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分类欣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欣赏（一）玉器

翠玉白菜

玉，在中国是非常珍贵的质材，琢磨玉料成为器物则相当的费工、费时，如何节料、省工遂成为玉器设计过程中，空间思考的准则之一，而「量材就质」便是此思考方向下产生的艺术特质。所谓「量材就质」，简而言之，就是顺应玉料自然天成的外形或色泽设计玉器形制，是一种在外设条件的限制下发挥创造力的创作方式。协调天然与人为，则是此一创作方式最重要的理念。本院藏品「翠玉白菜」即可谓其中翘楚－以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分布，琢碾出一棵鲜活欲滴、叶片上还停留了一只螽斯与一只蝗虫的白菜。
此件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永和宫为清末瑾妃所居之宫殿，据说翠玉白菜即为其随嫁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三者搭配和谐，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玉荷叶杯

宋─明，长15.2cm，宽5.9cm，高9cm。
闪玉，除底部微微露出玉质原有的黄绿色外，通体褐黄，部份显现灰白斑，偶见褐红的色素，掺杂于阴刻线中。状如枯槁而包阖起的荷叶，呈上宽下敛的三角形。叶缘弯曲起皱。外壁双阴刻线刻划叶脉。叶梗在底部弯绕一圈后顺势上扬至杯侧，此一安排除了增添造形的变化外，还具有器足与器把的实际功能。而此设计与浙江衢洲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一只白玉荷叶杯相似，只是本器的手法更见成熟。本器的附件紫檀木座，以多层次镂雕作一把莲状，花叶秀美清雅，益添玉杯之风采，
文豪苏东坡曾谓晨饮为「浇书」，婉转而幽默的表达出知识分子不得志时，惆怅但又不放弃理想、希望的心态。或许是心有戚戚，明代的陈洪绶遂在其「画隐居十六观册」〈现藏本院〉中安排了「晨饮」这个主题。图中东坡先生坐在木根椅中，手持的正是一只与此件展品相似的荷叶杯。在此，荷叶杯具有文人不向恶劣环境屈服的象征意义。
玉鸟形佩

商，高11.35cm，宽5cm，厚0.3cm。
赭色玉质，大部分沁为灰白色。以镂空与浅浮雕技法，雕琢出一枭鸟的侧面造形。鸟头上站立一龙，比例上龙头甚大，龙身较短。龙与鸟的眼睛，都是商晚期〈约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典型的「臣」字眼，全器最下端，即鸟爪部分，形成一凸榫，证明此器曾插于某种易朽物质之上。由文献资料可知，古人在祭典上，常持拿着上端饰玉器的「玉梢」来歌舞，这件玉鸟纹佩，或即是玉梢上端所的玉饰吧！
龙与鸟都是古人信仰中的神灵动物。由神话资料可知，东夷族群相信，上帝派遣神玄之鸟，来到世界降生了他们氏族的始祖。所以东夷族群的玉雕上，常有各种玄鸟─凤、鹰、枭、燕的花纹。商王朝的统治者，本属东夷族群。院藏的这件玉鸟形佩，可能是商代贵族所用的玉饰。它既可点缀华丽，烘拖富贵，又象征贵族们具有神灵动物的禀赋。
肉形石

清代。
用不透明的玉髓雕成，色峰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玉工不过是妙手偶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酷似一块新鲜猪肉，令人叹为观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欣赏（二）瓷器
宝石红僧帽壶

明 宣德
通盖高19.2cm，口径长16.1cm，口径宽11.2cm，底径7.6cm。
壶口沿呈三阶渐高边，形似僧伽帽，故名。
器外通体施红釉，釉色鲜红，并带类似橘皮上的针孔气泡眼，口、足、帽沿边等出棱处，呈现白边，内部及底釉泛青。胎骨匀细，圈足露胎，细腻洁白，间带铁质斑点。器无款，底刻乾隆御制诗。
僧帽壶形使见于元代，宣德宝石红僧帽壶为世所称，口、足或转折棱边常见「灯草边」白边，为宣德红釉普见现象。宝石红僧帽壶，深受清宫帝后所爱，清佚名画「胤祯妃行乐图」之四幅中，雍正妃傍的立柜格上即置有宝石红僧帽壶。
莲花式温碗

宋 汝窑（A.D.960～1279）
汝窑，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
器作十瓣莲花形。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尔后更取其出泥不染之习性，寓意廉洁，广为各类器所采用。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见。
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
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五彩龙凤大盘

明 万历
高4.6cm，口径30.3cm，足径20.3cm。
侈口大圆盘，窄唇，矮圈足。胎薄，施釉洁白，器面图案为釉下青花与釉上低温彩共同描绘成。
明神宗万历时期，官方手工业喜爱制作五彩缤纷的作品，以寓意吉祥为要，而题材琐碎；在同一平面上，常以各种形状的开光框缘界隔出不同空间与主题，使观者视线所及，纹饰满布，几无间隙；多样主题并呈，让人目不暇给，充分营造华丽而热闹的气氛；同样的风格也见于此时的漆器和织物的图案设计。另方面，若仔细观察细部，则见画工用笔软弱潦草，不经意的出现笔线出锋，色彩漫溢出界的情形，均可见此时窑场大量产制却又疏于管理，以及匠者应付的心态。
以本件开光中的穿花龙凤为例，龙凤都只是形式化的外型，缠枝番莲也只拘谨的勾描外廓再填色，笔致柔弱稚拙，似乎只是依样葫芦，虚应故事；但其仍尽量保持官样的原貌，官土轻薄洁白，釉色莹亮，色料淘洗匀细，其繁复多彩、色调喧哗，以及细碎的填染，反而成为此时期让人惊艳的特色。
婴儿枕

宋 定窑（A.D.960～1279）
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
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古名定州，故名定窑。白釉色泛黄呈牙色，装饰技法有浅划、深刻、模印等，题材亦丰，尤以划法技法灵巧熟练，线条流畅，作品生动活泼。
瓷枕造形采婴儿侧卧于榻上，头微扬、宽额、身硕、双手交叉为枕，两脚弯曲交迭，状极悠闲。左手执一状似彩球童玩，丝带贯穿，上下以蝴蝶结饰固定。婴儿脸部交待清晰写实，模样雅稚可人，衣饰以今日用语应是：身着长袍，外加背心，长裤，布鞋。背心前襟饰钱形纹，后背划牡丹，长袍下裳印圆形团花，衣袖长裤无纹饰，显示以不同布料缝制而成。榻周开光，印有龙纹，底平无釉，刻乾隆御制诗。
院藏同型婴儿枕两件，北京故宫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细部纹饰技法、纹样、部位及尺寸略有差异外，在面貌、衣饰皱褶几乎一致，想当时应有一共同样本，提供模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欣赏（三）书画
书丽人行卷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舒城人。北宋画家，擅绘人物鞍马及历史故事画，为王安石、苏轼、米芾所推崇。本卷以杜甫乐府诗《丽人行》訂名，描绘了杨貴妃姊姊虢國夫人等初春出游的情景。夫人体态丰盈，脸润衣鲜。女侍、女倌怡然放羁，马匹高大俊健。“绣罗衣裳照暮春”的手法产生了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 行书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快雪时晴帖》纵23cm；横14.8cm ，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其内容是王羲之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此帖以“羲之顿首”四字行草开头，以“山阴张候”行楷结尾，此帖笔法雍容古雅，圆浑妍媚，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流利秀美。
不少人认为《快雪时晴帖》仅次于他所书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又一件行书代表作。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吴廷、梁诗正等人的跋语中都表示惊羡和赞叹。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他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又说：“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全书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他把此帖和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的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乾隆御书匾
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根据此帖附页的诸多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录载，《快雪时晴帖》曾经宋宣和内府，宋时入米芾“宝晋斋”，元代又入御府，上有赵孟頫题跋。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清冯铨所有，于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入内府。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败北，退踞台湾时除带走了大量黄金以外，还有2972箱南迁文物中的精品。这部分却是故宫博物院文物中的精品，如精美绝伦的工艺品，翠玉白菜、玉香炉、玉荷叶形笔洗等，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寒食帖

宋 苏轼 卷 纸本 纵34.2公分，横18 公分。
释文：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子点去），病起须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雨点去）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空庖煮寒菜，破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右黄州寒食诗帖二首。
苏轼（1036－1101），四川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曾被控以文字讪谤君上，被贬黄州。东坡一生，宦海浮沈，命运偃蹇，於文学艺术却有不朽之地。
《黄州寒食诗》作於1082年，书当在此後。诗是东坡自己明显有悲奋感情的文词，字里行间也就随着文词不同的情绪波动，有所节奏变化。就行草书言，字形可大可小，较有自由变化，苏东坡自谓字体「短长肥脊各有态」，在这卷书法字体的大小组合，揖让进退，乃至於如「年、中、苇、纸」诸字，最後一笔直下成一长竖，在布白与行气以至於整篇的章法形成一特殊行间布白。苏书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庭坚（1045－1105）於1100年阴历九月前为此卷作跋，黄庭坚作跋，字形体之大，超过东坡本文寒食诗，虽自谦无佛处称尊，然实百代争胜，双美并具。
溪山行旅图

北宋 范宽
绢本墨笔 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
米芾对范宽的绘画风格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范宽山水丛丛如恒岱，远山多正面，折落有势。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溪山深虚，水若有声。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本朝自无人出其右。晚年用墨太多，势虽雄伟，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我们把这段话用来与本图勘校，就会感到很是妥贴。所以历来鉴藏家和美术史家们均坚信此图为范宽真迹。近年对画幅树下草业间“范宽”二字款的发现更证实了这点。
此画单从构图方面说，应属于平易之境，但它却产生了非凡的力量。究其原因一是造型的峻巍，其次是笔墨的酣畅厚重。此图经清内府收藏，《石渠实笈初编》著录。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欣赏（四） 青铜器
毛公鼎

西周晚期（Ca.9th～8th centuries B.C.）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
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毛公鼎系于清代末叶道光28年（公元1814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本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网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散氏盘

西周晚期（Ca.9th～8th centuries B.C.）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大意是说：矢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矢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矢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宗周钟

西周晚期（Ca.9th~8th centuries B.C.）
商代，钟形乐器大多数是口部朝上，钟体用长柄支起后再敲奏；西周开始，渐渐改为钟口朝下，钟柄加环悬挂而奏，成为惯见的「甬钟」形式。宗周钟便是甬钟的代表。宗周钟外形上最大的特征，是钟身两面共装饰36枚高突的长形乳丁纹，极尽华丽醒目。此钟音质浑厚宏亮，有宗庙庄严气概。
宗周钟的铭文自钟身正中起读，接着左下角，再转至背面右下角，全篇约123字，是商、周单件钟铭最长者。铭中因为有一个人名「」，可与周厉王的名字「胡」音相通，故得定为周厉王之器；铭文大意为：厉王时有南方的濮国，大胆来犯周土，厉王便效法他的祖先文王、武王，努力巩固疆土，挥军攻敌，直追到濮国都城，濮君只好派使者来迎，表示臣服。同时，南方及东方的26个邦国代表，也随同朝见。厉王感激天帝及百神保佑，特作此「宗周宝钟」，并祈求先王们降赐子孙福寿，安保四方太平。
颂壶

西周晚期（Ca.9th－8th centuries B.C.）
壶为盛酒之器。青铜礼器中的壶自商至春秋、战国，一脉沿续，制作未曾中断过。
颂壶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形制庄重、纹饰瑰丽，腹呈椭方形，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此类形制硕大的方壶流行於西周晚期。器身上的花纹以环带纹、蛟龙纹为饰，圈足与壶盖则饰垂鳞纹及窃曲纹。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花纹一反主轴中线、两两对称的铺排，而喜用连续环接的纹饰。
颂壶口沿内环壁上及盖口外壁四周铸铭１５１字，两处铭文的内容相同，记录着「颂」接受周王册命掌管成周洛阳仓库此一职务的过程。而这件壶则是典礼完成後，「颂」为颂扬天子的美意，及荣耀先父母龚叔、龚姒，表达未尽的孝思，并祈求家国康乐大福、周王万年长命而作。
颂壶铭文对西周的册命典礼记载详备，可以和《左传》僖公２８年传等文献上所叙，互相印证；「颂」纪念父母，这种慎终追远、父母同祀的情况，亦可以和《礼记·祭义》所言互相印证，所以颂壶为研究西周礼制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