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革的影子—一些不算纪念的文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4:33:16
[思想]文革的影子——一些不算纪念的文字
作者：正宗原版发条兔子 提交日期：2006-6-5 10:18:00
一
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连续看完了两本书：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两本“旧书”，确实也都是在特价书店里淘来的。不是有意要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的，但对照起来读，还是有那么点意思的。
《一九八四》算得上是一部名著了。我读大学时因为所学专业的缘故，看过一部苹果电脑的电视广告片，广告语即是“为什么1984看起来不像1984”。当时虽然有老师的一番解释，还是有点云里雾里。读完小说才有点明白。
小说是作家于1948年写成的，主人公温斯顿在1984年的“大洋国”的真理部记录组工作。真理部是以“老大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下的四个部门之一，管辖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而记录组，说白了就是不断篡改以往的新闻和文件记录，以使“老大哥”及“党”一贯正确。出生在战前的主人公虽然身为“外围党员”，但模模糊糊的童年记忆总是让他对当今这个充满专制、监视、恐怖和谎言的现实秩序产生深深的怀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遭遇了爱情。爱情是不被允许的，ML的正确目的只是为了制造婴儿，为了完成“对党的义务”，于是他只能想尽办法和他的爱人偷偷地约会。他的爱人是一个出生在战后的年轻女子，虽然在表明上比谁都“革命”，虽然她从内心中接受“党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理念，但单纯的人性仍使她骨子里充满了反叛精神，以一种游戏态度从事着她的工作，并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爱情的力量使我们的主人公更加憎恶现实，也看到了人性的希望，同时由于要偷偷地约会，他也不断深入了那些被轻视、被鄙夷的“无产者”中间，让他感觉到这种希望无所不在。一个机会让他接近了“内党”核心成员奥布林，而且确信他是传说中的秘密反抗组织“兄弟会”的领导人之一。带着巨大的希冀和自我牺牲的决心，他加入了“兄弟会”，并把本来一心只关心自己的女友也卷了进来。当他们阅读着“兄弟会”的“圣经”并内心充满美好的希望的时候，却双双被捕了。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奥布林是一个秘密警察的头子。在经历了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之后，他像以往的所有被捕者一样招供了一切真实的或虚假的“罪名”，并出卖了自己的爱人。万念俱灰的他只求一死，但奥布林们并不满足以此，他们不仅要消灭敌人的肉体，而且要全面征服他们，包括他们的记忆和内心的感情。一系列的“非常手段”之后，温斯顿的灵魂终于被洗得“洁白如雪”，在子弹终于穿进了他的脑袋的一瞬间，“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合上书，“老大哥”的三句口号依然震聋聩耳：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接着读《牛棚杂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乔治•奥威尔不过是以小说家的方式在“预言”，而季羡林的回忆则似乎在印证这个预言。这难道不是真的很有趣吗？
季老的笔调一向带着点冷幽默，即使是描绘那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季老语）。对文革十年中遭受迫害的人们的种种经历，我长这么大总算也是有所耳闻得不少了，不过季老如此细致而逼真的描绘，特别是很多处带着故作调侃与轻松状的笔触，仍旧让我有种不忍卒读又不得不读的感觉。与《一九八四》里温斯顿同志来自上面、来自秘密警察的迫害不同的是，季老遭受的迫害是来自下面、来自“群众”、来自以往貌似恭敬有加的学生温文尔雅的同事平凡善良的工人。当然，我再傻再笨也明白，光有“下面”是闹不起来的，“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问题是，看上去高高在上的宫廷斗争，一下子激起神州大地上如此大规模的群魔乱舞，甚至面目之狰狞、手段之残酷、内心之狂野恐怕是连运动的发起者都想像不到的——而在奥威尔的1984世界里，“无产者”们是卑微的、麻木的、苟且偷生的——这是为什么？
我找不到答案，就像温斯顿在读“兄弟会”的“圣经”时找不到答案一样。季老也找不到答案，乔治•奥威尔更不可能给出答案。
二
对于“文革”，我是有记忆的。
说这话显得有点大言不惭。毕竟我出生的时候，文革已经是尾声了，而等到我刚过完周岁生日后没多久奶奶抱着我逃往安吉去“躲避”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地震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后几个月，“红太阳”陨落，然后就是“四人帮”被一举地粉碎了。如果说我对那场浩劫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实在跟痴人说梦毫无二致。
但真的还是有记忆的。有三个比较具体的线索。
第一个是儿童读物。文革结束了，但文革的遗存犹在。我不过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自然对早期教育不会特别重视，加上物质条件极其一般，绝不会像后来的孩子那样有一堆玩具和精美的儿童读物。但孩子的天性就是好奇，当奶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对精神食粮必然会有了要求。于是翻箱倒柜便成了我的爱好之一。这一翻，还真翻出了不少好东西：领袖画像、领袖像章、红宝书、写着“红卫兵”的袖章还有很多彩色的画报……我记得识字后不久我还磕磕绊绊地读过一本小说，讲的是某造船厂的革命群众如何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作斗争，把那个尖嘴猴腮、一心迷恋国外技术的“反动权威”斗得灰溜溜，而造出了“革命”的“向阳红号”的故事。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画报，内容无非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全国形势如何一片大好，这些美丽的图景给孩子的心里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再大一点时候，再听到所有关于“文革”的描述时，一种巨大的反差感不免油然而生了。
第二个是审判“四人帮”。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国营大厂的家属区，电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稀罕物，但每座宿舍楼还是有一部电视的。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电视机就会被摆在楼门口，前面早早就有许多人拖家带口地坐在小板凳上面等了。当时许多报纸上有一个醒目的大标题：“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彻底否定的必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开审判“四人帮”。我估计这个节目是当时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大人们饶有兴味地看着，小孩儿们也似懂非懂地看着。对于其他三位我倒是没什么印象了，只是记得一个女人在被告席上还飞扬跋扈、大呼小叫的样子。看到精彩处，周围的大人们或是掌声雷动，或是齐声大笑。联想起季老书中对于那些观赏批斗会的群众的描写以及《一九八四》中人们争相目睹绞刑和战俘游街的情节，我十分怀疑当时大人们的热烈反应是否真是出于对那四个人的刻骨仇恨，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倒了霉，再或者这只是一场难得的好戏。
第三个是文攻武斗。我的童年回忆里总是少不了两帮孩子的斗争。当时我家住12幢楼，前面一座是11幢，我们这两座楼里的孩子们好象天然地分为两派。虽然在学校里大家都乖乖地做好同学，但在纯粹的业务时间里，总是各走各各玩各的，但绝非老死不相往来，武装斗争是时常发生的。群殴是家常便饭，轻则肉身互搏，重则石块乱飞。春节期间是最开心的，因为有炮仗。我们12幢的凭借地理优势，经常架好“二踢脚”，对准前楼公共楼梯的窗口，一炮轰过，听见他们楼道内一声巨响（有时夹杂着一声女人的尖叫），我们便开心到了极点。除了武斗，还有文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写打油诗侮辱对方，然后趁黑夜悄悄贴到对方的楼里。顺便说一句，我们当时住的是筒子楼，厕所、水房都是公用的，人们倒垃圾、倒脏水通常都是直接从公共楼道的窗口直接倒下，相关的建筑外立面自然是污秽不堪。记得我还亲自写过一首歪诗：“日照十一幢生紫烟/遥看破布挂窗前/臭水飞流三千尺/疑是狗尿落九天”。回想起来，大人们倒是相安无事，那么这仇恨是从何而来呢？公共厕所里墨迹班驳的涂鸦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我们楼里的厕所墙上歪歪斜斜写着几句标语：“打倒东野！”而有一次悄悄去11幢贴打油诗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厕所里写的是“砸烂红战的狗头！”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东野”指的是“东风野战队”，而“红战”是“红旗战斗队”，这都是文革时厂里的两大派别。再大一点上了厂里的附属中学，一个语文老师指着教学楼外墙上的许多疮孔说，当年这座教学楼一度成了两大派别争夺的高地，双方都调来了机枪等重武器，死了不少人，这些疮孔就是当时的弹孔。
“文革”，留在我记忆中的影子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如今年过三十的我收入稳定，生活平静，闲暇时还不免沉醉于一些所谓的“小资情调”，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旁边的PHILIPS音响里还悠扬着NEIL YOUNG的SLEEPS ANGELS，如果不是那两本书，我想我是断不会想起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的。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想来也早就被现实的幸福与烦恼所包围，而比我小的孩子们更是早就不知道文革为何物了吧。猛然想起来今年是文革结束的三十周年，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起用了“遗忘”这种方式来纪念它。
三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文革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但我很想知道，虽然他们只不过是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当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既当不了权，也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格。记得小时候他们曾给我讲过借着大串联的旗号四处旅游的事，母亲还讲起父亲文革中曾经不知道为什么被什么人追捕，连夜逃到北京去找原先部队的老首长……这本来是很好的故事，但父亲一声喝止，故事就到此中断了。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估计父亲考虑到我现在的职业，出于爱护子女的目的，也不可能再讲给我听了。
前一段时间有件事沸沸扬扬了一阵：挂在北京某墙头的领袖像的原画要被拍卖了，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好多人在网上声明反对，还有些人提出来要全国人民一人出一块钱买下来，然后赠送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看网上调查，还真有90%以上的人表示愿意响应。我相信这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未经过那场动荡的年轻人，而我也相信这里面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也绝非少数。
前不久老父来杭州，和她的儿媳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这全然不关家庭矛盾的事，争执的焦点是伟大领袖到底伟大不伟大。老婆大人的家庭深受那场运动之害，所以她对伟大领袖颇有微词。而老父亲则直至今日仍对伟大领袖充满景仰之情，而且看起来肯定是此生不渝了。老婆对那一代人的愚忠很不理解，而我私下里却并不以为然。
父亲和我一样，对现实多有不满。而和我不一样的是，他在发过牢骚之后总要顺便提到当年那个伟大领袖的时代。我由是而知，其实有两个伟大领袖（也许更多）：作为当年最高当权者的伟大领袖和作为平民的理想（平等、公平、当家作主……）化身的伟大领袖。千千万万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怀念，说白了，无非是一种现实的投射而已。
在《一九八四》里，作者借“兄弟会”的“圣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在历史上周而复始的社会结构图景——每个社会里都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这三种人的目标是不一样而且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差别，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中等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打着“平等、自由、正义”的旗号，拉拢下等人共同对抗上等人。而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下等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不久，其他两等人中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于是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这能够解释文革吗？我理论水平低，实在想也不通。且不说伟大领袖属于哪等人，众多起来造反闹革命的“下等人”如果果真是要实现其消除差别的理想，为何又非得如此暴戾地制造新的不平等？或者那些起来造反的人恰恰是中等人，正如奥威尔所说，权力的体现并不是让别人快乐，而正是让别人痛苦？那么如我父母这样的下等人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下等人们终于还是下等人。
我不知道。我找不到答案。
四
去年年底，我供职的这家杂志社在做“年终盘点”时，到中学里去做了些调查。在“年度青春偶像”的调查中，很多孩子们把票投给了刚刚去世不久的巴金。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文学家，大多数孩子们都知道他是个“说真话的人”。但是再问下去，他到底说了哪些真话，他为什么要说真话，孩子们就只有面面相觑的份了。
巴金在他“说真话”的随想录里大声呼吁建立一所“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但最终没了下文。我想，这大概也是造成现在的孩子们崇敬巴金而不知为何崇敬的原因之一吧。
我想季老也是赞成设立这样一个纪念馆的。他怀疑今天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他说这场悲剧至今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他期待有人（包括当年被整的人和整人的人）好好地总结和思考，他相信这将是对全人类都是一个莫大的财富。
然而时间是强有力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善于选择性遗忘的民族。去年我们轰轰烈烈地纪念了八十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而今年，对于才过去三十年的浩劫，却似乎是静悄悄地毫无声息，更别提什么研究和反思了。也许我们特别容易记住别人对我们的加害，而特别容易忘记那些自找的伤疤。
我忽然沉静下来，开始细细地回味《一九八四》中奥布林和温斯顿的一段精彩对白——
“那么过去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记录里。这是写了下来的。”
“在记录里。还有——？”
“在头脑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那么，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记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能教人不记得事情呢？”温斯顿叫道……，“它是自发的。它独立于一个人之内。你怎么能控制记忆呢？你就没有能控制我的记忆！”
接下来的事，就是奥布林成功地控制了温斯顿的记忆。
这无疑是个可怕的场景。不过还好这是一本带有幻想性质的小说，现实里恐怕没有什么会遭此厄运，被人强迫改变了记忆。然而，记忆毕竟还是不够可靠的东西，不仅文字可以被歪曲，记忆也会歪曲，不仅文字可以被抹去，记忆也总会在与遗忘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我的记忆里还残存着些文革的影子，谁又能保证它是真实的图象呢？谁又能保证它有一天不会沉入深深的海底呢？
如果真到了这一天，那些真实存在过的过去，就像奥布林所说的那样，将成为再也认不出来的灰烬、尘埃，随风飘散。而答案也永远FLOWING IN THE WIND了。
五
此时已经是2006年6月5日的0点了，睡意袭了上来。说点有意思的吧，那个苹果电脑的广告。
当时的个人电脑几乎全部被IBM所垄断，即使你想造一个不同品牌的PC，其标准也一定是IBM的。而苹果公司推出了一款完全不同的“麦金塔什”。于是他们借用小说《一九八四》，创意了这个广告片。片子一开始，就是一片灰蓝的阴郁色调，穿着统一服装的人们行尸走肉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步入会场，会场的大屏幕上是“老大哥”严肃而模糊的脸，他在发布最高指示：“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突然，一个穿着鲜红衣服的女子手持斧头跑了进来，后面跟着一群灰色的宪兵。就在宪兵快要抓住她的时候，她奋力地把手中的斧子扔了进去，把大屏幕砸了个粉碎。随后画面上出现一行字：
为什么1984看上去不像1984？
发条兔子 写于2006年6月4日
作者：正宗原版发条兔子 提交日期：2006-6-5 10:18:00
一
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连续看完了两本书：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两本“旧书”，确实也都是在特价书店里淘来的。不是有意要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的，但对照起来读，还是有那么点意思的。
《一九八四》算得上是一部名著了。我读大学时因为所学专业的缘故，看过一部苹果电脑的电视广告片，广告语即是“为什么1984看起来不像1984”。当时虽然有老师的一番解释，还是有点云里雾里。读完小说才有点明白。
小说是作家于1948年写成的，主人公温斯顿在1984年的“大洋国”的真理部记录组工作。真理部是以“老大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下的四个部门之一，管辖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而记录组，说白了就是不断篡改以往的新闻和文件记录，以使“老大哥”及“党”一贯正确。出生在战前的主人公虽然身为“外围党员”，但模模糊糊的童年记忆总是让他对当今这个充满专制、监视、恐怖和谎言的现实秩序产生深深的怀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遭遇了爱情。爱情是不被允许的，ML的正确目的只是为了制造婴儿，为了完成“对党的义务”，于是他只能想尽办法和他的爱人偷偷地约会。他的爱人是一个出生在战后的年轻女子，虽然在表明上比谁都“革命”，虽然她从内心中接受“党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理念，但单纯的人性仍使她骨子里充满了反叛精神，以一种游戏态度从事着她的工作，并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爱情的力量使我们的主人公更加憎恶现实，也看到了人性的希望，同时由于要偷偷地约会，他也不断深入了那些被轻视、被鄙夷的“无产者”中间，让他感觉到这种希望无所不在。一个机会让他接近了“内党”核心成员奥布林，而且确信他是传说中的秘密反抗组织“兄弟会”的领导人之一。带着巨大的希冀和自我牺牲的决心，他加入了“兄弟会”，并把本来一心只关心自己的女友也卷了进来。当他们阅读着“兄弟会”的“圣经”并内心充满美好的希望的时候，却双双被捕了。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奥布林是一个秘密警察的头子。在经历了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之后，他像以往的所有被捕者一样招供了一切真实的或虚假的“罪名”，并出卖了自己的爱人。万念俱灰的他只求一死，但奥布林们并不满足以此，他们不仅要消灭敌人的肉体，而且要全面征服他们，包括他们的记忆和内心的感情。一系列的“非常手段”之后，温斯顿的灵魂终于被洗得“洁白如雪”，在子弹终于穿进了他的脑袋的一瞬间，“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合上书，“老大哥”的三句口号依然震聋聩耳：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接着读《牛棚杂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乔治•奥威尔不过是以小说家的方式在“预言”，而季羡林的回忆则似乎在印证这个预言。这难道不是真的很有趣吗？
季老的笔调一向带着点冷幽默，即使是描绘那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季老语）。对文革十年中遭受迫害的人们的种种经历，我长这么大总算也是有所耳闻得不少了，不过季老如此细致而逼真的描绘，特别是很多处带着故作调侃与轻松状的笔触，仍旧让我有种不忍卒读又不得不读的感觉。与《一九八四》里温斯顿同志来自上面、来自秘密警察的迫害不同的是，季老遭受的迫害是来自下面、来自“群众”、来自以往貌似恭敬有加的学生温文尔雅的同事平凡善良的工人。当然，我再傻再笨也明白，光有“下面”是闹不起来的，“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问题是，看上去高高在上的宫廷斗争，一下子激起神州大地上如此大规模的群魔乱舞，甚至面目之狰狞、手段之残酷、内心之狂野恐怕是连运动的发起者都想像不到的——而在奥威尔的1984世界里，“无产者”们是卑微的、麻木的、苟且偷生的——这是为什么？
我找不到答案，就像温斯顿在读“兄弟会”的“圣经”时找不到答案一样。季老也找不到答案，乔治•奥威尔更不可能给出答案。
二
对于“文革”，我是有记忆的。
说这话显得有点大言不惭。毕竟我出生的时候，文革已经是尾声了，而等到我刚过完周岁生日后没多久奶奶抱着我逃往安吉去“躲避”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地震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后几个月，“红太阳”陨落，然后就是“四人帮”被一举地粉碎了。如果说我对那场浩劫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实在跟痴人说梦毫无二致。
但真的还是有记忆的。有三个比较具体的线索。
第一个是儿童读物。文革结束了，但文革的遗存犹在。我不过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自然对早期教育不会特别重视，加上物质条件极其一般，绝不会像后来的孩子那样有一堆玩具和精美的儿童读物。但孩子的天性就是好奇，当奶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对精神食粮必然会有了要求。于是翻箱倒柜便成了我的爱好之一。这一翻，还真翻出了不少好东西：领袖画像、领袖像章、红宝书、写着“红卫兵”的袖章还有很多彩色的画报……我记得识字后不久我还磕磕绊绊地读过一本小说，讲的是某造船厂的革命群众如何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作斗争，把那个尖嘴猴腮、一心迷恋国外技术的“反动权威”斗得灰溜溜，而造出了“革命”的“向阳红号”的故事。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画报，内容无非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全国形势如何一片大好，这些美丽的图景给孩子的心里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再大一点时候，再听到所有关于“文革”的描述时，一种巨大的反差感不免油然而生了。
第二个是审判“四人帮”。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国营大厂的家属区，电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稀罕物，但每座宿舍楼还是有一部电视的。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电视机就会被摆在楼门口，前面早早就有许多人拖家带口地坐在小板凳上面等了。当时许多报纸上有一个醒目的大标题：“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彻底否定的必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开审判“四人帮”。我估计这个节目是当时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大人们饶有兴味地看着，小孩儿们也似懂非懂地看着。对于其他三位我倒是没什么印象了，只是记得一个女人在被告席上还飞扬跋扈、大呼小叫的样子。看到精彩处，周围的大人们或是掌声雷动，或是齐声大笑。联想起季老书中对于那些观赏批斗会的群众的描写以及《一九八四》中人们争相目睹绞刑和战俘游街的情节，我十分怀疑当时大人们的热烈反应是否真是出于对那四个人的刻骨仇恨，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倒了霉，再或者这只是一场难得的好戏。
第三个是文攻武斗。我的童年回忆里总是少不了两帮孩子的斗争。当时我家住12幢楼，前面一座是11幢，我们这两座楼里的孩子们好象天然地分为两派。虽然在学校里大家都乖乖地做好同学，但在纯粹的业务时间里，总是各走各各玩各的，但绝非老死不相往来，武装斗争是时常发生的。群殴是家常便饭，轻则肉身互搏，重则石块乱飞。春节期间是最开心的，因为有炮仗。我们12幢的凭借地理优势，经常架好“二踢脚”，对准前楼公共楼梯的窗口，一炮轰过，听见他们楼道内一声巨响（有时夹杂着一声女人的尖叫），我们便开心到了极点。除了武斗，还有文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写打油诗侮辱对方，然后趁黑夜悄悄贴到对方的楼里。顺便说一句，我们当时住的是筒子楼，厕所、水房都是公用的，人们倒垃圾、倒脏水通常都是直接从公共楼道的窗口直接倒下，相关的建筑外立面自然是污秽不堪。记得我还亲自写过一首歪诗：“日照十一幢生紫烟/遥看破布挂窗前/臭水飞流三千尺/疑是狗尿落九天”。回想起来，大人们倒是相安无事，那么这仇恨是从何而来呢？公共厕所里墨迹班驳的涂鸦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我们楼里的厕所墙上歪歪斜斜写着几句标语：“打倒东野！”而有一次悄悄去11幢贴打油诗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厕所里写的是“砸烂红战的狗头！”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东野”指的是“东风野战队”，而“红战”是“红旗战斗队”，这都是文革时厂里的两大派别。再大一点上了厂里的附属中学，一个语文老师指着教学楼外墙上的许多疮孔说，当年这座教学楼一度成了两大派别争夺的高地，双方都调来了机枪等重武器，死了不少人，这些疮孔就是当时的弹孔。
“文革”，留在我记忆中的影子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如今年过三十的我收入稳定，生活平静，闲暇时还不免沉醉于一些所谓的“小资情调”，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旁边的PHILIPS音响里还悠扬着NEIL YOUNG的SLEEPS ANGELS，如果不是那两本书，我想我是断不会想起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的。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想来也早就被现实的幸福与烦恼所包围，而比我小的孩子们更是早就不知道文革为何物了吧。猛然想起来今年是文革结束的三十周年，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起用了“遗忘”这种方式来纪念它。
三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文革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但我很想知道，虽然他们只不过是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当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既当不了权，也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格。记得小时候他们曾给我讲过借着大串联的旗号四处旅游的事，母亲还讲起父亲文革中曾经不知道为什么被什么人追捕，连夜逃到北京去找原先部队的老首长……这本来是很好的故事，但父亲一声喝止，故事就到此中断了。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估计父亲考虑到我现在的职业，出于爱护子女的目的，也不可能再讲给我听了。
前一段时间有件事沸沸扬扬了一阵：挂在北京某墙头的领袖像的原画要被拍卖了，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好多人在网上声明反对，还有些人提出来要全国人民一人出一块钱买下来，然后赠送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看网上调查，还真有90%以上的人表示愿意响应。我相信这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未经过那场动荡的年轻人，而我也相信这里面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也绝非少数。
前不久老父来杭州，和她的儿媳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这全然不关家庭矛盾的事，争执的焦点是伟大领袖到底伟大不伟大。老婆大人的家庭深受那场运动之害，所以她对伟大领袖颇有微词。而老父亲则直至今日仍对伟大领袖充满景仰之情，而且看起来肯定是此生不渝了。老婆对那一代人的愚忠很不理解，而我私下里却并不以为然。
父亲和我一样，对现实多有不满。而和我不一样的是，他在发过牢骚之后总要顺便提到当年那个伟大领袖的时代。我由是而知，其实有两个伟大领袖（也许更多）：作为当年最高当权者的伟大领袖和作为平民的理想（平等、公平、当家作主……）化身的伟大领袖。千千万万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怀念，说白了，无非是一种现实的投射而已。
在《一九八四》里，作者借“兄弟会”的“圣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在历史上周而复始的社会结构图景——每个社会里都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这三种人的目标是不一样而且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差别，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中等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打着“平等、自由、正义”的旗号，拉拢下等人共同对抗上等人。而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下等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不久，其他两等人中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于是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这能够解释文革吗？我理论水平低，实在想也不通。且不说伟大领袖属于哪等人，众多起来造反闹革命的“下等人”如果果真是要实现其消除差别的理想，为何又非得如此暴戾地制造新的不平等？或者那些起来造反的人恰恰是中等人，正如奥威尔所说，权力的体现并不是让别人快乐，而正是让别人痛苦？那么如我父母这样的下等人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下等人们终于还是下等人。
我不知道。我找不到答案。
四
去年年底，我供职的这家杂志社在做“年终盘点”时，到中学里去做了些调查。在“年度青春偶像”的调查中，很多孩子们把票投给了刚刚去世不久的巴金。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文学家，大多数孩子们都知道他是个“说真话的人”。但是再问下去，他到底说了哪些真话，他为什么要说真话，孩子们就只有面面相觑的份了。
巴金在他“说真话”的随想录里大声呼吁建立一所“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但最终没了下文。我想，这大概也是造成现在的孩子们崇敬巴金而不知为何崇敬的原因之一吧。
我想季老也是赞成设立这样一个纪念馆的。他怀疑今天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他说这场悲剧至今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他期待有人（包括当年被整的人和整人的人）好好地总结和思考，他相信这将是对全人类都是一个莫大的财富。
然而时间是强有力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善于选择性遗忘的民族。去年我们轰轰烈烈地纪念了八十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而今年，对于才过去三十年的浩劫，却似乎是静悄悄地毫无声息，更别提什么研究和反思了。也许我们特别容易记住别人对我们的加害，而特别容易忘记那些自找的伤疤。
我忽然沉静下来，开始细细地回味《一九八四》中奥布林和温斯顿的一段精彩对白——
“那么过去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记录里。这是写了下来的。”
“在记录里。还有——？”
“在头脑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那么，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记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能教人不记得事情呢？”温斯顿叫道……，“它是自发的。它独立于一个人之内。你怎么能控制记忆呢？你就没有能控制我的记忆！”
接下来的事，就是奥布林成功地控制了温斯顿的记忆。
这无疑是个可怕的场景。不过还好这是一本带有幻想性质的小说，现实里恐怕没有什么会遭此厄运，被人强迫改变了记忆。然而，记忆毕竟还是不够可靠的东西，不仅文字可以被歪曲，记忆也会歪曲，不仅文字可以被抹去，记忆也总会在与遗忘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我的记忆里还残存着些文革的影子，谁又能保证它是真实的图象呢？谁又能保证它有一天不会沉入深深的海底呢？
如果真到了这一天，那些真实存在过的过去，就像奥布林所说的那样，将成为再也认不出来的灰烬、尘埃，随风飘散。而答案也永远FLOWING IN THE WIND了。
五
此时已经是2006年6月5日的0点了，睡意袭了上来。说点有意思的吧，那个苹果电脑的广告。
当时的个人电脑几乎全部被IBM所垄断，即使你想造一个不同品牌的PC，其标准也一定是IBM的。而苹果公司推出了一款完全不同的“麦金塔什”。于是他们借用小说《一九八四》，创意了这个广告片。片子一开始，就是一片灰蓝的阴郁色调，穿着统一服装的人们行尸走肉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步入会场，会场的大屏幕上是“老大哥”严肃而模糊的脸，他在发布最高指示：“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突然，一个穿着鲜红衣服的女子手持斧头跑了进来，后面跟着一群灰色的宪兵。就在宪兵快要抓住她的时候，她奋力地把手中的斧子扔了进去，把大屏幕砸了个粉碎。随后画面上出现一行字：
为什么1984看上去不像1984？
发条兔子 写于2006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