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因“大嘴巴”而被曹操杀掉的三位狂人

标签：三国
 
祢衡、孔融与杨修，这三位狂人，组成了三国里最著名的三张大嘴。他们的结局惊人相似——都是被领导夺命“封口”，身首异处。 祢衡因挖苦领导而死，杨修死于猜透领导心思，而孔融，这位圣人之后，亦因“跌荡放言”被杀。
所谓“跌荡放言”的主要内容，是对父母之恩的否定：“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这段言论是孔融与祢衡这两个大嘴“漫谈”时，孔融吐露的“异论”。翻译成白话，就是：父亲对于子女有什么恩惠可言吗？论其本意，不过只是情欲的宣泄罢了。母亲对于子女也一样没什么恩惠，母亲就好比是一个盛放器物的瓦罐，子女生下来就好比是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一样。
孔融的领导曹操认为，这番言论“大逆不道，宜极重诛。”显然，在强调“孝治天下”的东汉，此言严重犯忌。但孔融的领导曹操，素来就是轻视“孝廉”之人，怎么突然重视起“孝道”来了，说到底，是厌烦大嘴，借题发挥罢了。
孔融之言“出不出格”单论，但上升到“重诛”之罪，却绝对是扩大化。在很多人眼里，祢衡，孔融，杨修这三个大嘴是“该死”的，理由是他们在官场上口无遮拦，形同找死。然而，大嘴徒呈口舌之利，即便过头，又是多大罪过？何至杀头？ 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导致“反大嘴扩大化”最深刻原因是：“大嘴”的命运都掌握在别人手中。
想当年群雄并起，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那十八路诸侯里，身为北海太守的孔融也赫赫占据一路。与袁绍、曹操不分上下，平起平坐。可是几年之后，孔融却成了曹操的属下，只能在“汉贼”手下混饭吃。
乱世出英雄的时代，是个不分贵贱相对公平竞争时代，孔融虽为圣人之后，但作为一路诸侯，赶上了这样的时代，也要凭实力与地盘说话。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曹操与孔融平级，无论孔融怎样放言，曹对孔太守那是相当尊敬。待孔太守沦为曹丞相“打工仔”后，形势就发生了巨变。孔融再与曹操斗嘴，就会引起领导的不耐烦，做刀下之鬼。
三国三个大嘴的结局大同小异，他们几乎被同一个领导所杀。曹操借刘表黄祖之手间接杀死祢衡，然后又明火执仗直接砍了孔融的脑袋。祢衡与孔融死后，曹操帐下的大嘴只剩杨修一人，不知前两位知己之死是否给杨修带来震动，但可惜他还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最后因看出领导心事，道出“鸡肋”口令玄机而获死罪。 后人把“曹操与杨修”编成剧目，以图揭开“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知识分子”从这个曲目得到的，何尝不是个逆淘汰信号：自古大嘴无好果，知识分子要“识趣”。
做鹦鹉，还是当乌鸦？
官场大嘴的悲剧根源是，领导希望你做鹦鹉，而你却担当了乌鸦的角色。 乌鸦在异国（譬如日本）尚属吉祥鸟，但在中国却从来不是祥瑞的象征，它们不管飞到哪里，都被人驱赶、厌恶。
官场大嘴犹如乌鸦，众人避之不及，唯恐引火烧身。曹操要杀祢衡时，尚有孔融为之求情；曹操杀孔融时，还留杨修嗟叹。而杨修之死，竟无一人求情，一人叹息。对于周围同僚，大嘴“乌鸦”的所作所为已经叫习惯做鹦鹉的他们人心烦不已——谁都不说的事，咋就显出你？
在许多人眼里，祢衡就是一个会骂街的官场“疯乌鸦”。但你去看看流传千古的《鹦鹉赋》，纵然不能像孔融那样过誉其为“圣”，但总不能说那是平庸之作。
祢衡明知道，在官场里，领导喜欢的是鹦鹉不是乌鸦，读书人求官就要重复鹦鹉的命运，但他还是禁不住为先为鹦鹉鸣不平—— “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想昆仑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于薄躯。” 《鹦鹉赋》里，有才子的怀才不遇，有寄人篱下的痛苦，更有对金丝笼子里的宠物不能自主的深深嗟叹。文章华美却又不失豪情，可见祢衡不同于他人的才气与傲气。
《鹦鹉赋》出台时，正是祢衡临近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投奔第三个主人黄祖，虽与黄祖之子黄射甚密，但祢衡还是不能被黄领导真正认可。放眼江湖，让他有自伤飘零之感，恰好黄射邀请祢衡到江心饮酒，有位客人赠送了一只珍贵的鹦鹉，黄射表示要将这只鹦鹉转送给祢衡，但要祢衡写一首咏鹦鹉的文章助兴。祢衡毫不迟疑，即兴创作，连一个字也没有修改，留下了“文无加点”的传世佳作：《鹦鹉赋》。 主人养我为学舌。祢衡不想做那样的巧嘴鹦鹉，而宁可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嘴乌鸦，虽然他明知道，等待乌鸦的将是什么命运。
乌鸦的率真不适合官场，但于人而言，未必不是可爱的好品质。面对来自上司的侮辱与损害，敢于据理力争，历代官场有几个这样的率真直性人？击鼓骂曹的故事发生在曹操对祢衡“图欲辱之”之后，上司侮辱你让你难堪，你该不该怒发冲冠是一回事，敢不敢怒发冲冠则是另一回事。祢衡敢做一般下属不敢做的事，即便不便效仿，难道也不便同情吗？ 总不能说，嘴尖舌历的祢衡比草菅人命的黄祖更该死。
官场上，看不惯大嘴的人，不止是领导，还有被领导阶级。大嘴口无遮拦，对任何事物评价一针见血不留情面，极易招致同僚咬牙切齿的仇恨。 “人皆以是憎之”的大嘴，不但很难在官场交到朋友，反而招来无数的怨恨，受其辱者，皆欲寻找机会报复他。 个性张扬，锋芒毕露，不知韬晦隐忍，逢迎附和，与世浮沉……这些让同僚不屑的仕途菜鸟秉性，大嘴几乎全具备了。
京城容不下祢衡，“唯才是举”的曹操容不下祢衡，带着失望，祢衡辗转到荆州，他换了三个领导，其结果却是一个比一个令他失望。
祢衡，直到死也没找到值得他献计的领导。《文士传·祢衡》讲，祢衡竟“无人可以依违，无处可以投”，怀中提案（策文）上的字渐渐模糊，“竟无所诣”。因为得不到伯乐的阳光，才子的耕耘，竟颗粒无收，白白荒废。
乌鸦的悲剧同样属于逆淘汰之仕途悲剧。逆淘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逆龙鳞”，即冲撞了最高领导。逆龙鳞的结局就是死于领导之手，也就是死于主人之手。如果装聋作哑那就可以勉强生存下去，假若不做乌鸦而做鹦鹉学舌，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青云直上，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官场多禁锢，乌鸦多倒霉。于是乌鸦越来越少，学舌或谁都不说，形成官场的指定“风格”：要么学着说，要么什么都不说。“紧闭口慢开言”已经扩散到每个为官者的细胞，成为做官本能。一眼望不到边的，是没有思维的哑巴，他们的背后，是一条逆淘汰游戏规则作祟——沉默是金，大嘴者死。
官场有没有“书生”容身之地？
把大嘴的外延扩大一些，可知他们属于这一类人群：书生。 自古中国官场，除了北宋早期之所，鲜有书生的容身之地。这首先是因为，封建官场是最不讲尊严的地方，而“书生意气”恰恰是坚守尊严。
什么是“书生意气”？这本是个“褒义词”，指读书人所拥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意志与气概。拥有“书生意气”的读书人，虽然他们也追求功名，但并不卑躬屈膝，不以放弃人格与尊严换“前程”。
然而，在封建仕途上，对当官者而言，权力、地位、银子、美女，尽可以要，唯独做人的自尊是每一个当官者和欲当官者不能要和不敢要的。换言之，就是说：大凡当官者，几乎是不讲自尊的。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尊重别人的自尊——是他们最难做到的，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物群的最鲜明特征。如果有哪个当官者要讲自尊，维护自尊，那他的官运就注定不会亨通。
何至如此？这其实是封建专制下官场“特色文化”所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对任何有官欲者来说都难以摆脱的定律，而且是官欲愈大，自尊愈无。
这又是为何？其实道理很简单，专权体制下，媚上是官场安身立命、确保官运亨通的“护身符”。而媚态百出之人，如何谈得上有自尊？敢讲自尊？！
毫无尊严可言的仕途最忌“书生意气”。但是，带有“书生意气”闯仕途的人，他们不肯放弃尊严。从祢衡等人的放言内容来看，大嘴呈的不是口舌之利，而是“书生意气”，他在三任领导面前，除了酣畅淋漓的表现欲，要的无非是尊严而已。
除了尊严，变通也是官场最需要而书生最不屑的。“书生意气”者相信书中所讲的圣人之言，对蝇营狗苟的世俗看不惯想不通。然而，到了官场，不圆滑玲珑，不见机行事的“书生意气”，就成为“政治菜鸟”的不成熟性格。
当仕途上的“书生意气”者对道理较真对不讲道理叫阵的时候，极易被同僚视为“另类”、加以轻视和耻笑。大嘴的嬉笑怒骂，在同僚眼里是傻子加疯子所为。大嘴偏说领导不爱听的话而被杀，对他们的同情者少而又少。
大嘴书生，他们确实天真，不畏惧世事艰险；他们确实无能，改变不了别人，甚至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然而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偏向虎山行。历来形容书生的就是“百无一用”四个字，在“百无一用”的尴尬下保持一点读书人的尊严，“意气”一番，引来的是杀头之祸。“你为什么不卑躬屈膝，你为什么不圆滑玲珑，你为什么不见机行事？”同僚们在对“书生”幸灾乐祸之余，恐怕还要得意于自己幸免于难的“高明”。
书生虽然在历代官场几无立锥之地，但“书生意气”的薪火代代相传。在书生陨落于仕途的路上，从来不愁后继无人。
唐代也有位大嘴叫孟浩然，他的嘴不及祢衡尖刻锋利，但还是不能见容于当朝皇帝，尽管那位皇帝披着“盛世圣皇”的外衣。 孟浩然才高八斗，但终生无官缘。原因就在于渗透到血液里的“书生意气”，使他挥斥方遒，口无遮拦。以孟浩然的才气，本应得到当时“圣皇”唐玄宗的垂青，而且机会也出现了。但大嘴的性情，使他丧失了千载难逢的入仕良机。
年届不惑的孟浩然到好友王维的官署做客，恰好唐皇李隆基驾到，这位“孟夫子”于是与皇帝“巧遇”。皇上对他印象还不错，命他献诗，等于直接给了他一个面试机会。结果孟浩然就上了《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这诗写的自然是好，但大嘴有失。“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不明摆着指责皇上的不是吗？李隆基是“圣皇”不是圣人，远远没达到“耳顺”的天境，听了不顺耳的话也大为不悦。尤其对“不才明主弃”一句大为不满，勃然变色——“卿不求仕，朕也不厌卿，为何拿此语诬我？”
于是，孟浩然面试失败。遣返回乡。已经不惑之年，孟浩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书生，不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当着皇帝的面没有歌功颂德，而是“大发牢骚”，只会令“圣皇”不耐烦。
领导首先喜欢的是媚不是才，“圣皇”的趣向也概莫能外。面试失败，或许及时地帮这位书生认清了一个事实——自己真不是官场上混的料。文才和做官是两回事，自己不具备做官的气质和智能，连敲门的技术都不会，更遑论其它了。恃才傲物，*不羁，玩世不恭，心无禁忌，口无遮拦，这样的书生能做上官吗？
在“诸子百家”的智库中，道家“二世掌门人”庄子在《人世间》篇章中，把“为官之法”阐述得最为露骨——“形莫好就，心莫若和。就不欲人，和不欲出，否有患。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人于无疵。”
这句话的意思是，形体上多亲近他，内心里多顺从他，亲近不要陷进去，顺从不要太明显，要不然你那靠山倒了台，你就要跟着完蛋。他像婴儿那样无知，你也跟他无知；他不守规矩，你也跟着他学不守规矩；他随随便便，你也跟着学他随随便便。达到这些就进入了一个挑不出毛病的境界了。你的官不但能做下去，还能做上去！
庄子的这段“官经”，教给不惜一切代价做官的人恰如“箴言”，但对不弃尊严的书生，则“油盐难进”。在遇到唐玄宗之前，孟浩然一直过着那种隐逸的生活，不是他不是当官，在现实的逼迫下他几次上京求官，但均以失利告终，这一次遇到最高领导人，“书生”本性毕露，导致他的“意气”不由自主发挥。
从此他远离官场，回老家襄阳做起了专业的隐士。 唯有书生之间是相通的，大嘴祢衡的知音是孔融杨修，书生意气的孟浩然与诗仙李白意气相投。从年龄看，孟是李的前辈，遇上这样一位素所仰慕而又意气相投的前辈，难怪一向狂放的李白收起不羁的狂傲，一再表示敬意。在黄鹤楼送孟浩然时表现得依依不舍。于是就诞生了那首著名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我们至今还可以想象那样一段惺惺惜惺惺的情景：黄鹤楼前长江岸，两个书生依依惜别，孟浩然登船走了，李白还依依不舍地看着远帆，怅然若失……
知己不常见，“意气”谁人听？孟浩然最后死在了故乡，死在家人怀里。据说是“食鲜疾动而死”，也就是食物中毒了。“吃死”虽还是与嘴有关，但比起身首异处的祢衡杨修等人，他要庆幸许多，在“大嘴书生”逆淘汰暗流里，这已算是比较“温暖”的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