筑却已经难以寻觅了，它们经历了拆除和改建，最后在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破坏中荡然无存。其实，即使没有地震的破坏，当年的那些房屋也很难保存下来。除了用砖瓦修建的库房以外，台北故宫工作人员居住的宿舍都是用竹子和泥巴为原材料修建的，它们甚至比台湾各地的眷村还要简陋。
北沟气候温和，适合种植许多经济作物。北沟所在的吉峰村，今天是全世界最大的金针菇种植基地。除此之外，水果种植业也十分发达。菠萝，在台湾被称作凤梨。无论过去和现在，凤梨都是北沟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乡村的岁月寂寞而简单，而山外的世界充斥着不安和动荡。
就在故宫文物到达北沟的两个月零十六天之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驶入了台湾海峡，形势骤然改变。这些变故对于暂住北沟的人来说意味着与故乡亲情的茫茫相隔。原本暂时的安置却变成了长期的打算。有的人在这里结婚生子，落地生根，而有的人孑然一身，从此再也见不到故乡的亲。
庄灵的父亲庄严给自己的新家起了一个名字：洞天山堂。这个典故来自于五代时期画家董源的一幅山水画。母亲的鸡越养越多，庄灵和三哥考入了台中一中，开始了中学的学习生活。
在海峡的另一边，从1949年4月起，在国家的拨款支持下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始进行故宫建筑的修复工作。1950年，遗留在南京库房的故宫南迁文物开始迁回北京。与此同时，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原藏于养心殿三希堂中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等一大批流失在民间的故宫文物也陆续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北京故宫。
现在，每天都有四班公车按时来往于吉峰村与外界之间，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北沟到台中，交通十分不便，因为房子不够，一些工作人员只好把家安在台中市区，每天都要在两头来回奔波。
为了防备可能爆发的战乱，1952年，工作人员开始在北沟开凿小规模的山洞，有空袭时可将珍贵文物迁入保存。第二年冬天，呈U字形的山洞完工。
这个山洞，现在是北沟唯一能够找到的故宫遗存了。在山洞里面，因为条件的限制空气湿度仍然很大，并不有利于文物的保存。在洞外，潮湿的天气更是给文物的保管带来很大的麻烦，也给工作人员增添了不少额外的工作。
没有经费、条件简陋，但是关心北沟的人却并不少，来自社会各界的人们陆续来到北沟要求参观存放在这里的国宝。蒋介石、宋美龄、胡适、张大千、台静农，还有很多来自海外的学者。那时的北沟甚至没有一间可供参观的陈列室。每逢有人参观，工作人员就在库房里支起木板，要从堆得七层高的箱子里把所要看的文物挑出来，开箱提出，放在木板上。看完之后再装进原箱放回去。每一次都要重复这样劳累繁琐的过程。
有一次，蒋介石前来参观文物，有人告诉他北沟的工作人员每个月要养家糊口，工资根本不够用，于是蒋介石答应年底增拨五万元经费以此补贴生活，仔细算下来每个人可以多领到两百多块钱。
就在张秀珍他们为了两百块钱而期待不已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局面，上个世纪五十代中期伴随着土地政策的改变，台湾的轻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大同公司生产出了台湾第一台电风扇，并且出口到了菲律宾。台湾本省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也驶下了生产线。尽管如此，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简单而清贫。
台北的办公室里，杭立武也正在为钱的事情发愁。1955年他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在北沟修建一处陈列室，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钱。第二年，美国亚洲基金会表示愿意出钱资助这项工作，但是马上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理由是：要美国人出钱建中国文物陈列室，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杭立武不会想到他利用美国援款修建北沟陈列室的想法无意中也许触动了当时台湾一根敏感的神经。
1957年3月20日深夜11点，一名名叫刘自然的普通公务人员在台北被驻台美军士兵开枪打死。两个月之后，享受“驻外法权”的这名美军士兵被美国军事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5月24日台北爆发了民众反美游行。下午一点多钟两千多名民众冲进了美国驻台机构，捣毁设施、抛撒文件，直到当天夜里军队才宣布宵禁的命令。当时的台湾处处仰赖着美国的支持，但是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已经对美国人在台湾的颐指气使产生了厌恶的情绪。
幸运的是北沟库房的修建工作最终没有受到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杭立武争取到了财政部门二十六万八千元的拨款，再加上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援款，修建工作终于得以展开，北沟通往外界的道路也得到了修缮。这一年春天，北沟陈列室修建完成，规模并不大，占地仅六百平方米，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有两间可容纳数百件展品的展览室。
1957年3月24日，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开幕式上，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张其昀到场讲话，他报出了一个数字：故宫运台文物总共为两千九百七十二箱、二十三万一千九百一十件。该篇讲话发表于1957年3月25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
张其昀报的数字在海峡那边的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月后《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古凡的文章，指出把数目加起来在台湾的故宫文物应为三千零七十二箱、二十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三件。这与张其昀所说的数目不相符。于是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怀疑：难道少了的那一百箱两千零六十三件文物是被“蒋介石集团”偷偷地卖给美国了吗？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在台湾的普通民众当中还是有人相信国宝文物丢失的说法。在台北市建国路玉器市场，我们就听到了类似的声音。
张临生女士曾经担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职务，她对于国宝丢失的传言一直都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张临生回忆道：人们就喜欢听负面的，就好像我们有几年被困扰了，人家说蒋夫人到美国去把故宫的国宝都搬走了，圆山饭店的夹层里面放的都是故宫的国宝。开玩笑，就是因为圆山饭店有个经理被开除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子报复孔二小姐，哪里有一件国宝？蒋夫人从来摸不到国宝，他们都很有分寸。
其实，这个误会来源于统计和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时的校对错误。张其昀的清单中瓷器数量应为一万七千九百三十四件，报纸误为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四件。玉器应为一百零三箱，误为二百零三箱。漆器应为三百一十八件，误为三百八十一件。故宫运台文物，其实一件都没有缺少。
1961年2月2日，故宫运台文物终于走出了北沟，它们即将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巡回展览。在此之前，在台北的台湾省博物馆举行赴美文物预展六天。
那一年，庄严的心情似乎很好。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甚至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典故，在北沟的一条小溪旁举行了一次曲水流觞的聚会。朋友们应邀而来，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酒杯里盛着台湾出产的绍兴黄酒，沿着溪水流过客人们的身旁。
在寻找到北沟的文物山洞之后，庄灵又向当年举办曲水流觞的小溪方向走去。
1960年，台湾举办了第一次选美比赛。电影院里，各种题材的新电影也出现在银幕上。民众的娱乐活动开始丰富起来。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尽管比大陆的电视开播晚了整整四年，普通老百姓还是非常高兴地迎接了这个新鲜的娱乐方式，而这个变化也深深的影响了年轻的庄灵。在离开学校之后不久，他加入了台湾电视公司，从此开始了自己贯穿一生的摄影职业生涯。
1963年3月22日下午，北沟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例行的检查时，发现库房里的箱子上似乎有水迹，打开箱子之后才发现渗漏的水滴浸湿了里面的文物。
单单是漏水自然无法圆满解释这次事故的起因。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为此而引咎辞去了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的职务。200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50分，孔德成以八十九岁高龄在台北逝世。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北沟工作人员都认为简陋的库房才是图书受损真正的原因，要想让文物拥有良好的保存条件，仅仅靠认真和负责是不够的。偏僻的地理环境、简陋的库房和狭小的陈列室，它们与所要保护和展示的珍贵文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建一所正式博物馆的想法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外双溪，是台北近郊的一处风景区，四面环山、林木葱翠。
1962年6月18日，在这里举行了台北故宫新馆建设的奠基典礼。1964年3月初这一工程正式开工。1965年11月12日正好是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日，下午4点钟中山博物院落成，暨台北故宫博物院新址开幕典礼正式举行。12月9日，寂寞的北沟突然喧闹起来，存放在这里的三千八百七十九箱、二十五万多件文物开始运往台北的新馆。庄严笑眯眯地站在库房门口看着这些陪伴自己三十二年的文物被小心地装上卡车。1966年3月6日搬运工作顺利结束，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也随同迁往台北。
三年之后 ，庄严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身份退休。1980年，庄严因为肠癌在台北逝世。这是他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弥留之际庄严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结束了对北沟的寻访，在离开台中之前庄灵特意前往离此不远的墓地拜祭父母。当年的一家人，现在有的在国外，有的在香港，留在台湾的孩子也住在台北，只有庄严夫妇寂寞地长眠在这里。
回到台北的时候已经是灯火辉煌的夜晚了，热闹的大都市和寂寞的小山村，虽然只有五个小时车程的距离，但是故宫运台文物在这条路上却整整走了十六年。
（三）：女海盗与黑骑士
李济录音：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残缺之人，五官不灵了，四肢也不勤了。所以我坐这儿讲，完全是因为体力现在不够的缘故。我想直接从考古的资料说起。因为现在我们对殷的……
这一年的初春，七十九岁高龄的李济坐在书桌前，开始撰写他的最后一部考古学论文《安阳》。每天的工作程序是老人用英文口述，再由助手记录下来。由于年事已高，过程中不得不停顿多次。每天只能整理不到两页的文稿。
从李济的家到外双溪，需要四十分钟的车程。为了落实书中的细节，很多时候，李济都要自己坐公车去台北故宫参观文物。与普通的参观者不同，李济与存放于这座建筑中的许多文物，相伴走过了大半个人生。
位于博物馆二楼第三展厅的商周秦汉青铜器馆，是老人每次必到的地方。这里展示的是世界上最罕见的青铜工艺极品。几乎囊括了整个青铜时代各类器形的代表文物。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回忆李济晚年在这里看青铜器时的情景“先生已不良于行，须持铁架助行，但仍坚持每周一次，在青铜器前，他仔细端详，神情如此专注，如此不厌其烦，犹如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深入细微。”
1925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紫禁城的大门缓缓拉开。这是五百多年来，故宫首次对民众开放。帝王生活的神秘从这一天开始慢慢消逝。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一年，《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琴曲谱的论文。文章的作者是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李济。此时的李济并不知道，他接下来的命运将和这个刚刚成立的博物馆联系在一起。没过多久，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李济立即被史语所聘为考古组主任。
2008年秋天的河南安阳县，史书中记载的商代最后一个都城——殷的所在地。八十年前，由李济率领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这里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个失落3000多年的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那是中国青铜时代最辉煌的时刻。
西周末年，天下大乱。无奈之下，周王只得将朝廷的内外事物交给重臣毛公。周王还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毛公为了让后世子孙记住周王的教诲，特意将王的旨意铭刻在青铜鼎上。这件刻有王命的鼎，就是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与同一地域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在清朝并称为海内三宝。其中以铭文最多的毛公鼎最为出名。
专家告诉我们：铭文越多，就是从经济价值上来讲，它这器物经济价值也越来越高。过去曾经有一句旧话，就是一字值千金。
拥有四百九十九字铭文的毛公鼎，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它的命运似乎就跟战乱、杀戮联系在一起。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考古组在安阳的发掘也停了下来。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国宝一起被迁往大后方。这是一张迁运途中，李济调查故宫文物的报告书。作为押运人，他担负起保护文物迁移的重任。李济一家七口，从此踏上了跟随故宫国宝和安阳文物颠沛流离的道路。
战争中，日本军队除了大肆掠夺中国的物资，还将注意力投向了一直流传在民间的海内三宝。大收藏家叶恭绰将毛公鼎一直藏在上海的寓所。日军占领上海后，叶恭绰一家人为了不让宝鼎落入日本人手中，多次被关押受讯，几乎丧命。
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初夏，李济跟随故宫文物回到南京。经过开箱整理，所有的文物被安放在朝天宫扩建的仓库里。在这批国宝中包括嘉庆年间从民间收入清宫的青铜珍品散氏盘。这件以独特书法风格著称的青铜器，在盘底中央铸有三百五十七字的长篇铭文。记录的是西周末年两个诸侯国之间的土地议和契约。与散氏盘同时存放于朝天宫的，还有刚刚收入中央博物院的毛公鼎。抗战后，叶恭绰一家因为生活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 一个商人出巨资将宝鼎赎出，捐献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1948年存放在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在这次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1939年在河南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三件青铜重器终于相聚南京。
战争中，李济家里的所有物件都已丢失，南京的寓所里只剩下了李济珍爱的三张古琴。李济一家从出发时的七个人，转眼间只剩下李济，妻子，和儿子三个人了。由于药品短缺，两个女儿先后在流亡的路途上因病去世。
带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李济坐上了飞往日本横槟的飞机，追讨战争中被侵略军抢走的国宝。
经过艰难的寻找、谈判，李济不辱使命，在离开日本前，关于文物收复之事，和日方达成协议：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流往日本的劫掠品均应送回中国。
刚刚从日本回国的李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命令，作为总负责人，他要将第一批故宫珍品和安阳出土的古物押运到台湾。
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有人劝我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
1948年的冬天，李济与毛公鼎在内的文物，共同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命运，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由于时间仓促，司母戊鼎因为太重，没有被运上飞机，最后遗留在南京机场。
李济惟一的儿子李光谟如今生活在北京。
1949年2月，刚刚到达台湾不久的李光谟，为了继续念书，又告别父母，独自踏上从基隆到上海的客船。出发的时候，父亲李济正在台北圆山参加考古调查，没能抽出时间去码头送行。身在大山中的李济哪里料到，儿子这一去竟是永别。
抵达台湾最初的日子里，在台湾大学教授考古学的李济，每年暑假都要赶到台中郊外的北沟，参加故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儿子离去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些炎热的夏夜，李济只能和一箱箱与他同时抵达台湾的器物相伴，在整理的过程中化解乡愁。
1957的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六百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故宫运台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当年的新闻影片真实记录了陈列室布展的情况。文物公开展览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天气越来越热，人也越来越多。那时候还没有空调，陈列室内犹如蒸笼，观众们都是汗流浃背地欣赏国宝。在台南工学院教授建筑学的黄宝瑜，专乘赶到北沟参观文物。爱好篆刻的黄宝瑜，第一次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毛公鼎和散氏盘。青铜器上精美的铭文，让年轻的设计师如痴如醉。
周朝以前，人们把铜称作金，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叫作“金文”。作为贵族权威的体现，这些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呈现出族人间浓厚的宗族牵连。今天的人们可以透过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他们的生活场景。
鼎，在中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商朝的史鼎，在内壁中央，铸有一个铭文「史」字，由“口”和“手持竹简”的形象组成，俨然一个史官的模样。商代的史官就用「史」字为族徽，后人将〔史〕字传为姓氏。
爵，是用来饮酒和温酒的酒器。商朝的子父辛爵，在把手内腹壁的最上面，是一个「子」字，像个婴儿。〔子〕是族徽，代表王子的身份。〔父辛〕的意思是，王子家族为父亲〔辛〕祭祀用的酒器。
簋，是一种盛装米饭的锅。商朝的门祖丁簋，腹部有一个〔门〕字，用作族徽，很可能是商代掌管制造门的官员。族徽之下的〔祖丁〕表示，〔门〕氏家族为了祭祀祖父〔丁〕而铸的礼器。
在金文中，乡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坐在一口锅的旁边。这锅就是青铜器中的簋。古人对于家乡的想象，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饮酒吃饭。
到达台湾后，李济将对家乡的思念倾注在安阳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中。为了落实报告中的细节，年过六旬的老人，常常要赶到北沟，近距离地研究青铜器的文饰和铭文。这些冰冷的物体静静地躺在储藏室的一隅，在老人心灵的深处，勾连出那些温暖的回忆。很多时候，李济都只能根据记忆将二十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幕记录在报告中。笔下的安阳已经在大海的另一端了。
1950年，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在中断十三年之后重新开始。武官村大墓的发掘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几年以后，在大海另一端的李济通过香港的一本杂志了解到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
许倬云是李济当年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同时在读的还有李亦园、张光直等。这些人后来都被李济推荐到美国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济都是通过他在海外的学生了解祖国大陆的考古新发现，以补充他的研究报告。
195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台北街头，摩托车成为代步工具。这时候，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当局积极鼓励观光事业，希望以一个进步，现代的形象吸引游人到台湾旅游。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他二百五十三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
2008年我们有幸在台北著名建筑设计师苏泽的家中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设计原图。
苏泽的老师黄宝瑜是当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设计甄选的评委之一。1961年举行的公开竞图中，有五个建筑师的设计进入最后一轮参选。执行委员不得已，只能把设计图送到纽约，征询知名建筑师的意见。最后台湾青年设计师王大闳的方案由于更符合现代建筑的特征，被美国专家一致看好。然而，台北故宫方面似乎对这个有一些西化的设计并不满意。接下来，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64年台北故宫才开始动工兴建。
这一年的春天，李济在书房旁边搭建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复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糖尿病导致李济的视力严重下降，无法继续担任教学工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青铜器。无数个夜晚，年近七十的老人，独自守在工作室的炉火边。他似乎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到古人的精神世界。
三千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方法。铸造的过程不是工艺流程，而是一种仪式，一种与祖先和神灵有关的仪式。他们满怀敬意和肃穆，灵异的图形在手中不断涌现。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把对自然的敬畏，铭刻在祭祀神的器物上，以此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游动的精灵，依然蛰伏在幽深的青绿中。青绿是时间的颜色，时间使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经历的每一个真实场景和细节故事。
1964年，台北故宫的建筑设计方案尘埃落定。评委会最终把博物馆的设计图交给了评委之一的黄宝瑜。新的方案源自于设计师对于古代器物的联想。在占地二十多公顷的面积上，这座由中央大厅、四周画廊及四隅小厅组成的中国古代明堂式的建筑，最终构成汉字中一个对称的“器”字。皇室宫殿式的设计，是为了让参观者联想到建筑内展示的都是来自皇家的收藏。正门的“凹”字形，沿袭北京故宫午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成。绿色琉璃瓦檐墙，与中央的录顶呼应，更增强了整个建筑的色彩。黄宝瑜在设计方案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设计为连续之图案，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中国绸缎之纹样。” “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获得四十五度角之阴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
1965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十年之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终于在台北郊外的山谷中建成。来台的三千八百二十四箱珍贵文物，在历经三十多年的险阻，跨越漫长的旅途之后，最终被安置在博物馆后山的库房中。
台北故宫的大多数文物多年来一直远离大众的目光，隐藏在博物馆后面的一座深山幽谷里，仅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获准进入。一段珍贵的资料使我们有幸得以看见台北故宫文物的存放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很怕各种的酸碱性，所以我们在接触铜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拿铜器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拿它的耳朵，或者是盖子上的钮，因为那个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每个库房，除了钥匙之外，我们有读卡机。用电子卡才能开这个门。开门以后，开门的时间跟开门的人，统统都输入到我们的电脑，有一定的记录。同时，我们跟一般博物馆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东西大部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是个别的用棉花包裹起来以后，塞上木丝，装在这些铁箱里头。每个铁箱我们里面有装箱单，我们有清单，详细记载是装的什么东西，跟它的号码，都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除了保证安全，台北故宫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摄氏22度到25度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
台北故宫于2008年制作的形象宣传片，将著名的毛公鼎以更为现代的方式介绍给普通民众。在保有外观的基础上，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致力于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文物的研究和保护中。X射线显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专家能更快地鉴别青铜器的真伪，了解铸造工艺。
现代的青铜器复制流程中，工人们几乎沿用了三千年前的铸造方法。他们将这种带有器形和图纹的泥胚，称为“模”。根据模制作内外的陶范。焙烧陶范的温度被准确控制在1050至1100度。最后将含有铜、锡、铅等合金的熔液浇注入陶范中。铜器刚刚铸造出来时并不是绿色，在地底下埋藏数千年之后，铜器的表面发生氧化，才呈现出青绿的颜色。
如今这些侍奉神灵的器物，已经远离它们曾经存在的历史情景，在经历战火与流亡之后，被置放于现代的博物馆中。随着时空的转移，从家国重器成为传世古董。
散氏盘  357字铭文  中国最早的领土议和契约
宗周钟  123字铭文  中国铭文最多的青铜钟
毛公鼎  499字铭文  世界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它静静地陈列在这里，铜锈斑驳，纹饰美丽，那些风雨漂泊的故事，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李济仍每天坐在温州街公寓的书房里，继续撰写对安阳殷墟遗址的总结报告。由于资料的限制，很多时候，他都要自己坐车到台北故宫，仔细核实报告中有关青铜器的细节。
田野考古的资料，已经帮助我们把青铜器的研究，重新建筑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这些青铜器已经不只是一种古董或者古玩材料，一种有关阶级的装饰品。它们是一批真正的、可以永久保存的史料。
1977年，《安阳》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与李济大部分的论述不同，这份学术报告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个人记忆和感受。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隔海相望的那片土地总算有了一个交代。
1995年，李光谟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在家信中，无数次提及的台北故宫。那些曾经陪伴父亲一生的器物，仍然安静地存放在陈列室中。而此时父亲李济在台湾大学的住所，已经变成了一片新的住宅小区。
李光谟回忆道：我去的时候根本这个地方都拆了，没有了。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人家就说，虽然是都拆了，但是李先生毕竟一辈子的心血，把剩下的东西整理了五个木头箱子，五个木箱，搬到一个教室里，让我们两人整理。我们俩人整理了一个星期。
回到北京以后，李光谟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整理父亲的遗稿。这对相隔近半个世纪的父子，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心灵对话。
在台北，没有人再见过李济弹奏古琴。1979年7月，李济在台北的寓所中和他的义女，音乐史家赵如兰进行了一次关于古琴的对话。谈话中，老人回忆起儿时跟随黄勉之学习古琴的场景。
李济录音：我那时候住在达子营，他到我家来教，一个长方桌子，一边摆一张琴，他坐在前边儿，我坐在他对面。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琴谱，他自己抄（的琴谱）。第一个教的就是《归去来辞》……
在谈话结束的两周后，李济因心脏病猝发逝于台北。
海内三宝  大盂鼎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克鼎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毛公鼎 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
（四）：釉彩千年
台湾媒体对于大观展的进行了大量新闻报道，正是画面中这些只有在博物馆中才能看到的北宋汝窑瓷器，吸引来了大量台湾民众。许多日本学者和欧美游客，也都不约而至。因为他们知道，与台北故宫二十一件汝窑瓷器的这次聚会，或许这辈子只有一次。
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留存下来的汝瓷仅有六十多件，其中二十件收藏于北京故宫。而台北故宫则收藏了二十一件，它们不但品质上乘，造型也最为丰富。 这些中华的珍宝，无一不是北京紫禁城中最为精华的收藏。
因为战火，它们辗转到了台湾。作为文明的使者，它们将自己所凝固的历史和精神在这里继续传承。
2008年11月，在北京故宫东路的延禧宫举行的陶瓷展。在这里人们可以观赏的是清朝末年的御窑瓷器，以及中国历代窑址的标本，这些都是故宫的经典收藏。不过，对于青瓷的顶峰之作北宋汝瓷，人们却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台湾。
因为在台北故宫参观的游客，可以看到存世汝瓷中最精致的珍品。这里的瓷器展厅常年都会摆放着五件汝瓷。
透过“大观展”，人们对汝窑瓷器有了全景式的感受。而那些文物诞生的年代，王朝统治者的精神追求和艺术品味，也在幻化了千年的釉色中逐渐清晰。
有人说，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艺术天赋的一位皇帝。他不仅书画技艺精湛，在他当政的最后二十年里，以汝瓷为代表的青瓷工艺也在他的手中达到了顶峰。
然而，北宋灭亡后，汝瓷的工艺却神秘失传。八百多年来，没有人知道它是在哪里烧造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烧造出来的，人们只知道它是历代皇帝和贵族眼中的无价之宝。
传说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常喜欢，便命汝窑工匠烧制类似颜色的瓷器。于是，这种介乎于蓝和绿之间的天青色成了汝窑的代名词。
现在，地球的上空或许已经无法看到这种美丽的色调了，但这些质如美玉的器皿，却为我们再现了八百多年前大自然曾经的优雅。宋徽宗崇尚道教、追求自然的审美情趣也流露其间。
大观展一年后，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河南省宝丰县。2000年6月，考古工作者就是在这里的清凉寺村，找到了被掩埋八百多年的北宋汝窑遗址。经过勘测，这座古窑厂有三十五个足球场那么大，拥有十九个窑炉。
面对这片古老的窑厂，我们不禁要问，兴盛了二十年的汝窑为什么昙花一现，便神秘消失了呢？瓷器收藏爱好者王刚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
北宋的徽钦二帝被虏走以后，一种说法就是金兵的铁蹄把这个窑址践踏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们自己把它毁了，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绝不能留给金兵。
“大观展”从河南省借来的文物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从汝窑遗址出土的残件和标本，它们和台北故宫所藏的汝窑瓷器共同演绎着一部跨越了近千年的历史。
由于烧造时间短暂，汝瓷的传世品极为稀少，不仅今天的收藏家不敢奢望拥有，早在南宋就已经有人发出了“近尤难得”的感叹了。
公元1151年的一天，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南宋高宗赵构造访了宠臣张浚的府邸。为了表达受宠若惊的心情，张俊献上了一份厚礼。礼单中有商周铜器，还有十六件汝窑瓷器。作为当时规格最高的贡品，汝瓷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这件“青瓷奉华纸槌瓶”和这件“青瓷奉华碟”，就是宋高宗珍爱的两件汝瓷。如今，它们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它们的展柜前，时常聚集着众多游客。但如果没有导览的介绍，人们未必知道瓷器底部题刻的“奉华”铭款，还见证着一段美丽的记忆。
奉华是宋高宗的宠妃刘氏居住的宫殿名称。每当高宗赵构得到珍宝秘玩，便会把它们交由刘贵妃收藏保管。为了博取妃子的欢心，赵构甚至不惜在收得的汝窑瓷器的底部刻上“奉华”二字。
如今，全世界只剩下了这两件刻有“奉华”铭款的汝窑瓷器。“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忆留停”，纸槌瓶底部的这首诗，正是对汝瓷在宫廷流转脉络的最好诠释。
在历代帝王眼中，汝瓷向来被视为镇宫之宝。不过，历史上却有一位恃才傲物、胆大妄为的人，在它们身上大量题刻诗词。他就是清朝乾隆皇帝。
现藏台北故宫的二十一件汝瓷中，就有十三件题刻了乾隆的诗词。虽然作为这些瓷器当时的拥有者，乾隆皇帝可以随意地处置它们，但他在瓷器上刻字的举动还是引起了后人诸多的争议。
从北宋的成功烧制，到后世的争相追捧，为数不多的汝瓷，大多被深锁在深宫之中，普通百姓很少有机会看见。直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那一天，历代皇帝珍藏的汝窑瓷器第一次向平民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吕成龙是北京故宫古器物部的副主任，在这里他已经工作了二十四年。八十多年前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公开展出的文物，现在他也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小部份了，因为另一些在六十年前就被运到了台湾。
这座凝聚着诸多中国建筑典型元素的院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占地面积不到北京故宫的四分之一，人们却可以在这里看到两万三千七百八十件从紫禁城等地挑选出来的瓷器精品。
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台北故宫的这些稀世珍宝。
这件汝窑“椭圆无纹水仙盆”，是台湾文物专家选出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唯一一件入选的瓷器。瓷器釉面上的裂纹，学术上称为开片。存世的汝窑瓷器多有开片，唯独这件水仙盆釉色匀润，通体无纹，显得素雅端庄。它如青玉般温润的质感，满足了中国人对美玉的崇尚。
这件汝窑“莲花式温碗”，全世界独此一件。它原本是一件温酒的器具，或许宋徽宗就曾经使用过。淡蓝的色调，端正的外形，流露出一种典雅高尚的美，是陶瓷工艺尽善尽美的代表作。
这些中国最完美的青瓷，如今都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引以为傲的收藏。
恒湿恒温的现代化技术，为古老的文物营造了一个舒适的安身之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65年以前，迁来台湾的清宫文物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家，它们被临时放在一个距离台北一百七十多公里的小山村，而且一待就是十五年。
2007年11月，在台湾文物专家王淑芳女士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当年迁台文物的临时存放地。
不过，就算是隐居深山，珍贵的文物依旧吸引着追慕者紧随而来。
1956年，英国著名收藏家大卫德爵士来到了北沟。在妻子的陪伴下，行动不便的大卫德坐着轮椅从伦敦专程来台。他希望能够再多观摩几件故宫的汝瓷。对于私人收藏家来说，大卫德是让人羡慕的，因为他一个人就拥有了七件汝瓷。
民国初年，为了贴补皇室每年的巨额开支，溥仪将宫中一些名贵的宋代瓷器抵押给了外国银行。从此，它们就再也没有被赎回。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是中国最早的使馆区，曾经坐落着许多外国银行。现在的北京警察博物馆，就是美国花旗银行的旧址。当时，大卫德就是在这些银行买到了汝瓷。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随之渗透到岛内。面对西方的冲击，台湾方面开始重视中华的传播与弘扬。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5年11月，临时存放于北沟的文物在台北外双溪暂时结束了漂泊的生涯。很快，台北故宫便成了各界收藏家的追慕之地，各地邀请办展的信函也接踵而来。
在展览中，瓷器是最不受温度和湿度影响的文物，但它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极易磕损摔碎。
由于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一个世纪以来，台湾已经经历了数次地震的冲击。然而，地震强大的破坏力，并没有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瓷器受到丝毫损伤。这要得益于专家们对文物的细心呵护。特制的粘胶和尼龙丝被用来固定陈列的瓷器，钢结构的玻璃柜则用来保证它们的安全。不仅如此，台北故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科技室，科技室分两个科，一个是做这个修复，另外一个就是做核子分析。
这是科技室的专家为汝窑胆瓶进行X光摄影。瓷器的胎骨厚度和健康状况，在幽微的荧光线条中一览无遗。北宋陶工的精湛手艺，也在现代化的仪器下得到了一次完美地勾勒。
为了满足馆藏精品频繁送展的需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科技室还接下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一个古器物的复原，怎么样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把古代的器物能够做出来，而且要做得像。
对于汝瓷的仿制，早在明代宣德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但到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都没有达到宋代的水平。以致乾隆皇帝也发出了“仿汝不似汝”的感叹。这种工艺失传了的瓷器，现在又要如何仿制呢？
今年七十一岁的蔡晓芳是台湾晓芳窑的创办人。借助对于釉药材料和技术的长年研究，造就了他高超的制瓷技艺，也奠定了他在陶艺界的代表性地位。从1983年开始到2000年期间，蔡晓芳受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共同研制各种汝瓷的复制品。
蔡晓芳介绍说：他们只是知道我可以做，拿一个破片，连个好破片我都可以做出来。假如你看我试验的片子做那么多，就知道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我家里是喜欢美术，对颜色敏感。
今天，当我们走进蔡晓芳位于台北市北投区的工作室，仿佛是进入了古瓷器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整片天青云破之色，让人颇有时空错置之感——那些原本深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汝窑水仙盆、纸槌瓶、青瓷莲瓣碗，如今竟安放在晓芳窑自设的展柜里。
历史上关于汝窑的烧造，充满着各种传奇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莫属“在釉料中使用玛瑙”的传说。据说釉药中的微小气泡都是由玛瑙分解而成，而温润的色调则是通过这种气泡形成的。对釉料配置有着独特见解的蔡晓芳，似乎触摸到了千百年前汝窑烧造的奥妙。
根据统计，晓芳窑产品的种类已超过一万种，但每个种类的产量都非常有限。对作品品质的这种执着，蔡晓芳与八百多年前的宋徽宗有着颇多相似。
作为皇帝，宋徽宗从来不用担心成本的问题。为了得到自己满意的瓷器，他要求苛刻，百里挑一，汝瓷的产量渐渐无法满足宋朝皇室的需求。于是，一个新的瓷窑在都城汴梁应运而生。
北宋的都城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黄河的泛滥，已将昔日的辉煌掩埋于泥沙之下，北宋官窑的烧造地也无从寻觅。
不过，在杭州的凤凰山和乌龟山下，人们找到了两座南宋官窑遗址。它们是宋室南迁后，宋高宗先后设立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和汝窑不同的是，官窑生产的瓷器是以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
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青瓷簋”，就是一件官窑瓷器，它是对西周铜簋的仿制。
昂贵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也在战乱中被劫掠一空。随着南宋王朝政局的稳定，各种浩大的皇室祭典即将举行。鉴于财力、物力的限制，宋高宗赵构大胆地决定，让官窑工匠取材《宣和博古图录》上的形制，烧造瓷质礼器。
于是，这些取样铜器、玉器等造型的官窑瓷，成了我们今天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最多的官窑器型。虽然明代以后它们逐渐远离了祭器的功能，但它们雍穆儒雅的古意让人品玩，宋人复古的美学态度深深影响着后世。
1997年，台湾各方面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年，台湾的治安被岛内民众认为是历史上最差的一年。香港媒体也报道称，要描绘治安恶劣，不必再使用“西西里”一词，改用“台湾”至为贴切。犯罪率的不断攀升，让监狱在押人员也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台北故宫主动担负起了社会教育的职责。他们精选出一批文物复制品，在台湾各大监狱举办了“华夏文物英华”巡回特展。与国宝零距离的接触，让服刑人员体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灵改革。
在这次特展中，宋代名窑瓷器汇聚一堂。同样是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瓷器，在素净典雅的宋瓷行列中，似乎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照片中的这件钧瓷名为“丁香紫尊”。青中泛紫，紫中带红，这是钧瓷最为知名的紫红釉色。
在钧瓷出现之前，瓷器的颜色都是单调的，唯有钧瓷由青幻化成各种釉色，给人以诗情画意般的美感，深受宋徽宗的喜爱。
这里是位于河南钧州的钧窑遗址。八百多年前，宋徽宗就是在此设窑烧制皇家用瓷。不但民间严禁使用，落选的贡品也要砸碎就地深埋。直到今天，河南民间还流传着“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台北故宫收藏的钧窑瓷器，大多都是花盆的造型，据说这些都是当年宋徽宗放置花木所用。
公元1117年，为了把江南的景致移到汴京，宋徽宗在皇宫的东北部用人工堆砌了一座高山，名曰艮岳山。山中除了亭台楼榭，珍禽异兽外，还有他从天下搜罗来的各种花木树石。从乾隆的题诗可以看出，这幅宋徽宗的画作或许描绘的就是艮岳山的景致。
随着金兵的铁骑将艮岳山夷为平地，专门为它烧造瓷器的钧窑，也逐渐荒废。不过钧瓷釉面上那种能带给人美好遐想的色调却没有随之逝去。
1729年，为了迎合雍正皇帝对钧瓷的酷爱，景德镇督窑官唐英特派专人前往钧州实地考察窑址，打探钧窑釉色的秘密。
调查得知，钧窑的釉色其实全部都是来自“窑变”。这是钧窑工匠利用火焰气氛，配合特殊的青釉，创造出来的奇迹。只须在瓷胎上涂施同一种釉，便能烧出五光十色的器物。正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由于釉色全靠天成，变幻无穷，使得钧瓷烧制极为困难，民间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不过在唐英的用心研制下，钧窑玫瑰、翡翠的光芒终于又重现人间。
惟妙惟肖的仿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同时它也给台北故宫瓷器专家们制造了麻烦。对文物真品和历代仿品的鉴定，现在就成为了他们一项艰难的工作内容。
依托古窑遗址，寻找相应的瓷器标本进行对照分析，这是最便捷的鉴定方法。不过，二十一年以前这却是大陆瓷器专家独有的研究手段。
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两岸三十八年不相往来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探亲、学术交流等各种浪潮浩浩荡荡，台北故宫瓷器专家的学术研究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然而，对于同样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两岸故宫的专家却都没有办法对它的存世作品做出准确的考证，因为人们至今还没找到它的窑址。
哥窑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元代的《至正直记》，书中记载：“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其色莹润如旧造”。相传宋代龙泉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龙泉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也称哥哥窑。
现在通常认为，传世“哥窑”是指一种开片密布的浅色青瓷，换句话说“哥窑”是专指有纹片的“碎瓷”。
窑火的变化控制着胎釉的收缩，不规则的开片由此产生，并呈现出金丝铁线般的网络，变化万千。哥窑蓄意追求的这种天成的美感，让它成为了读书人在书房沉思时最喜欢把玩的陈设。
今天，没有找到窑址的哥窑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成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这是2007年9月台北的一个夜晚，伴随着夜幕的降临，中心城区的喧嚣丝毫未减。
不过，位于郊外的台北故宫，却终于恢复了宁静。展厅内的文物是否都已安然入睡了呢？
2007年，台北故宫推出了这部长达十二分钟的三维动画短片《国宝总动员》。片中所有的角色都是台北故宫的国宝级文物，而主角的原型则是台北故宫典藏的定窑婴儿枕。
据说使用玉枕、瓷枕可以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的作用，因此中国古代各种瓷枕流行很广。这件定窑婴儿枕就是宋代宫廷中的一件日常生活用品。在台北故宫，这样的婴儿枕还有一件，只是肤色偏黄而被锁在了山洞库房的深处。
这是收藏于北京故宫的定窑婴儿枕，与台北故宫两件婴儿枕的面貌、衣饰几乎一致，只是背心素无花纹。三个惹人疼爱的婴孩，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如今它们却只能各自在水一方。
定窑的窑址位于古代河北的定州，也就是今天的曲阳县。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是唯一一个烧白瓷的瓷窑，而且产量最大。
今天这座河北曲阳的瓷窑厂，依然是在沿用古老的工艺烧造白瓷。虽然八百多年前的宋徽宗用汝瓷替换掉了磨嘴的定瓷，但它们却是宋代宫廷中最早使用的御用瓷器，至今窑火不熄。
这是台北故宫收藏的定窑瓷器。
充分燃烧的火焰，幻化出来的“牙白”釉色；荡釉不匀处，釉汁流动而形成的“泪痕”。这些工艺中自然形成的瑕疵，在宋代人看来，都是天成的美感。
印花、刻花、划花等等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虽然由人工雕琢，却都是工匠们对大自然动植物的观察和剪裁。
2008年5月5日，由北京故宫青年员工自编自演的话剧《青瓷》在故宫报告厅演出。它讲述了几代国宝守护者与青瓷流徙颠沛、而又聚散相依的故事。
2008年10月，我们的摄制组再次走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瓷器中，在它们幻化了千年的釉色里，我们似乎又一次触摸到了它们一脉相承的文明。
（五）：瓷中繁花
2007年9月，我们走进了这座博物馆，上午9点，工作人员准时打开大门迎接到这里来参观的人们。在台北故宫的馆藏文物中，共有瓷器两万五千三百一十件，与北京故宫的三十多万件瓷器比起来并不算多，但是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可以称得上是陶瓷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作。
它曾经是雍正书房中最珍贵的艺术品，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件宝石红釉瓷器 ，它们曾经是中国彩瓷烧制史上最美丽的作品。目前完好保存下来的全世界难得再见，它们是影响全世界的中国青花瓷器，历年来数次刷新各大拍卖会的最高价格。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瓷器，许多人在背后默默地工作着。
200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台北市中心的一间茶舍里，台北故宫器物处副研究员廖宝秀，正参加一次茶友的聚会。这位研究明清瓷器的学者，现在对茶器的演变历史很感兴趣，也许她又在思考下一个展览的专题，而她与瓷器的缘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结下。
1979年，廖宝秀从日本大学毕业刚刚回到台湾，热闹的忠孝东路还没有来得及重新熟悉，她就得到了一份去台北故宫工作的机会。这一年8月，经过几轮考试，廖宝秀正式进入台北故宫，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导览员。
廖宝秀介绍：我带的是日文导览，日本人是对陶瓷跟书画最有兴趣，那当然我自己本身也喜欢陶瓷，所以我就会去对陶瓷多下功夫，当然因为是最好的环境，你每天都在看陶瓷，那当然就是这样开始我的陶瓷研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库房里，此时六十五万件宝贝已经拥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而廖宝秀也在不久后转到器物处工作，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新闻资料中看到，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正在用化学分析法测定瓷器釉色的成分。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些廖宝秀最熟悉的老朋友，这都是台北故宫馆藏明清时期彩色瓷器，这些宝贝都是中国人在火与土的灵动中闪现出来的智慧与力量，它们的温润与晶莹，收藏了无数人的赞叹，它们质如美玉的外表下，还有凝固在釉色中的情感，流淌在胎骨上的历史和信息。而台北故宫也通过许多的展览，让普通人有机会近距离地欣赏它们的美。
今天廖宝秀在策划一次新的展览，把一批珍贵的彩瓷介绍给人们。但是在台北并没有同类瓷器的制作，为了得到更详细的资料，她决定要到这些瓷器的故乡江西的景德镇去走一走。
这条蜿蜒穿过景德镇的河水叫昌江，涓涓水流搭载着洁白的高岭土和瓷器离开家乡，到中国和全世界的许多地方。今天，流水依然清澈，而景德镇是否还有古老瓷器的身影？位于景德镇中心的龙珠阁，是自明代以来御窑厂的官员和画家工作的地方。
2008年4月7日，廖宝秀来到这里，现在这里是官窑博物馆。它们三个的模本是一样，纹饰一模一样的。
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不那么完美，但它们在瓷器研究中的分量，廖宝秀非常清楚。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策划瓷器展览的时候，就多亏了它们的帮助。
这是1998年台北故宫宣德官窑精华展的演示软件，展览的策展人正是廖宝秀。这份3D软件能够帮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十年前的那一次展览。在展厅的环绕显示中，这次展览上的二百零二件瓷器一目了然，它们引领着人们去品味那个时代。
1426年，朱瞻基开始了龙椅上的岁月，年号宣德。尽管在位只有短暂的十年，明朝还是在他手里到达了最繁盛的时代。然而和历史上许多贪玩的皇帝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在他身上寻迹到艺术品性，而他对瓷器的烧造有着超出常人的兴趣。
这段时间瓷器烧造开始呈现出更加美丽的创造，台北故宫的这次宣德官窑展览上，青花是最庞大的家族，精美的外形和釉色显示出青花瓷在当时皇家的地位。
廖宝秀介绍说：在宣德时期我们就记录来说，他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所以留下来的器物几乎都是十分的精美。
这是一种在白胎上描绘青料，然后罩上透明釉色的釉下彩瓷，而青花瓷黄金时代也定格在了宣德时期。
造型多样化，纹饰也多样化，瓷器胎体本身有大有小，一些小瓶的也很精美。
精巧特别的器形，白地兰花的清新，宣德官窑的青花瓷器，在当时迅速地征服了世界。即使在一个特别高级的殿堂里它也不会失色，如果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会满堂生辉。
这样的青花花卉灯，全世界几乎没有同样的器形，目前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油灯上的青花是釉大彩，在十六十七世纪时，这种彩饰曾经风靡全世界，西方贵族之家因为摆设了这样的几件瓷器，能够炫耀自己的尊贵地位。
人们在感叹这些美丽青花瓷器的同时，也忍不住好奇宣德官窑的创造力。
今天我们已无法复制当年御窑厂的盛况，或许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青花桌面，还能够清晰地勾勒出来明代御窑厂的轮廓。
画的是什么？画的是明清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官窑，它这窑厂别看是个工厂。
但是 “合一杯之器，工以七十二力”的制瓷工艺还在流传吗？
这是我们2007年12月，在景德镇拍摄到的制作青花瓷的画面。这里还一直保留的制作工艺流程。当镜头对准这些还未成型的青花瓷胚时，它水墨画般的清丽素雅已经在我们的思绪中绽放，这种曾经影响了全世界的釉下彩瓷，又在今天升华了流行歌曲《青花瓷》的创意。
周杰伦告诉我们：当初取这个名字，我就问方文山，到底要取一个比较抽象的名字，还是他说他觉得就叫青花瓷。
流淌的釉水，轻转的笔触，青花的流传将中国山水画的色彩纹饰，在泥与水的对话中延伸。
方文山介绍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青花瓷它可以代表一个的一个，某种程度但不全面，某种程度的一个象征。
传烧千年的工艺，在古老的窑炉中修整、锻造。呈现的不仅是浅韵青醇，还有《青花瓷》的传唱中留给人们的回味，回味那些不曾流散的传承，这种传承是景德镇青花瓷器制作的绵延，也是宣德青花大气磅礴的再现。
宣德六年，朱瞻基在自己的盛世想中继续前进。此时的宣德皇帝，希望构建更辽阔的影响力，郑和带着朱瞻基的想最后一次出发，对外面世界的热切渴望，让朱瞻基与永乐皇帝不谋而合。而外来的影响，也通过瓷器有所表现
这件青花高足杯，是宣德晚期的作品，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杯子外壁布满梵文，也许人们不一定能看懂这些文字，但简单的造型和清新的纹饰也能给人另一种幽雅。
青花莲瓣平纹漏斗，近距离地观赏后能发现，它的制作非常精致，莲瓣边清晰自然，中间还有六个过滤小孔，这种款式的青花瓷器，相传是当时的阿拉伯地区常用的医疗器具，除了台北故宫今天已经几乎不能再找到类似的器形，更让人着迷的是这个时期的青花像水墨画般醇厚的色泽。而这种青中泛紫的渲染效果和颗粒的结晶，也要归功于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苏麻离青。
宣德官窑的大气和典雅，带给人们那个气势恢弘的时代，我们还能领略到宣德官窑的五彩斑斓。
霁青霁红莲瓣卤壶，保留了宣德朝的醇美色泽，并且不像之前的瓷器，色釉遍部全身而是在莲瓣尖留白，霁青明艳有如宝石蓝一般，霁红又出脱得分外耀眼。这种自然天成的神韵倾倒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爱瓷人。这幅画上就记录了乾隆皇帝与古物独处的一段时光，画中最醒目的位置就安放着这对小壶，乾隆不会想到自己在深宫后苑赏玩古物的惬意，今天会在台北与最普通的观众分享。
而在明宣德年间的颜色釉瓷器中，能在顷刻间颠倒众生的还远不止这些。直到清代，宣德时期的颜色釉还是装点宫廷内院的皇家珍藏。
《胤祯妃行乐图》，是雍正时期的画作，画中雍正妃身旁柜阁中就放置着宣德宝石红僧帽壶，它是当时颜色釉的高峰作品，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这种器形在元代就开始出现。
在景德镇出土并经修复后的瓷器里，我们也找到了与它几乎一样的器形。
这些瓷器曾经的同伴，大多去到了台湾。廖宝秀则要回到创造瓷器的土地寻找它们的踪迹。想清楚地了解珐琅彩瓷器，北京故宫是必须要去的地方，王建华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处的研究员，对于珐琅彩瓷器有过很长时间的研究，然而大部分珐琅彩瓷器都在1933年文物南迁时离开北京，所以她也会向来自台北故宫的同行了解一些最新信息 。而上一次两位学者在北京故宫见面，是在2005年的秋天，廖宝秀的那次北京故宫之行，也被记录在了台北故宫的《故宫文物月刊》上。
200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偌大的紫禁城氤氲着深秋独有的光晕，阳光照在延禧宫遗留的西式建筑上另有一种温暖的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古陶瓷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今天的观摩室里多了几位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的工作人员，作为瓷器行家，廖宝秀当然不会缺席，她关注的是在完整瓷器中是否出现过的器形。此时几件修复好的珐琅彩瓷器引起了廖宝秀的注意。
廖宝秀：一看的话奇怪了，怎么刚好他们有一对破的。
王建华：然后就把它拍下来，回去找那对它们有些单只的。
廖宝秀：再去查品名完全一样，那原来就是破的留在北京故宫，然后你再去查其他的有一对的，那我们那边只剩下一件了。
王建华：所以她当时也很高兴，也写了一篇文章《寻找另外的一半》。
几个月后，台北故宫的二百九十二期《故宫文物月刊》里，出现这样一篇文章《寻找另一半—为故宫珐琅彩瓷配对》，文章中考证的几对珐琅彩瓷，它们都被分隔在了北京和台北两地的故宫博物院中。
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珐琅彩胆瓶形制优美，彩绘绚丽鲜艳，这种花色需要三次才能烧制成功，我们还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看到几乎一样的胆瓶，它的花纹与台北故宫的那只如出一辙，只是瓶身清晰的裂痕提醒人们这一只已经残破。
雍正年制的珐琅彩白梅花红地碗，外壁画老梅 枝干苍劲，开着朵朵的白梅花，显示一番春意盎然的景象。北京故宫的这只虽已残破，但经过破损修复，显示出来的器形纹饰清晰地告诉我们它们本是一套。
今天的延禧宫里，已经找不到珐琅彩碗的身影，而门外的柿子树依然会在秋天结满果实，通红的柿子并不知道这些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兄弟为什么会分开？
七十五年前，紫禁城乾清宫东端凝殿北小库内。乾隆年间，就单独封存在此的珐琅彩瓷随着古物南迁，全部运出了紫禁城。多年以后，它们又在文物迁台时离开故乡，只有到台北故宫才有可能见识这种皇家秘器，它们也在各大展览上成为台北故宫必不可少的成员。
预定从11月20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展出的三百四十四件故宫瑰宝，都是中国历代皇宫收藏的珍品，明清瓷器等都在参展的行列中，这次赴法展出的作品光是保险额度就高达六亿美元。
为了让人先睹为快，故宫将举办赴法瑰宝的行前展。
这一次，几百件文物要到达的是一个以艺术和为标志的国度。1998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中华文物展览—帝国的回忆，在巴黎的大皇宫博物馆开幕。
这次展览的文物囊括了瓷器、书画等几大类珍藏，连时任的法国总统都来走进回忆，回忆那个曾经辉煌的帝国。珐琅彩瓷也是这次展览的重要一员，法国人也许并不知道，在属于珐琅彩瓷的回忆中也有法国的印记。
从巴黎向南驱车三百六十公里，有一个叫做利摩日的小城。2008年的2月，我们的镜头试图在这里解读属于小城的历史。十七世纪末，这里就是珐琅器的工艺中心，中国的瓷器制作和法国的珐琅工艺就是在这里交汇，还因此创造出了一种精美绝伦的瓷器—珐琅彩。 在这个春天刚刚到来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了对珐琅彩瓷器的发现之旅。这次旅程的起点是利摩日国立陶瓷博物馆。当我们踏进这间博物馆时，瓷器的中国风韵让我们惊讶之后又有些佩服。
这里陈列了利摩日陶瓷制作的历史。公元1746年，法国人依靠来自中国的高岭土样本在利摩日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与中国景德镇相似的瓷土，从此这里就开始了欧洲瓷都的辉煌，你也许禁不住要问，遥远的法国怎么会得到来自中国的配方？
景德镇的高岭村，山坡上的树木与这里的瓷矿一样茂盛，眼前的这个矿井是目前景德镇年龄最大的高岭土矿，至今已经六百多岁了，除了源源不断的瓷矿，其中还收藏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公元1713年，法国人莱昂雷科多（殷弘绪）成为天主教景德镇教区的传教士，这个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除了传播教义外还对瓷器有着浓厚的兴趣。此后的七年中，他把在景德镇考察到的瓷器方法记录下来陆续写信回国，还在信中附上了各种配方和样本，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创造出中国奇迹。
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始研究如何把珐琅技艺用在瓷器制造上，这时还不成熟的工艺对珐琅料的控制并不稳定。来自利摩日的陈忠信是康熙的希望，陈忠信把家乡的珐琅器的制造方法传授给了工匠，利用珐琅工艺中对颜料烧成温度的精确控制。源于西方的画珐琅技艺，终于完成了与东方制瓷的完美融合。
这个雍正时期的珐琅彩蓝料山水把壶，是典型的欧洲纹饰技法，壶身满是各色花卉，俗称百花地，浅蓝的画笔描绘出中国画的山水韵味，处处渲染着宫廷作品的精致和静雅，在珐琅彩家族中茶壶的身影处处可见，而它们的华丽和温润都是普通茶壶不能比拟的。而这样的紫砂胎珐琅彩本是初创时期，为保证颜料完整附着不得已而为之的作品，却创造了紫砂胎珐琅彩的独一无二，它们大多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件珐琅彩茶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它是雍正时期时时报喜把壶，栖息在梅花树上的喜鹊仿佛正在对你诉说快乐的心情。
1741年对中国瓷器始终眷念的殷弘绪，最终在中国的北京去世。2008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五塔寺石刻艺术馆，我们找到了殷弘绪的墓碑。尽管没有看到更多关于他的同乡陈忠信的记录，但是正如墓碑上所写的，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还分别扮演使者的角色。而在殷弘绪离开后，珐琅彩瓷器才真正进入了创造华丽和典雅的巔峰时期。
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珐琅彩黄地牡丹碗，釉面匀净光滑，用来补色的明黄彩浓丽鲜亮，犹如一幅工笔细腻的没骨花卉画，给人雍容典雅仪态万千的感觉。
珐琅彩龙舟胆瓶，是乾隆年间的作品展现的是一幅龙舟竞赛的热闹场景，瓶颈处的诗句不失惬意的风雅。
珐琅彩三友盘是雍正时期的作品，傲立的红梅、苍劲的青松，当凝视的目光在它身上停留，一种安静祥和的意境就会在你心中升腾。
珐琅彩瓷器最让人称绝的是把花鸟山水画法的技艺在瓷胎的弧形表面上继续，乾隆珐琅彩山水楼阁碗外壁以山水楼阁为描绘主题，山水留白处加题诗句描红闲章，展示在您面前的完全是一幅山水画卷，水波荡漾的地方仿佛一不小心就溅出浪花，树丛间嬉戏的飞燕引领人们去欣赏另外一幅画卷。
红杏、柳树各一株，再搭配翠竹和岩石，这是乾隆年间的珐琅彩杏柳春燕蒜头瓶。在这样的展示后，我们领略到了珐琅彩瓷诗、书、画三绝的美誉，而除了华丽幽雅，这种晕染在釉上的繁花之瓷，在制作和收藏上都享有绝对的统一和传承。
我们在清宫最后一次记录珐琅彩瓷器的道光十五年陈设档案上看到，珐琅彩瓷器共有四百一十八件。除了北京故宫存有少量，目前世界上真正的珐琅彩瓷器都存放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8年10月5日，廖宝秀准备了将近一年的彩瓷展览上，这些华丽彩瓷将会在台北故宫绽放。
西洋的绘画技巧在清代传到中国后，中国的绘画就逐渐从二度空间转变到三度空间，而这个绘画史上的转变在这批乾隆收藏的彩瓷上看得最清楚。
这些色彩瑰丽的碗盘更是艺术精品，一百多件华丽的彩瓷，除了少部分出自于景德镇外，大部分都是出自于紫禁城内的官窑，由于当年大多数收藏在乾清宫两旁的养心殿和端凝殿，因此当时故宫南迁时这批彩瓷也跟着来到了台湾，这也让故宫成为目前全世界收藏珐琅彩瓷最多的地方。
或许台北故宫的这个秋天将会因为这批瓷器收获更多的注视，这对于为这次珐琅彩瓷器聚会默默付出的人来说是最大的欣慰。开展两个月前 ，廖宝秀已经从台北故宫器物处正式退休，然而她却并没有因此缺席这一次展览，也许在这位台北故宫古瓷器的老朋友心里，退休并不意味着离开。
瓷器曾经是中国给予世界最为熟悉的印象，然而藏在这些如冰似玉的晶莹中，还有许多未知等待人们去追寻和探索，这些曾经赢得过多少帝王将相和历代藏家注视的瓷器，在更多普通人的注目中折射自己的光芒。
对于台北故宫来说，馆藏的两万多件古瓷器在等待他们一一整理和认识，而更多的人希望到台北故宫走一趟，看看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宝贝，看看那片在张晓风笔下描摩过的土地 。“小山之外还有好几叠山峰，在夕阳的返照下，幻出一片淡索的霞光，一个人若是一生都能过着这样的生活，真该心意足了。”
（六）：玉润华光
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的台北市郊外双溪，在绿荫环抱中安然矗立的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8年8月，也就是北京奥运会举行的同时，二百六十六件“国色天香”的伊斯兰玉器在这里与观众亲近。
展厅中，我们看到这样几件特别的玉器。它们都装饰有金银丝或者宝石，这种痕都斯坦玉器独有的工艺就是北京奥运会奖牌运用的技术——金镶玉。
今天，它们带上了奥林匹克的光环。而在当年，它是根据乾隆的旨意只在宫中流传的工艺。
这个玉碗，是两百多件展品的代表。它是公元1755年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木和迎娶香妃的纪念，双喜临门的乾隆皇帝专门写了一首诗刻在玉碗的表面，正是那位伊斯兰美人的出现，这些别具异域风情的玉器才能够跋山涉水地来到我们身边。这二百六十六件玉器是世界上伊斯兰玉器家族中最优秀的成员，也是台北故宫收藏的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件玉器中的佼佼者。它们向人们倾诉曾经的故事，而它们的老朋友也从没有间断过将这些美丽传递给更多人。
2008年10月，台北市震旦大厦外撒满秋天的气息，大楼的九层是以玉器收藏而闻名的震旦艺术馆。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间艺术馆的负责人，玉器研究学者张临生。曾经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张临生常说，是台北故宫的工作经历让她有了更多的责任感。
这是一张字迹已经有一些模糊的准考证，1969年，张临生就是拿着这张小卡片参加考试成为台北故宫的导览员。
张临生介绍：玉器的收藏在台北故宫它还是很特殊，只要是台北故宫的东西都是传自清宫，就有很多附加的价值在上面那更不要说，故宫的收藏里面有绝大多数是宫中作坊造办处玉作坊做的玉器，那更不得了了，很精美。
“石之美者为玉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特别宠爱这些美丽的石头。
这件玉鸟是台北故宫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件玉器，它是五千五百年前红山的作品，玉鸟背面有可以穿系的孔洞，人们推测它可能是古人尊奉的一种神鸟，这件良渚玉琮被古人认为有着能够通天的神秘。人们至今还在猜测，四千多年前铭刻在它身上的密码。
这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直径达到了39.4厘米，它可能是世界上已知资料中最大的玉璧。这件距今两千多年的玉辟邪是世界上同类玉器中最精美的一件，它寄托了古人对强大力量的渴望，我们现在看到的玉器都是在六十年前就来到台湾的。
对于1969年才来到台北故宫工作的张临生来说，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经历过六十年前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我们要到台北故宫的老前辈那里去寻找当年的故事。
1925年，十九岁的那志良进入故宫，成为当时文物点查的工作人员，八年后一个冬天的夜里，那志良随着几千箱文物穿过午门离开紫禁城，这批文物都是历代皇家珍藏。其中的玉器作品那志良大多亲手抚摸过，正是这些文物又在多年后去到台湾海峡的那头。
2008年4月 ，南京下关码头依然是南方春天特有的潮湿和阴霾。现在，它是用来摆渡两岸乘客的渡口，而在六十年前，几千箱文物就是在这里启程漂扬过海。就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最后一次文物运台时，人们费尽周折也要在已经装满文物的船舱中为一件玉器作品挤出一席之地，它就是抗战胜利后从日本皇宫接收回国的四箱文物中的翠玉（翡翠）屏风。
这件楠木雕刻的八折翠玉屏风，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全身镶嵌了四十块翠玉。它是1941年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品。七年后，经过反复交涉日方才将它归还。
就在那段翠玉屏风影像拍摄的时期，那志良把迁来台湾的玉器逐一清点，从形制和用途上把玉器全部分类并加以注释，这些就是那志良多年来对玉器研究并记录下来的手稿，而整理台北故宫的玉器，那志良一定要先熟悉的是乾隆时期的玉器。
乾隆对玉器有着超出常人的兴趣，在民间人们送他玉痴的雅号看来一点也不过分，他一生仅为玉器作诗就有八百多首，台北故宫中的玉器大多是乾隆时期的收藏和作品。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乾隆珍藏。
这件普天同庆玉如意是碧玉材质，如意是中国人格外喜欢的造型灵芝的形状，寄托了美好的向往，这种有着祥瑞之意的器物，我们在皇家收藏中常常能看到。
这些憨态可掬的小动物，乾隆也不太满意，他认为雕刻出动感的姿势影响了玉石的质地，但看过这些小动物生动活泼的样子还是让人十分喜爱，乾隆皇帝真正喜欢的是简单质朴的古玉，他鼓励造办处的玉工用青铜器、玉器等各种器物的器形，作为模仿的蓝本把它们仔细画下来，装订成册提供给工匠，作为制作仿古玉器的样稿，如果没有乾隆皇帝大方地做假，今天我们恐怕不会看到这么多精美的仿古玉器。
玉圭也是乾隆皇帝心爱的玉器。不过，从我们今天对玉圭的了解，被誉为玉痴的乾隆皇帝这么做却闹出了笑话。因为，如果按照他加刻的文字方向来摆放，鹰鸟的头却是向下倒立的，这和当时的习惯正好相反，类似这样的动物纹饰，我们在其他的仿古玉器上也不难见到
这种左右对称的龙纹在玉璧两面分布，是乾隆仿古璧，仿照了西汉的双身动物面纹，但经过清代玉工的模仿已解体成一种纯綷的装饰性图案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和生命力。“这样的动物纹饰不见于礼器，而多为佩饰用璧”，这是那志良在《中国古玉图释》上对玉璧纹饰的解释。
这是一本1990年出版的玉器研究的书，它只是那志良在台北故宫整理玉器的成果之一，这个时候那志良已经是台北故宫的顾问，他对玉器研究的心得体会还不只通过这些出版物与人分享。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那老一直在台湾的各个研究所和大学的课堂上，传播蕴涵在晶莹剔透中的美。张临生则在1991年担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她也将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与台北故宫的玉器成为朋友。
二十世纪在人们的欢呼中成为了历史，而台北故宫里的古文物也将见证一个新的开始。在此之前，身为副院长的张临生从秦孝仪院长那里接到任务要策划一次展。
张临生介绍：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展览来庆贺，所以我们从1999年到2000年的这个展览，就是千禧年的展览，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汉代的展览。
1999年9月20日，汉代文物跨世纪大展在台北故宫开幕，台湾各界人士都赶往外双溪
去体会文物之美。
在场的媒体记者、观礼贵宾先睹为快，一同观赏了难得一见的汉代文物展，展出的作品涵盖了汉朝的手工艺、铜器、玉器、美术、科技等等项目，中华因为坚韧博大终将能长久保留下来。
两千年前的公元元年，就是中国的汉代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文治武功的盛世，打通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在当时傲立于世。今天的汉族与汉的名称也都是起源于这个时期，而这个让我们无限遐想的王朝却将他们更多的愿望寄托到了美丽的玉石上。
张临生介绍：我们可以讲汉代的玉器制作是达到了一个巅峰不为过，它的玉器制作方面，它的设计方面的精彩度是今天都叹为观止的。
玉圭是从新石器斧头类工具演变而来，是代表贵族身份的礼器，这样没有雕刻纹饰的古玉更让人对它的历史有着无限的想象。虽然台北故宫藏有各个时期的玉圭，但这一件却是汉代玉器注重玉石本身纯朴质地的代表。
汉代的玉角形杯 ，除了台北故宫在其他的博物馆非常少见，杯壁上的龙头因为立体的雕刻而蜿蜒有形，双角斜向勾出，龙角间还飘出一缕长须，刻画出一只身躯矫健的龙也是当时玉器雕刻的巅峰作品。淡绿色的玉质，浅褐色的沁，加上S龙型，这是汉代的玉龙形佩，它的造型设计似乎受限于玉材的形状，但是从花纹的处理上来看，它依然是同一时期玉器中的精品。
我们看到台北故宫收藏的汉代玉器各有特色，但是汉代文物却不是他们的强项。于是张临生和同事的目光投向了大陆。
1999年6月台北故宫正式宣布，2000年华夏文明的见证汉代文物大展，将在这一年的9月20日开幕。这次见证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湖南省博物馆共同完成，这也是大陆文物第一次大规模在台湾亮相，但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展览开幕的第一天，一次大地震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新闻同期：大地震是发生在清晨一点四十七分，震央位于日月潭西方12.5公里，规模7.3 。
这就是至今依然令人心悸的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在这样的混乱和惊恐中，两岸的博物馆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些历尽千年的宝贝。
张临生介绍：我就赶紧进(台北)故宫，我不是先看(台北)故宫的文物，也要去看一看，关心我们借展的东西，你要对人家有交待。
从头走到尾，没有一件东西有移位的，文物没有受到损害，大家就放心了。
其实文物的安全保护一直是台北故宫最重视的，虽然并没有地震当天的记录，但是在1994年6月6日的一则新闻中，我们见识到了他们对文物的细心呵护。
新闻同期：像这座巨幅的翡翠（翠玉）屏风两边可以明显地看到是用坚韧的钓鱼线给固定了，像这样的防震措施只要你细心观察在(台北)故宫内随处可见。当然还有一些防震的措施是您看不到的，别看这些玉器摆在这好好的，其实底部都是用了特殊的进口胶给固定起来了。这种胶有相当的粘性，又不会伤害到古董，十分好用，所以大地震来时也不怕。另外，还有随着玉器形状所做的各类支架，既能够凸显古物，又可以防地震来袭，所以无怪乎当记者问到(台北)故宫方面对于家中座有宝物的人士建议要怎么防震呢？所得到的答案是，花五十块钱门票来(台北)故宫走一遭吧。
九二一大地震中台北故宫的全部文物安然无恙，跨世纪汉代文物大展所有文物在两岸博物馆人的努力下完好地与观众见面。
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些这次展览上的玉器，玉剑具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到汉代达到极盛，它是一种代表贵族身份的宝物。收藏在台北故宫的玉剑镖、玉剑璏，它们的纹饰和造型都是汉代玉器中的精品。玉谷纹璧是用来做礼器的玉璧，谷纹是一种类似逗号的纹饰，它表现的是谷物刚刚发芽的样子。
这些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汉代玉器，也许已经记不清在大陆的玉器伙伴，但在张临生的心中那些记忆总在一次次回望中更加清晰。
2008年10月7日，北京的首都博物馆“中国记忆”展览的最后一天，张临生专程从台北赶来拜会，博物馆中的张临生仿佛又变成了当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中那个年轻导览员。
张临生介绍：这件神兽纹玉樽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在台北故宫展出过。它的外面描绘的好像有什么西王母之类的这种纹饰，是非常典型的汉朝的。还有那个玉铺首跟底下三个小熊，真是一件很精彩的东西，很高兴再次看到它，如见故人。
不只是汉代玉器，张临生在台湾还有许多其他时期的玉器朋友，而为了让普通观众认识玉器之美，张临生和台北故宫的同事做了很多努力，台湾民众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台北故宫的玉器作品上。
2008年10月，台北故宫晶华餐厅推出几道新菜：您好，为您上一下翠玉白菜，那为您做简单的介绍，它是我们故宫三宝之一。
在台北故宫举办过的一个网络投票中，翠玉白菜以最高票当选十件最受欢迎文物的冠军，正是这棵人见人爱的“白菜”在2007年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波。2007年3月 ，翠玉白菜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新闻同期：小时候读历史课本里一定会有的国宝翠玉白菜，永远都是故宫里最夯的人气王。可别小看这棵小白菜，传说它可是清朝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的嫁妆。它的长18.7公分 宽9.1公分，有5.07公分的厚度，翠绿的菜叶上还有两只小虫，比较大的是螽斯虫，另外一只是蝗虫，它这种雕工真是太神奇了，连大陆人都很爱，现在国宝受了伤恐怕很难补救。
谁也不知道虫须是什么时候折断的？
我们在一篇那志良1983年撰写的文章手稿中找到了翠玉白菜的描述，“谈到翡翠(翠玉)白菜，我们不能不佩服玉工的巧思，这种玉器叫巧作，是玉工用他的巧妙心思雕出来的。”但那志良的描述中并没有提到白菜的伤痕，让我们来仔细欣赏一下这株可爱的白菜。这本是块一半翠绿一半灰白的玉石，能工巧匠一刀刀把它从天然的玉石剔刻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翠绿的菜叶，可爱的小虫难怪它受伤的消息一经传出，竟惹来许多争议。有人说是在高雄展出时受伤，还有人归咎于当年文物南迁和迁台过程中的多次搬运。台北故宫则通过资料证明是清宫旧伤。
我们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段台北故宫的库房画面中能够看到，那志良和同事们在文物迁台时，用棉花和丝织品保护器物的方法，被台北故宫一直延用至今。当年用这样的包装方法运输文物在颠沛流离十七年之后无一破损，就连最脆弱的“蛋壳”瓷器都没有一点伤害。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材质为硬玉的翠玉白菜会受伤。面对那些历经波折，却没有损失的古物，那志良曾笑谈“这或许是它们温润平和的能量发挥了作用吧？”
1998年，那志良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六岁，他再也不能好好照顾自己的玉器朋友，但是老人对玉器的眷恋也许还将一直守望着藏在台北故宫里温婉灵秀的玉器。而玉的研究和传播还在台湾继续吗？那志良的儿媳王淑芳，现在正在经营一间玉器工作室，不只是收藏和研究玉器，王淑芳还打算将那老的一些玉器研究的文章集结发表，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那老先生一辈子的研究心得。
除了是震旦艺术馆的馆长，现在同时担任台北故宫指导委员的张临生继续着对玉器的研究。
从在台北故宫接触到玉器那天起，张临生就格外钟爱像眼前这样的高古玉器，她也希望把这些玉器的美丽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我们再一次温习玉器研究学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老朋友。这些玉器有的曾经深深地埋在泥土中度过了成百上千年，有的在它一出生时
就不断地更换着主人。今天，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在经历了汽车、火车、轮船的颠簸，躲过了战争的炮火，曾经在紫禁城中独享帝王宠爱的它们，完好地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过去的六十年里，中国人千百年来，寄托在这些玉石上的美好愿望在台湾不断绵延。
张临生介绍：中国是一个爱玉的，一直爱到今天，我们那个周末的玉市还是人潮不断的，到今天大家都喜欢身上戴着玉，这个爱玉就是根深蒂固的。
这里是台北市建国路一段的玉器市场，你可以在博物馆阅尽千年之后来到这里享受另一种闲适，热闹的场面显示出玉器收藏在台湾人心目中的位置。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一定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去拜访过那些精美的玉石，但他们是否知道学者们对玉器是何等地珍爱和保护。
2005年秋天 故宫八十年院庆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接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捐赠。那志良遗留故宫南迁文物的有关资料的捐赠仪式。捐赠人是那志良先生的儿媳王淑芳，捐赠的珍贵史料总共有一百五十件。
同期：淑芳感念他老人家的苦心，希望捐出他一辈子的心血。
它们记录了从1929年到1997年那志良先生与故宫博物院之间，总共六十八年的人生际遇。那志良先生埋骨于台中市，而他与故宫之间的全部记忆又回到了他最初工作的地方。
2008年10月，张临生来到紫禁城，她希望在这里多走一走，也许正在整修的某个宫殿中，豁然开朗的太和门广场上，还能找到她喜爱的玉器藏在紫禁城里的故事，而更多的人期待着能在这里见到离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贝。
（七）：巧夺天工
时光回到八十三年之前的同一天，1925年的北平，天气要比现在冷得多，10月19日上午，关闭了整整一年的故宫养心殿大门被打开了，负责清点故宫文物的学者和监督的军警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这座宫殿。在养心殿的清点和编号工作整整持续了一天半。人们在清点和编号时，不小心漏检了存放在多宝格中的一枚橄榄核雕，直到日后再次检查时才发现了这个疏漏，工作人员在文物编号上加写了一个补字，将这枚橄榄核雕装箱保存起来。
2007年11月的一天，上午9点，台北故宫的展厅里照例迎来了熙熙攘攘的观众。在他们当中，来自台湾各个中学和小学的学生们，显得格外兴奋和活跃。台北故宫的门票价格是新台币一百六十元，而学生门票只要新台币八十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块钱左右。对于这些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来说，其实只要提前进行学生团体预约，就可以免费参观。在台湾的中小学校里，到台北故宫参观多半是一门学校必然会安排的课外活动。很多在台湾长大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门票甚至更便宜，一张票才五块钱台币，全家可以在里面耗一整天的时间，而且里面冷气很凉快，夏天进去就不用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小朋友在里面其实看不懂。
小时候在博物馆里觉得看不懂的彭文淳，长大后成为台湾小有名气的一位青年导演。从2004年开始，台北故宫与外界合作，陆续推出了一批宣传作品。彭文淳也应邀加入了创意制作队伍。广告、音乐电视、 动画片、纪录片和电影，古老的博物馆以这样崭新的面孔走近普通的民众，一群在台湾长大的青年人为台北故宫制作出一批充满新意和时代气息的作品。
在这些广告宣传片当中，《到故宫找惊喜》，充满了孩子式的顽皮和童趣，那枚当年差点被遗漏的雕橄榄核小舟成了故事的主角。
这枚雕橄榄核小舟，题材取自苏东坡的《后赤壁赋》。《后赤壁赋》是苏东坡在贬官湖北黄州时所写的。初冬的一个夜晚，苏东坡和友人携酒荡舟于赤壁之下，在小小的船舱中，我们看见苏东坡和两位客人悠然坐于舱内，面前的桌子上杯盘狼藉，在船舱外，还雕有童子、船夫和舵手。人物虽小，但细致生动的表情却各有不同。
1982年，诗人余光中在台北故宫看到了这枚雕橄榄核小舟，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余光中说：好像我站在时光的岸边，看见东坡跟他的朋友，可能包括黄庭坚，还有佛印这些，好像他们在永恒里面是个过去。我站在时间岸上，我本来想大喊一声：东坡先生！又怕旁边的观众看了认为我在发神经。然后船就慢慢过去了，好像九百年前在那个赤壁一样。
在台北故宫，像雕橄榄核小舟这样的小器物其实有很多，它们的材质各不相同，但是制作都十分的精巧。实际上，这些器物都是供皇帝们在休闲的时候观赏把玩的，它们都是皇帝曾经的玩具。
走进今天的台北故宫，字画、铜器、玉器和瓷器，往往是人们较多关注的重点。实际上还有一类文物，包括雕橄榄核小舟、珠宝首饰、珐琅器、漆器、竹木雕、象牙雕、文房用具和多宝格在内，这些精美的文物被统称为珍玩。它们的数量有两万五千件之多。
震旦艺术博物馆，位于台北市健康路156号、震旦二十一世纪大楼内。馆长张临生女士，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担任过台北故宫器物处处长的职务。当年，那些精美的珍玩文物就被划分在器物处珍玩科的管理和研究范围之内。不过那个时候，它们并不叫珍玩，因为种类繁多
质地又各不相同，今天的珍玩曾经有过一个听起来很普通的名字：杂项。
张临生介绍：杂项这一科里面是包罗万象，里面有什么呢？比如有漆器，有珐琅器，反正不属于前面三种的，什么象牙通称之杂项。那多宝格也在这个杂项里头。所以杂项是很富的这么一科，里面琳琅满目，非常好玩儿的，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杂项科。
这些曾经被称为杂项的珍玩器物，没有毛公鼎那种国之重器的威严，也没有传世书画的曲折沧桑，但它们却是普通民众非常感兴趣的文物。它们的特点之一，就是制作工艺的精良奇妙。今天为了展示这些珍玩复杂精巧的制作工艺，台北故宫借助数字技术制作了3D的动画片。现在就让我们来一探其中的奥妙。
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让未经世事的孩子们感到惊喜；让饱经沧桑的诗人忘却了时光。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工巧匠、又要花费怎样的心血才能做出这般巧夺天工的珍玩呢？
这种橄榄树，生长于广东省增城地区，它的果实比一般橄榄要大，学名叫作乌榄，这种橄榄的味道酸涩，但是经过腌制之后，它却是当地人重要的食物。除此之外，果肉还可以用来榨油，皮可以用作染料，而它的果核，几百年来，又被当地的工匠艺人们，雕刻成各种各样的花篮、人物、动物和船只。
公元1737年，北京故宫造办处的厂房。这一天，一批来自广东的橄榄核原料被送到了造办处。一位老者模样的工匠，拿起它们仔细地看着，这位老人名叫陈祖章，和这批橄榄核一样，他也来自于遥远的广东。这一年已经是陈祖章来北京的第八个年头了。
这里是位于北京故宫养心殿南侧的清代造办处原址，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维修中心的办公场所，已经丝毫看不出清代造办处的痕迹了。两百多年以前，陈祖章就在这里为皇帝工作。在造办处，像陈祖章这样的工匠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南匠。它指的是一些具有特殊工艺技术应宫廷急需、由地方奉旨送来内务府造办处效力的人员。
2006年，台湾导演侯孝贤制作了一部名为《盛世里的工匠技艺》的纪录片。在这部侯孝贤亲自为之配音的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造办处制作的许多精美的工艺珍玩，还有清代景德镇工匠为宫廷制作瓷器的画面。在最鼎盛的时期造办处一共拥有四十二个作坊，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他们在造办处受到严厉管束，即使偶然不慎，也要受到责打，有些人甚至甘冒极大的风险逃离造办处。
两百多年前的清代初期，正处在中国气候变迁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的末端，那时的北京春天干旱、冬季寒冷，平均气温要比现在低好几度。陈祖章一定会想念广东湿润而温暖的冬天。自从来到北京，陈祖章的眼睛就一直不好，每天繁重的工作，加重着他的病情。也许正是因为眼疾的原因，八年来陈祖章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好的作品。与家乡广东相比，造办处的待遇也并不高，他每个月的工资是造办处里最低的，只有钱粮银三两。
公元1737年的这一天，陈祖章显得格外认真而专注。此刻，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橄榄核，对着窗外射进来的光线仔细反复地观察着。陈祖章拿起了雕刻刀，开始了一刀一刀地雕琢，就是从这一刻起，他和这枚橄榄核的命运都将被改变。
这一年，二十六岁的爱新觉罗弘历刚刚登上皇位两年，这枚雕橄榄核小舟在制作完成之后被送到了年轻的乾隆皇帝手中。看得出来，他非常满意这件作品。到了年底皇帝下令把陈祖章的工资提高到每月十二两白银，这已经是当时造办处工匠每月最高的待遇了。
今天，这些被称为珍玩的器物在台北的展厅里吸引着大人和孩子们的目光，然而在古老的紫禁城里它们曾经伴随在不同的皇帝和嫔妃的身边，在寂寞的深宫里见证着昔日帝王生活的细节，从它们身上我们可以窥见漫长的大历史中生动真实的瞬间。
清代皇帝每天清晨五点就要起床，起床之后照例由太监负责照顾洗漱和更衣。清代皇帝的衣饰，根据季节的变换有着严格的区别。与明代帝王不同的是清朝的皇帝在上朝之前还必须配戴朝珠。朝珠是清朝特有的一种佩挂物品挂于颈项、垂于胸前。朝珠一共有一百零八颗，每二十七颗间穿入一粒大珠，大珠一共有四颗。根据清《会典》记载：普通百姓和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下的官员是不能佩戴朝珠的。
相比于皇帝，后妃们的洗漱就要繁琐多了。在这之后，她们还要进行精心地化妆和打扮。金嵌珠宝戒指、金嵌珠翠宝石花卉耳环、银镀金嵌碧玺珠翠花卉簪，这些现藏于台北故宫的清代首饰都是当年宫中的日常用品。而这对玳瑁嵌珠宝花卉指甲套，制作精美奢华，其实就是用来保护嫔妃的指甲用的。清代嫔妃的指端经常留有长长的指甲，比如这张照片里的慈禧皇太后。
多宝格是清代皇帝日常休闲时的最爱之一，它又被称为百宝箱，专为陈设珍玩器物。在紫禁城的早年岁月里，宫殿里并没有多宝格的身影，它是进入了清代才兴起并逐渐流行的家具品种。
张临生介绍：那是皇帝的玩具箱，我们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给他一个playpen（婴儿护栏）在里面，他就不会乱搞、乱动、乱玩儿，然后放一个小玩具箱，他在里面可以把玩一天一个上午。皇帝足不出户，他不能够随便到街上逛街，他在家里头玩多宝格也是人情之常。有这么样子可爱的多宝格他就可以杀时间了、消磨光阴了。
这件收藏于台北故宫的多宝格，名叫碧玉雕花方盒，在它的里面精心收藏着皇帝曾经把玩过的珍玩。青金石龙、白瓷酒盅、玛瑙蝉、紫水晶做成的图章，这件多宝格中所收藏的珍玩一共有二十三件之多。
在北京故宫的宫殿里，也摆放着许多被称为多宝格的家具，与台北故宫的多宝格相比北京故宫的多宝格的外形要大，数量也要多出很多。台北故宫展出的多宝格数量只有三四十件。
张临生介绍：我们所认为的多宝格都是有很多精致奇巧的设计的才叫多宝格，你们那种放文物的架子都叫多宝格，那你当然会觉得我们多宝格少了。可是我们多宝格，我觉得有一件是一件，都很精，每一件设计都是花尽了巧思，如果放到今天都可以得设计奖的。
多宝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一个巧字，工匠将多宝格内做出横竖不等 、高低不齐、错落参差的一个个空间，根据每格的面积大小和高度摆放大小不同的陈设珍玩。今天，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多宝格的复杂结构和精巧机关。
在台北故宫的展厅里，文房用品也被归入珍玩类文物进行展出。雕刻精美的笔筒、古朴端庄的砚台，这些皇帝曾经把玩、使用过的文房用品与其它珍玩显得非常不同，在它们的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是高超的工艺，更是帝王个人的审美取向和素养。
浙江省湖州市，这个濒临太湖的古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中湖笔的故乡。一直到今天，当地的制笔艺人仍在使用的方法制作毛笔。他们精选出适合的山羊毛，制作出具备尖、齐、圆、健四大特点的湖笔。
位于安徽省南部的泾县，是文房四宝中宣纸的故乡。从唐代开始，宣纸一直是中国文人写字作画的首选用纸，它的原料之一就是泾县独特的青檀树皮。在将树皮和稻草浸泡和锤打之后，抄纸就成为了宣纸制作过程中关键的一道工序。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还在沿用古老的工艺生产宣纸，但是一些关键步骤仍然是秘不示人的。
离泾县不远的安徽省黄山市，古称徽州，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是徽墨的生产地。相传，在唐代河北地区的制墨工人为躲避战乱来到徽州，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满山长满茂盛的竹林，于是就此定居下来。徽墨的主要原料之一就是用竹子加工制作的松烟，经过许多复杂的工艺制作而成。“丰肌腻理，光泽如漆”，是上好徽墨的独特之处。
湖笔和徽墨、歙砚和宣纸并称为文房四宝。肆意挥洒之间代表了中国人悠久的文明历程和儒雅的生活方式。当它们进入宫廷的时候，不但成为帝王的珍爱，更是寄托了古老帝国武功文治的驾驭之道。
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三所，现在是博物院许多研究部门的办公地点。古器物部就坐落在东边的院子里。吴春燕，已经在故宫工作了二十多年。在台北故宫被称为杂项和珍玩的器物，在北京被按照不同的质地和用途分别归入各个不同的部门。文房用具就被归入吴春燕所在的古器物部工艺组在研究工作中。乾隆是吴春燕最熟悉的皇帝。
吴春燕介绍：现在从档案的记载来看，乾隆这个时期生产的笔墨纸砚，生产的数量是最多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从现在流传的实物来看，也是以乾隆的时候为主，它占现在整个收藏相当的比例。
在品种繁多的文房用具中，砚台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格外喜爱，在他六十七岁那年，一本叫做《西清砚谱》的书由内廷翰臣们编纂完成。这本书收集宫中藏砚，甄别品质，挑选出二百四十方古砚编纂成册。这其中现在有九十六方收藏于台北故宫。
洮砚，是以甘肃的洮河流域出产的石材制成的砚品。这一类砚台石质细润，颜色通常为绿色。如果绿中带黄，更是被奉为无上的珍品。这方洮河石兰亭砚，题材上采用了王羲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的历史典故。砚台四周用浅浮雕的手法雕出兰亭雅集图，砚池雕刻有亭台、小桥和人物，砚底是群鹅戏水，在砚台的侧壁上还刻有王羲之《兰亭序》的全文。
这是一方收藏在台北故宫非常特殊的砚台，叫履式砚。外形像是一只鞋子，砚材采自广东的端溪。它的砚面随着材料的天然形状雕琢出砚堂与墨池。砚台呈现出纯正的紫色，仅仅在侧壁中央有一道白色环绕，所以得名为玉带生砚，它曾经的主人是南宋名臣文天祥。
公元1277年，南宋首都临安陷落的第二年，身为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即将带领部下转战江西。这一天，在这个名叫漳水澹的地方，他与一位追随自己的青年人作别。这位二十九岁的名叫谢翱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但是在此刻草木萧萧，充斥在心头的也许只有悲凉的别意。文天祥将自己多年随身携带的玉带生砚送给了谢翱。这一年的年底，文天祥在广东五坡岭兵败被俘，而玉带生砚从此辗转于民间。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的文天祥祠。这座建筑始建于明代，是由当年文天祥被囚禁的土牢旧址扩大改建而来，在院子里至今保存着明清两代所立的石碑。清代皇帝对文天祥推崇备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文天祥玉带生砚在乾隆时期进入宫中。乾隆皇帝特别写了一首《御制玉带生歌》，还题写了《御识》，把它们镌刻在砚的背部和下方。
今天，这些昔日皇帝的文房用品静静地躺在台北故宫的展厅和库房里，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到它们的面前，驻足停留，欣赏赞叹。
而在北京故宫乾清宫的西面有一排不引人注意的建筑，它的名字叫懋勤殿，现在这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陈列室，常年举办各种展览。普通的游客并不知道，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宫廷中贮存文房四宝的场所，那些文房珍玩曾经的家。
养心殿的院子里，依然是游人如织，这处皇帝的住所，在历经了几百年的时光之后仍旧充满了威严和神秘。古老的宫殿中，精美的珍玩静静地摆放在案头，曾经把玩欣赏过它们的皇帝和嫔妃们早已经化为尘土。与时光相比，这些珍玩好像是永恒的，只不过是它们的空间发生了改变，一些留在原地，一些去了海峡的另一边。
（八）：翰墨风雅
70年代的时候，庄灵已经是一名摄影师。他自己拍照片，同时也成为台湾最早的一批电视台摄影师。
197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他遵照父亲的嘱咐带上相机，一大早便出门，要去拍摄一个已经流传了千年的特别的仪式。
2008年，台北近郊外双溪。这里相比三十多年以前已经变了很多。
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倒流回35年前4月5日的那个清晨，你就会看到一场露天酒会正在这溪水边举行……
那天来的共有43个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特别的聚会。70年代初的台湾生活还比较清贫，但是所有人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
盛着温酒的木杯，在溪水中漂流打转，人们在水边随手取用。一边饮酒边吟诗或谈天……
那天的聚会，因为这样特别的形式而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曲水流觞。而那天的组织者就是他的父亲庄严，当时台北故宫的副院长。庄严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盖从王羲之那次举行之后，逢到此日，便成为文人最常最多，也最有意义的一种文酒雅集的良辰。”
浙江绍兴，2007年的初春与1650年前有着相似的景致及温度。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阴历三月初三，这个从战国时代开始，就被看作是汉迎接祖先灵魂的日子里，王羲之邀请了42位名士贵族来到绍兴郊外的兰亭。
众人在举行祭祀仪式后，在兰亭下的溪水两旁席地而坐，……他们不会想到从那一刻开始，这场聚会将被铭记入历史。
千年前的雅士们大概就是这样，将盛着绍兴温酒的酒杯放在溪水中，杯子遇到障碍．就会打转或停下来，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写诗助兴，吟不出诗的人就要被罚酒.
那天王羲之有些微醉，众人簇拥着请他为最后写的37首诗做序，他于是拿起笔乘兴写道：“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北京故宫，宁寿宫花园，这个乾隆皇帝本来打算退休养老的花园里，建筑着一片“曲水流觞”，它复制下来的不仅是景观，更是一种情怀。
浙江绍兴，会稽山上，王羲之曲水雅集的地方，修着一座兰亭。它纪念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悠悠的。
今天，如果你走进台北故宫西边那座叫做“至善园”小公园，也会看到一座兰亭。就如同会稽山兰亭，如同紫禁城宁寿宫流觞，也许这样能更长久地保留下某种追忆。
昭陵。这里埋葬着唐太宗皇帝，也埋葬着王羲之那份春天的心情。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临终时，把儿子李治叫到床前。气息微弱地说：
“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
儿子当然不会拒绝父亲的要求。于是《兰亭序》的真迹和其他一些王羲之书法都陪葬进了唐太宗的陵墓。
即使后来的盗墓者也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字，《兰亭序》就这样在世间消失了。
在北京故宫的科技部，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老的技法存留下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王羲之书法，其实都是后人临摹下来的。所谓“临摹”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工艺，临是后世的书法家仿照所写。而摹则是用这样的“双钩法”完全复制。
今天所说的兰亭序大多是唐朝人制作的复本。
台北故宫收藏的定武本兰亭序拓本据传是欧阳询所临写，算是最有王羲之神韵的的一副。
北京故宫，乾隆特意命人在他日常生活起居的养心殿一角，装修了一个不到八平米的小书斋，专门用来摆放三件王氏家族的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侄子王珣的《伯远帖》。因为这三件他最珍爱的法书，小书斋被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堂的解释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很珍惜，另外一个就是士希贤，他的解释是贤希圣，圣希天。
王羲之口吻）山阴县张先生你好：刚才下了一阵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上次的聚会我没能去，心里很郁闷。
你家送信的人说不能在我这里多停留，要赶快回去，那我就先写这些吧。王羲之敬上。
1600多年前的一天，大雪初晴，王羲之随手写了封短信，问候远方的朋友。
这封短信，经历了千百年的时光，纸页早已泛黄。但上面短短的四行二十八个字却是乾隆的最爱。
据说每逢入冬初雪时候，乾隆皇帝一定要取出来看一看。
有一天，他心情特别舒畅，便在帖的中央写了一个大大的“神”字；又有一次，他似乎读出了新的领悟，便写下一个“妙”字；这一次，他觉得一个字还不足以表达心情，就写下了感叹短语；更多的时候，他干脆赋诗或写上长篇的观后感接在帖子后面或补在任何缝隙……
但这些意气风发的时候，乾隆可能做都不会想到，在他的王朝灭亡的那一刻，这件他最钟爱的宝贝也难逃坎坷的命运。
1924年11月5日下午，溥仪被强令出宫，桌子上还有没吃完的半个苹果。路过神武门，军警和办事人员竟在他的随身包裹中搜出了《快雪时晴帖》。
当时已经下班，各库门紧锁，这三希堂第一号宝贝《快雪时晴帖》竟无处可放。于是有人提议立刻到市面上买了一个保险柜。
那天偌大的一个铁柜，只空荡荡地摆进几张纸页，还加派了专人把守。因为里面的东西重量虽轻，却珍贵无价。
溥仪出宫以后，紫禁城改了名，叫故宫博物院，成了平民百姓都能参观的地方。庄严进了书画组，见到了《快雪时晴帖》，但另外的两稀却因为被同治皇帝的妃子偷出宫卖了当而一直流落民间。
1933年，大收藏家郭葆昌邀请当时的故宫院长马衡和几位书画专家到自己家中吃饭。席间，竟拿出三希堂另外的两希，说愿在过世后将其捐给故宫。那天，庄严也在场，也许因为满怀希望，他用日记详细地记下了每句话。可他无论如何不会预料到，在他的有生之年，都无法再见到三希重聚的那一天。
这是60年代，台湾遭遇台风的资料影像。这样的情形对于一个小岛来说，司空见惯。1951年的时候，台湾有6次台风过境记录。此时的文物却避开风雨，安然地存放在中部的山区里。这里修建起简陋的展览馆，于是经常有学者或要员来参观。故宫的这些文物，让一个普通小村，成了当时全台湾的中心。
不过在1951年的时候，被郭葆昌之子抵押给外国银行的另外两希，因典当期满即将拍卖。此时的台北故宫，只是找到了暂时的安身之所，绝无余力收购文物，国宝很有可能流失海外。当时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徐伯郊得到消息，立刻告诉了周恩来总理。总理批示火速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终以50万元港币的价格，将《中秋帖》与《伯远帖》带回北京。
从此，三希堂帖一希在台北，两希在北京，他们隔海相望，不知何时才能聚首。
台北故宫也修建了一间三希堂，90年代的三希堂是茶馆，供人品茶聊天。
这是它现在的样子，在台北故宫3楼，是提供精致小点心的餐厅……
这里名为“三希堂”，只是提供一种高雅的情调而已。而真正要看王羲之的作品，还是要去展厅，而且也许要等上40年。
金运昌，北京故宫古书画研究员。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金运昌告诉我们：所谓第几行书的评判，它的标准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和书法水平的自然流露，完全不加修饰，跟给别人写信，给皇帝上奏章，不是说看谁写的完美，看谁写的一笔不苟，而是看谁写的自然，看谁写的笔端带着感情。那么颜真卿的《祭侄稿》就有理由中选了。
安史之乱后的一天，颜真卿收到一个木匣，里面是一个头颅，这是侄子颜季明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阵亡后，唯一能找回的遗物。颜真卿仿佛感觉到大刀切掉的是自己的头颅。
（颜真卿自白）“巨大的悲痛使我的心灵震颤，容颜变色。请你等待一个遥远的日子，选择一块好的墓地。你的灵魂如果有知的话，请不要埋怨在这里长久作客。呜呼哀哉！请享用这些祭品吧。”
这是我们小时候学写毛笔字的时候，最常用的字帖——颜真卿的楷书。这是他常见，也是最典型的风格——似乎将浩然正气孕育每个字之中。作为唐人书法的一个代表，其严谨的法度使得后世有了“唐人尚法”的印象。

 
也许正是因为山中常年弥漫的这些雾气，这里被称为“雾峰”。四十多年以前，台北故宫就是在这个地方停留了15年。
15年，庄严的孩子们逐渐长大。
15年，他和妻子逐渐变老。
15年，他们全家一直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因为觉得住不久就会回大陆而总买便宜的竹编家具。
15年后，他们终于要搬家了。但不是回北平，而是去这座小岛上的另一个城市——台北。
这次搬家至少有一件事情让人高兴——雾峰山里面的文物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家。
1965年，台北外双溪故宫建成，
新建的博物馆是一座仿古的宫殿。
当时的院长是蒋复璁，庄严升任为副院长。
它的第一块牌匾便是庄严亲手写下的。
从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到1948年文物运台，这些1933年就开始辗转的大木箱中有了一个固定的居所；箱子里的文物有了一个固定的展示地点；关于文物的各种研究也重新开展起来。
这是台北故宫出版的一本叫做《怀素自叙帖检测报告》的书。为了一篇书法而集成了一整本书的研究文章，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台北故宫购物处，逛完展览的人们总喜欢来这里买一些纪念品回家。而每个人结账后拿到的手提袋上也全是这篇书法。
在台北故宫一层大厅，如果你买完票准备开始参观，那么在通往二层入口的电梯上，你抬头就一定会看到玻璃屋顶上也是同样的字迹。
在台北故宫60周年的庆祝会上，台湾著名京剧演员郭晓庄表演了“公孙大娘舞剑”，据她自己说，也是受到了这篇怀素《自叙帖》的影响。郭晓庄告诉我们：就是叹为观止的那种感觉，不可思议，拿那种笔，真的是挥洒的感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也让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感觉已经在像行云流水，自己怎么表现那种行云流水，就是像龙蛇的那种行走，还有节奏的变化莫测高深。
林怀民谈到他的感受：我们常说书法是龙飞凤舞，这些白纸上面的这些墨汁，事实上是当年王羲之怀素那些大师们，他们在运笔的时候所留下来的气的痕迹。 那这个东西变成是你身体的一个律动，我们就拿书法当做一个跳板来跳舞吧。
带到台湾的书画共5760件，可称精品的有1471件，其中法书237件。
能够一生守护这些宝贝，应该是庄严最大的自足了。
1972年，庄严又一次回到台中雾峰北沟，这时他已卸任3年，舒服的在家享受着天伦之乐。可他是个念旧的人，带着孙子孙女又回到了老地方。
2008年的时候这里只剩下一片荒草中的瓦砾。
庄严退休后经常和家人在台北故宫后面的山上散步，因为他是个念旧的人，他无法忘记自己的一生都和这个地方， 和这里的文物紧紧的相连，从少年终至白头，他仍然深深的记着那些陪伴文物颠沛流离的日子。
1973年庄严组织的那次曲水流觞之后，这里再也没举行过类似的聚会。而当年的人物已经一个个故去，直到1980年，庄严也在台北病逝，享年82岁。
当年那个跟庄严一起来台湾的小孩子，那个名叫庄灵的摄影师，如今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
庄灵告诉我们：我父亲一直以为，这辈子好像一直看到这批国宝能够回到故宫，北京故宫，他是这个愿望没有达成，所以一直到他临过世之前，好像人已经不清楚，他还在念叨着；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经过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让三件东西聚在一块、团圆，这是他觉得最大的一个遗憾。
2008年10月14日，台湾的《联合报》上，有这样一篇报道。
“三希帖 后年聚台北故宫”
虽然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还无从确定，但看起来似乎离庄严那久远的希望已经近了……
2005年的时候，秦孝仪已经85岁。
多年的糖尿病让他的眼睛早已看不清。只有按照脑海中的印象，一遍一遍地临摹《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千年以来， 长江边的这个小县城，不会因为一个被贬的官员而有任何改变。它的名字只是由宋朝时候的黄州改为今天的黄冈。
1082年，苏轼这个北宋文坛领袖，已经在这个地方贬居三年，因为住在河东岸的坡地，他把自己的号改叫东坡。
这一年的寒食节，连绵的阴雨笼罩江岸，春江水漫，似乎就要冲垮家门。
外面是冷雨，炉灶上是冷食，苏东坡裹在湿冷的被子里，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病了很久人。已经被人遗忘。
（苏轼自白）“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
蒋勋，台湾著名学者，美学教授。对中国古典颇有研究。他这样解释：我来黄州已经第三年了，我每一年到这个时候都好惋惜春天要过去了，花开花落。 他绝对不是在讲花，他在讲自己。
也许苏东坡虽然领悟到这一点，却仍然不能看破。他的文字仍然充满矛盾。（苏轼）“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
蒋勋认为：花是干净的，花是美丽的，花是高贵的。可是我觉得书法里如果大家看到，落花的花最后一个字，跟下面一个字，就是泥污胭脂雪是连在一起，花跟泥是牵丝牵在一起。书法上非常奇怪可是他让你看到花跟泥是牵丝牵在一起。那这两个字如果放大，是非常惊人。我觉得苏东坡领悟到，原来自己一直把自己当花，当花就娇贵，当花娇贵你就不能够下来。我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有这个洁癖，可是有一天你如果让最烂的泥土在你身边，你变成赃臭不堪的时候，你能不能过这一关？
（苏轼）“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写到最后，他越发觉得所有的想都已变成笑话。“也似哭途穷，死灰吹不起。”这几个字陡然放大。他似乎觉得自己将困在这里，终此一生。
（苏轼）“也似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书法是有生命的，所谓“流转有序”。它的每段过去都可以在帖子后面的跋中找到，在这些各个时代拼贴的宣纸和不同收藏者鉴赏者留下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寒食帖》的命运。
秦孝仪，祖籍湖南，1948年随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他曾任蒋介石的秘书，算是国民党元老。
1983年，在他62岁那年，别人都快退休的年纪。他接任蒋复璁做了台北故宫的院长。一干就是18年。
秦孝仪来故宫的时候孑然一身，离开的时候却给这个地方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公元1100年的一天，黄庭坚正在家闭关修行，突然有人送来满屋子的花。送花的是驸马王铣，因为黄庭坚曾答应给自己写诗，但过了好久也没收到，就送花来提醒他。可没想到这花气却完全扰乱了黄庭坚的禅定。
（黄庭坚自白）“我的禅定就被这花浓郁的香气打破了，我现在心境已过中年，不想被打扰，但是你却在春天送来这些花催我写诗，却不知我现在的状态就像一尾小舟在八节滩头的逆流颠簸徘徊?”
在秦孝仪看来，台北故宫最好的书法有两件：一件是苏轼的《寒食帖》，另一件便是这片中展现的《花气熏人帖》
1101年7月，苏轼去世了。转年的秋天，黄庭坚在鄂城樊山游玩，在松林间一座亭阁休息的时候，他突然想念起苏东坡。于是提笔写下这首著名的《松风阁诗》，黄庭坚的书法挺拔刚健的风格在这幅帖子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到。
台北故宫旁的至善园中，秦孝仪院长也仿建了一座了松风阁——“晓见寒溪有炊烟，东坡道人已沉泉。”
阁中刻下了这份失去朋友的孤独与感伤，也刻下了中国文人的心灵之交。
这里成了秦孝仪最喜欢带朋友来看的地方之一。
宋龙飞，原台北故宫出版组组长， 经历了蒋复璁与秦孝仪两个时代。他对修建至善园时候的事情仍然印象颇深。
宋龙飞介绍： 故宫博物院前面有一个草坪，这个草坪也缺乏管理，下雨天坑坑洞洞的一大片水，平常也没有什么人去玩，也没有一个遮阳的地方，所以说他说我修个公园好了，至善园。一个小小的仿唐宋的一个小花园，供游客下雨天到里面去避雨，平常也可以在里面去游湖一周，让他们体会一下，什么是中国。
1087年初夏的一天，北宋的国都汴梁驸马府后花园。一群人正在聚会。
来的人有苏轼、黄庭坚、李公麟、圆通大师等，这次被称为“西园雅集”的聚会，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著名的文人聚会，堪比王羲之的兰亭流觞。
但那天最受瞩目的不是文坛领袖苏东坡和黄庭坚，而是这一个戴着唐朝式样帽子的人。当然，一般在这种人多的场合这个叫米芾的人总是很显眼。
1088年九月九重阳节，41岁的米芾到湖州看望一位爱好书画的朋友。在他家中发现一卷素绢，质地精良。由于产自四川，所以称为蜀素。和纸比起来，纺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要有很高的技术才可以控制手中的笔尖和绢的摩擦。所以传了祖孙三代，无人敢在上面题字。
米芾却当仁不让，留下了自己的八首诗，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笔迹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于是通篇墨色有浓有淡，线条张弛有度。被后人看作米芾的代表作之一。
这是北京故宫收藏的《听琴图》，画中的宋徽宗一副道家的打扮，在树下弹奏最具文人气质的乐器古琴。倾听者，这位红衣大臣是宋徽宗宠爱的宰相蔡京。
在台北故宫馆藏的宋徽宗御笔《文会图》上，宋徽宗画下了他想象中隆重的文人集会。这幅画上题字的竟是蔡京，一反臣子画画，帝王题字的。
蔡京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可他同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因此，蔡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的政治品格而一直备受争议。
台北故宫馆藏唐玄宗《鹡鸰》帖后有蔡京题写的跋文，而蔡襄的代表作《澄心堂帖》也在台北故宫。当你同时看到这两幅字，也可以在自己心里为“苏黄米蔡”的那个“蔡”做个定义。
2006年12月25日，台北故宫“大观展”开幕，这里正展出秦孝仪最喜欢的北宋书法家的作品。
“大观”正是北宋徽宗的年号，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艺术家皇帝是一个喜欢用随风飘动的牡丹花瓣，翩翩起舞的仙鹤、天青色的瓷器以及直抒心意的书画来营造欢乐瞬间的艺术家。
2006年，北京保利艺术馆，在这个被命名为“旷世风华”的展览中，参观者有幸看到了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宋徽宗的《瑞鹤图》。
传说有一天，他突然见到皇宫之上落满仙鹤，信奉道教的他立刻觉得这是天赐祥瑞之兆，因此作下此画。
很难想像一个皇帝的艺术造诣能如此之高，而画中的题字更是他最为独特的标志。
徽宗不仅瘦金书自称一格，他所写的其它书体也能看到其书法的高超造诣。而他的作品还有一个突出的标志——落款处这样的画押。
蒋勋介绍：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写字，父亲教我们写字都说你要藏峰，写的结尾的时候你要收回来。老子的意思是说锋就是锋芒，锋芒是最容易断的地方，所以中国有一个人情的哲学，就是说你要装傻，你最好不要冒尖，那个尖就是锋，可是宋徽宗就是出锋的。他所有的瘦金体 都是把别人不敢放出来的锋芒，全部锋芒毕露，我们果然看到了悲剧。
我觉得宋徽宗这个中，唯一让我看到年轻、热情而敢于走向悲剧的。 他是一个真正创造了美的帝王。他其实对自己的生命太清楚，他的那首诗后面说“舞蝶迷香尽，片片逐晚风”，他说在开满花的那个小路上面，他已经迷了路，那个迷，“舞蝶迷香尽”，迷在开满了花的那个小路上，“片片逐晚风” 就是我觉得他最后是一个殉美的态度，他几乎是用美做了他自己的一个殉亡 。可是我也感到，说这个里，如果没有宋徽宗，我们大概也太圆滑了。
北宋的书法以苏、黄、米、蔡四家，或许再算上一个宋徽宗为代表，还有大量的书法家一起建造了一个的巅峰。
如今，这些稀世珍宝都在台北故宫被细心地收藏或展出着。
周功鑫：在追随秦院长17年当中，16年是我负责展览组的工作。 展览开创性的做法，秦院长为台北故宫开辟了新的方向，地入一个新的境界。他与前任蒋复璁的巨大不同。蒋复璁以图书管理员自居，行事低调。而秦孝仪却经常接受采访，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正是在秦孝仪的主持下，台北故宫开始从一个文物研究保管的单位，逐渐敞开了大门。
秦孝仪留给台北故宫的不仅仅是一个至善园，更重要的是，他将台北故宫带向世界，将中华文明带向世界。在他任上，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开始有了交流。这些都是一个中国文人对于中国的某种责任吧。
郑欣淼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从这大批的这些东西到台湾这半个多世纪，对台湾的社会的素养的提升，对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应该说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两岸的故宫，其实都在宣扬着中华的，都在让海内外的同胞增强着的认同感。其实两岸故宫，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他们都在做着这一方面的工作。
2000年秋天。秦孝仪退休。
2005年，秦孝仪终于回到故乡湖南，举办了一场名叫“笔力诗心”的个人书法展。这一次，他把前一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展览终于带回了故乡。开幕的那天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这则新闻播出的时候，2007新年刚过，秦孝仪刚在一年前回到湖南的故乡。1月一个星期五的傍晚，他就突然走了，享年87岁。这时，展览他最喜欢的北宋书家的大观展览开幕也刚刚一周。
（秦孝仪）“予舍去故宫既三年有四阅月，偶忆寒食帖，不无瞻望弗及之感，因背临一叶，亦聊寄区区所思，八十三叟秦孝仪心波久苦病目。”
秦孝仪退休后，他把自己的回忆都放在一本叫〈玉丁宁集〉的诗集上。
这里面写下的是一个老人一生的心绪。
（秦孝仪）“那洞庭的兰佩，西子湖的花舫，二十四桥的月光，滇池三百里芙蓉，大明湖处处泉水垂杨，还有那，我家近旁的荷塘新凉……”
（十）：云山深处
40多年前，一位普通美国观众在看完中国古代山水画后留下这样的疑问： “看你们的画，尽是些山峰、石头、树林、流水，难道说中国人都是住在山里面吗？”
故宫博物院，在台北近郊外双溪。这里蕴藏着中华历代的艺术珍品，那是中华的脉络和具体表现。一段拍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新闻影片，记录了一次关于中国古代绘画的研讨会。
从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这个画面中谈笑风生的两位先生，留着长须的是著名画家张大千，而在画面右侧和他交谈的是大师林语堂。
作为中国绘画的爱好者，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到会发言。
在这次研讨会上，公开展出了1949年从大陆迁台的多幅故宫藏画。
新闻同期：中国古画是独一无二的，深含着诗意与灵感，并具有深刻和谐
性，且又能使人们感受宁静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画之能够超越国界的特点，这就是使国外八十位代表不辞千里出席盛会的原因。
这些都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巅峰之作，大多被台北故宫定为限制级展品。
1996年1月，在台北故宫门前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台湾岛内的各大媒体也闻风而动。
新闻同期：故宫把三十年不曾离开故宫的稀有珍贵国宝借展到美国，立刻引起许多艺文人士的抗议，认为故宫不但一次出借太多的文物，还包括故宫镇宫三宝范宽《溪山行旅图》等二十七件的限展品风险实在太大了
时任台北故宫展览组组长的周功鑫女士为我们讲述了事件的起因。周功鑫介绍说：因为这里面有几件东西他们认为不该出去尤其是几件，像范宽的《溪山行旅》、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这个《万壑松风》以及这个汝窑。他说这些都是国宝又国宝级的，顶级的国宝级的文物。
这些珍贵的古代书画作品历经了几百乃至上千年的岁月，早已十分脆弱，只要暴露在光线和空气中，就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因此，台北故宫规定，普通书画展览必须间隔一年半以上，才能再度露面。
而从近万件台北故宫书画收藏中精选出的七十件限展品，展出时间控制得则更加严格。通常是每三年展出四十天。
而即将赴美的二十七件限展品不久前才刚刚展出过。
为了让民众放心，台北故宫向媒体公开了赴展准备过程，并承诺回到台北后再安排归来展，接受民众的检验。
以书画来说，要先放入有海绵保护的木箱中，放入调湿剂并且在木箱外面贴上胶布来保持箱内的温湿度，最后再放入有保利绒以及海绵保护的大木箱。
胡赛兰，负责当年赴美展文物的包装、押运工作。她回忆道：一个好大的箱子里面只有一张画，里面要怎么样去防震、防湿、防潮，万一掉到水里面水不会进去；万一有什么震动、掉落的话不会受影响。这些都是经过了很久的大家的研究和测试。
尽管台北故宫作了许多努力，但最终还是迫于舆论压力，将二十七件限展品中的二十三件收回，只安排了四件参展。号称台北故宫镇馆之宝的三幅宋代绘画《溪山行旅图》、《早春图》、《万壑松风图》被禁止出岛。
和1996年中华瑰宝展坎坷的开场相比，1961年那次国宝赴美展的出行却显得十分平静。
台湾第二大港口——基隆港，1961年2月14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除夕，基隆港的空中飘着清冷的细雨，一艘巨大的美国军舰停泊在码头上。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巡展的二十三箱文物被搬上这艘军舰。
当年，只有十一岁的李在中在码头为父亲李霖灿送行。李在中回忆道：基隆是雨港，下雨得很多。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那个是细雨濛濛。大概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这个古物就已经全部上舰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准备要回家，回台中了，因为我哥哥还等着吃年夜饭。
这是大陆文物运抵台湾后首次大规模外出展览。
李霖灿和同事那志良负责这次巡展的押运工作。
从基隆港出发的这天起，李霖灿就开始记日记，一直记了五百三十天：
“2月14日 星期二 雨 基隆 除夕
离家越来越远,责任越来越重，近年来心情甚为恬静，这一夜我睡得不大安稳。”
李霖灿，早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师从国画大师李苦禅，抗战爆发后，他随学校南迁到云南，曾在玉龙雪山下，对当地纳西族作过深入的研究。
1949年1月，李霖灿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文物来到台湾。没想到，就是这次押运，让他与中国古代绘画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竞争和躁动的时代。
1961年5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了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
第二天，中华古艺术品赴美巡展开幕了。
对于美国界，这次巡展引起的轰动并不亚于伟大的登月计划。
这次展览仅元代之前的古画就有九十件，几乎囊括了运到台湾的所有绘画精华，其中《溪山行旅图》、《早春图》、《万壑松风图》更是代表着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水准，：
“5月26日，星期五，雨，华盛顿首展。
最大的一个陈列室中都是国宝字画，尤以范宽的溪山行旅巨制得天独厚。”
这是一千年前北宋画家范宽的代表作品。被誉为宋代绘画的第一神品。 矗立在画幅正中央的是一座高大的山峰，细线般的瀑布在高山深壑间飞泻而下，隐没在云烟缥缈的深渊中 。一队商旅行进在摩天巨岩与深邃林莽间。这幅画的构图并不复杂，画家却用密如雨点的墨痕将山峰高不可攀的气势表现的淋漓尽致。
对于范宽的生活，即使是在北宋时期的这部书中也记载得十分简略。
我们只知道这位隐士喜欢饮酒，终日端坐在岩石上放眼四望，任时光在山谷的风中流逝。
台湾艺术批评家蒋勋，对于《溪山行旅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蒋勋认为：他觉得生命是一个过客，我们在走进一个山水里面去，我们还没有爬山之前，抬头就看到那个山，对这样山有很多的向往，很多的，很多的渴望，很多的期待，然后慢慢走进山里面去了，在山里面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快乐的、不快乐的事情，可是峰回路转，他其实就是生命的态度，等到他爬完山了以后，从山回看到自己刚才走来的那一条路，他知道繁华也过去幻迷也过去了。
这是后人模仿范宽风格的作品，据说画中坐在岸坡上的隐士就是范宽。
距离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有座翠华山，传说这里是老子归隐的地方。直到今天，这里还依然居住着许多悟道修行的隐士。
范宽一生都隐居在此，从没有离开过。《溪山行旅图》的风景原型应该就是这里。
对于大多数美国观众来说，或许很难理解隐士对于中国人的深层哲学含义，但中国古代画家笔下雄浑的山川河流却让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李霖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总结这次巡展：“在大部分美国人心中，东方的主流由原先的在日本改正为在中国。”
新闻同期：运往美国展览的古代艺术品两百五十三件在美国展览完毕，分装二十四大箱，安全运返台湾
历时一年的赴美巡展取得巨大成功，这是1962年国宝返回台湾后在北沟对民众展出的新闻纪录片。
当时在展厅里欣赏《溪山行旅图》的观众可能并不知道，这副画中隐藏了几百年的一个秘密是4年前才刚刚揭晓的。
由于在这幅作品中并没有明显的画家落款，几百年间，人们只能依据史料记载以及明代董其昌在画上的題跋来推测这幅画的作者。直到1958年8月5日这一天，在画中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发现了画家的签名。发现者正是李霖灿。由于这张画画幅巨大，要想在里面找到细小的签名如同大海捞针，于是，李霖灿采用了画方格的方法。这是一种在考古发掘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需要发掘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格，再逐格仔细寻找。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对于发现签名的过程记忆犹新。许倬云回忆道：满地乱找，你肯定找不着。这个就是考古学上画方格的事情，就是考古学上打探竿的事情，就是做探坑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范宽在树叶这边的签字找着了，就这么找出来的。
李霖灿在回忆录中，对与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这样描写的： “忽然一道光线射过来，在那一群行旅人物之后，夹在树木之间，范宽二字名款赫然呈现。”
除此之外，台北故宫还流传着一个姓牛的老工友发现签名的传闻。胡赛兰回忆道：他是姓这个牛羊的牛，结果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其实我早就看到了，因为他不认识字。
不论怎样，这些轶闻又为本来就充满神秘的这幅千年古画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由于每四年才能展出一次，今天我们无缘一睹这幅旷世名作的真容，只能凭借2006年一次展出时拍摄的影像资料领略它的风采。
据说每逢展出的日子，游客们都会循着树丛去寻找画家的签名，早已成为一项固定的仪式。
除了《溪山行旅图》之外，还有一幅《雪景寒林图》据说也是出自范宽的手笔。两幅画本来都是故宫旧藏，《雪景寒林图》在1921年被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盗出，流散民间，现在被天津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而《溪山行旅图》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随故宫其他文物一起来到台湾。
或许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自然的童话。如果不能实现归隐山林的愿望，他们就会将诗化的自然搬到城市中。
位于台北故宫旁的这处中式园林，名叫至善园。园中有块叫“坐看云起”的石头，它的名字来源于唐朝诗人王维的一句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植林叟,谈笑无还期。
近千年来，这一直是中国文人所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而描绘这样隐居生活的山水画作，自然也成为了自宋元以后中国画家们最热衷的主题。
蒋勋介绍：庄子不断把人带到山水里面去，他一直在讲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就是人间的声音再美都美不过大地的声音，叫做地籁，那大地的声音再美，美不过天空、自然的声音，就是天籁。那我们现在还用天籁这个词，所以我相信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传承，在传承到了宋朝水到渠成，那么这个山水画才成熟起来。
这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幅山水画，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两晋隋唐时期，人物以及现实场景一直是中国画家们描绘的主题， 山水仅仅是作为陪衬的背景，被认为是没有精神可言的，而到了宋代，画家们对山水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这是台北故宫宋代绘画中年代最早的一幅。画中这位神态威严的人名叫赵匡胤，是宋朝的第一位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职业军人出身的帝王，却对于艺术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子孙们也继续发扬了五代以来宫廷画院的，由此开创了一个文艺繁盛的新时代。
北京故宫书画部副研究员杨丹霞介绍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北宋也好，南宋也好，他们的绘画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风格，都是在皇帝所认可的，甚至是他们所主张倡导的一些风气下面而运作、来进行的。画苑的画师他的来源，主要来源于考试。有的甚至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台北故宫另一幅镇馆之宝《早春图》，作者郭熙是宋神宗时期的宫廷画师。郭熙认为山水是有生命的。在这张画里，他并没有像前辈范宽那样把山画得雄浑大气，而是让整个画面充满轻松的戏剧式风格。
宋神宗对郭熙的画十分喜爱，甚至专门腾出一座宫殿用以悬挂他的作品。
从画中作者的签名可以看出，画家完成这幅画的时间是1072年，这正是他在宋神宗身边享受皇恩的幸福时光。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
神宗死后，继任的新皇帝似乎并不欣赏郭熙的画，于是将它们从宫中的墙壁上撤换下来。
一次，有位官员发现，在宫中擦桌案的抹布竟然是被撤换的郭熙画作。于是小心地请求得到这批画，不料第二天竟被恩准。
或许，当年要被改做抹布的那一批画中就有这幅《早春图》。
2006年12月25日，台北故宫举办了一个以宋朝文物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展览定名为大观，这是宋朝第八代皇帝宋徽宗的年号。
徽宗本名赵佶。这是他十八、九岁时的画像。这是台北故宫所藏帝后画像中最儒雅俊秀的帝王。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帝王，他只爱弹古琴、论书画、侍弄声歌辞赋、欣赏盛开的牡丹、把玩典雅的汝窑瓷器和品尝极品的茶叶。
在台北故宫收藏的许多北宋宫廷绘画中，都会看到这样一个记号。这是这位艺术家皇帝为自己特别设计的签名——天下一人，他在各个艺术领域中表现出的超绝才华确实无愧于这个称号。
徽宗笃信道教，渴望长生不老，在他看来，奇花异石是为他营造太虚幻境的最佳建材。他让人在首都汴京的郊外用太湖石堆建了一座万岁山。这是当时地球上最豪华的花园。
宫廷画家李唐画了一幅《万壑松风图》，画面中描绘的巨岩重岗，云雾缭绕的景象，或许就体现了宋徽宗的这种追求。
李唐喜欢用一种被称为“斧劈皴”的笔法来画岩石，仿佛“铁挫”一般的笔墨运用使得这张画更加具有阳刚气质。
历经八百多年的风雨，画面当初艳丽的颜色开始暗淡剥落。只有岩石下一曲流动的泉水，静静地流淌了几个世纪，画家的落款隐密地写在主峰左侧的一剑远峰之中。
甲辰指的是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再过两年，北宋王朝就要在就女真人的铁蹄下彻底崩溃了。
徽宗最终没能长生不老，被俘后死在了冰雪覆盖的五国城。
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他一生的浪漫、孤独和痛苦，最后都化作了这一句悲叹。
1995年北京故宫迎来了一批台湾游客，台湾媒体跟随拍摄了一段影像。
他们看到的是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宋徽宗是这幅长卷的第一个收藏者。这幅描绘北宋帝都的巨作如今依然完好,而昔日的汴梁城早已不复存在。
在今天河南开封的龙庭公园，水面以下六米深的地方，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过的北宋都城：汴梁。和这座城市一起被淹没的，还有一个帝国华丽的。
就在徽宗被囚禁在荒凉的五国城时，他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在临安建立了南宋王朝。
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这里秀美的自然风景，让南宋的画家们创立了一些与前朝迥然不同的新风格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台北故宫馆藏的南宋绘画中，领略到一千年前江南秀美的风光。蒋勋介绍：北宋刚才提到说，它是一个大山的中峰鼎立，它以山作为主题，它在追求山的稳定性。那么到南宋它其实追求水的灵动、空灵性，所以画面的留白越来越多。
2008年 1 月，我们来到了浙江省博物馆，博物馆研究员查永玲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元代山水画。
新闻同期：这一张是我们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它一分为二了以后很象征性的就是有一半留在我们大陆，有一半到了这个台北的故宫。
浙江博物馆馆藏的这幅画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长卷的一小部分，又被称作《剩山图》。
这一幅是馆藏于台北故宫的《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中国南部富春江沿岸的风光。连绵起伏的丘壑峰峦，丛林村舍、渔舟小桥，云山烟树，极好的传达出作者淡泊悠远的心境，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
黄公望开始创作《富春山居图》的那一年，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只要一有兴致，他就提笔描摹，把自己心中的山水尽情描绘在画卷中。蒋勋介绍说：全世界都在用颜色在画画，我想中国人有一天一定要解答，为什么中国人大胆到我不用颜色画画，我就用水墨，因为这里面有一点像我们形容说彩色的照片常常是当下的，黑白的照片给你感觉是回忆的。就是因为他过去就是繁华去尽了以后，他在回忆当中，他会觉得生命有一个安静下来的力量。
黄公望被后世文人推崇备至，而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前辈赵孟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赵孟頫是赵宋王朝的皇族后裔，宋朝灭亡后在元朝做了大官。这使他成为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人。正是这样一个让文人不齿的人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他的艺术理念得到了文人的集体认同，包括那些嘲讽他变节的人。
这一幅如境一般的山水画，是画家赵孟頫特意为一位思念家乡的朋友创作的。画面中馒头状的山叫鹊山，三角形的山叫华不注山，是济南的地标。平板的屋舍、稚拙的柳树、简单勾勒的小人，更像是一幅充满儿童趣味的作品。
杨丹霞介绍：自然的山川和他心中的理想相结合这就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核心和真谛。
蒋勋认为：万物静观皆自得，那么我们在生命里面看到所有的现象，我们怎么样自己找到一个安静的力量去看这个山、水，看山、山水，其实也是在看自己生命的一个过程。
中国人对山水有特殊的情感，那不是一个可畏惧要抗争的自然，而是可以行走，可以远望，可以游玩，可以居住的自然。
台湾大学位于台北市。1965年李霖灿应台湾大学历史系之邀，在这里讲授“中国美术史”。这是台大唯一的艺术导论课。这门课李霖灿一讲就讲了二十年。
1999年李霖灿在加拿大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他生前在文章中写道，在他的生命里 ，最快乐的事情，一个是在故宫看画，另一个，就是在曾经工作过的云南看雪山。谁知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旧没能回到大陆，没有再看一眼他魂牵绕的玉龙雪山。
生前，他剪下一缕头发，寄给友人，嘱咐将其埋在玉龙雪山下。在当地纳西族的传说里，由此处可通往理想中的天国。
从1925年在北京对大众开放，再播迁到台北的外双溪，这里收藏的每一件艺术珍品都经历了一段漂泊奇旅或是冒险传奇，时间横跨八十年，每个展览的展品中，绘画总是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这些附着着中国人敏感心灵和微妙哲学的绘画，过去由帝王收藏，如今，在博物馆的墙壁上，沉默不语却万丈光华，荡涤心灵。
（十一）：传世珍籍
1963年的台中北沟，正处在这样的雨季中。照片上这几排是北沟的库房，大陆运到台湾的文物就存放在这里。
3月22号这天下午，一位文物管理员打开了库房的大门，做例行检查。库房里文物箱成堆摆放，这位管理员特地爬到箱子顶上去看。突然，他在顶部一个文物箱上竟然发现了水迹。他立刻找人打开这个箱子检查，发现保存在里面的《四库全书荟要》有几册已经被水泡湿粘连在一起。看到书被损坏，他惊呆了。这部《四库全书荟要》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部书，而且世上仅存一部。
吴哲夫，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专门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还参与了《四库全书》的影印工作
吴哲夫介绍说：事实上当时在北沟的时候，大陆到台湾来，也不太晓得台湾的气候情况，台湾有大台风，有暴雨，而且经费有限，房舍老旧，就没有想到会产生这种事情。
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箱子检查了一遍，幸运的是除了有23册图书因为受潮发霉外。其他文物都完好无损。工作人员随后对库房进行了修复。他们推测可能是附近的小孩把石头扔上房顶砸碎瓦片，引起漏雨。联管处在库房周围拉起了铁丝网，防止外人靠近这里。同时把库房里的木箱全部加盖雨衣，防止再次漏雨。即使这样，工作人员还是非常紧张，怕再出什么意外。不过他们的紧张不需要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在台北近郊的外双溪将要修建一座新的博物馆。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将会有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在当时，对决策者来说最难事情不是如何修建新馆，而是为新馆找一个好的管理者。
中央图书馆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20号。当年在考虑由谁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时候就有人就提出，由当时的馆长蒋复璁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蒋复骢出身藏书世家。三十年代就到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留学，还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当过客座馆员。1954年蒋复骢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要在经济、一切都处于初创时期的台湾建立中央图书馆。
昌彼得：版本目录学学者、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与蒋复璁一起工作多年，并主持编写了四库全书索引，他回忆道：当时政府给他的预算很少，他除了用人以外，他就全部的钱就省下来，他在天主教会里边募捐。募了钱就盖一点，募了钱就盖一点，所以他这个房子每年每年盖一点，不是一次盖起来，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台北最漂亮的一个房子，一个宫殿式的建筑式样。
蒋复璁花费近十年时间建起了中央图书馆。1965年在中央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出的一百多箱善本书和一万多片汉简，是日军侵华时北平图书馆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实是蒋复骢无意间发现的。在他极力主张下终于从美国人手里要回了它们。这批书的价值难以估量。这部明朝的《永乐大典》存世仅400多册。而在这批从美国要回的善本书里就有60册。
张临生，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长期从事青铜玉器研究，现任台北震旦艺术馆馆长。张临生介绍：虽然他不是博物馆的专业，但是他经营图书馆的专业，是有目共睹的。这些上面的人他们在考虑故宫博物馆人选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请蒋先生来负责故宫博物馆的这些业务。
这批善本书展览结束后被运到北沟，和大陆运台的文物一起保存在北沟文物库房里。这是六十年代北沟文物库房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在他们右侧就是当时的文物库房。上排左边的第一个人叫梁廷炜，就他是发现了《四库全书荟要》被雨水泡坏的情况。这部《四库全书荟要》来自于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书——《四库全书》，这部书容量超过大英百科全书20多倍。是两百多年前乾隆皇帝用全国的力量编成的一部书。
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西侧，今天这里仍然保存着乾隆皇帝在1773年3月28日颁发的一道圣旨。这一天乾隆下令要从全国征集图书，还要把宫廷内所有的藏书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一部将要超越所有前人的书籍，称为《四库全书》。就这样在皇权的有力召唤下，当时中国最有名望的学者们纷纷云集京城，开始了他们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当时参加编修的主要官员就有３６２个人。纪晓岚、刘墉、戴震、周永年，很多出现在这上面的名字都是当时一流的学者。
为了鼓励藏书人献书，乾隆在圣旨里说不会因为书的内容而降罪，还保证藏书借来后会还给主人。这道圣旨一下，各地开始纷纷向朝廷献书。这里要数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进献的书籍最多。近九成的书是他们献上来的。
浙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当年“天一阁”的主人曾经献书602部。乾隆特意奖励他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皇帝的赏赐被存放在这个刻有金龙图案的柜子里。乾隆还让人到这里学习藏书楼的独特建筑结构，然后仿照“天一阁”的样式，在紫禁城内为《四库全书》修建一座藏书楼“文渊阁”。
那些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图书要经过纂修官们的筛选，挑出哪些书值得收录，哪些书只能留下名字，哪些书又应该删改。
岳飞的《满江红》，也被收录在《四库全书》的集部里面。在这里这首诗却被写成“壮志肯忘飞食肉， 笑谈欲洒盈腔血”这种错误的出现并不是抄书人的工作失误，而是乾隆的要求。
乾隆是满洲人，对于不利于满洲统治的文字，他想办法要消灭，因为他统治将近五百年左右，一直考虑从的角度，怎么样来消灭彼此种族认知差异性或者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四库全书的本子，有很多是修改过的。
乾隆还下令大规模销毁所谓的违禁书籍。有专家统计：书的征集过程有十年，但禁书的过程却长达十九年，这期间共禁毁书籍总共十五万部以上。经过篡改和禁毁后整个清朝的思想也得到一次清洗。
开始修书的这一年乾隆皇帝６２岁，在当时来说这个年龄已经是高寿了。这位老人害怕自己等不到《四库全书》完成的那一天。他让人从收集到的书当中挑选出一批最珍贵的典籍，先编成《四库全书》精华本，命名为《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对这部书爱若珍宝，他让人一共抄写了两套，一套放在圆明园。另一套放在自己经常去的《摛藻堂》。
今天摛藻堂成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一间书店。曾经保存在这里的《四库全书荟要》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幸运得躲过了多次战火和劫掠。几经周折被运到台中的北沟文物库房。在1963年梁廷炜检查库房的时候发现其中的10册书被水泡坏。有几册比较严重，没有办法复原，已经揭不开了，就是揭开，字迹没有了，因为它是原抄本，墨水晕开了，字迹不清楚了。
四库会要被雨水浸泡的后果是严重的，时任联管处主任的孔德成引咎辞职，庄严被申戒，而梁庭炜则被记过一次。为了修复《四库全书荟要》，北沟工作人员把被损坏的书页按照原书的字体重新抄写了一遍。这种方法和当年抄写《四库全书》时是一样的。
位于北京故宫西侧的武英殿，当年抄写《四库全书》的地方就在这里。根据档案记载：抄写《四库全书》前后总共用了两千八百多人。为了保证速度朝廷规定每人每天要完成一千字的抄写量，连续抄写五年再换人，五年要抄一百八十万字。
大批抄写人员的加入保证了抄写速度。但是整个编修的工作量极为庞大。要没有任何差错的完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们看到一份当年每个月都要交给总编纂官审看的编修人员过错统计单，仅在这一份名单里就记录了一百三十多位官员出错的情况。
承德避暑山庄，这里曾经是乾隆皇帝最喜欢去的避暑胜地，一次他在翻阅存放在这里的文津阁版《四库全书》时 竟然发现书里有诋毁朝廷的字句，他十分愤怒，严厉惩办相关人员，总校官陆费墀被罚出钱抄写另外三部《四库全书》，从这以后陆费墀来往于江浙两省，为《四库全书》奔波劳累，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死后乾隆皇帝还让人抄了他的家，把抄家所得用于抄写另外几部《四库全书》。
位于北京故宫东侧的文渊阁，藏书楼仍然保持着两百多年前刚建成时的样子，当《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就把它存放这里。因此这套四库全书被称为文渊阁《四库全书》。后来的几部《四库全书》都是用这种方法命名。如今这里早已是书去楼空，里面的《四库全书》现在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放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书柜，紧挨着的就是《四库全书荟要》的书柜，工作人员翻开这套《四库全书》的目录，它装帧精美、做工考究。因为乾隆的重视这部书是编修最精心，制作最精良的，虽然已历经两百多年，但是这些书的绢面依然鲜艳如新、字迹清晰。这部书到底有多大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存放四库全书的库房：库房要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全书有三万六千三百多册，二百三十多万页，如果把它们连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还要多。编写这部书动用了乾隆皇帝在位的数十年间几乎全国的学术力量。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古代学术最为繁荣发达的时期，他们的学术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没能超越的。
《四库全书》修好后乾隆下令再照原样抄写六部，这样《四库全书》总共有七部。七部书分七处存放，藏书阁都按照天一阁的样式建造。他们分别是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北四阁只能让皇室阅览，南三阁则对普通读书人开放。
七阁的名字都以“文”开头，都带有水的含义，包含着希望以水镇火的意思。
然而伴随着清王朝一步步走向没落，这七部《四库全书》也开始了它们不幸的遭遇
文宗阁文汇阁的《四库全书》相继毁于战火。文源阁四库全书也在英法联军点燃的烈火下付之一炬，一起被烧毁的还有另外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承德文津四库全书现存国家图书馆，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现存甘肃图书馆，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现存浙江图书馆，文渊阁版四库全书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33年《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作为故宫最珍贵的古籍随大批文物南迁。古籍图书专家梁廷炜带着儿子梁匡忠也护送着这批文物一路南行。1949年梁廷炜接到紧急任务要把文物再从南京转运到台湾。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父亲去了台湾，而梁匡忠则留在大陆，像他的父辈一样开始为故宫服务，守护当时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
30年后，梁匡忠的儿子梁金生也像他的父辈一样成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在这对父子看来这又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离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们父子的最后一面。到台湾后梁廷炜仍然居无定所，他陪伴着文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种生活直到1965年才结束。从这一年开始梁廷炜再也不必为文物的安全担心。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所有文物都运到了在外双溪新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
当时已是67岁的蒋复璁正式掌管台湾故宫博物院。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博物院的工作上。人们总是看到他一身整洁的西服、从来都不苟言笑。一位工作同仁这样描绘当时的蒋复璁：“他矮矮小小的，天庭饱满，下巴长长，第一眼见到他时，他手持一把竹扇，身穿白色唐装，有点怪老头的样子”
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书画组和器物组两处。蒋复骢又专门设立了图书文献处，从美国要回的善本书和故宫运台的三千箱图书文献成了这里最重要的收藏。这里是台湾电视媒体拍摄到的图书文献处库房。库房的温度长年保持在15-20度之间、湿度保持在55%-60%之间。非常适合图书保存。这里收藏了清代文献史料38万多件。蒋复璁这位曾经的图书管理员把现代博物馆展览理念带到了故宫博物院。
不管是当图书馆馆长还是博物院院长，蒋复璁都一直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在蒋复璁的回忆录里他列举了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三件事情，影印四库全书就是其中的一件。1982年故宫博物院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蒋复骢一直都在进行严格的监督。既要防止真本不受损害，又要保证影印工作顺利进行。遗憾的是当年影印工作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有参与者都没能留下任何影像和图片。
商务印书馆用了4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四库全书》的影印，全部的几百套书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汉学机构订购一空。商务印书馆为了感谢蒋复璁、昌彼得、秦孝仪，送给他们每人一套影印本《四库全书》。
张临生介绍说：有人跟我打听，说你们手上有没有这个书，现在书绝版了，高价，很高很高的价钱，你会心动的价钱，我说对不起，据我所知，他们三位都不是爱钱的人，书早就捐出去了，而且都是捐给图书馆，捐给国外的图书馆，那个是宣扬，他们做这件事情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的。
其实蒋复璁早就把自己的那套《四库全书》无偿赠送给了当时的比利时皇家博物馆汉学院。
198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蒋复骢把图书文献处的昌彼得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昌彼得回忆道：他写了一个小条子，就交给我，他说我昨天晚上想起了一幅挽联，他说我将来去世了你写一写。
昌彼得十分的惊讶，但还是把纸条妥善的保存起来。1983年蒋复骢因病辞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职务。从这段当时台湾媒体拍摄的新闻资料上我们看到，蒋复璁亲手把台北故宫博物院长的印信交到了继任者秦孝仪手里。
1992年蒋复璁在台北病逝，终年94岁，昌彼得拿出了八年前蒋复骢交给他的那张纸条，把它抄在了挽联上：碌碌无能，一生只做一桩事，尝尽酸甜苦辣；劳劳不惜，终岁难偷半日闲，浑忘喜怒哀乐。
1987年7月14日，在台湾施行了38年的戒严令终于被解除。这个全世界实行最久的戒严令被解除后，台湾当局开始允许台湾的大陆籍人士回乡探亲，掀起了一波台胞回大陆探亲的热潮。这是当时台湾电视媒体拍摄到的寻亲场景。
梁金生回忆道：在台北故宫工作过的一个姓武的先生，他后来移居到美国去了。在八几年的时候到北京故宫来要看画，然后我们当时的副院长杨欣接待他，杨院长马上就给我打电话 ，说老梁你来 这儿有一个原来在台北故宫工作过的姓武 武先生，然后我就去了。听那武先生讲 说那梁老先生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穿一个长袍 夹一个布包 慢悠慢悠 稳稳当当那么走的那么一个老头。就是他给我讲的这么一个印象
当时两岸还不能直接通信，梁金生就写了一封家书请这位先生转寄到了台湾。就这样，分隔两地长达39年的亲人终于有了书信往来。从台湾的回信里，梁金生才得知祖父和祖母早在1972年就已经去世的消息。
梁金生回忆道：然后这事我回来给我父亲讲，我父亲什么话也没说。肯定他心里很多苦，还是没讲。
此时在台湾的梁家已经没有人在台北故宫服务。就在2007年为故宫服务60多年的梁匡忠也因病去世。今天梁家也只剩下梁金生还在北京故宫工作。这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家族将会慢慢的淡出故宫的视野。但是围绕着两岸故宫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
（十二）：承古开今
台北市城铁剑潭站是台北市内的交通中转枢纽，是距离台北故宫博物院最近的城铁站之一。
在巴士公交车剑潭站的站牌上，可以看到有4、5条通往故宫博物院站的公交路线。故宫博物院站通常是公交线路的终点，这似乎可以说明故宫所在的位置是远离闹市的。
如果从城铁剑潭站转乘巴士公交车，只要经过三到四站就能到达台北故宫博物院站。
公交路线的故宫博物院站似乎不是为外地游客而设，从这一站下车的大多数是生活、工作在故宫附近的当地人。车站离故宫还比较远，大约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下车后并不能马上就可以看到台北故宫建筑的全貌，但是，绿色的琉璃瓦以及汉白玉雕栏会不经意地映入眼帘，这提醒着你，台北故宫已经离你很近了。
生活工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旁边的人们，每天与台北故宫擦肩而过，他们早就对这座著名的建筑习以为常了。
台北一段建国路南高架桥下的玉石市场，只有在节假日才开市。市场长度近八百米，有五百余个摊位。玉石市场所经营的已经不仅仅是玉石，还很多其他东西。从市场繁荣程度来看，在台湾仍然很有市场。尤其是来自大陆内地的古董，在台湾非常受欢迎。
在这经商的老板们，把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自己的熟悉业务的课堂。
戴立忍，台湾知名的电影编剧、导演兼演员，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远离于台北市的南部台湾，他的小学、中学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戴立忍介绍：我想全台湾大部分，像我这个时代的人，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去过台北故宫，就是我们念国小，国小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
跟戴立忍的经历一样，50年代以来出生的大多数台湾人，不管他们住在哪里，只要他们是上过学，都不可避免地从学龄时期就跟台北故宫博物院结下不解之缘，台北故宫是童年岁月的一部分，尽管它不一定是一段美好的经历，至少它是一段深刻的记忆。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内容被编进了教科书里，有组织地参观台北故宫是中小学校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
而80后的台湾新生代演员桂纶镁则在小学毕业之前就被家人带进了台北故宫，这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桂纶美回忆道：印象中，可能三年级左右，然后是妈妈带着我跟哥哥一起去的，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印象。感觉上就是自己在一个很古老的建舍里面跑来跑去，那个时候没有看文物的心态，就好象是妈妈带我去那里做一个旅游一样。
故宫和老师、家长们曾经尝试着把课堂搬到台北故宫，他们希望通过游戏的形式，为孩子们的学习增加一点儿趣味性，让孩子们在简单的游戏中更容易接受枯燥的历史故事和理解深奥的艺术。在台北故宫里上课，比学校里生动一点儿，这样的举措，或许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游戏的内容的是有限的，大多数的时间，孩子们被直接带进这黑乎乎的房间里，让他们围着这些老宝贝，看来看去。
当一个几岁的孩子在面对一件一千年的东西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
这些象征着中华原生的宝物们多少次因为躲避战火而颠沛流离。
宝物们不仅仅是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它们更代表着中华的精髓与精神。
宝物们命运多舛的特殊经历，以及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却一度成为台北故宫跟平民大众之间的隔膜。
郑文堂，台湾著名电影导演，20世纪50年代生于台湾，亲眼见证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成与发展。
郑文堂介绍：那个时候对于故宫有一种神秘感，因为那个时候的政权，就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所带来的影响，就是非常的封闭。所以对于故宫的描述，对于故宫那一区，是不太容易靠近的。因为它那一边有一个官邸，仕林官邸，就是那个时候蒋介石的公馆放在那里，故宫就在他的附近。所以常常有一种想象，有一种传说是说，从故宫有地道可以直接到那个官邸。
而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台湾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一座神秘的建筑，它不仅仅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一个不可不去的旅游点，同时它又是一座公园、一间课堂、一眼灵感的源泉、一个中国的体验所、一座艺术朝圣者寐以求的殿堂。
2007年，台北故宫发布了一部宣传片，一改故宫博物院一贯的严肃、古板、老气横秋的形象，影片内容虽取材自宋代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却大量运用了动感时尚的视听语言。影片在充满着中国古典元素的同时，又带有浓郁的台湾地域特色。它是当代台湾艺术家所诠释的新故宫。
宣传片的导演彭文淳是台湾著名的广告制作人。彭文淳导演意识到故宫曾经固有的呆板形象，而他要做的，就是打破它。
彭文淳介绍：故宫从1949年到台北之后，长久以来，大家所认为的故宫都是比较保守的，然后国民党色彩很浓的，因为是国民党把东西带过去的，然后也是感觉上属于比较很官方的，不太接近民众的。
彭文淳以近一年的时间完成这部90秒的影片。在拍摄这部宣传片之前，他着重考虑到了一个元素，就是年轻化。
彭文淳介绍：希望故宫跟年轻人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直接迅速的方法，那就是找代言人，只不过我们现在找的代言人必须是，一他形象要好，二他是属于年轻时代熟知的人物，第三就是他本身有台湾的代表性，所以我们在过滤出一个名单来之后，林强这个角色最后被浮出台面了。
林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致力于闽南语歌曲的创作，他的闽南语专辑曾经带动流行市场出现所谓的“新闽南语歌运动”，让闽南语歌真正成为台湾乐坛领导潮流的先驱。
林强介绍：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的观念，我认为古代，跟现代之前卫其实是相通的，其实是一起的。
Old Is New这一口号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焕发了青春。
台北故宫多次举办根据馆藏文物为主题的设计比赛，产生了很多现代设计作品。这些作品通常都是生活用品，是一些与生活、工作、学习息息相关的东西。古老的文物进入了现代的生活当中，时尚与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它们一下子拉近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平民大众之间的距离。
2005年，故宫成立80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与意大利精品生活设计品牌Alessi合作。设计师吉欧凡诺尼先生从院藏清高宗御制诗中乾隆皇帝年轻时的画像得到灵感，创造出吉祥物「Mr. Chin－清先生」，并衍生设计出一系列椒盐罐、蛋杯等趣味横生的生活精品，并于 2007年5 月 23 日于台北故宫举行全球首卖发布会。这一套名为“The Chin Family－清宫系列”的吉祥物及生活用品。将Old Is New引伸为一种生活哲学。
也是2005年，台北故宫开始较大规模涉足影视创作，邀请了侯孝贤、王小棣与郑文堂三位导演创作了三部电影作品，向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台北故宫的角度。
不同于纪录片《盛世里的工匠记忆》和《历史典藏的新生命》，电影《经过》是一部故事片，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充满人情味的故事。
郑文堂介绍：那时候，很想故宫这个已经很古老的地方跟那种形象的东西，有跟年轻人接触的可能性。所以才会找桂纶美、找戴立忍。
戴立忍说：坦白讲，在那个之前，我对于故宫，其实跟我是有距离的，跟我生活上是有距离的。那一次能够在这么一个不像是一个访客的情况下，反而是感觉上，跟它像工作伙的伴情况下，当然它不是道具。对我来讲，他每一个东西都是比我的生命还重的东西。那样子的情感，很难讲，我觉得在整个拍片，留下最深得是这个。
桂纶美说：一直到拍了经过之后，花了一段的时间去跟故宫的解说员聊天，然后看看他们的字画。然后开始多一点点了解，然后才可以用不同的面向去看看这些文物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趣的。然后前一阵子，也有机会，可以再造访故宫的时候，会有一种亲切感，就是好象跟那个地方做了一些联结。
林怀民也是寒食贴的崇拜者，看着寒食贴，似乎可以跨越时空与大师对话。大师的书法作品，是林怀民创作《行草》等系列舞蹈作品的灵感源泉。他自己本身并不是书画专家或者书法爱好者，而作为一名舞蹈家，他善于用自己熟悉的表现形式对的书法艺术加以诠释。
书法，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云门舞集的舞者经常练习书法已经成为一种自发行为，在舞蹈排练场的旁边，有几张桌子，那是舞蹈演员练习书法的地方。
同时，林怀民和演员们还经常去故宫，看大师们的书法作品、看大师们在纸张上的舞蹈。
云门舞集座落在台北郊外的一个小村庄理，它是台湾第一个现代舞团。三十多年来，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被誉为“亚洲第一当代舞团”。云门舞集的作品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这都是源于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与故宫之间的个人经历。
林怀民介绍：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故宫挺遥远的，我一心一意在听Bobby Dylan的歌啊，披头士的歌，读时代杂志，洋好象是比较新鲜一点。从美国回来以后，创办云门舞集，我去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年轻的时候，青铜器对我影响很大，不是上面的花纹或者造型，我觉得那些铜是非常的也生命力。那些铭文，我一样都不懂，可是觉得特有力气，刚好那时候因为年轻，那个时候我还说过一句话，我最不喜欢的东西是宋瓷，因为没有生命力。
而在舞蹈作品《行草2》当中，宋瓷则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美术设计元素。
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建立国宝级文物与珍贵古物之数字典藏数据库。
这些数字化的成果通过网站或者发行DVD光碟的形式与大众见面。它们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同时充满趣味性。
数字光碟《皇城聚珍——殿本图书欣赏》里收集了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大量书画图片资料，配以简捷明快的目录索引，还加入了妙趣横生的小游戏，寓教于乐。
古朴静谧的台湾大学，始建于1928年，目前已经发展成一座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在数字与计算机应用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拓展人们的视觉极限，台湾大学的洪一平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洪一平介绍说： 3D魔幻水晶球，在这系统首先可以选择你要浏览的东西，在这边就会有一些象牙球的介绍，你点进去就可以去控制象牙球的旋转，只要手在后面这个球上面做转动，里面的物体可以跟着我这转。
洪一平教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制作了3D虚拟文物展示系统，突破了时空限制，帮助观众从不同角度观察文物的细节。
2008年3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制作的数码3D动画片《国宝总动员》在第7届东京国际动画影展荣获公开征选作品类首奖。
这是一部通过数码技术制作的三维动画剧情片，作品将三件文物“婴儿枕”、“玉辟邪”、“玉鸭”以拟人的手法化身成片中主角。描述的是台北故宫日落之后，展厅内的文物逐渐苏醒过来，把酒高歌、追逐嬉戏。在嘻闹中弄丢了翠玉白菜上的螽斯，一场追捕螽斯的旅程就此展开。
《国宝总动员》总制作费超过4000万新台币，目的是希望通过动画作品来拉近民众尤其是孩子们与中国古老文物的距离。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建设包括将要完成一万件器物、书画，以及20万件以上清代档案等等专业摄影及数字化文件，建成文物数据库。目前，台北故宫的数字化技术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水平。
台湾的老百姓能够随时光顾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后来，他们甚至也曾有机会在家门口看到来自祖国大陆的珍贵文物。
这样的机会始于1999年3月份，被称为“人间神国”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共198件抵达台湾，这是50年以来，大陆文物首次送往台湾省展出。
“三星堆传奇——华夏古文明的探索特展”从1999年3月27日到6月30日结束。紧接着， 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大陆又一次合作举行了大规模的展览《汉代文物大展》，而就在展览开幕的第二天，台湾发生了大地震。
电视新闻同期：日月潭西方十二点五公里，规模七点三。
1999年9月20日，《汉代文物大展》拉开序幕，为了迎接千禧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精心筹划了这次展出。而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给即将举行展览蒙上了一层阴影。
地震使得整个台北市陷入恐慌，导致台北故宫博物院供电故障。
马王堆三号墓帛画和巨型木槨这样庞大的国宝级文物此次是首度出境，在当时两岸气氛紧张的情况下，能来台展出实属不易，没想到又遇到了大地震。
张临生介绍：就都很安全，没有一点损伤。因为我们平常的安全其实做得很好，我们东西每一个都把它固定得很好，所以我们从头走到尾没有一件东西有移位的。
此次《汉代文物大展》跨越千禧年，历时五个月，于2000年2月25日闭幕，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向大陆借展文物的数量为50套组共250多件，参观者达数十万人。这是两岸之间一次非常宏大的交流，可谓“惊天动地”。
包括《汉代文物大展》在内，所有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大陆的展览交流都是单向，后来的“天可汗的世紀——唐代文物大展”以及“交流与草原特展”等也都是由大陆文物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台湾各大博物馆的文物却一直未能到大陆大规模地展出。
大陆的观众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一睹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风采，至少是现在他们还没有这个眼福。
官方的交流……，而民间人士的互访却一直没有停止。去台湾作客的大陆居民，是必须要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活动自1992年开始，台北故宫博物院当然是大陆小天使们一定要去的地方。
对于孩子们来说，短暂的参观，不可能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全面了解和深入的体会。
来大陆访问的台湾同胞也必去北京故宫博物院看一看。
李敖先生曾经说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像饺子馅，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则是饺子皮，瓤很少。2005年9月20日，李敖先生访问故宫的时候对自己曾经的评价做了修正。他现在认为，北京故宫的藏品其实很多，同时，他对两岸故宫又做了新的评价：北京故宫是真的，台北故宫是假的，当然，海峡两岸统一，故宫也要统一。
台北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北京也有一个故宫博物院，她们之间的骨肉关系永远难以割舍，两个故宫博物院之间的来往一直没有间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两岸故宫博物院从未合作办展，但专家学者之间的互访非常频繁。自1993年以来，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有近30次的学术交流活动，200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了80华诞，两岸的专家们曾一同为之庆生。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有一个想，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三希堂的《伯远贴》、《中秋贴》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快雪时晴帖》放在一起展出。
郑欣淼介绍说：延续了几年的我的一个心结，现在也有一定的进展。到2004年6月份，台北故宫的院长，石守谦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我们要加强合作。当时我给他就回了一封信，同时我就讲到，我说明年就是，2005年就是八十院庆，我们能不能合办一个展览，比如说就像三希堂的三件作品，以后这个事没有下文。
三希堂的《伯远贴》、《中秋贴》和《快雪时晴帖》这三件宝物本为一体，现在却分居两处。如果能作短暂团聚，在一起同时亮相，它们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将远远超过书法艺术范畴。
郑欣淼说：台北故宫新任的院长周功鑫女士，好多包括大陆地区的、包括台湾的一些媒体都找她，都在促进这一件事，她个人认为到后年，三希堂可以在台湾展出的，但这个她和我个人之间没有交流，因为她也听到，我们北京对这个展览，我们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周功鑫女士现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这是我们2007秋天年拍摄的周女士的画面，当时她还没有就任故宫院长。而现在，身为院长的她，如果能听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的这番话，不知道会做何回应。
洪一平教授也曾去过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个曾经保存翠玉白菜的地方是位于北京故宫东侧的永和宫，这个地方曾经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的寝宫。
洪一平介绍说：其实曾经想过说，用一种比较虚拟的方式，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场景，然后这边物体拍完了以后，怎么样把它结合到那个空间里去。
翠玉白菜这样一个东西，以前可能是在紫禁城的某一个妃子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场景可以是拍出来，然后该可以把这个东西摆在那里，等于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原本是在那个地方……
2008年12月15日，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纪念的日子。两岸分隔59年后，从这一天开始，恢复直接通航、通邮和通商。
2008年12月18日，第三届国际创意产业博览会在北京拉开序幕。在展览会的二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品赫然在目。虽然，它们非常低调地被放在林林总总的众多展柜之间，而且，这些展品也仅限于文物仿制品和衍生品，但是，这的确是台北故宫第一次在大陆参加的展出。
展台的工作人员说，这次到北京，还没来得及坐上“三通”之后从台湾直接飞往大陆的飞机，等博览会闭幕，他们回去，一定要坐直达航班。
秦孝仪先生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达18年之久。
2003年元旦，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在台北第一次见到82岁高龄的秦孝仪先生，当时，秦先生已经离职退休了2年多了。
虽然相差26岁，两位院长却结下了忘年交。二人分别之后，频繁地互致信函、和诗唱答，一直到2007年元月5日秦先生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