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蒋介石拒绝接收琉球吗？ 缪人凤

是蒋介石拒绝接收琉球吗？缪人凤   

一、问题的缘起         最近钓鱼岛风波又起，于是又有人根据所谓的“蒋介石二次拒绝接收琉球”等文章，以为琉球是蒋介石想接收就能接收的，而只要接收了琉球，那么当然无今日之钓鱼岛问题，所以蒋是罪人。但这些人就不能开动脑筋想一想，这些没有作者、没有史料来源的文章靠得住吗？就算罗斯福曾提出过将琉球交给中国，但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吗，还只是一种试探？蒋介石能想当然地接收吗？依据何在？实力何在？        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根据史料来探讨一下。        决定二战后琉球地位安排的最重要会议莫过于召开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间的开罗会议，查此会议前后中美关于硫球问题的会议记录和当事人的日记可大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1943年11月15日（星期一），蒋介石日记云：“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问题决定不提，而暹罗独立问题乃应由我提出也。注意一，对丘吉尔谈话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与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        为什么蒋既认知琉球地位与朝鲜等，却以“不谈为宜”？显然是在顾忌美国态度。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有如下记载：        七时半应罗总统之宴，直谈到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而今晚所谈之要旨，一、日本未来之国体问题；二、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问题为重心，余甚赞罗对俄国共产主义之政策，亦能运用成功以解放世界被压迫之人类，方能报酬于美国此次对世界战争之贡献也；三、谈领土问题、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十、日本投降后，对其三岛联军监视问题。余首言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但他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明白表示可否也。今晚所谈者尽此而已。        所谓的“此间有深意存也”，其实质是蒋认为美国的“坚主由中国为主体”不过是试探中国方面对琉球的真实态度。        关于11月23日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会谈，美国外交档案中也有记载，但这份记载是从中文记录翻译为英文的。        从摘要记录稿的英译看，罗斯福并未提及要将琉球交给中国，英文原文"The president then referred to the question of Ryukyu islands andenquired more than once whether China want the Ryukyu"表达的是一种探寻（enquired more than once whether...），而且不止一次之多。        从上述史料看，美国确实探寻过中国对琉球的态度，中国的态度则是“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对于美国的“坚主由中国为主体”，蒋则认为美国不过是在试探。        这里的问题是美方的资料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当时蒋、罗谈话的情况只有一方说法，无法对证。        那么，美国是的确准备将琉球交给中国呢，还是只是一种试探？我认为，从美国东亚战略演进来看，试探的可能性很大，史料并无问题。二、美国的真意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东亚战略在原则上其实和对其它地区并无不同，而且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在关键地方最好直控，难以控制的地方则采取均衡策略，尽量不让一个政权独大，通过搞抑弱扶强的游戏保证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强势介入东亚的过程基本是先支持日本冲击东亚大陆的中、俄、英、法、德势力，等这些势力精疲力竭之时，再反过来支持这些势力反冲击日本，最终实现了对日本的直接掌控和东亚沿海岛链的重大影响，但蒋介石及后来毛泽东的有效抵制，不但使东亚大陆碎片化没有完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中国重新崛起之清道夫的角色。        我们可以看看以下的历史事实：        1872年10月15日，日本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日本承诺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条件下，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1]。        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4月4日出兵。5月8日，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        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2]        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        可见从日本崛起到甲午战争，美国一直是日本的支持力量，但这并不代表两国没有矛盾。中国的衰败当然是日本最希望的，但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太衰落，因为玩均势策略需要牵制力量。        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3]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日本的胜利，1904年2月10日即在开战的第二天，罗斯福在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人的胜利，我高兴透了。因为日本在做有利于我们的事。”[4]        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发表声明称：“合众国有理由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尽管如此，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5]        在日本打败俄国后几年，时任驻俄公使柔克义意识到美国不要过于忽视俄国在太平洋的积极作用。1911年1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友好与合作似乎非常重要，其价值将随着日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加。”[6]        以上事例说明美国也在日俄之间玩均衡。        对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美国的手法更值得玩味。可以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前期的主要支持力量不是美国，反而是苏联和德国。在此期间，中国从德国和俄国取得了大量军火，没有这些军火，中国的前期抗日就很难支撑。但美国虽然在口头上反对日本侵略，但实际上却将大量战略物资卖给日本。        1937年美国输往日本的钢铁、飞机及其零件、车床、石油、汽油、铜、铅，分别1936年增加15.3倍、1.5倍、2.5倍、0.5倍、0.5 倍、1.4倍和1/10；1938年日本进口的战略原料中，美国所占份额，石油及石油制品、机器、废铁、铜、飞机、铁合金、铅、汽车分别占65.6%、67.1%、90.4%、90.9%、76.9%、82.7%、45.5%、64.7%。从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输出总额每年保持2亿多美元，其中军需物资所占份额，1937年58%，1938年为66%，1939年竟达81%。[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如果美国一早就对日本进行石油、橡胶、钢铁等禁运，日本的战力可能连前四年都坚持不下去。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加入对日作战，主要原因是日本已经把东亚大陆的旧势力冲击得差不多了，美国当然不指望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在日后与之竞争。在同样的思路之下，美国也不希望战后东亚大陆出现一个大中国的主导力量，他最希望的还是碎片化格局。        1942年8月3日，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曾对蒋介石说：“华盛顿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将中国东北认系中国的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8]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对苏联大使披露美国的战略意图，说：“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9]1943年11月，魏德迈还建议“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10]        可见，美国一直就有分割中国保持东亚大陆均势的设想，即使的开罗会议后依然如此。        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11]此建议其实对国民党很有利，可以说，共军如不取得东北，内战根本不可能翻盘，但当时蒋介石出于请神容易送神难的考虑，鉴于民族大义，拒绝了此一建议。因为一旦成为国际共管区，则将来就有住民投票独立之可能。        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也是十分诡异。很多人以为是国民党大陆失败后退据台湾才出现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其实不然，美国早有掌控或至少在军事上管制台湾的设想和努力，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巧妙抵制才使其梦想落空。        美国是晚清以来最早侵略台湾的国家，虽然当时由于国力原因和列强牵制而没有成功，当并不表示他就对此全然忘怀。        对于盟军占领台湾后如何处置，美军有三种意见：“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设立一临时联军托管制，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准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12]        美军拟取得中国同意，“美国单独军政管理台湾，一直到日本投降和战后总解决为止。顶多我们只可答允象征性的中国参予。”[13]        美国学界也曾有设想将战后台湾纳入联合国共管之中，以此来维护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地位。美国著名的《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的编辑人，共同组织一个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的委员会，于1942年8月刊发《太平洋的关系》。11月4至6日，重庆《中央日报》连续译载该文。其中有“为了尊重中国的优越利益，台湾应该划在中国关税和金融系统之中，但是因为联合国需要以它为一大根据地，所以把它划为中国领土的一部，似乎不妥......”这样的文字。[14]        美高层拟向蒋介石提出，“总统特别感兴趣于你的清楚观点，在辽东半岛和台湾的军事基地十分重要，具有同等的价值，其海空军力量应长期避免重新武装。”[15]罗斯福认为该要求太露，从草稿中删去。        美方在筹划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总统提出“中国要台湾和澎湖列岛”。霍普金斯认为，“台湾将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蒋介石会乐于将基地使用权给予美国”。罗斯福指出，“蒋介石不同意给予任何永久使用权，因此，美国不可能长期拥有台湾的军事基地使用权。”[16]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邱吉尔飞赴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就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美方代表霍普金斯提出，“美国在太平洋建立军事基地并不困难，即使在这些国家独立后，美国仍考虑建立海空军基地。菲律宾的基地不是由联合国来控制，而是由美国控制。台湾将归还中国，但美国打算获得那里的海空军基地使用权。”[17]        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巧妙而艰苦的外交努力，终于在开罗会议上取得了“蒋介石与罗斯福一致同意，战后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旅顺和大连也必须包括在内”的重大成果。这一成果最重要的是在法理上保证了中国对东北及台湾的完全主权，避免了被国际化的后果。这在自身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事实上，即使有了“开罗宣言”，也不能完全保证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以后的“雅尔塔协定”中，中国在完全不知的情况下丧失了外蒙及东北的不少主权，在台湾后来发生“二二八事件”、“孙立人兵变案”中都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        再回来说琉球问题。        中国对琉球的主权要求本身在法理上就不足，琉球本来只是中国的一个朝贡国，蒋介石认为其地位“与朝鲜等”，但实际其地位比朝鲜还疏远，在朝鲜中国尚有派出机构，在琉球有什么？琉球也还是日本的朝贡国呢！朝贡关系不等于主权关系，这是国际上的普遍认知，所以光凭法理中国是无法主张对琉球主权的。但如果当时有实力，能出兵先占据这些地方的话，那以后归属中国也不是不可能，但当时中国连解决本土侵略军的能力都没有，尚有何实力去占琉球？的确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曾几次探询过蒋对琉球的要求，但从美国在东亚大陆一贯采取均势战略来看，他是完全不可能同意中国占据琉球的，一个连台湾主权都有所图谋的国家怎么可能将另外的战略要地拱手与你呢？所以，开罗会议上罗对蒋关于琉球谈话更多的是一种试探，蒋介石只取当取是明智的策略，一旦露出扩张的态度将带来的恐怕不是利益而是更多的反制。事实上，即使是这样，正如上面述及，美国对台湾还依然有所图谋。        至于后来的钓鱼岛问题也是美国均势策略的运用，他需要中日间打入矛盾的楔子，以便在必要时从中取利。三、国际关系上不能指望救世主         国际关系是典型的势利之交，不能指望那个国家会充当救世主，无论那个国家打的旗号是什么，其背后则是赤裸裸的利害算计。蒋介石在1924年3月访苏回来后给廖仲恺的信中就明白指出“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在当时狂热的意识形态狂潮之中，蒋能不受其影响，一眼看穿国与国之间本质，可谓卓识！但这当然与蒋所坚守的民族主义立场有关。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楚对晋重耳政权有再生之恩，重耳所答应的报答也不过是“退避三舍”，而当两军交战真的来临之时，重耳所实行的“退避三舍”更多的反而成了一种骄敌之计，在因此击败楚军后促成了晋的霸业。同样，秦晋之好传之千古，秦对晋襄公之父晋文公也有生死肉骨之恩，但这同样并不妨碍晋襄公在秦侵犯其国家重大利益的时候断然出手，在淆山一举歼灭秦军精锐，并因此而长期阻碍秦军东进之路。         二战以后，虽然美英为盟国，但完全不妨碍美国利用时机给英国的全球利益以重大打击：用《布雷顿森林协定》一举结束英磅的金融霸主地位，鼓励各殖民地独立以弱化之，结果使英国不得不成为美国在国际上的跟班。美国对日本也一样，即使在二战后日本已经沦为美国之殖民地，但一旦感觉日本有凌驾之势，一个“广场协定”即令日本大丧元气。        二战末期，美国对中国的主权也曾有过图谋，“史迪威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其得逞，那么中国的军权皆在其掌握之下，分化中国易如反掌，幸为蒋介石所挫败，但蒋也由此失却美国之援助，为他后来在大陆的失败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美国居然不顾冷战的战略需要，对苏联大力武装毛政权视而不见，对蒋政权实行近二年的武器禁运，这是国共势力消长的一个重大关键，我想美国也未必见得希望蒋政权就此消灭，只不过还想玩均势战略，让中国自动分成若干块，但不料玩得过火，反而促成毛政权的反向统一。        毛泽东对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也是有重大贡献的。内战如果不是他胜利而是蒋胜利，那么，中国想要顺利收回东北、新疆的主权十分困难。对蒋政权来说，苏联是最重大“恶邻”，而对毛来说，由于意识形态和当时冷战局面，苏联反成了最大的外援。毛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最重大贡献在于“夯实”上，而不是在法理上，是毛将中央政府的权威落实到中国的边疆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所未曾有个的。毛时代的中国，可说是真正统一的中国（不考虑台湾），而内部的统一对参与世界性的博弈游戏是十分重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角色是“棋子”还是“玩家”。        国际关系基本是一种利用实力和技巧进行博弈的关系，不明白此中诀窍，苛责前贤是不公平的。注释：[1]刘世龙着：《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2]刘世龙着：《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3]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转自刘世龙着：《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5]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6]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7]刘绪贻李存训着：《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8]转引自黄仁宇着：《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9]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M .列多夫斯基着，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10]引用赫尔利1943年11月20日致罗斯福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英文），第143—146页。转引自I.Epstein: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Mme.SunYatsen),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Beijing,China,1993,P.420.[11]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12]〔美〕柯乔治着：《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北，1980年代后期，第20页。[13]《被出卖的台湾》，第32页。[14]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5日第三版。[15]United States,Deptof State.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2(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186.[16]United States,Deptof State.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Conferencesat Cairo and Tehra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258-259.

    [17]United States,Deptof State.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Conferencesat Cairo and Tehran).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570.[11]United States,Deptof State.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Europe).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3.p882.

    本文的资料转引自：

    1、《汪晖：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

    2、《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

    3、《张文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