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一种应该选择的记忆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的演讲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谈谈中华文化。
从十九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比较著名的也有一百多条。我们现在有条件跳出各个学术流派的争议，在一般意义上来描述一下文化是什么了。
我们总是把人类最早在地球上活动的遗迹说成是“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等等，因为那里出现了人在自然界的创造。后来文化的高度成熟，也一直伴随着人在创造中的发展和选择。因此，说大一点，文化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一切痕迹；说小一点，则是不同人群对于各种痕迹的选择方式。
这种选择方式因不断延伸而积累成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历史对后人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主要体现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精神价值更值得研究。
历史对我们的设计，并不是留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是留在我们自己的记忆里。
我们当然有权利突破历史对我们的设计，但首先应该了解这种设计。了解这种设计，其实也就是激活我们的记忆，认识我们自己。只不过，历史太长，设计太多，记忆太乱，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则就会迷失在历史的原始森林中。
因此，今天我要讲的“中华文化的记忆”，其实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应该被选择的重大记忆”。今年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开的专栏《秋雨时分》，正在系统地讲述这个主题。
奄奄一息的武士听到了童年的歌声
要说中华文化的重大记忆，我必须讲述一件真实的往事。
十九世纪后期，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亲自考察过世界各大古文明陨灭的废墟，知道一种文明面临陨灭的种种迹象。你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先是两次鸦片战争，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军事上的一连串可怕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中华文化在当时不仅对远来的列强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对声息相通的近邻也完全束手无策。后来，连八国联军都占领了首都，所有的侵略者都抱有明显的瓜分中国领土的企图，而且眼看就要实现。
领土像一个盘子，文化像是装在盘子里的水，盘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还盛得住吗？盛不住，只能成为一种流亡者文化，但中华文化的本性与犹太文化和吉卜赛文化完全不同，是以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为依托的农耕文化，一旦流亡，就失去了魂魄。
眼看着高山将崩、大厦将倾。蹊跷的是，恰恰就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团练大臣”，承担着联络义和团、保卫首都北京的责任。在他发现甲骨文后才几个月，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清廷西逃，他这个首都防卫长官不愿成为侵略者的俘虏，又不甘擅离职守，就壮烈自杀。先是吞金，再是喝毒，都没有立即死亡，便采取第三种自杀方式———投井。他几乎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夫的自杀方式轮了一遍，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我曾评价，这位金石学家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金石”，这位“龙骨”的发现者是中华文化真正的“龙骨”。
我最注意的是，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了甲骨文？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甲骨文，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具体、完整的商代，而商代又是那么伟大。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终于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证的起点，连孔子、司马迁也由于没有见到过甲骨文而对商代不太了解，而这居然被临近毁灭灾难的现代中国人感知了。几乎在发现甲骨文的同时，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请大家想一想，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铁蹄下，一个活生生的起点———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人面前，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个比喻：一位武士在备受欺凌之后终于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了美丽而响亮的童年的歌声。他浑身一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
这就是说，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是唤醒了一种文化。但是，这种记忆必须是重大的，而不是琐屑的。就文化记忆而言，清代的考据学派相当发达，考据出来的历史文化非常细密，却无法产生一种巨大的惊醒之力和拔擢之力。
那么，我们也就把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的记忆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时代，还要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人类有一种顶级哲学是用中文写的
在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之后，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放在老子、孔子和他们引领的“诸子百家”时代。
他们为中华文化进行了精神奠基，所达到的高度让人叹为观止。后代再杰出的思想家，往往也只是他们的追随者或别离者而已。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波斯的精神鼻祖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份有多种说法，据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这个年龄对照表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同样是开天辟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约好了，要在那个时候一起呈现人类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
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缅怀那个时代：当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不同的重点，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铸就了几种文明的后世特征。例如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沉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一种累积性设计。
不管怎么说，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是老子。
老子的生平资料并不清楚，一般认为他比孔子大，担任过周王室图书馆的馆长，孔子曾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向他问过礼。后来他决定出关隐居，边关守卫让他留下一些文字作为出关的条件，他不得已就在边关上写了五千字，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经》。一开头就是十二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乍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这中间包含着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他对一切讲述都是那么的不信任，于是自己也就不想留下什么言论，如果不是边关守卫的强求，这五千个字也不会留下。写完，他骑着青牛，穿着黄袍，背着白口袋，消失在关外灰色的旷野中。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这个背影，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这五千个字，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可见，老子的影响在他的祖国还有待于大大提高。确实比较艰深，但再艰深也就是五千字嘛，认真看注释，怎么会读不下来？我曾经对学生们说：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学说，我们只有懂了才能记住；但是老子创造了一个例外，对于他，我们即使不懂，也要记住。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中，我对世界各地的华语观众说，老子的话虽然难懂，我也要领着大家读几段，让大家体会一下用中文来表达哲理时的那种无可替代的节奏和音韵。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辩，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他不会出关隐居，恰恰相反，而是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证。他因流浪，从杰出走向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申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在中国文化界如果说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那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中庸，也就是合适和恰当，才能沟通一切人、关爱一切人，因此是“至德”。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今天的演讲中列述更多的重大记忆了，这是我在《秋雨时分》中要连续讲两年的课题，今天只能稍稍列举了。
例如，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四百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时代。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与此同时要记忆的，是中国又快速地进入了“亚洲之中国”的时代。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于“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融合而强大了。从“亚洲之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的路途很长，要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这中间，最值得记忆的一个年份是公元755年，始于这一年的安史之乱把唐代折成了两半，也把中国历史折成了两半。那一年，李白和王维都是50岁，中华文化已攀上了灿烂的高峰，从此，一种尚武、强大、奋发的民族精神渐渐转向平缓、享受、散漫。精神文化的力度，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荣格说，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我想，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马迁，骑上了战马的曹操、诸葛亮，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中华文化，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唐宋之后的文人大批涌现，那就来不及细说了。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横向，也就是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前些年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这就是横向的归纳了，我主要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
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来也恢复科举考试，开始尊重儒家。
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极权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彻底的无序好得多。
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那里因混乱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尔注意，也找不到问题的焦点和逻辑。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在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代代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在乎”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
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几项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第一，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能够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
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就是，达·芬奇在公共空间里画壁画，米开朗基罗在公共空间里做雕塑，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天天观赏，大家评论，形成市民精神的粹炼和凝聚，然后一起呼唤一个新的时代。
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稀缺。我们对艺术品，总是“收藏”，不是皇家收藏就是私人收藏。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文化中比较狭小，我们应该加以拓宽。
古代文化中一般都缺少公共空间的意识，但欧洲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就有一些街头演说家发表演讲：“雅典城的市民们！”“罗马的市民们！”这种早期意识的沉淀，对后来的现代化起到了不少的正面作用。
第二，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样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诼、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
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铸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该档案中所记金陵一次所铸钱币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铸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
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数字是有的，但没有管理，没有实证。例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看到那些公开发表的数字，都未被实证，像“亩产二十万斤”之类。“文革”之后，平反的冤案几百万件，足可证明至少有几百万专案组人员、审查人员完全无法对那些诽谤和诬陷予以“证伪”。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恶人，因此更可说明这是一种集体文化惯性。
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先后走上了实证之路，即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维上还远远没有跟上，“假大空”现象仍存在。本来，“谣言止于智者”，文化应是验证真伪、抵拒虚假的大本营，没想到这些年来，谣言出得最多的却是文化界。为求读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乱语的现象在媒体上大量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言论自由”，其实，虚假一旦自由了，真实就被扼杀了。
有人会说，既然是真实，你应该自己证明啊。其实，真实是难于自证的，人们能做的只能是“证伪”，即证明哪里不真实。证伪，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这一切，中华文明基本上还不具备。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从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即证伪机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焕发新的生命。
第三，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
这一点，大家都可能有所认识了吧？政府一再强调，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受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在这方面，鲁迅先生、胡适之先生的相关论述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
以上这三个“不喜欢”和三个“不在乎”，加上我前面所说的几项重大记忆，大体上都只是举例而已，说明我所讲的文化记忆是什么。所述内容广泛，难免有错，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