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百年影像回顾 好男人可以让她更美

　　百年风云变幻，女人始终好看。美的标准，各人各时代不同，相同的是：性情、气质、心灵、思想、行动，亦透过外表，散发光辉。

　　时代未必与时俱进，江湖小道网络传言的电影界潜规则的盛行，阮玲玉活到今日也不必自杀。在这样的娱乐时代和电影男性群体中，哪会产生名媛气质的女星？时代感是女人的造型光，投射在女人的眼神、表情、妆容、衣着、言谈、举止里，令她们与隔代的佳人，那么地不一样。读女人的美，能读出时代的精气神和那个年代的审美能力。

　　回首20世纪中国记忆中那些动人的女性，如民国的风情无限、50年代的纯真大方、80年代的前卫和精神性，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新女性的最为魅力非凡的涌现，总是跟一个荡气回肠的时代及优秀的男性精英紧密相伴。

　　　好女人必须在优秀男人的伴随下成长

1920年，三个中国女孩。

　　民国女性的风情集中在名媛和明星，我们现在对她们的认知主要是从《良友》等民国时尚杂志的封面摄影及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名媛并不是一个职业阶层，而是一个风格阶层，她们分散在各个阶级和职业，有些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太太、小姨，比如买办、大资本家、军阀或者晚清遗老，她们不一定工作，只出没于各种家庭、同仁及社会公益的沙龙和聚会。

　　她们在这些场合也许成为焦点及瞩目中心，但她们并非完全由于家世显赫或者优越的家族背景，因为有些名媛可能只是出身职员或知识分子家庭，她们之所以登上杂志封面，根本由于她们的言谈举止具有难以言传的风情。民国的女人很风情，她们身上具有一种现代的矜持、内敛的性感、知性的感性以及得体的时髦等奇特的混合，这些矛盾的特征能最有分寸地统一在她们身上。同样的风情，也体现在民国的诸多女明星身上。

　　我一直很佩服民国的杂志有勇气，将一些没有家族背景和社会名声的名媛刊在封面。当然这不是一种冒险，因为名媛自身的美就足以支撑封面，即使那些家族显赫的名媛或者当时人人皆知的女明星，后人并不知道她们的过去，我们只是根据封面摄影，就情不自禁地被她们吸引并被征服。

　　她们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男人梦中一群空前绝后的完美女人。并非现在的杂志不愿再登名媛，而是实在找不出这样一群女人了，就像那个时代的荡气回肠只是昙花一现。好的女人不是单独成长，她必须在优秀男人的伴随下彼此培养，而优秀的男女又需仰赖一个高尚的精神可以尽情并灿烂释放的时代。

　　今天的男人这么乱，哪会产生名媛？

1946年，一名新四军的女医生。

　　胡兰成说过，五四男女的爱情为什么如早春二月般青春而又情性焕发，让世人感觉一个民族的重生是真的来临了，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们这一代人出生于纯朴的乡村，又在大时代的解放浪潮下踏入城市，参与了一场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心灵洗礼。在这样一个革命激情和文化变革的理想时代，现代性在这一代身上激发出浪漫的风情，但传统的人格训练的有价值部分又恰到好处地得以保留，并与现代性融合。比如作家郁达夫的第二任夫人王映霞，就是“五四”之后成长的代表性的女性。

　　再看看30年代的电影，大部分女明星拍过左翼电影，而她们身边的男人几乎全是中国社会的精英，比如电影公司老板黎民伟曾追随孙中山参与辛亥革命，导演费墨是少数美国留学归来的专业高材生，编剧夏衍是上海左翼戏剧的领衔人物。由于这些精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把社会现实主义电影变成票房商业的保证，奇迹般地将商业、艺术和政治完美地结合，使得原先拍商业烂片的一些影业公司也加盟左翼电影和文学电影的拍摄。左翼电影成为民众涌入影院的票房保证，得益于我们的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的大时代造成的民心所向。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像阮玲玉这样没读过多少书的女星，也越来越接近那一时代新女性的精神气质。

　　如果将民国女星与今天的女星比较，民国女星有一种新女性的风情，今天的女星则更多表现出类似秦淮河的风尘感。时代未必与时俱进，江湖小道网络传言的电影界潜规则的盛行，阮玲玉活到今日也不必自杀。在这样的娱乐时代和电影男性群体中，哪会产生名媛气质的女星？从未听说民国女星跟很多男人潜规则，她们最多是跟某一个男人非婚同居，等这个结束了再跟下一个。这在当时贬称“轧姘头”，但那即使市民阶层的“轧姘头”，也是讲感情的，甚至要比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白领还懂男女感情。这种感觉有时候能在王家卫的上海题材电影中看到。

　　民国名媛的出色者如徐悲鸿前妻蒋碧微，与张道藩后半生非婚同居，但看看他们写的爱情回忆，真是要叹服像蒋碧微这样参透人性、悟透爱情真义的名媛不会再有了。另一位名媛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义深重，则无疑要判决他们之后的红尘男女基本不知感情为何物，更不该奢谈爱情了。我们的爱情只是在模仿好莱坞电影、欧洲文艺小说、日剧韩剧甚至卡通片中幼男幼女的儿童爱情。

　　没有80年代的男文青，就没有80年代的女文青

　　名媛、明星当然代表民国女人的最大化风情，但还有一些精英女性的魅力不容忽略，比如左翼女诗人、地下党员、中共特工关露。关露的诗歌直至今日看来也非常前卫、出色，但关露也有非常好的气质。她比名媛、明星多了一层精英和革命色彩，但保有那一时代女人的普遍风情。关露的形象也是中国女性形象的现代性进步，1949年之后，关露的特征分为两部分在后两代女性身上遗传。革命、纯真和道德感的这一面在50年代的女性身上保留，但她们更像是毛泽东这位精神父亲的革命主义的好女儿，民国女人的情性被革除了。尽管少了女性风情的性感，但50年代女性的健康而纯真向上的人格，至今让人怀念。

　　关露身上的另一面，即精神性、前卫和精英色彩的文学青年的特征，在80年代的女文青身上似乎得到再生。谢烨(顾城妻子)那一代的精神性、先锋以及那一时代特有的凝重的浪漫和深刻，现在已基本绝迹了。80年代的女文青在199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大潮中，也终于成为一代佳人。娄烨的《颐和园》描写大学到处都是文学沙龙那个时代，主演郝蕾的气质尽管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是很难还原那个时代的女文青气质。

　　80年代的女文青其实要比现在的80后女孩更颓废和前卫，尽管外表看来很保守。这种保守的前卫和凝重的浪漫是一种特殊魅力，它跟80年代中国社会精神至上的时代氛围及那一时代众多的男性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存在，是水乳交融的。80年代不少前卫的穷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女朋友不乏漂亮的舞蹈演员和高干子弟，这种为精神走到一起的男女风光已一去不返。同样，这些先天优秀的女孩，大部分奔向了华尔街或娱乐界，她们的气质也不可同日而语，她们身边的男人都不一样了。

　　更为重要的是，荡气回肠的时代结束了，“五四”时期的民族拯救，50年代的纯真，80年代的理想主义，都不可复现，只有那一代代女性的绝代美丽成为永恒的记忆以及那一时代最美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