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爱无能/蓝莲花——读陈冠中《什么都没有发生》 -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

有这样一种爱无能/蓝莲花

-——读陈冠中《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一直没有做好准备看陈冠中先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本书。在一周前他的新书发布会上，我听了他和几位嘉宾对书中内容的介绍，升起了一丝恐惧，生恐读书时把自己的一些心理特质投射进去，以影响到我对这本书的评价。尤其是，吴思先生称此书堪比加缪的《局外人》，我更觉沉重。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读这本书之时，我先是后背疼痛，继而胸口发胀，似乎预演了我读书时的身体感觉。从个人私心出发，我并不喜欢书中的张先生，对《局外人》中的墨尔索，同样如是。不过，对一本书的好坏的价值判断，应该超越个人、群体的道德规范的，直指存在的本质。依照昆德拉的观点是，要看它在展现、揭示存在者存在本质的广度和深度上，是否有贡献（大意）。从这一点说，此书无法和《局外人》相比，只能算一本有些味道的小书。不顾，对于六十年一直极度贫乏的大陆文学来说，陈冠中的小说能够写出张先生这样一个不为我们熟悉的“存在者”的面目，已经算不错了。至少我认为比《山楂树之恋》这样的东西更能揭示人性本真的东西。

“活在这一刻”是一种退行

陈冠中先生给我们贡献了一个“爱无能者”——香港人张先生。身为工商业阶层的张先生，物质富裕，生活优裕，聪明有教养，重要的是他有一套不让自己痛苦的人生观，那就是“活在这一刻”。他的这套人生观最主要的运用领域在感情关系上，只重男女交合刹那之吸引和兴趣，不问事后感情之延续，“兴至则合，兴尽则分，无所谓留恋，更无需占有，谁都不欠谁”，似乎张先生已经完全活在了当下，既无过去之牵绊，又无未来之焦虑。

对这一套生存哲学，他深以为傲，而且自以为超越了出家人。“人家做出家人，没有财富、情感、享受、没有心事未了，就为了求清净。我本来享乐一生，不需出家也做得到。”当我看到他说出“要亲密的时候立即可以亲密，不可以的时候就完全没事一样，不放在心里。所有偷情都是真的，所有非偷情的时候也是真的”这些话时，我内心颇有几分佩服，这等状态自不是纠葛于恩怨情仇的俗人可达到的，“所有偷情都是真的，所有非偷情的时候也是真的”，简直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不二境界，已无主客二元之分，已是“毕竟空”了。

如果张先生这一套行得通，那么他大可办一个学佛速成班，既可免去修行之苦，又能快速臻至圆满快乐之境界。要知道，世界各大宗教的最高修行目的无一不是“活在当下”，均教导有情众生如实地面对此时此刻在个体的心理真实以及外在的环境变化，不受过去情绪之牵绊，不投射虚假期待于未来。不过，张先生达到的“活在这一刻”与“活在当下”走的是两条相反的道路。如果将两者混同，无疑犯了我最喜欢的超个人心理学家肯。威尔伯所称的前理性和超理性的谬误。

真正的“活在当下”是智慧和慈悲的结合。最高的智慧便是活在世间，却不在世间，对任何事物、包括“我”之为“我”都没有执着。最高智慧统驭着其他智慧，按我的理解，这些智慧是分层级的，稍低一级的是慈悲。在主客二分的世界里，万物的存在靠的是情的联结，即个体对他人、对宇宙众生与生俱来的一体感。最通俗的说法就是人都有被爱和爱人的需要。再次一级的智慧便是人类社会的智慧，要求有起码的公平、正义，人人有权利享有基本的自由，包括生命、安全、财产的保障等等；更低一层次的则是动物智慧，大抵是依本能生存，客体的意义仅仅是作为刺激物存在。

“活在当下”显然不是动物那种依本能生存，该吃吃，该睡睡，该性交时性交的状态，而是意识演进至有情、慈悲、甚至毕竟空的无执著、无滞碍。这样的“活在当下”，既不排斥动物的本能，也不会排除人类世界的发展出来的责任伦理，比如契约、承诺，当然也不会排斥演进过程中遭遇的各种痛苦。“活在当下”是燃烧掉过往累积的情绪之苦（包括从爬行动物时代的深层无意识模式到现在人类的文明阶段）的一种大胸怀。这样的状态，他既不会丧失与众生的联结，又能浑然忘我，品尝此时此刻的欢乐和哀愁，即便涉入情爱关系，也不执著。此时，他的欢乐是大欢乐，他感受到的爱是大爱。

而已张先生花了十几年努力做到“不会用感情枷锁别人，也不会为情所困”，“活在这一刻”的状态，靠的是感觉麻木、健忘，在关系中不承诺、不负责。这和真正意义的“活在当下”完全不同，是一种动物阶段的退行。在关系中，无论是他人，还是对自己，他都绝不会承担一分。在和他最喜欢的女人沈英洁（他十几年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交往时，他也时时刻刻检视自己是否陷入情网，或者是否有信息让对方误会他们的交往蕴含着承诺和期待。他一直抱着这样的观念：“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有男女关系的朋友关系而已，她不应有其他想法”。

促使他反展出这套人生观的是他在青春期性压抑时遇到的一个叫安妮的女人。男人天生不足之处是在青春期经受的性压抑几乎难以承受（当年读罗素先生自传时我吃了一惊，后来又多读了些书，加之和男性朋友交流，才知另一个性别之苦）。安妮是青年营老师的妻子，数年来，她一直和张先生进行“脚性交”。两人坐在一起时，不自觉地脚纠缠在一起，然而实际生活中，安妮并无对他一丝超出工作、朋友关系的感情。起初张先生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后来他得到充足的性之后，认为自己是把性看得太重了，它就如吃饭睡觉一样。如果做到“有时候要给钱才扯平，有时候免费各取所需”，那性就不再成为他人生的障碍。

如果说真正意义的“活在当下”的动机是出于慈悲，而张先生的“活在这一刻”的动机则是出于恐惧，目的是保护自己不受“情”的伤害。其实，张先生的“活在这一刻”的退行是很难做到的，猴子虽然进化成人不易，人要退化至猴子也不容易。所以，张先生要办学佛速成班可能性不大。

这是什么样的男女关系？

即使我丝毫不喜欢张先生这样的人，我也不能否认，我对这本书的好感，要好过于那种写那种“政治正确”感情的小说。原因在于，这本书触到了长期被主流社会忽视的人性的另一面。

张先生和女人的关系无法用现有的词语描述。家人、爱情、朋友、昆德拉笔下的性友谊，统统不是。推及开来，张先生和他人的关系也难以定义。他和《局外人》里的墨尔索一样，对母亲没有什么感情，他是个对亲人冷感的人。对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也认为只是个“不讨厌的人”。墨尔索还有些朋友，张先生却没有一个朋友。他的人际关系只有上司、工作伙伴、性伴侣，倘若有情，他也将情控制到极淡极轻，不至于妨害他享乐的程度。

是什么造就了张先生这种“爱无能者”？我一直在想，生理之欲对男人的进化来说，是不是最重最深的桎梏？以我之切身体会来说，女人虽也受性欲之苦，但远不如男人来得深重，她们的苦是情欲之苦，是情之不可得，而不是欲之不可得。只要她不固守自己的性能量，无论哪个 年龄段的女人都容易获得性。因此，张先生的退行，将性仅仅视为吃饭、睡觉这样一种需要，便是情有可原的了。而且，他的行为似乎还有些可取之处，比如他寻找的都是和他一样将性仅仅视为需要的女人，双方各取所需，互不干涉和控制。他不像书中另一人哥顿，用谎言编织情网，在大陆数十个城市都交有女友并控制她们。张先生似乎也在意他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边界，他很自律，很尊重他人。

不过，他虽自以为是完全有能力掌控自己感情的人，最终还是出了一个意外。他一生和无数女人交合，信奉的都是兴至则合，兴尽则分的原则，然而一个叫沈英洁的女人还是让他尝到了不同于他享乐主义哲学的经验。沈英洁与他交往时，他是一艘轮船的电报生，他出海之前，沈已经爱上了他，多次向他表白，他均将自己的感情控制在朋友关系之内。出海之后，他便忘记了沈。十几年之后，他发现沈生了一个疑似他和她交合有的孩子，并独自抚养长大，还归还了他当初帮沈租房子的钱。

此时，他忽然意识到，“她是我最喜欢的女人，跟她不光是性方面满足，而且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自然，哪怕是聊聊天，睡睡午觉，吃吃东西。我喜欢她不罗嗦，跟我要好就好，事后毫不拖泥带水。”

其实，他在大陆的无数性伴侣都能做到“要好就好，事后毫不拖泥带水”，他为何对沈要不同一些？因为沈让他品尝到了爱，而又未让他承担他无力承担的责任。而其他女人，和他一样，彼此只是需要而已，并不爱他，他又怎么对这些人动丝毫的真情？他是个爱无能者，沈却接纳了他的爱无能，这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真是个悖论。

不过，他对沈下落的发现，以及对“她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这一发现，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突发奇想，想给这个叫“沈张”的孩子成立一个教育基金，却遭遇了莫名其妙的暗杀，饮弹身亡。看到这里，我不由笑了。陈冠中整本书都非常客观地在讲一个故事，并未含有丝毫道德评断，然而张先生的死似乎在告诉我，此人终究未对感情获得免疫力，他想为这个孩子做点事，无论动机如何，总是一种基于“情”的付出，他自己却连一丝一毫的付出也承受不起了，以至于只能一死了之。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个女人的遭遇和沈有一些类似之处，不过因是从女人的角度写的，我们看到的是情感的至纯。而此书中的沈，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陈先生并未着墨。她在向张先生多次表达“我爱你”，均遭张故意冷淡后，是什么感受？事后却发现怀了张的孩子，四处找寻张的下落而不得，有什么样的痛苦？她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又有怎么样的艰难？显然，张先生对他“最喜欢的女人”所承受的痛苦毫无联结，毫无感同身受的能力，而且拒绝子对这段情承担任何责任。他一走了之尚情有可原，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发现沈的儿子叫“沈张”的时候，是个常人都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先是认为孩子可能不是他的，继而认为，如果孩子是他的，那么责任在沈，因为沈说吃了避孕药而她没吃。

这一点张先生比《局外人》中的墨尔索还不如。墨尔索对感情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玛丽要跟他结婚，他结了就是，当然换一个女人提这个要求他照样说行。墨尔索和他的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不会愧疚，墨杀了人也就是事情过去了，就不会悔恨；张先生则是即便是他跟女人生了孩子，他也不会想到自己有责任，他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们行事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个人、这件事是否引起了他的吸引力和兴趣。看到这两个人的意识层次退化到如此地步，我不禁深为叹息。

与《局外人》之比较

在称张先生为“爱无能者”时，我很小心翼翼。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倘若我们认可是“情”维系了存有的演化和众生的联结，那么便是一个事实判断。我不知道，张先生这样的“爱无能者”，在工业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是不是广泛存在。当自由主义理念对个人的意义强调至极端时，不可避免会出现极端的自恋，他自己便成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此时，失去的是什么？便是与他人的联结。此时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成为爱冷感者。

此类人看似是无害的。张先生享乐的一生中，除了沈英洁外（是我按常理推断的），他几乎没有伤害过他人。此类人看似是对别人不负责任，其实是没有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承担责任，他在意的只是这一刻的“自我”是否舒服，无论是从他人的关系，还是与自己的关系，他都放弃了探索自我、自我更新这样一个生命本应有的使命。这样的行为模式并非不会伤害到他人，因为他有“兴至而合，兴尽而分”随性所欲的需要，难保就不会遇到沈英杰那样的有爱他、以及被他爱的需要。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是隐藏在当初的吸引和兴趣的背后的，只有两个人赤裸裸地面对对方的灵魂时，才会知晓。

作为小说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意义无法和《局外人》相比，原因在于二者揭示的人的本质的深度之不同。前者的笔力止于张先生与他人的关系。而《局外人》中，加缪设计出一个特殊的场景——墨尔索帮朋友得忙，无意中杀死了他人，却因参加母亲葬礼表现出的无情而被判处死刑——将他与他人、与自己、与比自己更大的一部分的关系，全部纳入考量。墨尔索不相信上帝，他拒绝了神甫最终的救赎，以孤立无援之自我迎接明日之死刑。致死他的原因荒谬，但他面对死亡还算有勇气。

《局外人》写于1942年，彼时西方的上帝作为人格化的神，人类力量向外投射的至高代表，已然崩溃。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兴起的基础。墨尔索是人类基于心智次元建立的伦理道德准则之外的人。他至死都不按照基督教那套矫揉造作的规则行事，这是他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他没有超越传统道德的桎梏，他抵御滥情、虚伪的办法是情冷感，他只依兴趣行事。他是一个反叛者，但不是个超越者。他的反叛退行至动物阶段，张先生也是如此，甚至比之更不如。

西方世界对传统伦理的反叛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目前处于重建阶段。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开始寻找比自我更大的“大我”，他们找到了东方神秘主义的智慧。墨尔索就是这个阶段早期的人类价值体系崩溃时的代表人物，所以这个人物具有非凡的意义。七八十年之后，陈冠中先生写出了有些类似墨尔索的张先生，不能说有多少新意。我甚至觉得有些遗憾，如果放在世界文学领域中，这样一种对存在本质的探究太不够了。

                                 20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