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甲申再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6:53:48
章立凡：甲申再祭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171】【字号：大中小】
夏历甲申新春又近。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1644）年春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队伍杀入北京，结束了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自己坐了龙庭，改国号“大顺”。农民起义的“学生”夺了“老师”的帝祚，算是封建社会的一条“历史周期律”。
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上认为天子圣明而官吏昏暗，李自成《登极诏》中评价崇祯皇帝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崇祯登基后忧心国事，宵衣旰食，落了个“辛辛苦苦十七年，一朝吊死煤山前”的结局，原因就在于体制不行，培养出来的尽是亡国之臣，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只好跟着当亡国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属于“家族所有制”，“王臣”只是这个家族的奴仆，受命管理疆土人民，管得不好，“大家长”是有权撤换惩处的。但奴仆也有本事合伙欺骗皇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崇祯就是吃了这帮家奴的大亏。
王朝末世，天下纷纷，农民起义成为鼎革的动力，但真正能坐定天下的，毕竟只有一家一姓。可惜“大顺”大不顺，李自成登极，并未汲取前朝之鉴，迅速腐败。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氏走上覆亡之路，中原成为大清天下。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替，莫不与农民问题有关。顾炎武曾经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而最终罹受覆舟灭顶之灾的，则是统治者自身。
辛亥革命后皇冠落地，由封建走向共和，国体已变，何以国民党最终还是丢失了大陆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四：
一、一党专政，党国不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国不分，政党与政权不分，是“权力集团所有制”。与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不同，党内的各级权力阶层（不包括普通党员）是集体的君主，对于“天下”人人有份，权力共同维护，利益大家分享。实质上是封建“会党政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整饬吏治比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更加困难。一旦发生普遍的腐败，党的上层无力回天，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失败，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二、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孙中山的“省长民选”主张，蒋介石根本没有实施过。他长期以“训政”名义，搞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宪政，镇压舆论监督，推行特务政治。“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只是一句空话。民主不存，共和安在？如此政权，焉能不亡。
三、背弃诺言，忽视农民。农民的利益诉求，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敢忽视的。“平均地权”的承诺，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革命成功之后，这一诺言未予实践，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之一是大地主。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渴望。国民党50年代初才接受失败教训，在台湾以赎买方式实施土改，但也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四、抗战胜利，腐败加速。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想消灭了共产党再抵御日本侵略。但外患太急，未及消灭中共就发生“西安事变”，被迫中止 “安内”方略。抗战胜利，“攘外”结束，共产党已发展壮大，消灭不掉了，使他终生引为恨事。而国民党的大小官吏，在大后方“茹素”八年，一旦回到原先的“失地”，无不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鲸吞公私财产，搞得民不堪命，财政崩溃。故国民党亡国，表面上败于军事，根本上亡于腐败。
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
封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不少国民党官员，忘记了中山陵前“天下为公”的垂训，以为本党先烈流血牺牲换得政权，加上“老子抗战八年整”的勋劳，就有资格予取予求，尽情攫取胜利后的红利，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帝王思想。
自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皆有连载，各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年在延安的两次讲演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郭老那时与晚年不同，写文章是讲真话的；而毛泽东处于在野地位，也注意听真话。弹指之间，又过去了六十年。对于一个用“三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而言，“胜利时的骄傲”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是避免了。但闭关锁国将近三十年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欲望闸门打开，腐败于今为烈。能否彻底摆脱“周期律”，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老问题。
历史巨轮前，难为行路客。三百六十年中的匆匆过客们，尚飨。
2003年1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发表于《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 《同舟共进》2004年第3期 《社会科学报》2004年3月18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4-1-12 本站发布时间：2004-10-10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171】【字号：大中小】
夏历甲申新春又近。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1644）年春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队伍杀入北京，结束了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自己坐了龙庭，改国号“大顺”。农民起义的“学生”夺了“老师”的帝祚，算是封建社会的一条“历史周期律”。
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上认为天子圣明而官吏昏暗，李自成《登极诏》中评价崇祯皇帝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崇祯登基后忧心国事，宵衣旰食，落了个“辛辛苦苦十七年，一朝吊死煤山前”的结局，原因就在于体制不行，培养出来的尽是亡国之臣，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只好跟着当亡国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属于“家族所有制”，“王臣”只是这个家族的奴仆，受命管理疆土人民，管得不好，“大家长”是有权撤换惩处的。但奴仆也有本事合伙欺骗皇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崇祯就是吃了这帮家奴的大亏。
王朝末世，天下纷纷，农民起义成为鼎革的动力，但真正能坐定天下的，毕竟只有一家一姓。可惜“大顺”大不顺，李自成登极，并未汲取前朝之鉴，迅速腐败。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氏走上覆亡之路，中原成为大清天下。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替，莫不与农民问题有关。顾炎武曾经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而最终罹受覆舟灭顶之灾的，则是统治者自身。
辛亥革命后皇冠落地，由封建走向共和，国体已变，何以国民党最终还是丢失了大陆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四：
一、一党专政，党国不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国不分，政党与政权不分，是“权力集团所有制”。与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不同，党内的各级权力阶层（不包括普通党员）是集体的君主，对于“天下”人人有份，权力共同维护，利益大家分享。实质上是封建“会党政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整饬吏治比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更加困难。一旦发生普遍的腐败，党的上层无力回天，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失败，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二、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孙中山的“省长民选”主张，蒋介石根本没有实施过。他长期以“训政”名义，搞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宪政，镇压舆论监督，推行特务政治。“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只是一句空话。民主不存，共和安在？如此政权，焉能不亡。
三、背弃诺言，忽视农民。农民的利益诉求，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敢忽视的。“平均地权”的承诺，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革命成功之后，这一诺言未予实践，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之一是大地主。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渴望。国民党50年代初才接受失败教训，在台湾以赎买方式实施土改，但也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四、抗战胜利，腐败加速。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想消灭了共产党再抵御日本侵略。但外患太急，未及消灭中共就发生“西安事变”，被迫中止 “安内”方略。抗战胜利，“攘外”结束，共产党已发展壮大，消灭不掉了，使他终生引为恨事。而国民党的大小官吏，在大后方“茹素”八年，一旦回到原先的“失地”，无不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鲸吞公私财产，搞得民不堪命，财政崩溃。故国民党亡国，表面上败于军事，根本上亡于腐败。
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
封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不少国民党官员，忘记了中山陵前“天下为公”的垂训，以为本党先烈流血牺牲换得政权，加上“老子抗战八年整”的勋劳，就有资格予取予求，尽情攫取胜利后的红利，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帝王思想。
自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皆有连载，各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年在延安的两次讲演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郭老那时与晚年不同，写文章是讲真话的；而毛泽东处于在野地位，也注意听真话。弹指之间，又过去了六十年。对于一个用“三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而言，“胜利时的骄傲”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是避免了。但闭关锁国将近三十年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欲望闸门打开，腐败于今为烈。能否彻底摆脱“周期律”，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老问题。
历史巨轮前，难为行路客。三百六十年中的匆匆过客们，尚飨。
2003年1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发表于《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 《同舟共进》2004年第3期 《社会科学报》2004年3月18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4-1-12 本站发布时间：200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