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恩来最后一任警卫员深情回忆总理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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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0-2-11 11:16 | 作者: 红日欲出
我将总理的骨灰洒向江河
——周恩来最后一任警卫员深情回忆总理的最后岁月
王梦悦
“913”事件时，总理是最忙碌的人
1971年9月 12日晚7点，高振普突然接到通知：立刻到中南海西花厅。当时，高振普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是总理病了。因为总理不久前查出了患有冠心病，会不会是病发了？当高振普快步走进西花厅时，只见里面灯火辉煌，并不像有病人的样子。而且他看到中南海里做饭的大师傅、服务员等后勤人员都被集中到了卫士值班室。听这些人说，刚才秘书张树迎打来电话说，让大家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预感到有大事发生的高振普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高振普后来回忆说：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马上开车来到人民大会堂跑步到福建厅。见到了秘书老张，他说出大事了，并小声地说是“林副主席走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问又不敢问，因为有纪律规定，领导不讲你不能问，就更不能深问了。当时我们还不了解具体情况，又加上着急，俩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那个时刻周总理最忙了，只见他出出进进的，一会儿召集政治局开会，一会儿向毛主席汇报，一会儿又要召集部队作战部门开会。总之，此时国家已进入了最紧急状态。当时，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同志规定，只有我和张树迎同志可以进入会议室，其他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秘书还是警卫都不得进入。那几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连休息的房间也没有，大家就站在走廊里守候着。有时我困得实在熬不住了，干脆就头朝上，脚朝下躺在大理石的楼梯上打个盹。这话现在说来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以至多少年后，只要我一走到那个地方，总会对身旁的人说，当年我为总理警卫就睡在这里。”
就这样，周总理一直忙到13号深夜，才在办公室临时搭的一张普通木板床上躺下。刚躺下不到两小时，外交部王海容同志打来电话，说有紧急情况要汇报。我和秘书老张商量后决定叫醒总理。王海容向总理汇报说，蒙古方面向我们提出抗议，说一架军用飞机侵犯了他们领空，已经坠毁了。听到这一消息，总理稍放松了一些，赶忙拿着电报到118厅向毛主席汇报去了。就这样一直忙到了9月15日下午才告一段落，总理这时才回到中南海西花厅。
高振普说，现在有不少报道和文章，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周总理在听到林彪的飞机坠毁后，曾面对窗外抱头痛哭。那几天，我时刻都在总理身边，没有看到过这一场面。
突尼斯客人一定要见周总理
1972年5月，查出了周总理患有膀胱癌，因为是初期，所以就做手术切除了。后来又经过几次化厅，病情有所好转。但是由于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化疗便改为在家里做。周总理的病情发展到后期时，经常尿血，最多时一天的尿血量（除去其中的水分）约200毫升。眼看着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总理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着急。
1973年3月，医生发现总理患了直肠癌，又做了一次手术，术后总理在医院休息。就在手术后不久，突尼斯总理努依拉来华访问，提出一定要见周总理。外交部解释说，总理因病住院不能会见外宾，但对方非见不可，他们说：“见不到总理我们不回去”。而且还提出，如果怕我们带来病菌感染了总理，隔着玻璃见一面就行。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不合情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总理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很高的。突尼斯方面的这个要求被报告给了病床上的总理，总理深为感动，同意会见。就这样，4月3日，刚做手术后不久的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外宾。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访华，来到305医院看望周恩来。高振普回忆说，已经病重的周总理双脚肿胀得像个发酵的馒头，根本就穿不进皮鞋。总理平时是非常注意仪表的，哪怕是旧衣服穿在身上都平平整整有模有样的。我们见总理穿不上鞋都急坏了，总不能让总理穿着拖鞋去见客人啊。于是准备给总理去定做一双黑色圆口布鞋。第二天我拿着事先量好的尺寸去找做鞋的韩师傅，因为保密，还不能让他知道总理有病。我说这双鞋一定要做得大一些，韩师傅可能是猜出了总理有病，眼泪流了下来。我心里也不好受，对他说，这双鞋您无论怎样也得明天中午12点之前做出来，并嘱咐他说，做的不用太细致，鞋底的针角大一点也行。第二天中午，鞋做好了，我捧着这双鞋顿时就被感动了，这鞋做的非常细致，鞋底完全是用手工纳成的，针角也合适，一点儿都没有偷工减料。韩师傅说，这是他和另外一位鞋匠用了一整夜时间赶制完成的。我要付钱，韩师傅说什么也不收，我说不给钱怎么行啊。
鞋拿回来后，总理穿上高兴地说：“很好嘛，布鞋养脚啊！”他那浓郁的苏北口音一下子舒平了我们多日不展的眉结。那天下午4点钟，金日成由邓小平同志陪同走进医院的客厅，总理清瘦苍黄的脸庞上露出了许久不见的笑容，他穿着平底宽大的布鞋，高兴地迎上前和金日成亲切地握手。开始，金日成神情很沉痛，久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这位病重的老朋友。后来，金日成被周恩来那乐观开朗的情绪感染了，渐渐地露出了笑脸，和周恩来开心地谈笑起来……
“总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5年12月，周总理的病情开始恶化，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20日凌晨，总理清醒过来后，精神稍好了一点，他叫秘书立即打电话给负责台湾工作的罗青长同志，请他尽快来医院。
高振普回忆：那天早上大概是5点左右，总理要我打电话通知罗青长同志来一下。等他赶来时总理又昏睡了过去。等了一会儿，总理清醒了一些后，我弯下身子对他说， 总理，青长同志看您来了。我顺手给罗青长搬了把椅子，让他坐在总理身边。罗青长看见总理消瘦的面容， 伏下身子强忍着眼中的泪水与总理交谈。
那时，总理说话的声音已经断断续续，非常微弱，罗青长听起来很吃力，有些话听不清楚。我着急，顺势弯下腰，耳朵紧贴在总理的嘴边，总理讲一句，我抬起头来传一句……这样反反复复的持续了20多分钟。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台湾问题。因为总理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懂，青长同志对我说，你只管“翻译”就行，内容我都知道。谈话中，总理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份题目为《速记简报》的文件，过去在延安时就出过差错，造成了不良影响。恰在这时，毛主席又批评了外交部的另外一份简报，总理提醒罗青长和有关部门今后下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后来曾有人问过我，周总理到底工作到了什么时候，我说，周总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月7日这一天，总理的精神状态突然间非常好，眼睛一直睁得很大，也没有睡意。我们原本想集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机和伙房的大师傅来看看总理，但又怕总理会产生别的想法——“你们这么多人看我来干嘛”，于是这次见面还是暂时取消了。
1月8日清早，高振普走进病房，总理看见他点了点头。乔金旺同志让高振普出去先休息一会儿。就在高振普刚走出病房不到几分钟，应急电铃（l月4日刚安装的）突然响起。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快步跑进病房，内科医生陈再嘉看着心电图急得哭了起来，此时，总理的血压已急剧下降到了零，心电图已经成为了一条直线……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高振普回忆：总理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是那样的突然。李先念同志是听到消息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他站在总理遗体面前，老泪纵横。我把他扶到了沙发上坐下。又过了一会儿，中央领导陆续都来了，邓小平同志带领大家走进病房，向周总理默哀告别。等他们退出后，医生们便开始整理房间和总理的衣物了。此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悲伤的心情，一下子扑倒在床前，轻轻地抚摸着总理的头发和脸颊，拼命呼喊着：“总理呀，总理……”
3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做过多少场回忆总理的报告，但这一幕我不敢轻易去讲、轻易去回忆。那个场面让我永世难忘，只要回忆起这一情形，我的心情就会难以平静好多天。
总理走的时候穿的是旧衣服，我们因此挨了骂
在周总理病重后期，大家仍然怀着能够治愈的希望，那时谁也没提出作后事的准备，因此当总理病故时，大家都感到很突然。没有了周总理的西花厅充满了悲伤。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个含着泪默默地为周总理送行。这期间，邓大姐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邓大姐说：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就这样，亲属们在接到电报后都遵照邓大姐的意思没有进京，只有一位亲属因为没接到电报到北京来吊唁，邓大姐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从周总理去世那天起，邓大姐每天都要向他送上一个鲜花花圈。当时，北京的气候很冷、鲜花几乎无处可买。但是花店听说是献给周总理，就每天从广州空运过来一批鲜花。当广州方面知道鲜花是邓大姐为周总理买的时，坚决不收一分钱。邓大姐就对秘书赵伟说：“这笔钱。你一定要付。”悼念周总理那几天，邓大姐买花一共花了480元，她怕不照她的要求办，坚持要亲自看过发票才放心。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也开始为周总理准备衣服和骨灰盆。
高振普回忆：我们去问邓大姐准备什么样的衣服，她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的、最好的衣服。我们找来找去，总理穿过的所有衣服，包括内衣和内裤几乎都有补丁。最后，我们选中了一套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拉绒中山装，虽说旧了些，但没有补丁；一件布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这几件衣服，有的穿了几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几年。当我们拿着选好的衣服请邓大姐过目时，邓大姐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多年为总理看病的老医生韩宗请打开包一看，顿时就火了，他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总理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怀有同样的心情呢！
高振普、张树迎两人还与总理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当时负责的同志拿出了两种骨灰盒：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300多元，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喜好买便宜的那种。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块漆皮，一个虽然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挑来挑去，高振普他们选择了那个漆皮完整的，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回来后，高振普和张树迎向邓大姐做了汇报，并请她过目。邓大姐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出殡的日子到了。
l月11日下午 4时 30分，天色昏暗。一辆扎着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灵车徐徐碾着长安街铅灰色的路面，由东向西驶去。等候在长安街两侧的群众哭泣着，呼喊着，痛心不舍，无以复加，犹如失去至亲的亲人一般，此时的十里长街早已成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泪街”。
高振普回忆：我和秘书老张分别坐在总理遗体两侧，灵车行驶途中，我轻轻地把窗帘拨开个缝隙，向外望去，我看到，成千上万的首都群众，扶老携幼，默默垂泪，里三层外三层地站立在街道两旁，这自发组成的送葬长队蜿蜒了数十里。
邓大姐和秘书赵伟坐在后面一辆总理生前坐过的专车上，她让司机加快点速度，说天太冷，好让外面的群众早点回家。然而，前面的灵车依然走得很慢，也许是司机不想把周总理尽快送走，也许是他想让群众多见一眼周总理。车缓缓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这段平时只需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次却足足用了1小时35分钟。
灵车终于抵达了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自周总理去世后，火化场的工人们就把火化炉修整一新，挑选出最优秀的工人。可谁也不愿意亲手把总理送进火化炉，更不愿意去扳动那重似千斤的电闸。我和张树迎、乔金旺始终守在火化炉旁，相对无言，忘记了看手表，几点开始火化，几点骨灰出炉，谁也没记清楚。火化结束后，我们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点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扫出来，还从骨灰里捡出了皮鞋底子上的铁钉，皮带上的铁套头，以及假牙的铁托子……随后，我们捧着骨灰盒和邓大姐准备的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
我们把总理的骨灰撒向江河
高振普回忆：早在1976年1月12日上午，邓大姐就把我和张树迎、赵伟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并由小张和小高你们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我和老张听后觉得任务太重，怕承担不了，我们说服大姐说，由我们去撒总理的骨灰，不合乎中国的传统，总理是有侄子、侄女的，他们是周家的后代，应该由他们去执行。从内心说，我们也并不愿意把总理的骨灰撒掉，更不愿意自己亲手去撒，这样做，感情上实在承受不了。但邓大姐克制住悲痛对我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感到高兴，高兴的是恩来曾担心我不能替他办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了。我很想亲自去撒，但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也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你们俩是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会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这也是你们为恩来办的最后一件事”。她还说：“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起初，邓颖超让高振普他们三人一起去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骨灰，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
1976年的北京特别寒冷，尤其是在数九的天气里，到处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高振普三人身系邓大姐的托付，驱车到北京附近察看了玉泉山、八一湖和京密引水渠几处地方，都觉得不理想，因为大部分河段都冻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点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会在不远的地方聚集起来，再说就这样把骨灰随随便便地一撒也对不起周总理、邓大姐和全国人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他们三人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下午回来后，便把看的几处地方如实向邓大姐汇报了，同时提出建议应该报请党中央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党中央获悉这个情况后，决定派飞机去撒，汪东兴同志具体部署了这项任务，并指定由罗青长、高振普和张树迎等4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
高振普回忆：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邓大姐便带领着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在那里，她亲手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小袋里，还不时地拿起一块遗骨仔细地看看。邓大姐含着泪说：“恩来，我完成了你的意愿，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看到我们又在流泪，她又说：“要化悲痛为力量。”
骨灰装好后，我们便开车去通县机场。这一天，虽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什么时间送走，在什么地方撒，但还是早早地站满了西长安街两侧，每一个人都想最后再送周总理一程。然而，由于邓大姐一再强调保密，不要惊动人民群众，车队只好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出来，上了长安街后一直往东开，等到群众发现时，我们已经走远了。
这一晚，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夜空格外清澈。在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二”型飞机正等在那里。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飞机。邓大姐、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和秘书赵伟静静地目送着我们，邓大姐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飞机在不断地升高，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飞机发动机的噪音很大，我们大声喊着对驾驶员说，撒骨灰时，请尽量降低飞行高度，这样骨灰能够尽可能多的落到水里面，但机长说高度是由上级领导定的，他不敢随便改动。按照计划，我们在北京城区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里骨灰既可以飘向水面，又可飞向长城内外。然后，飞机向天津飞去，借着月光，我们把第三包骨灰撒向了海河。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最后的一包骨灰。
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这象征什么？象征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的胸怀，也象征着周恩来永存的生命！北京是周总理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密云水库曾经留下总理洒落的汗水；天津是总理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总理的英灵由人海口走向更博大的怀抱！
一直到16日零时45分，我们才返回了机场。整个过程近四个半小时，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其他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在由机场回去的路上，我顺手摸口袋时，突然发现总理皮带上的铁环还在兜儿里。心想这铁环忘了和骨灰一块撒。于是我和老张商量后，把铁环撒到了车窗外的草地上。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遗憾，为什么不能留下来留作纪念呢。
上午9时，我和张树迎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她已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和老张心里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三个人紧紧地拥泣在一起。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夜，邓大姐一夜没睡，不仅挂念着撒骨灰过程是否顺利，也担心着我们的安全。
听完汇报后，邓大姐走到总理的空骨灰盒前对我们说：“恩来同志生前十几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今后也支持我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节省一个。”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同志逝世。遵照她的遗愿，工作人员用承装过总理骨灰的骨灰盒把邓颖超的骨灰带到了天津。伴着缤纷的花瓣，邓大姐的骨灰融入了奔流不息的海河，融入了渤海，和周总理的骨灰融到一起。海河之滨，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相知、相恋的地方，他们都选择海河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
今天，那个普通、但却承装过两位伟人的骨灰盒，被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精心收藏，并视为镇馆之宝。每当人们看到它，思绪便会随着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而浮想联翩，陷入深深的回忆，在赞叹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伟人精神世界的深遂和伟大的同时，献上由衷的崇敬和怀念。
（《环球视野》2010年2月9日第279/280期，摘自2010年第1期《党史纵横》）
我将总理的骨灰洒向江河
——周恩来最后一任警卫员深情回忆总理的最后岁月
王梦悦
“913”事件时，总理是最忙碌的人
1971年9月 12日晚7点，高振普突然接到通知：立刻到中南海西花厅。当时，高振普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是总理病了。因为总理不久前查出了患有冠心病，会不会是病发了？当高振普快步走进西花厅时，只见里面灯火辉煌，并不像有病人的样子。而且他看到中南海里做饭的大师傅、服务员等后勤人员都被集中到了卫士值班室。听这些人说，刚才秘书张树迎打来电话说，让大家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预感到有大事发生的高振普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高振普后来回忆说：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马上开车来到人民大会堂跑步到福建厅。见到了秘书老张，他说出大事了，并小声地说是“林副主席走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问又不敢问，因为有纪律规定，领导不讲你不能问，就更不能深问了。当时我们还不了解具体情况，又加上着急，俩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那个时刻周总理最忙了，只见他出出进进的，一会儿召集政治局开会，一会儿向毛主席汇报，一会儿又要召集部队作战部门开会。总之，此时国家已进入了最紧急状态。当时，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同志规定，只有我和张树迎同志可以进入会议室，其他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秘书还是警卫都不得进入。那几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连休息的房间也没有，大家就站在走廊里守候着。有时我困得实在熬不住了，干脆就头朝上，脚朝下躺在大理石的楼梯上打个盹。这话现在说来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以至多少年后，只要我一走到那个地方，总会对身旁的人说，当年我为总理警卫就睡在这里。”
就这样，周总理一直忙到13号深夜，才在办公室临时搭的一张普通木板床上躺下。刚躺下不到两小时，外交部王海容同志打来电话，说有紧急情况要汇报。我和秘书老张商量后决定叫醒总理。王海容向总理汇报说，蒙古方面向我们提出抗议，说一架军用飞机侵犯了他们领空，已经坠毁了。听到这一消息，总理稍放松了一些，赶忙拿着电报到118厅向毛主席汇报去了。就这样一直忙到了9月15日下午才告一段落，总理这时才回到中南海西花厅。
高振普说，现在有不少报道和文章，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周总理在听到林彪的飞机坠毁后，曾面对窗外抱头痛哭。那几天，我时刻都在总理身边，没有看到过这一场面。
突尼斯客人一定要见周总理
1972年5月，查出了周总理患有膀胱癌，因为是初期，所以就做手术切除了。后来又经过几次化厅，病情有所好转。但是由于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化疗便改为在家里做。周总理的病情发展到后期时，经常尿血，最多时一天的尿血量（除去其中的水分）约200毫升。眼看着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总理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着急。
1973年3月，医生发现总理患了直肠癌，又做了一次手术，术后总理在医院休息。就在手术后不久，突尼斯总理努依拉来华访问，提出一定要见周总理。外交部解释说，总理因病住院不能会见外宾，但对方非见不可，他们说：“见不到总理我们不回去”。而且还提出，如果怕我们带来病菌感染了总理，隔着玻璃见一面就行。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不合情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总理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很高的。突尼斯方面的这个要求被报告给了病床上的总理，总理深为感动，同意会见。就这样，4月3日，刚做手术后不久的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外宾。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访华，来到305医院看望周恩来。高振普回忆说，已经病重的周总理双脚肿胀得像个发酵的馒头，根本就穿不进皮鞋。总理平时是非常注意仪表的，哪怕是旧衣服穿在身上都平平整整有模有样的。我们见总理穿不上鞋都急坏了，总不能让总理穿着拖鞋去见客人啊。于是准备给总理去定做一双黑色圆口布鞋。第二天我拿着事先量好的尺寸去找做鞋的韩师傅，因为保密，还不能让他知道总理有病。我说这双鞋一定要做得大一些，韩师傅可能是猜出了总理有病，眼泪流了下来。我心里也不好受，对他说，这双鞋您无论怎样也得明天中午12点之前做出来，并嘱咐他说，做的不用太细致，鞋底的针角大一点也行。第二天中午，鞋做好了，我捧着这双鞋顿时就被感动了，这鞋做的非常细致，鞋底完全是用手工纳成的，针角也合适，一点儿都没有偷工减料。韩师傅说，这是他和另外一位鞋匠用了一整夜时间赶制完成的。我要付钱，韩师傅说什么也不收，我说不给钱怎么行啊。
鞋拿回来后，总理穿上高兴地说：“很好嘛，布鞋养脚啊！”他那浓郁的苏北口音一下子舒平了我们多日不展的眉结。那天下午4点钟，金日成由邓小平同志陪同走进医院的客厅，总理清瘦苍黄的脸庞上露出了许久不见的笑容，他穿着平底宽大的布鞋，高兴地迎上前和金日成亲切地握手。开始，金日成神情很沉痛，久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这位病重的老朋友。后来，金日成被周恩来那乐观开朗的情绪感染了，渐渐地露出了笑脸，和周恩来开心地谈笑起来……
“总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5年12月，周总理的病情开始恶化，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20日凌晨，总理清醒过来后，精神稍好了一点，他叫秘书立即打电话给负责台湾工作的罗青长同志，请他尽快来医院。
高振普回忆：那天早上大概是5点左右，总理要我打电话通知罗青长同志来一下。等他赶来时总理又昏睡了过去。等了一会儿，总理清醒了一些后，我弯下身子对他说， 总理，青长同志看您来了。我顺手给罗青长搬了把椅子，让他坐在总理身边。罗青长看见总理消瘦的面容， 伏下身子强忍着眼中的泪水与总理交谈。
那时，总理说话的声音已经断断续续，非常微弱，罗青长听起来很吃力，有些话听不清楚。我着急，顺势弯下腰，耳朵紧贴在总理的嘴边，总理讲一句，我抬起头来传一句……这样反反复复的持续了20多分钟。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台湾问题。因为总理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懂，青长同志对我说，你只管“翻译”就行，内容我都知道。谈话中，总理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份题目为《速记简报》的文件，过去在延安时就出过差错，造成了不良影响。恰在这时，毛主席又批评了外交部的另外一份简报，总理提醒罗青长和有关部门今后下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后来曾有人问过我，周总理到底工作到了什么时候，我说，周总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月7日这一天，总理的精神状态突然间非常好，眼睛一直睁得很大，也没有睡意。我们原本想集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机和伙房的大师傅来看看总理，但又怕总理会产生别的想法——“你们这么多人看我来干嘛”，于是这次见面还是暂时取消了。
1月8日清早，高振普走进病房，总理看见他点了点头。乔金旺同志让高振普出去先休息一会儿。就在高振普刚走出病房不到几分钟，应急电铃（l月4日刚安装的）突然响起。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快步跑进病房，内科医生陈再嘉看着心电图急得哭了起来，此时，总理的血压已急剧下降到了零，心电图已经成为了一条直线……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高振普回忆：总理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是那样的突然。李先念同志是听到消息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他站在总理遗体面前，老泪纵横。我把他扶到了沙发上坐下。又过了一会儿，中央领导陆续都来了，邓小平同志带领大家走进病房，向周总理默哀告别。等他们退出后，医生们便开始整理房间和总理的衣物了。此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悲伤的心情，一下子扑倒在床前，轻轻地抚摸着总理的头发和脸颊，拼命呼喊着：“总理呀，总理……”
3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做过多少场回忆总理的报告，但这一幕我不敢轻易去讲、轻易去回忆。那个场面让我永世难忘，只要回忆起这一情形，我的心情就会难以平静好多天。
总理走的时候穿的是旧衣服，我们因此挨了骂
在周总理病重后期，大家仍然怀着能够治愈的希望，那时谁也没提出作后事的准备，因此当总理病故时，大家都感到很突然。没有了周总理的西花厅充满了悲伤。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个含着泪默默地为周总理送行。这期间，邓大姐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邓大姐说：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就这样，亲属们在接到电报后都遵照邓大姐的意思没有进京，只有一位亲属因为没接到电报到北京来吊唁，邓大姐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从周总理去世那天起，邓大姐每天都要向他送上一个鲜花花圈。当时，北京的气候很冷、鲜花几乎无处可买。但是花店听说是献给周总理，就每天从广州空运过来一批鲜花。当广州方面知道鲜花是邓大姐为周总理买的时，坚决不收一分钱。邓大姐就对秘书赵伟说：“这笔钱。你一定要付。”悼念周总理那几天，邓大姐买花一共花了480元，她怕不照她的要求办，坚持要亲自看过发票才放心。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也开始为周总理准备衣服和骨灰盆。
高振普回忆：我们去问邓大姐准备什么样的衣服，她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的、最好的衣服。我们找来找去，总理穿过的所有衣服，包括内衣和内裤几乎都有补丁。最后，我们选中了一套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拉绒中山装，虽说旧了些，但没有补丁；一件布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这几件衣服，有的穿了几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几年。当我们拿着选好的衣服请邓大姐过目时，邓大姐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多年为总理看病的老医生韩宗请打开包一看，顿时就火了，他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总理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怀有同样的心情呢！
高振普、张树迎两人还与总理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当时负责的同志拿出了两种骨灰盒：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300多元，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喜好买便宜的那种。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块漆皮，一个虽然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挑来挑去，高振普他们选择了那个漆皮完整的，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回来后，高振普和张树迎向邓大姐做了汇报，并请她过目。邓大姐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出殡的日子到了。
l月11日下午 4时 30分，天色昏暗。一辆扎着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灵车徐徐碾着长安街铅灰色的路面，由东向西驶去。等候在长安街两侧的群众哭泣着，呼喊着，痛心不舍，无以复加，犹如失去至亲的亲人一般，此时的十里长街早已成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泪街”。
高振普回忆：我和秘书老张分别坐在总理遗体两侧，灵车行驶途中，我轻轻地把窗帘拨开个缝隙，向外望去，我看到，成千上万的首都群众，扶老携幼，默默垂泪，里三层外三层地站立在街道两旁，这自发组成的送葬长队蜿蜒了数十里。
邓大姐和秘书赵伟坐在后面一辆总理生前坐过的专车上，她让司机加快点速度，说天太冷，好让外面的群众早点回家。然而，前面的灵车依然走得很慢，也许是司机不想把周总理尽快送走，也许是他想让群众多见一眼周总理。车缓缓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这段平时只需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次却足足用了1小时35分钟。
灵车终于抵达了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自周总理去世后，火化场的工人们就把火化炉修整一新，挑选出最优秀的工人。可谁也不愿意亲手把总理送进火化炉，更不愿意去扳动那重似千斤的电闸。我和张树迎、乔金旺始终守在火化炉旁，相对无言，忘记了看手表，几点开始火化，几点骨灰出炉，谁也没记清楚。火化结束后，我们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点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扫出来，还从骨灰里捡出了皮鞋底子上的铁钉，皮带上的铁套头，以及假牙的铁托子……随后，我们捧着骨灰盒和邓大姐准备的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
我们把总理的骨灰撒向江河
高振普回忆：早在1976年1月12日上午，邓大姐就把我和张树迎、赵伟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并由小张和小高你们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我和老张听后觉得任务太重，怕承担不了，我们说服大姐说，由我们去撒总理的骨灰，不合乎中国的传统，总理是有侄子、侄女的，他们是周家的后代，应该由他们去执行。从内心说，我们也并不愿意把总理的骨灰撒掉，更不愿意自己亲手去撒，这样做，感情上实在承受不了。但邓大姐克制住悲痛对我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感到高兴，高兴的是恩来曾担心我不能替他办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了。我很想亲自去撒，但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也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你们俩是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会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这也是你们为恩来办的最后一件事”。她还说：“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起初，邓颖超让高振普他们三人一起去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骨灰，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
1976年的北京特别寒冷，尤其是在数九的天气里，到处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高振普三人身系邓大姐的托付，驱车到北京附近察看了玉泉山、八一湖和京密引水渠几处地方，都觉得不理想，因为大部分河段都冻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点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会在不远的地方聚集起来，再说就这样把骨灰随随便便地一撒也对不起周总理、邓大姐和全国人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他们三人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下午回来后，便把看的几处地方如实向邓大姐汇报了，同时提出建议应该报请党中央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党中央获悉这个情况后，决定派飞机去撒，汪东兴同志具体部署了这项任务，并指定由罗青长、高振普和张树迎等4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
高振普回忆：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邓大姐便带领着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在那里，她亲手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小袋里，还不时地拿起一块遗骨仔细地看看。邓大姐含着泪说：“恩来，我完成了你的意愿，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看到我们又在流泪，她又说：“要化悲痛为力量。”
骨灰装好后，我们便开车去通县机场。这一天，虽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什么时间送走，在什么地方撒，但还是早早地站满了西长安街两侧，每一个人都想最后再送周总理一程。然而，由于邓大姐一再强调保密，不要惊动人民群众，车队只好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出来，上了长安街后一直往东开，等到群众发现时，我们已经走远了。
这一晚，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夜空格外清澈。在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二”型飞机正等在那里。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飞机。邓大姐、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和秘书赵伟静静地目送着我们，邓大姐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飞机在不断地升高，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飞机发动机的噪音很大，我们大声喊着对驾驶员说，撒骨灰时，请尽量降低飞行高度，这样骨灰能够尽可能多的落到水里面，但机长说高度是由上级领导定的，他不敢随便改动。按照计划，我们在北京城区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里骨灰既可以飘向水面，又可飞向长城内外。然后，飞机向天津飞去，借着月光，我们把第三包骨灰撒向了海河。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最后的一包骨灰。
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这象征什么？象征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的胸怀，也象征着周恩来永存的生命！北京是周总理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密云水库曾经留下总理洒落的汗水；天津是总理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总理的英灵由人海口走向更博大的怀抱！
一直到16日零时45分，我们才返回了机场。整个过程近四个半小时，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其他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在由机场回去的路上，我顺手摸口袋时，突然发现总理皮带上的铁环还在兜儿里。心想这铁环忘了和骨灰一块撒。于是我和老张商量后，把铁环撒到了车窗外的草地上。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遗憾，为什么不能留下来留作纪念呢。
上午9时，我和张树迎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她已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和老张心里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三个人紧紧地拥泣在一起。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夜，邓大姐一夜没睡，不仅挂念着撒骨灰过程是否顺利，也担心着我们的安全。
听完汇报后，邓大姐走到总理的空骨灰盒前对我们说：“恩来同志生前十几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今后也支持我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节省一个。”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同志逝世。遵照她的遗愿，工作人员用承装过总理骨灰的骨灰盒把邓颖超的骨灰带到了天津。伴着缤纷的花瓣，邓大姐的骨灰融入了奔流不息的海河，融入了渤海，和周总理的骨灰融到一起。海河之滨，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相知、相恋的地方，他们都选择海河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
今天，那个普通、但却承装过两位伟人的骨灰盒，被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精心收藏，并视为镇馆之宝。每当人们看到它，思绪便会随着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而浮想联翩，陷入深深的回忆，在赞叹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伟人精神世界的深遂和伟大的同时，献上由衷的崇敬和怀念。
（《环球视野》2010年2月9日第279/280期，摘自2010年第1期《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