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喝酒八条潜规则

酒文化在中国千百年来相沿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带给人们以口欲的满足，而且还具备了很多其他的社会职能，充当了润滑剂的角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古代的权力之争、军事谋略等大都与酒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因纵酒而误国的事例，但酒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皇帝赐御酒犒赏出征将士以激励他们英勇作战；赐酒予文官以鼓励其秉公勤政；酒食款待异国使节以敦促两国修好。/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所以官场喝酒并不足为怪，适当喝点酒对于官员放松神经是有好处的，但是许多官员受到了酒精的“毒害”，而无法分清是公务性应酬还是私人性交往，使得酒精文化中的内容和涵义也越发的具有引申意味了。比如，有民谣道：“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商量；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有干部称：“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你不敬他酒，他说你不尊敬他；同事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瞧不起他；下级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摆领导架子，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于是乎，迎来送往要“以酒助兴”，请客吃饭要“以酒显赫”，结交办事要“以酒为媒”，酒消费成为礼尚往来的必不可少的感情投资。
其实，纵论起酒消费无非是在进行人情消费和人情投资而已。那么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为何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
如果说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一捆一捆分得很清楚的柴火”的话，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则是类似于石子投向河里的水波纹衍生开来的“差序格局”，是由自己——家人——亲属——朋友——熟人——陌生人等逐渐推开出去的。而官场中人情消费的目的，是将坐落于外围水波纹上的个体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逐渐进入内圈层，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中，双方是陌生人的话，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成为熟人；是熟人的需要晋升为朋友；是朋友的如果拉上亲属关系则更为有力了。我们知道，正像水波纹一样，越到外围就越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强关系”体现在水波涟漪的内层，而外层的仅是“弱关系”而已，或者干脆八竿子打不出关系来。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呢？这是因为，人们认定能喝酒的人就拥有在酒桌中迅速复制关系的能力，越能喝则能力越强。而那些能喝者除了拥有拉关系的能力外，还具备了为领导挡酒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这种举动已然就是“为领导两肋插刀”了。可见，喝酒不仅拉近了与外群体的人际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亲近了内群体的关系。
在中国官场，所谓的“靠山”、“撑腰”、“走后门”、“求情”、“托人”这些问题无非都是在尽力去寻找有可利用的关系而已，而犹以“强关系”为妙。关系如何形成呢？这就需要一定的媒介和手段。
为何“拉关系”这样的使命会落到“酒精”的头上
这不得不从酒本身的特点说起。关系和人情的构建需要沟通和交流，正式的沟通碍于一定的环境、时间和情境的限制，使其更具有正规和刻板的氛围，而非正式沟通更为随意和自由，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和促进交流。吃饭席间，人们是面对面的互动，沟通更加随意，效果更加有效。加之酒精本身可以放松神经，使非正式沟通更加通畅。人们畅饮之后，兴奋多言，更加显露本真天性，于是没有了官场的架子，有的只是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
因而，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以情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中，官员们常常用人情网络来削减生疏，用关系来平衡法规，这常常让许多人认为“公事得按私事办，合理先得要合情”。在人情的消费中，酒精的搀合便助长了这种联结。这样看来，中国的酒楼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人情与关系情结的恒久发作。
“官场酒文化”喝掉的是什么
先撇开个人的健康这一普遍要义来看，人情消费是一种投资，但凡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但所求回报可能种类繁多，有的人希望回报地位；有的人希望回报利润；有的人要的是铁关系；有的人要的硬靠山。既然有人投资，就要有人“欠债”，无论对方何种索取，人情投资都要求受惠者有义务为投入者提供所需，有责任为其“办事”。
理性人所需要的回报是预期的最大利益化，而人情往来中虽然不显现直接对于利益的追求，但不表示他们的人情交换没有利益，其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的利益比直接的预计结果更好，比赤裸裸的利益谈判获得更多。
人情永远与权力相关，当权力不以民主、法治、标准与制度为核心的时候，当权力开始以人情和关系为连结的时候，官场的酒文化便会对民主和法治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以设想，一个以偏重法规、制度和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里，人情消费即使想发挥作用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官场酒文化，无限泛滥下去的话，谁来埋单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款在埋单，是单位在埋单，是国家在埋单；而其实呢，酒文化背后可能促成了无数的非合理或非合法的合作与关系，结成了一些不良的契约和人情的债务，那结账的可能不仅仅是公款，也许还有许多潜在的隐患。
综观当前流行风靡的“酒文化”，其实已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追溯中国酒文化，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王维的“西出阳关”，还是“有客自远方来”的以酒待客，那种豪爽、热情都是善意的。如果把这种善意演变成“感情铁，不怕喝得胃出血”，那么这种“酒文化”其实处于偏离化状态，成为必须要修正的不良“亚文化”了。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
延伸阅读
网上流传的官场喝酒八条潜规则
规矩一：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切不可一上酒桌就充大。
规矩二：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
规矩三：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规矩四：自己职位卑微，记得多给领导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
规矩五：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规矩六：说错话，办错事，不要申辩，自觉罚酒才是硬道理。
规矩七：领导跟你喝酒，是给你面子，不管领导怎么要你喝多少，自己先干为敬，记着啊，双手，杯子要低。
规矩八：花生米对喝酒人来说，是个好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对领导酒后嘘寒问暖是少不了的，一杯酸奶，一杯热水，一条热毛巾都显得你关怀备至。
一位公务员眼中的官场酒文化
酒文化变异之官场乱象
侯健康
2008年02月21日08:34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
笔者是一位基层的公务员，通过我的观察归纳，现将“酒文化”变异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酒文化成了拉关系的潜规则。何为礼品之最，非酒莫属。酒在成为情感交流、精神表达和礼尚往来的物质载体的同时，也便成了许多人攀附权贵、拉关系、拜门子的介质。看到某些人手提高档酒串门子，必猜送礼无疑。提高档酒出行，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夜间造访。酒文化成为拉关系的潜规则，由此不言而喻。
酒文化成了铺张浪费的代名词。酒是饭局的精华，中国人无酒不成宴，凡宴必酒，凡酒必醉。特别是公款宴请，酒之铺张浪费，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
酒文化成了擅权作为的杀手锏。原则和规矩成了摆设，喝酒的能量倒成了“杀手锏”。许多资金是靠酒灌出来的，“酒杯一响，黄金万两”、“十杯酒，十万元”；选人用人要“考核”酒量，“酒场就是战场，酒瓶就是水平，酒风就是作风”；许多工程项目、巨额贷款，是靠酒杯攻关夺隘、打通关节拿下来的，“杯子一端，合同就签”。以致许多梦寐以求者，为此输液打吊针，甚至丢掉卿卿性命。
价值观的沦丧亵渎了酒文化。市场经济，物欲横流，个别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灯红酒绿的奢靡之风盛行，导致酒文化与廉洁文化的融合性内涵日渐衰退，酒文化与廉洁文化的排斥性内涵却得以扩张。
软约束的机制宠坏了酒文化。酒文化的变异，很大程度源于我国人事干部管理机制的软肋，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位。不敢、不能、不便监督制约的弊病必然助长腐败，体现在酒文化中的行贿受贿、铺张浪费、擅权弄权、腐化堕落等大行其道，也便见怪不怪了。
官本位的延伸侵蚀了酒文化。中国历史上就是个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的国家，“官大一级压死人”，当官的一言九鼎，做普通百姓的只有俯首贴耳的份儿。没当官的敬当官的，小官敬大官，一些官员的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
功利性的市场影响了酒文化。一些酒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引导消费方面存在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如过分宣扬酒的社会功利性，所谓高品位享受、送礼佳品云云，或强调高档、至尊，把一种帝王之气、等级观念强加给消费者，对人们的消费心理产生误导，助长了某些人的不正常消费心理，助长了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
官员遭遇“官场酒文化”困惑
其实官员都知道，“官场酒文化”不太符合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谁都知道酒喝多了伤胃、脾，于身体不利，谁都盼望有一种文明和现代化的交往方式。但是，酒场上，却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因为“官场的酒文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条可怕的官场潜规则。这个潜规则不打破，官场将永无宁日。
（江苏一官员）
现在上面一些来检查工作就是比接待，谁接待好，谁的工作就能打高分。再比如去上面要个项目，你不接待不行，很多部门要协调，不喝也不行。喝得好，项目就好，钱就多。喝酒能办成事，能赢得领导的好感，能使自己得到提拔重用！我的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基层干部很少有不会喝酒的，县上许多局长、乡镇长都有很严重的胃病，有的患了高血压、酒精肝甚至胰腺炎、肾病，但酒还是照样喝。
（湖北一基层干部）
对于官场的酒文化，领导机关除了发通知，下禁令，就再难拿出一点像样的强硬措施来，更不用说给闯红灯者以应有的处罚了。事实上，更多时候的违禁者都是领导自己，由于上梁不正，禁令成为“橡皮泥”也就在所难免了。
（贵州一官员）
喝酒致死的“黑色幽默”当止
2008年02月21日08:33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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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公款吃喝之风愈演愈烈，找个由头大吃一顿已成为个别人公务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2007年11月18日，安徽芜湖某街道办事处主任在挂牌成立酒宴上喝酒致死一事就极具标本意义，是一个经典的官场“黑色幽默”。一叶知秋，这一事件本身再次说明，公款吃喝问题到了必须用“重典惩治”的时候了。
事实上，中央对公款吃喝问题一直非常重视，近年来三令五申严禁公款吃喝，但屡禁不止。一些部门和个人对中央的禁令和相关条例充耳不闻，严重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人民群众的感召力，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尽管公款吃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对党和国家形象、对自己的身体及家庭都没有好处，但我们的一些干部还是乐此不疲。究其根本原因，关键是“公款”消费。而要消除这一腐败现象，治本之策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要严格公共财政与预算制度，坚决把预算外和体制外收入纳入预算，严禁单位和部门拥有小金库。据各种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的各种预算外和体制外收入大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2006年，我国行政执法性收入大约是1.3亿元左右、土地出让收入大约6800亿元左右、国有企业利润也有大约3000亿元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社保收入和各类公共机构的国有资产租赁收入。这么大的一笔巨款在体制外运转，由大大小小的各类公共机构“管理层”甚至个人自由支配，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吃喝风蔓延，与公共机构管理层对预算外和体制外收入“自由裁量权”过大、收入不透明、没有可操作性的监督机制密切相关。预算外收入已经成为大量腐败现象的最主要滋生地，因此，必须将其纳入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
其次，除了在制度层面的改革以外，还要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识到，公款吃喝是“看得见的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最恶劣的后果之一是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破坏了社会政治道德风气，冷了老百姓的心，在某种程度上比隐性腐败的社会后果更严重。目前，在我们的一些干部心中，从来没有把公款吃喝看成是腐败，而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公务活动、工作联系和人情往来。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吃喝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作习惯或官场“潜规则”，有些部门甚至选人用人都要“考核”酒量，以至于发生喝酒喝死人的事情来，闹出现代版的官场奇闻。只有把公款吃喝当成影响最坏的腐败之一来认识，把禁止公款吃喝当成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来认识，我们才能下决心根除这一不良现象，彻底改变政治生态和行政生态，进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树立起“以公款吃喝为耻”这一党的干部应有的最基本的道德价值与“公共精神”。
最后，要形成有效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有效监督的前提是财务透明。各级各类公共机构的财务收支情况要定期摊在阳光下，便于工会、纪检、职工和舆论监督。国内外的经验证明，公共部门的具体财务收支状况透明和便于监督，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公款吃喝和公款浪费。同时，在遏制公款吃喝之风蔓延上，要加大惩处力度。公款吃喝的关键是“公款”二字，惩处不到位，就是变相地鼓励用公款大吃大喝。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要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不用公款大吃大喝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