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武器试验基地

——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
工程总投资：—
工程期限：1956年——1996年

1967年6月17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爆炸当量为330万吨，威力相当于165颗广岛原子弹。
在广袤荒芜的大漠深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爆炸的烟云笼罩着一片死亡之海──罗布泊，西出阳关的丝绸古道，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白杨树、翠柳、马兰花汇聚的浓荫撑起了一片生命绿洲──这就是马兰核武器试验基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成功起爆，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实弹核试验。在这之后，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开始暂停核试验。在1964年至1996年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场一共进行过45次核试验，其中23次是大气核试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建立了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增强了中华民族守土卫国的实力。
马兰基地位于"华夏第一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营区生活娱乐设施齐全，有自建的电视台、多功能文化活动中心、游泳馆和商业服务网点。几十年来，基地成功地进行了数十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试验等试验，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在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深处，曾经活跃着一支由科研人员和军人组成的神秘而庞大的部队。这支部队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训练基地，对外代号63650部队，63650部队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是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主要担负我国核试验(实验)的组织指挥、理论研究、测试分析、工程技术和勤务保障等任务，设有核技术及应用、工程力学、无机化学三个主干学科和物理电子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信号与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计算物理等其它学科。
探访马兰基地
说到马兰，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这是个地名。这个中国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地名，代表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和浙江省面积差不多，隐藏于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自治区腹地。
马兰基地紧贴着罗布泊的西端，到今天，这个基地已经有40多年了。在库尔勒的和静县下火车，这个县究竟有多大，汽车开了两天也没丈量完。在天鹅湖我终于看到了天鹅，然后我知道接下来要去的就是马兰了。
汽车在无边的像裹着绿绒毯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上穿行，路很糟糕。天空转眼间堆满了乌云，我看到车外的温度显示为8度。越野车后备箱里堆着军大衣，接我们的秘书说，这是我们出车到草原必须要带的，无论冬夏。车开着开着草原没有了，再接下来出现了戈壁滩，路开始平整起来，两边也越来越荒芜。终于离开和静县进入和硕县，也就是马兰所在的县。我开始不自觉的问秘书问题，关于马兰的一切，我不停地问，有些问题都重复了。最后那个秘书只笑不答了。爸爸说，可以了，很快就到了，自己看吧。
确实是快到了，四、五百公里的路走了七、八个小时。这段时间里，司机不时地把头伸出窗外，他困，但必须保持清醒。爸爸说，你抽支烟吧。后来我们在马兰见到的每个司机都抽烟，不管是不是长着一张娃娃脸，不管拿烟的样子与稚气的脸有多么不和谐。和这里的司机处久了会发现他们有点玩世不恭，但谁也不能指责他们，也许就是明天，他们又要出车几百公里，同样的路线，没有变化的风景。我们看够了可以睡觉，他们不能，有些东西是无法排解的。
终于到了。车外的温度最终停止在37度。你真是很难想象，在穿越了遥远的、只生长着一种叫骆驼刺的高耐旱植物的戈壁滩后，会看见一片绿洲。那里面有马兰7平方公里的生活区，防风林一层又一层的包裹着这个生活区。这些林很多还是当年的建设兵团种的，许多年以后，他们的成果已经这样显著了。只是，这些建设兵团先后撤消，营区里人去楼空。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马兰基地的生活区有东西南北四扇大门把守，每一辆进出的车辆都需要得到司令部的通行令。生活区里住着近两万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孩子，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工厂职工。那些工厂已经不再属于马兰，但他们仍旧属于马兰。马兰人对生活物资的需求带动了旁边的乌什塔拉乡的经济，让这个乡有了成排的商店、饭馆和出租车。
我们住在马兰的第一招待所，那是兴建马兰基地时，苏联人造的，墙有城墙那么厚，隔热效果很好。马兰的夏天总是三十好几度的高温，紫外线强烈，但住在一楼的人仍旧不需要任何降温设备。很可惜我们住在顶楼，其结果是热的像个蒸笼。我走进房间看见床单被套和枕巾是90年代家庭普遍使用的那种，看到洗漱用品也是家里常用的，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马兰的水引自天山的雪水，冷的让人承受不了。马兰人还在绿化地面下铺了水管，用天山的水灌溉。第一个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睡着睡着就觉得嗓子冒烟了，总忍不住起来喝水。后来我就知道，睡前一定要放一瓶保湿霜和一杯水在床头柜上。在马兰我流了两次鼻血，这是很正常的。有人开玩笑说在马兰洗完衣服直接就可以穿了。而8月，差不多是马兰最湿润的季节了。
第二天我醒得有点早。马兰的早晨从七点半开始（和北京有两个小时时差），先是听到号声，微风吹进房间，然后院子里有人说话和小鸟的叫声。走出招待所，我看见一个明亮的马兰，那种清新的、怡人的感觉和前一天是那么不同。招待所道路的两边种着各种果树，有些挂着果实我还是叫不出名字。后来我问秘书，这样种在路边，果子不早就被人采光了？秘书说，是呀，这些果树就是给人摘的，你喜欢也可以摘。马兰到处开着一种不知名的菊花，它的花粉让很多在马兰工作的人得了过敏性鼻炎，大家在一起好端端的就泪流满面。有的人离开马兰就好了，有的人一辈子都不能好。爸爸的同学就是这样，这是马兰留给他的永远的纪念。今天马兰饭桌上丰盛的食品总会让久别的老马兰人无限感慨。基地刚建那会儿，爸爸的同学搭飞机去北京，附加任务就是带点青菜回来。不知道当年他们吃的都是什么，反正现在马兰有自己的农场，一切问题就简单起来了。

终于我们有了足够的时间细细打量这里。马兰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它精致的像个小城市的缩影。从邮局到保龄球馆，从公园到广场，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电视台，服务人员都是军人或他们的家属。听秘书说，这个基地从建立到今天，还没有出过刑事案件，派出所也就没什么事情。在马兰广场，我看到为“心连心”艺术团的演出搭的台子。这个广场的感觉，旗杆、华表、礼堂和展览馆的格局都像极了天安门广场。而确实也是这样的，展览馆整个建筑的风格都仿效了北京的民族文化宫。
在离马兰20公里的地方，有中国高原第一大淡水湖——博斯腾湖。那里有清澈湛蓝的湖水和细软的沙滩。现在这里到处竖着诸如“夏威夷风情”之类的广告牌，也有不少人从乌鲁木齐或库尔勒过来玩，马兰人喜欢在下午最烈的阳光过后来这里游泳，那种轻松让你不能记起这个基地上空每六分钟飞过一次的侦察卫星。
晚上，马兰恢复清新。我怀着有点崇敬的心情去看可能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多的星星。
离马兰生活区4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座红山，那是天山山脉的一支。整个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为了响应林彪把高尖端研究都搬进山里的决定，马兰基地的核心人物就在这里办公，比如程开甲。现在，红山已经废弃不用，只有一些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会回来看看。
去红山的路不好，两边也没什么植被，零星地长着一些红柳和骆驼刺，土地显得贫瘠而杂乱无章。远远的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铁架子，是电影《横空出世》的道具，模仿基地场区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架放原子弹的铁塔。现在这个是马兰的标志物，312国道就从铁架子的不远处穿过，终于有一些不相干的人知道了马兰。

基地真正的工作区离开马兰生活区还有200多公里，通常被称之为场区。它的面积接近中国的浙江省，大量的核试验都是在那里完成的。现在，随着核试验的逐渐停止，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场区驻守了。
通往场区的路是马兰人自己修的柏油路。200公里，大概是个绝对安全的距离了，可以让那两万人踏实地在马兰生活。整个场区都是戈壁滩，有一栋办公楼，一个发电站，还有几幢简易房子，如果进行核试验，这里就是指挥中心，很多工作人员会住到这里。可是现在，虽然是白天，这里还是荒凉得有点让人害怕。我想起在马兰看的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钱学森和张爱萍在场区里支帐篷，风很大，画面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飞舞，灰暗的有点阴郁的色调让人觉得胸闷。
见到办公楼就算正式进入场区了。而第一次空爆原子弹的爆心离这里还有200多公里。由于这样的地面试验已经停止了很多年，通往爆心的路已经没有了，听说现在那里还剩下一个变了形的铁架子。以前搞核爆炸那会儿，总有一些牧民把爆炸完变形的铁架子拖回家去用，他们不明白什么当量沾染之类的东西，我也不太明白，但我知道害怕。
辛格尔哨所是离马兰最远的一个哨所，它已经深入到了罗布泊的西端。要达到那里，又是几个小时的车程。只不过到了后来，没路了，车子就直接在戈壁滩上开了，我坐在车里觉得自己土头灰脸的。秘书说，有一次，一个苏联专家进场区考察，和另一辆车走散，迷路了。他的车开到了辛格尔，当时哨所没有任何通信设备，一个战士于是跑步几十公里到指挥部报信，发现那里的人找得正着急。在场区，是不允许单车行动的。
“辛格尔”在蒙语里是“雄性的世界”的意思。整个哨所就几间平房，还有一个人工湖和一大片菜地。我见到那些战士的时候，他们带着一身的羊膻味和木讷的笑容。最早在这里建哨所是因为一次爆炸前的巡逻，七个战士，七天七夜徒步800余里，断水断粮，在这里发现了两眼泉，哨所就依泉而建了。这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可的确是真的，马兰人叫它“罗布泊第一泉”。我们去的时候有个战士出去巡逻了，他一个人和一头骆驼，听说那是他们收养的一头误闯进他们哨所的骆驼。其余的战士在招待我们和另一拨参观的客人。院子里有树，我们坐在树下用木墩做的凳子上吃战士自己种的黄金瓜。这种在缺水和土壤条件恶劣的情况下长成的瓜像蜜一样甜。瓜源源不断地从战士们的房间里拿出来，那样小巧和光洁，这是他们专门用来招待外面来的人的，有人吃完了还带走一个，而我们终于不忍心再动嘴了。
现在哨所已经有了一架手摇的电话，还有一堆过期的杂志。马兰派了一支工程队，要给哨所修新宿舍。这里的生活很快就会不同了。我们的车开动的时候，哨所战士站成一排，笔挺地敬礼，脸上的表情严肃而镇定，我的心一惊。

离开哨所，我们的车在一个山坡上停下。秘书说，这里就是当年进行地下爆炸的地方。环顾四周，除了有一些生了锈的铁丝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在地下几公里处，有原子弹爆炸的残余。由于技术的限制，我们至今无法将那些残余安全的取出，也许以后也不能。所以，地面上立了一块碑，写着：永久沾染区。五个字触目惊心。
回去的路上，车子突然急刹，秘书跳下车说，在这里照张像吧。我一看，路边有一块不起眼的碑：军事禁区。以前，我们是绝不可能迈进去一步的。现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这个基地的地位不再有那时的显要。没有如火如荼的试验，也没有大批的热血青年怀着理想和荣誉感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突然想，当这里的工作不再有神圣来支撑的时候，他们拿什么在坚持？
出了马兰生活区的东大门，有马兰的烈士陵园。那是唯一一个在马兰大门外的公共设施。陵园门口长年住着一个老头，负责打扫路面，收拾墓地里长出的杂草。他是义务的。陵园里每一座墓碑上都刻着名字，有的是夫妻俩的名字并排刻着，可惜我都不认识。爸爸的同学夫妇两在一些名字前久久站着，然后鞠躬。我想他们大概认识，一起共过事，不想现在阴阳两隔，还能在马兰见面。
所有的马兰人，无论军人还是家属，死了都可以被葬在这个烈士陵园。他们大多都算不上牺牲，只因为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和这片有点寂寞的土地一起生活了。也许是想感激他们的付出，也许不是，只是想让他们永远住在马兰。
激情燃烧的岁月

赶赴前线：四千多大学生会集马兰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位于河南商丘的一个步兵学校突然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一段时间后这个学校出现在大西北——新疆库尔勒地区的和硕县，这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马兰，这就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它叫马兰基地。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马兰逐步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城市。1964年5月28日，刚刚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毕业、年仅23岁的符红铁也来到了这里，当时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10万多。第一天到北京的目的地报到的时候发现，一同报到的7个人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北航等，这些学生中又分别来自固体力学、航空动力学、导弹轨迹、自动控制、核物理等6个专业，尽管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是敢肯定的是我们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
果然几天后，他们坐上了闷罐车走了3天4夜来到了新疆，开始了他们的军旅生活。与符红铁一样，来自各名牌学校的大学生逐渐来到这里，人数多达4000多。
方剑心，1933年出生，1949年参军，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美援朝和西藏高原平乱。1968年至1977年期间，调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先任基地司令员秘书，后任基地司令办公室主任，经历了多次不同规模、不同方式的原子弹和氢弹试爆。
他说，基地有一个名词叫作 “零时”，所谓的“零时”，指的就是起爆时间。“零时”的确定首先要看全国范围内的气象条件。据了解，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地处西风带，核试爆后产生的烟云会随风向东飘去，最后到达东海。指挥部必须确保核爆烟云在“出海”过程中不能遇到雨雪天气，否则烟云中的核污染物将随雨雪一起落下，对沿途地区造成污染。“零时”一经确定，方剑心跟随司令员从“爆心”出发，乘车在方圆60公里的核爆区内视察，确保区内人员已疏散完毕。每视察完一个地方，司令员就将该处引爆用的电闸合上，这样一路返回临时指挥所。当指挥所的最后一个电闸也合上时，核试爆正式启动。
“指挥所每一个人，此时的心情都十分紧张。”方剑心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管理人员下令戴好高倍墨镜。所有人都将目光锁定在爆心方向，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一刻的来临。随后，广播里嘹亮的声音在倒数着：“10、9、8……3、2、1！”刹那间，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一颗巨型的火球在空中熊熊燃烧起来，“就像天上的太阳！”紧接着，一股闷雷般的爆炸声响起，在爆心方向冉冉升起一道硕大的蘑菇云。

核试验场的坦克被核爆炸冲击波掀掉炮塔
数据收集：千分之一样品取核爆数据
核爆基地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获取各种试验数据。因此凡是当时生活的所有物品都可以在基地找到，有大到骆驼、小到豚鼠的成千上万只各种各样的动物，有从北京地铁到武汉长江大桥的各种主要建筑实体模拟物品，有大到飞机、坦克、军舰，小到步枪、手榴弹等各种军事武器等。
来自西安军事工程学院的吴嗣廉说，每次核爆前，这些军事、生活、工作等用品被按照各种形式摆放在离核爆点2公里到20公里的范围内。比如与人习性相近的猴子，有的被放在半掩体的地面上，有的放在坦克里，有的被披上棉织物，有的被放在土墙的后面等等。这些被摆放好的动物一群群一排排，老远望去十分壮观，最后一次清场地，当我们远离它们的时候，也有些别样心情，因为我们知道在核爆后，它们中有许多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试爆结束后，防化分队的队员们立即驱车冲进核爆区，对试爆现场的放射性剂量进行测量。当确定放射性剂量已下降到安全水平时，其他人员方能分批进入爆区。最先出发的是司令员一行人，然后是各大军区的首长、参谋长，最后是回收分队。进入核爆区后，只见笨重的火车头被掀翻了，坦克的外壳被烧得通红，坦克上的大炮被折成一团，笔直的桥梁被彻底摧毁，只剩下一堆碎块。各种动物，无防护的被烧成焦炭；有防护的，例如一些猴子或狗，依然活蹦乱跳，但回收后不到几天也相继死亡。通过对上述效应物的回收和测试，研究人员得出各种武器装备、建筑、动物在各种距离被核弹杀伤破坏的效应。“原子弹的威力真大呀！”回想起核爆区里的景象，方剑心激动地说。
在基地医院工作的黎毅说，每次核爆后进入沾染区，距离核爆点两公里范围内的动物们肯定是被烧得不存在了，一般来说，八公里以外的动物有的可以存活下来，但是这个位置的猴子被取回来后一般是没有精神，昏昏欲睡，有的也在不久后就死掉了。
黎毅说，为了取得准确的数据，往往要大量的实验品。她所在的医院把回收回来的豚鼠一一分解，要获取核爆范围内豚鼠耳鼓被穿透的几率，至少要收取1000个豚鼠样品。

核试验场的战机被核爆炸冲击波掀翻
夏天地面热得可以烤熟鸡蛋
在核试区生活，最大的困难是没水用！在核试区附近有一条河，叫孔雀河，河水喝起来非常苦涩。往地底钻500米深打一口井，取出来的水也是苦的。战士们运来海军用的海水淡化器，经过一番处理后依然不起作用，无论河水、井水统统无法下咽。无奈之下，基地人员只好用油罐车从300多公里外的地方运水回来。
当时在罗布泊水比石油还要珍贵！在基地生活，大家都很自觉地节省用水。每天基地只提供一盆水，早上洗脸刷牙，中午擦身，晚上洗脚，人用完了还要存起来做工地用水。
吴嗣廉，原罗布泊核试验基地8023部队器材处的老战士。据吴老伯称，有一次他到核试区哨所执行任务，看到哨所里的战士用洗脚水来蒸馒头。“把洗过脚的水沉淀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用来蒸馒头。”
除了辐射强，用水紧张，罗布泊核试区最恐怖的还是它的天气。据了解，冬天的罗布泊最低气温达零下30摄氏度，而夏天的罗布泊地面温度达50多摄氏度，“鸡蛋一放上去就熟了。”方剑心这样形容。为了消暑，不少人在地上挖一个坑，再在上边搭帐篷，晚上就睡在坑里。
最难预料的是突如其来的十级以上大风沙。“沙尘暴一来，那沙子可以把汽车表面的油漆打光，把挡风玻璃几乎打碎！”有一次，一队研究人员在调试测量仪器后连夜乘车返回驻地，途中遇到了沙尘暴，迷失了方向。司机只好将车停在原地，等待沙尘暴离去。当时情况危急，男同志都让女同志躲到驾驶室内避风，而自己则蹲在后边的车厢里，相互包紧，用衣服、塑料袋套着脑袋尽量少吸尘土。

被核爆冲击波掀翻的坦克
蘑菇云还没散就去回收样品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黄雄汉是1961年来到核爆基地的。他介绍说，他们这些人员主要是负责收集核爆后五种杀伤力的具体数据，其中有光辐射、冲击波、瞬间核辐射、延长核辐射和电磁干扰，所以每次核爆后都会在第一时间进入沾染区，回收样品取得数据。
黄雄汉负责的主要任务是总体数据分析。他说，1964年10月16日下午核爆后的两个小时后，他和队员就进入了核爆点，当时蘑菇云还在头顶上没有散去，不过一进入沾染区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收回全部的样品。
核爆后什么时候进入沾染区、进入距离核爆点多远的距离都有一个科学的根据。黄雄汉说，根据核爆当量的大小，一般是在核爆后的20分钟到2个小时内进入，即使如此核辐射还是存在的。符红铁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同事在一次进入沾染区的时候带了一卷胶片，回来的时候发现这卷胶片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色。
他说，一般来说到核爆点收回样品的时候是使用坦克的工具手，有一次这个工具手突然失灵，为了能及时完成任务，这位姓张的同事只能用手抱起这个样品。符红铁先后经历了23次核爆炸，其中有17次进入核爆区执行13次收回任务。据了解，有的同志曾多达30多次进入核爆区。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
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不过他的杰出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的土专家一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门门功课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但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而他却偏偏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病后，胡宁教授担负起指导之责。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提前进入氢弹研究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他的一位老同事对记者说，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于敏开始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8时整，空军飞行员徐克江驾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两千九百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四百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八公里以内的狗、十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七百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三公里、重约五十四吨的火车吹出十八米，近四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三百三十万吨。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核武器的投放点或炸点，这是一个用白石灰圈出的半径150米的圆圈。圆圈里面和周边，有许多深色的、长长的、圆桶状的钢制品。那是飞行员试投的摸拟弹。本次试验的核武器将用轰五投放。为了保证原子弹非常准确地投在爆心内，飞行员每天从马兰基地起飞，投一枚摸拟弹，已经练了三个月。




中国地下核试验吊装装置
中国竖井地下核试验
地下核试分为平洞和竖井两种，中国原定于1960年5月9日首次进行平洞试验，但为了更快取得实用导弹弹头，并集中力量研制氢弹，这次试验改为测量弹头威力和性能的大气层试验，直到1969年9月23日00∶15时才首次进行平洞核试验。1978年12月17日的第二次平洞核试验取得大量重要数据，对后来的地下核试验贡献良多。1976年10月17日的第三次平洞核试首度在花岗岩内进行。1984年12月19日的第五次平洞核试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实验。这颗验证弹圆满成功并为全面突破中子弹技术瓶颈和首次中子弹核试验打下了基础，并在时程上反驳了美国对中国“窃取”中子弹机密的指控。
中国在1967年4月选定罗布泊西北的辛格耳为竖井核试验场，这种方式是地下核试验的主要类型。1975年4月钻成深300米，直径2.5米的第一口花岗岩竖井，但直到1978年10月14日09∶00时才首次竖井核试验成功。1980年10月16日的大气层核试验后，后来的中国核试全面转入地下；包括中子弹和近年的核试，也都采用竖井方式。在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对科学规律认识不充分，中国有３次核试全部或局部失败，但比例并不高。
从1964年11月2日起，外国开始记录罗布泊地震数据，从全球标准化地震研究网和地震联合研究机构等地震记录，可获得特定的波形，有部分地震站定期向美国国家地震资讯中心和美国国际地震中心报告。９０年代中期，美国利用电脑程序一天三次自动访问国家地震资讯中心的数据库，监控中国的核试验情况。西方自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３日开始利用商业卫星侦察罗布泊核试验场，采用多光谱扫描、反射束光导摄像管、地形测绘仪、高解析度照相机、红外侦察仪器、航天飞机的合成孔径雷达等，宇航员也进行人工摄影。罗布泊在北部以西约2300公里，曾选择甘肃敦煌以西，新疆罗布泊以北４个地点，中俄两国专家都认为敦煌以西１６０公里的地区最好。核试验场分３个区。马兰科学城位于试验场西北，在两条干线公路交汇点附近是主要指挥所和技术人员居住区。马兰西北几十公里有一个保密研究所，即核试验中心，三面环山，有一条对外公路。核试验在试验场东南方距马兰不远的沙漠中进行。中央分区在马兰分区和东南分区之间，是地下核试验场，但早年也进行过几次低当量地面核试验。中央分区又分为３个地下核试验区；南部试验区在大山中；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２日和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７日的头２次地下核试验就在此进行。这两次核试验检验了地下核爆炸的封闭技术。这两次试验后，平洞核试验转移到西部试验区，这个试验区的核试验都是低当量的，在试验的同时也检验了地震武器的试验数据和核试场的安全性、合理性。中子弹的原理性试验和首次试爆都是在此进行的。东部试验区是西山之间的一块低斜坡地，进行深竖井地下核试验。近年的核试验有很多在此进行，包括东风－４１的弹头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