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是 评 说 陈 独 秀

    陈独秀自觉地站在大时代的最前端，在文化领域里进行了一次“辛亥革命”，他对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民主、科学、民族、宗教、伦理、道德、人生观、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妇女、家庭、婚姻、人口、法律、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社会主义等广泛的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思考和研究，撰写过大量文章，发表了深刻的见解，有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芒。尤其在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陈独秀的学术成果有很高造诣，撰写了约有100万字的论著。

    我国当代卓越的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王森然先生对陈独秀给予了很高评价：“先生书无不读，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胡适曾经为陈独秀没有专心于学术而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深感惋惜。

    陈独秀是一个知识相当渊博、能说会道的天才大学者，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无人敢与之争锋。学者从政，两败俱伤，书生意气，一世悲壮。由于陈独秀从本质上定位是一个书生、学者、大儒，缺乏搞政治的那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心术权谋。大学者胡适也想过要当总统，但他学问再大也只配讲讲道理。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的是具有征服力的强势人物，不是文人口诛笔伐所能够驾驭的。谁会光听你讲道就拥戴你？所以，即使胡适当上了总统，也很快被撵下台。陈独秀成了残酷的政治斗爭的牺牲品，最后落得个身敗名裂的下场。主要原因在于陈独秀尽管是个不屈不挠的人，但同胡适一样只是个文人而已。

    诚然，无论历史误会也好，还是人生错位也好，陈独秀的的确确以雄辩与事实并行地成为了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的政治生涯，虽然理论与实践经常产生矛盾，言论上多次出现过反复，但思想上一向光明磊落，行为上始终坚持不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和党建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陈独秀个性直率，脾气刚烈，诙谐幽默，不说假话，不搞拉帮结派，不搞裙带关系，不图私利，不善权谋。遭到了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高层的错误批判、处理及遗弃后，他仍不屈不挠地驰骋在中国的政治战场上，演绎了一场非常奇特的政治悲剧。极为可贵的是，人生坎坷及重大的政治挫败，也没有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追求，尤其是晚年对苏联社会主义独裁政制的反思所引索的民主思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反对派的卓越见识及顽强意志。

    1919年，陈独秀以新文化运动的新思维，接受了来自西方“新潮流”的影响。认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们都对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主张“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希望在中国实现“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接着，他又极其敏感地预言“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

    1920年初，陈独秀开始考虑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后，便否定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英、美式的“民主立宪”制，提出“改造中国社会的三个打破：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使用，应归为社会的共产。”而且指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从倡导民主科学和“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强调“三个打破”，陈独秀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然而，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陈独秀致力于在实践中探索并修正理论。陈独秀选择俄国的道路，就是将社会变革付诸于实际活动，而实施诸如此类活动，就离不开政党政治行为。这一时期，标志着陈独秀由思想家向政治家转变。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一些著名学者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是一个“说干就干，干起来再说”的行为型学者。同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首批中共党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戴季陶和陈公博，陆续加入的还有邵力子、陈望道、赵世炎、袁振英、李季、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李启汉和刘伯垂等。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直接使用了“中国”的名称，并没有定名为中共史称所谓的“上海支部”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一大”召开前后，在北京、武汉、广州、济南和长沙以及旅日、旅欧学生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而且，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大多数是由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派往外地和海外的党员发展的。由此可见，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原始主体，1920年8月某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原始日。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提议1921年7月1日作为中共诞生的纪念日，具有的是政治意义而不是历史意义。中共党史一直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中国共产党成立日期往后推迟一年，是历史要为政治服务。也许是因为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人经受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只有参加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才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把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毛泽东就不仅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者，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其实，就中共党史上的领袖辈份而言，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应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从井冈山搞红色割据成名，依靠武装斗争起家，确实对中共后来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之前，毛泽东从未直接进入过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核心圈子。准确地说，毛泽东从延安时期才开始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袖，应属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中共党史研究上，用政治文化去篡改历史文化，歪曲、回避或淡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一种亵渎中共党史的行为。

    从1920年8月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在陈独秀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是大力发展全国各地及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地方基层党组织。同时，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培养党的骨干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四个方面，陈独秀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党建工作。这一时期，陈独秀还同当时中国的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大论战，其理论观点主要是：1、反对张东荪和梁启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主张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2、中国革命必须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3、反对“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在主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的七年过程中，没有完全坚持以上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二次革命论”中。这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和党建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所折射出一种为论战而论战的政治现象。但陈独秀通过这场的论战，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一般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具体反映在中共“一大”的讨论成果和党纲的内容上。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同苏联共产党有着直接的关系。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为1905年俄国共产党在所谓“二月革命”的失败雪了耻，报了仇，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由俄国共产党领袖列宁主导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1920年2月，列宁指派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和华侨俄共党员杨明斋来到了中国，联络热衷于社会运动的风云人物，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他们先在北京认识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在上海认识了陈独秀，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立。华侨俄共党员杨明斋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列宁又委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荷兰人）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一同来到中国，并参加了中共“一大”。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虽未出席会议仍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并连续担任了五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把手。1921年8月底，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操持中共党务运作。

    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形势是革命与反动正在进行着激烈较量。军阀混战，群雄举事，天下大乱，松散的国民党和弱小的共产党同样都在寻找出路。自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一直苦于没有自己把握的军队，试图通过“新军阀打击旧军阀”或“南方军阀讨伐北方军阀”的策略，实现资产阶级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然而，几经挫败，疲于奔命。在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之前，孙中山一直是轻蔑共产党的，他认为共产主义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并且坚决反对自己的信徒戴季陶参加共产党或同共产党发生密切联系。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种不同性质并代表两个对立阶级的政党，因而反对国共合作。由于共产国际不满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速度，认为非常有必要借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来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陈独秀专程从上海前往广州找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事宜。不料孙中山以“忙于北伐”为借口避而不见，本来不乐于此行的陈独秀也就拂袖而去了。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孙中山落魄逃往上海后，深深地感到只依靠国民党的一批老政客，不足以促使国民革命获得成功。借助于中国共产党这支新生力量，不失为一步险中求胜的好棋。1922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有关决定。8月23日，孙中山在上海主动会见了共产党人李大钊，促膝长谈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的问题。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启蒙大师，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著名学者和天才演说家，但不大喜欢从事具体的组织和领导活动。当南方的“国共合作”风起云涌和危机四伏之时，他只身前往北方从事他最擅长的演讲活动。但与陈独秀相比，李大钊更热衷于国共合作。8月25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孙中山，向他通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精神。8月29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高君宇等出席的重要会议，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同年十月，陈独秀赴俄国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陈独秀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第一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由孙中山亲自做介绍人并主持入党仪式。不少的中共重要人物，还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重要职务。陈独秀既没有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没有出席1924年1月和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说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是持有保留态度的。陈独秀虽然对于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这种“党内合作”产生疑义，但从组织纪律上服从共产国际的训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共产国际既是国共合作的主导者，又充当着两党关系的调解人角色。当国共两党发生矛盾和磨擦时，共产国际代表的仲裁天秤通常向国民党一方倾斜。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受制于共产国际的训令，陈独秀的个性又受制于党的组织纪律，从而导致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产生一种压抑心理，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被称为“家长制”领导作风。要他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某些训令，便通常把不满情绪发泄在那些对共产国际训令的坚决执行者或有疑问的部下身上。如果说陈独秀在中共党内是“家长”的话，那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就是中共的“洋族长”，斯大林则是凌驾于世界各国共产党之上的“太上皇”。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聘请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特别顾问。国民党以军事北伐为名，先后得到了苏联的大量经济和军备援助。可见苏联斯大林寄厚望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幻想孙中山由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自始至终都受到来自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中共“四大”召开前，陈独秀在理论文章中提出过“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论点。到了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陈独秀在党的行动决议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问题，再一次体现了陈独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当孙中山活着的时候，凭着其在国民党内具有擎天柱的威望，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人马，尚能安分守己，唯命是从。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以“左派”的面目从政坛上崛起，又迅速地向“右派”转变。毛泽东后来有关反对“形左实右”的理念，是从蒋介石身上得到启迪的。国民党内反共势力成为了政治主流派，“限共、排共、反共”的措施陆续出笼。

    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以此作为借口，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1、将冒犯过蒋介石的苏联军事顾问全部调走；2、共产党员要全部撤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3、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人数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4、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5、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均须交由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后才能发出。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苏共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和共产国际全权代表鲍罗廷，为促使国民党举师北伐而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同意了蒋介石的全部要求。共产国际更是强调“共产党的任务应该是，尽管在共同斗争的各个时期必然会产生磨擦，但无论如何也要保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斗联盟”。事已至此，作为中共总负责人的陈独秀不能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在完全受制约的情况下，陈独秀显然无所作为。

    1927年，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迅速取得局部胜利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用军队，镇压共产党组织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这是中共史称的“四·一二政变”。当时，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以为这只是个别事件，仍然寄希望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能够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4月27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五大”。共产国际代表关于“现在中国问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问题，只有与左派关系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急务便在建立此中心”的意见，成了中共“五大”的主要指导思想。陈独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在现阶段，无产阶级不是单独地承担革命的领导，它也由国民党左派保证其革命的领导权”。6月1日，共产国际发来紧急电令即“六一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动员二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这显然是一个“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的指令，陈独秀根本无法执行，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魏金斯基和罗易也认为不切实际。罗易居然擅自将“六一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从而加速了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步骤。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电令指示中共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根据这一指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改组中央领导，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组成了五人政治局，落实“散伙政策”，把出名的共产党重要人物分散到各地潜伏。指示停止陈独秀的领导工作，要他去莫斯科汇报工作，遭到拒绝。鲍罗廷认为这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低潮在中国的重演。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失败。接着，国民党开始在军队中进行全面“清党”活动。7月23日，取代鲍罗廷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罗明纳兹赶到武汉，主持召开中共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大张旗鼓地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把当时还未被撤职的中共党总书记陈独秀排除在会议之外，这是斯大林掩盖自己失误的企图，如果要追究共产国际的责任，就推给鲍罗廷一个人承担，说鲍罗廷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鲍罗廷不在中国，责任就自然落在陈独秀的身上。

    中共“八七会议”因毛泽东总结中国军阀割据的经验之后，首次提出“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载入中共的光辉史册。而对“八七会议”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不实之词，中共党史至今没有矫正之意。无可否认，陈独秀的政治韬略，确实远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在红军中失去了兵权后，一是不断地找博古、李德谈论战略战术问题，二是非常有耐心地从张闻天和王稼祥这两个“留苏派”身上寻找突破口，三是在红军高级将领中争取支持，四是选择好时机反戈一击奏效。而陈独秀却生性高傲，脾气倔强，束之高阁，自我封闭。既不找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争是非论长短，也不找党内同志辩明内幕真相。当时只要陈独秀同党内其他领导同志说清楚问题的前因后果，是有足够的理由取得谅解、理解和支持的。因为制订投降主义路线的是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陈独秀是持保留意见的执行者，而且是中共领导层的集体行为。

    从1920年8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达七年之久。作为中共首任领袖所要面对的是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的政治三角关系，压在陈独秀头上的有“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两座大山，其驾驭全党及操作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导致陈独秀思想言论出现反复是事实。但在党的组织纪律性方面，陈独秀却始终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训令，所有党内重大决策均由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形成决议才推行。陈独秀在重大原则和路线性问题上没有搞“家长制”，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非常有必要澄清以下的两大问题：一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二是陈独秀反对武装工农。1924年5月，陈独秀主持制定“巩固国民党左翼和灭杀右翼势力”的对策，他以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支持了敌人”，这表明在实行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陈独秀的头脑是清醒的。

    1925年10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为避免国共间的磨擦加剧，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可考虑等待时机退出国民党”，但遭到共产国际和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强烈反对。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又表示“中国共产党员应全部退出国民党”，被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否决。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独秀再次提出“所有中共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仅只实行党外合作，同左派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强调指出“这种主张是错误的”。1926年6月，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心存忧虑，指派彭述之前往广州，要求共产国际代表把苏联供给国民革命军的枪枝拨出五千枝来武装农民。鲍罗廷却一口拒绝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疑忌农民反抗国民党。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独秀直接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革命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失败了，第三次成功地占领了整个上海。当陈独秀有同前来缴械的蒋介石进行武装对峙的打算时，共产国际来电制止“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猝进行公开斗争”。由此可见，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是共产国际逼陈独秀向斯大林“投降”，而不是向国民党投降。是共产国际向国民党投降，并且在客观上出卖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武装工农的正是共产国际。中共史书把这三次上海工人起义仅归功于充其量只是执行者的周恩来，避而不谈当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作用，是完全违背史实的。

    共产国际反复无常的训示，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策陷入混乱和无所适从。当大局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共产国际又是训示“组织军队”，又是指令“刻不容缓退出国民党”，正好说明斯大林在玩弄推卸责任的把戏。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失败，斯大林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独裁者在领导地位依然巩固的时候，独裁者的任何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永远都是正确的，甚致错误到了简直无法回避必要的指责之时，也只找若干个“替罪羊”作牺牲品来开脱自己的责任。陈独秀是被中共领袖史上“坛花一现”的瞿秋白推举，充当了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集体的“替罪羊”角色。

    瞿秋白同鲍罗廷商谈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和如何定调失败责任后，对张国焘说：“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待。中共一切虽然事实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令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如果这个责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这就表明对陈独秀的政治迫害，是有预谋的。不否定陈独秀，斯大林很难向苏共领导集团有一个交待，当时苏共党内斗争十分激烈。瞿秋白更清楚：如果要追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责任，除陈独秀外，自己则首当其冲。因为被称之为集“右倾机会主义”大成的“十一条政纲”，正是瞿秋白本人一手泡制后，由陈独秀审阅认可的。其实，瞿秋白才是“右倾投降主义”的急先锋，到了关键时刻，反过来咬了陈独秀致命的一口。博古在江西中央红军长征前抛弃了瞿秋白，虽然体现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对于可悲的瞿秋白而言，可谓一种报应。说实话，瞿秋白同陈独秀一样，都属于学者从政的知识分子，不是心狠手辣“杀人于无形”的政治权谋家，他对共产党的赤胆忠心，是不容置疑的。

    由共产国际罗明纳兹亲自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硬性给陈独秀罗列了七条错误：1、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2、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和工人的革命运动；3、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4、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一般革命群众运动；5、帮助武汉国民政府实现地主资本家专政；6、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自动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7、在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拒绝对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以上大部分的内容属于务虚的指责，不但不符合事实真相，而且是栽赃陷害。陈独秀当然不接受，他气愤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从国共合作之前反对“国共合作”，到国共合作之时质疑“党内合作”，直至国共合作之后多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充分反映了陈独秀独立的政治个性。但作为首任中共领袖，陈独秀毕竟缺乏经营一个政党的经验。他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势单力薄，靠几个闭门读书、纸上谈兵的秀才是发展不起来的。借助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无疑是正确的策略之一，但国共合作是采取“党内合作”还是“党外合作”的方式，完全值得商榷并大有选择余地。陈独秀倾向于“党外合作”，但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选择了“党外合作”方式，中国共产党不但发展壮大了，而且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这种“党外合作”是成熟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师承了首任领袖陈独秀这一思想理念的结果。中共史书把中共在1927年国民革命中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及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1934年丢失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的责任，归咎于王明及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这两次重大挫败，都是以斯大林为主导的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和军事具体事务的结果。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由一向对苏联共产党并无好感的毛泽东，主动和直接从苏联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来的，不是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强加给中国的，这时的共产国际早已破产。社会主义是走中国前人未走过的路，但是，苏联的建设模式，在中国已经历史地宣告了失败。中共史书对陈独秀的失误和王明的失误，进行了长期的穷追猛打和无情鞭笞，原因只有一个，那是他们彻底失败了。对于成功了的伟人失误或视而不见，或避重就轻，或网开一面，这显然是中华文化“以成败论英雄”的粗粕效应。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辨证法的观点，既适用于看待成功了的伟人功过，也适用于如是评说陈独秀。

    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重要创始人之中，李大钊先于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致力于研究和演讲，陈独秀却先于李大钊着手组织政治党群而致力于实践和斗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新观念中，由逐渐形成的一种新潮流所驱使，产生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20年建党前，陈独秀没有系统地研究和著书论述过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只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启迪。因而，陈独秀创建政党行为在较大的程度上，带有探索性和尝试性。当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专程从莫斯科赶到中国时，陈独秀只是委托李达和李汉俊负责接待，他自己并没有及时从广东返回上海与马林会面。如中共党史所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那么陈独秀要成立由自己创始的政党，不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和不参与最后敲定党的宣言和纲领等重要文件，是任何理由都说不过去的。共产党另一个重要的创始人李大钊也没有出席这一至关重要的会议。由此可见，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可以说是一次扩大了范围讨论由陈独秀早已拟订党的宣言、纲领草案的会议。当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活动还很局限，全国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仅有几十人而已，而且是由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学术流派构成的，尚未完全形成建立政党的政治气候和组织条件。即使是陈独秀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只是比别人懂得早一点和多一些罢了，至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的政党实践活动，陈独秀建党初期是缺乏系统理论指导的，因而经常出现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力主下，于1920年仓促地宣告成立，陈独秀的建党行为，确实有顺水推舟，乐见其成，逐步发展的理念。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感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单薄，实在弱小到难以支撑一个政党的态势。他急急忙忙前往广州又转到桂林，会见孙中山表示了对国民革命钦佩。马林向斯大林详细汇报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况，便发生了后来苏联共产党全力支持孙中山并指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民革命的一段畸型的政治历史。在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改变了建立中国共产党初始阶段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制全盘否定的轻率态度。

    陈独秀同一切聪明的政治理论家一样，当理论和实践产生了矛盾之后，又试图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理论，探求真理。马克思主义强调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爆发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应该发生在西欧工业发达的强国。恩格斯也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因为“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上论断的实践者，通常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甚致是“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而二十世纪末，苏联的破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连溃败，又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上论断的英明及其真理价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封建地主和封建军阀的势力却非常强大，严重缺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陈独秀的观点就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非常贫穷落后的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北伐战争、消灭军阀、停止内战的目的，仅在于“使中国历史由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当“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等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了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虽然不符合俄国的列宁主义路线，却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盲动的政治空想家或军事冒险家。只凭借武装斗争夺得政权而不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去选择国家政治制度，迟早都要遭受历史的惩罚。俄国社会主义沿袭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最后不但没有走向预期的共产主义，反而回到了欧洲的资本主义。“群众路线”历来是共产党的一大政治法宝，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苏共政权恰恰是被人民群众推翻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多大的本事，把东欧共产党的破产和苏联的解体完全归咎于他们两人，显然过高抬举了他们。中国虽然未发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二十世纪末的政治巨变，但是，从邓小平的“三个是否”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论述，实际上已经间接地承认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中共史书指责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反对武装工农，反对创建共产党自己的军队，自动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这只是从某一政党集团利益得失的角度而不是从历史社会发展规律去看待问题。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虽然是执行共产国际训令的产物，但陈独秀的政治个性也不属于盲从的类型，他当然要从共产国际一系列的训令中，找出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这就是陈独秀“二次革命”的由来。

    从深一层意义上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妥协不失为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国民革命是以国民党为主导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动员广大工农民众支援北伐革命，并在战场作战中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确实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得借助于工农大众的力量。但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和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只能充当配角，这是由这－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人不服气或不情愿担当配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逾越不同革命性质的历史发展阶段，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就没有庞大的无产阶级，两者相辅相成。国民革命政府需要工农大众的支持和拥护，但不允许共产党鼓动工农民众，以无法无天的方式扰乱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当蒋介石感到不需要借助工农独立组织的力量也可以征服封建军阀的时候，解除工农武装，削弱共产党过激影响力，甚致要“攘外必先安内”，既是资产阶级政治的需要，也是一项任何国家政权都必须首选的策略。

    中国共产党到了当代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原来所依靠的工农大众变成了弱势群体，也是这样一个道理。蒋介石是一个大独裁者，历史已作出盖棺定论。蒋介石独裁，一方面是受中国封建文化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是由当时军阀割据、政客捣鬼和异党作乱等许多因素决定的。但蒋介石对付军阀割据很有一套，事实已经证明他能够把遍布中国的大大小小军阀集结到国民党的旗帜下。如果共产党能够审时度势地采取妥协政策，在国民革命中争取得到合法的在野党地位，并通过议会斗争的道路捍卫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无疑是非常明智的。西欧各国共产党都有成功的例子。诚然，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初期，毅然采取“党外合作”方式，以在野党的角色，促进孙中山推行民主立宪、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制度，也许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中国，也许早就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强盛之国。另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逻辑：社会主义终究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那么，中国共产党既不会退出政治舞台，也不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消亡。正如苏联完蛋了，俄罗斯共产党依然存在，还是议会中大党。遵循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只是满足不了初期共产党人急切掌权专政的欲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不是什么“拱手相让领导权”的问题，而是中国不具备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未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说起1927年的事变，谁都忘不了那血腥的教训。现在看来，当时中国农村出现的流血和死亡，是封建社会群体仇杀恶性循环的反映。农会组织带领农民杀了地主、土豪、富绅，分了他们的田地和财产，逃掉了的地主、土豪、富绅或组成“还乡团”，或在北伐军中担任一官半职的子女们的支持下，又杀了回来，一报还一报。如果在国民革命中，农村农会组织依靠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配合有理有节的斗争，地主阶级是不会不妥协的。农会组织完全无视并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这样，地主阶级便成了国民党政府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如果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步骤地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非武装斗争，蒋介石的武力解决，也就失去了必要前提，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流血和死亡。诚然，中国的封建地主剥削农民极具残酷性，贫苦农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这是二十世纪旧中国的事实。不合理的现实要推翻，要变革，问题是如何推翻，如何变革。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壮大，不但没有损害工农的利益，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福利事业保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应大力协肋和促进国民政府，推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而不是掀起局部造反的激烈行动。因为，当时共产党虽然发动广大的贫苦农民斗杀了地主，分到了田地，却提供不到具有政府职能所赋予的法律保障。相反，还不断地激化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名义上给了贫苦农民眼前实惠，实际上的结果是祸害了贫苦农民。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就是利用不断激化阶级矛盾和贫苦农民要求改变悲惨生活的呼唤，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开拓了内战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战略成功地夺取了国家政权，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家。但是，毛泽东试行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构筑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果落入了封建式社会主义的怪圈。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广大农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变。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没，农民还是在解决“吃饭”的问题上苦苦挣扎，可见，理想永远是美好的，而现实总是残酷的。也就充分证明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符合中国的国情。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任领袖，在国共合作时期确实有四大错误：1、未能为广大工农大众在国民革命中找到合法斗争的正确策略和具体方法；2、采取政治妥协政策而又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3、控制不了一批血气方刚、跃跃欲试的中国共产党人；4、始终摆脱不了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

    陈独秀被排除在中共“八七”会议之外，无权通过党的会议这种正常渠道陈述自己的意见，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定调和瞿秋白的栽赃陷害以及会议召开时对陈独秀非实事求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处理。无法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陈独秀在心态上遭受很大打击。在他看来，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固然可鄙，但被自己亲手创建的政党的党内同志出卖，更令其痛心疾首。这时的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热情尚未完全熄灭，他虽然多次拒绝前往莫斯科，却一直关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继续通过书信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从瞿秋白到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带有明显的盲动性和冒险性。事实已经证明陈独秀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共史书对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一直采取否定的态度。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由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成见已深，拒绝了共产国际要他出席大会的直接邀请。中共“六大”在批判陈独秀的同时承认是中共中央的集体错误，还批判了鲍罗廷和罗易，但共产国际丝毫不作自我反省。加上随后取代瞿秋白的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从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和排挤同情陈独秀或为其打抱不平的干部，加深了陈独秀同中共中央的矛盾，激化了陈独秀的不满情绪。本来，陈独秀是有机会卷土重返中共中央政坛的。许多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动员陈独秀出来继续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中共著名的“铁嘴”王若飞还起草过一个“政变计划”，得到了项英和李富春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中共领导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但陈独秀予以拒绝了。陈独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反对派，倔强个性是内因之一，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点是外因之一，而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则是起了促成陈独秀内外因结合的催化剂作用。

    陈独秀在1929年7月和8月写了“三封信”，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了重大争论。写信的办法是正常的，信的内容没有反党的性质，而且有许多正确的主张。即使意见与当时党中央的政策不相符，也属于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想不到这“三封信”却成了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主要依据。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另一条依据就是开始参与“托派”的活动。其实，党内任何一种政治意见的形成，都不可能是孤立和偶然的。赞成或反对某一种政见的人们，都会有聚集议论的行为，这也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对聚集议论的行为性质判别，在于看其是否有颠覆本党的图谋及现行。把反对党的某些领导人及某些具体政策，一律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极其荒谬的。红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中央三人团”，反对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三人团”。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并没有把毛泽东的活动定性为“闹分裂搞宗派”活动，予以制裁。

    陈独秀主持中共党务七年间，开除出党的多数为叛党或自动退党者，对于党内持不同意见者，从未作为党内重大事件处理，当时党内对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或反对者不乏其人。从史实观点看，如果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者则为错误的，既然中共党史已经确定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当时的反对者便是正确的，陈独秀被开除的党籍也应得到恢复。问题是政治文化游戏最高规则的定律：只有掌权者才正确。从1927年7月至1929年11月，陈独秀经历了被停止党的领导工作——撤消党总书记职务——剥夺中央委员——开除出党等骤变。从此，将陈独秀走向了政治边缘人的悲壮岁月。

    1928年12月，因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被斯大林下令遣返中国的留苏学生梁干乔、区芳、陆一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1929年5月，陈独秀从这些留苏归国的学生手中读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更加不满。“托派”是苏联共产党内一个派别，托洛茨基是列宁“十月革命”的重要战友。斯大林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统统定性为反党活动并予以彻底“剿灭”，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被开除党籍及流放，这是斯大林走向全面独裁的第一步。斯大林有置托洛茨基于死地而后快的绝对权威，而托洛茨基却无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这是“人治”强权专制政党的普遍政治现象。

    苏联共产党“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是：1、中国共产党不可加入国民党，因为这样做，足以妨碍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2、既然已按共产国际指示形成“党内合作”，应作斗争要求重新考虑两党的组织关系，中共以独立党的资格进行工作；3、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应该走议会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应该推行“左”倾暴动政策；4、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意见。于是，陈独秀在逆境中找到政治知音，认为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了解中国国情。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开始倾向“托派”立场，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经验和发展道路的用意，并不是要在党内搞分裂。正是当时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用斯大林对付异己的作法，以强制性的组织行为，解决党内不同政见之争。

    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尽管毛泽东后来重蹈斯大林的覆辙而陷入自己所说“帝王思想”和“千奇百怪”的怪圈，但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健康的国家政制或政党政治，允许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才能营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团结气氛和相互监督、共同促进的政治局面。中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开始步苏共的后尘，坚决“剿灭”党内一切反对派，预示了中共建国后走向政治“死胡同”的必然性。陈独秀曾希望加入第一个托派组织，但遭到拒绝。1929年9月，陈独秀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终于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推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当权派唱对台戏的行列。1929年12月10月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针对中共中史开除他的党籍的决议所列举的问题有理有据地进行了逐一的驳斥和申辩。这就充分表明，陈独秀根本不愿意离开他亲手创办的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知情党员纷纷表示此举极不妥当，连当时被捕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中共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等九人，也联名上告党中央为陈独秀呜不平。在中共中央对陈独秀严厉批判时，有一位被周恩来称誉为“忠厚长者”的杨明斋，他曾是魏金斯基的翻译，又是创建中共的组织者之一。他认为共产党的同志是一家人，意见不同不能分家，尤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更不能敌我不分地加以残酷斗争，以削弱自身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当他敏感地嗅到中共高层反对陈独秀的火药味后，愤而辞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职务，回到中国。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激怒了杨明斋，他立刻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表示异议，认为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创始人是不能随便开除的。中共中央所为，完全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于是，他凭自己在中国党内的影响，向中共地方省委表示，要到上海去进行“调解”，以缓解陈独秀和中央的矛盾，但为中共地方省委所阻止。省委告诉他党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误会造成的，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而是重大政治路线斗争，陈不仅是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者，而且是分裂党的托派首领，这是不能靠调解解决的。杨明斋投诉无门，于是他只身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境，吃尽千辛万苦，进入西伯利亚，希望能够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讨个说法，为陈独秀鸣不平。他以为共产国际经验学识丰富，许多人也认识和了解陈独秀，不会像中共那样采取极端的态度。但他到伯力后却被留住，未能如愿到莫斯科，他写的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终于转送到共产国际。尽管杨明斋奔走说项，陈独秀还是无可挽回地被开除出党了。此时，年逾半百的杨明斋由于坎坷的经历、长年累月的奔波和环境的恶劣，积劳成疾，加之为陈独秀愤愤不平，一气之下而病倒了。1931年苏联当局送他到西伯利亚疗养，后病逝于伊尔库茨克。

    1930年2月初，斯大林可能觉得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理亏，也可能出于对中国托派有所扼制的目的，致电陈独秀前往莫斯科审议被开除党籍一事，似有挽回之意。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摆出那一副法官勒令罪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架势。素来“软硬不吃”的陈独秀拒绝是可以想象的。陈独秀不像后来的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和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那样，毫无争辩地承认与实际不相符的错误责任之后，又唯命是从地服从上级组织的领导和安排工作。更不像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和刘仁静等一些共产党创始人那样，干脆参加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组织，甚至做了日本汉奸。

    1931年5月1日，在托洛茨基鼎力支持和陈独秀的百般努力下，中国托派组织的代表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选举产生了托派中央领导，由五人组成书记处，书记为陈独秀。对于自己被中国共产党的无情抛弃，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担当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他加入中国托派组织，是以另一种形式同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抗争。中国托派内部论战不休，派别林立，纪律松散，谁也不服谁，谁也瞧不起谁，是一个杂乱无为的组织。中国托派虽然有了统一组织，但是，由于派别之间分歧很大，大多数骨干分子的政治素质低劣，加上有部分人投敌叛变，中国托派很快便陷入了土崩瓦解。陈独秀名义上是中国托派组织领袖，却与其他托派人物长期发生争论。尤其是在对抗战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上，陈独秀与托派出现明显裂痕。陈独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积极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我们对于爱国运动，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而托派“极左”分子则攻击陈独秀呼吁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共同行动”的策略，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陈独秀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痛心疾首地说道:“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由此可见，陈独秀的这些对托派中“极左”思想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支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说明，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主要是为了寻得讨论政治问题的圈子和对手，论战结果是从同床异梦到最终的分道扬镳。

    陈独秀在1932年10月被捕后，中共的内部刊物曾经预言他“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但陈独秀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诱降，选择蹲了整整五年的大牢。以上事实说明，陈独秀不失为一个非常有骨气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不是俄国式的列宁主义者，也不是独裁式的斯大林主义者，更不是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当代学术界对于评价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这段历史，一直争论不休。有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坚持错误，又进行分裂活动，为党纪所不容，理应开除党籍。这是维护李立三的做法。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开除陈独秀出党，党应该容纳不同意见的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有两种看法，一是平反，恢复党籍。二是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因为陈独秀另组反对派。对于陈独秀究竟是不是托派的问题，有人肯定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传统教科书的观点。也有人否定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陈独秀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但并没有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有一位名叫菊池一隆日本学者认为:“可以这样说，不管中共和托派主张的分歧看上去有多大，从结果上看却是各自分担了农村和城市，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笔者认为，陈独秀是不是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重要。一、斯大林政治的遗害已被公认为独裁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二、开除陈独秀党籍前，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事实、背景均未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而且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的决定，当代中共党人绝对不应该按照斯大林的思维模式去评价自己的缔造者。所以，对陈独秀的党籍问题，不是“恢复不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不是“平反不平反”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式，彻底推翻“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还要摆正陈独秀作为中共第一代首席领袖的历史地位。

    1937年8月出狱后，陈独秀本来就不寄望于中国“托派”在政治上能有所作为，因而拒绝回上海重组“托派”。这些年来，陈独秀虽然在组织形式上被开除出党，但思想感情上一直未有离开过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共党员，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和创建者。陈独秀出狱后便试图通过“合作抗日”，谋求重新返回中国共产党怀抱。陈独秀的示意，在中共内部引起较大反响，理应得到中共中央的真诚回应。当时名义上为张闻天实际上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接受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为，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从表面看来，这三项前提条件都合乎情理，因为中共中央历来看重组织原则问题。另外，作为第三国际中国支部也不允许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渗入。但是，对于陈独秀本人而言，根本的政治结症不在于什么“托派”问题，而是中共“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批判和处理及其以此为导因引发被开除出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于共产国际而不在陈独秀个人，这个问题不难在中共中央达成共识，何况当时共产国际已不再派常驻代表直接干预中共具体事务。因而“心病还须心药医”，中共中央完全可以把陈独秀问题纳入六届六中全会的议题之一，或者有必要召开专门的会议，纠正“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失实批判及错误处理，还其一个公道，以换取陈独秀在“托派”问题上的让步。采取类似“通牒”式的前提条件，难免有逼人就范之嫌，以陈独秀的倔强个性，拒绝认错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一点。这也反映了中共历史上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发生在陈独秀这位中共创始人的身上，更加显得微妙叵测。“托派”不是政治归宿，投靠国民党等于自寻死路，试图同无党派人士组成“联合阵线”因“托匪汉奸案”的出现而夭折，中国共产党又关上“归队”的大门。王明和康生从苏联返回延安以后，深怕毛泽东同陈独秀结成党内政治同盟以妨碍其夺权图谋，于是，捏造了一起“陈独秀托匪汉奸”冤案，在陈独秀的伤口上撤了一把硫酸，使陈独秀受到极度刺激。

    其实，毛泽东对陈独秀一直是怀有深厚的导师般感情的，当年陈独秀十分看重这位来自湖南具有“大手笔”的年轻人，而毛泽东正是在陈独秀的启蒙下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两人曾经有过分歧的“农民问题”，但毕竟早已过去了。笔者认为，陈独秀出狱后未踏上延安之路，主要是陈独秀和毛泽东从未建立过私人关系的感情，加上刚从大牢里出来的陈独秀也不了解当时延安的内幕，到底谁在掌握中共中央的实权。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数来数去还是“留苏派”占多数，陈独秀深感“有家难回，归党失望，报国无门”。

    胡适曾规劝过陈独秀到美国定居写自传，王文元也建议陈独秀去香港避开政治纠缠，蒋介石表示愿意提供十万元资助陈独秀组织另一个“新共党”或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劳动部部长，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企图拉拢陈独秀一起搞反共宣传，均被陈独秀一一拒绝过，他始终忘不了的是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抚今追昔，痛定思痛，陈独秀深刻怀念李大钊这位亲密战友过早地离他而逝。百般无奈的陈独秀不得不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以个人单枪匹马和独立思考的政治主张来支撑现实主义反对派的旗帜。但是，驰骋中国政治战场的政治孤独者，注定是要在左冲右突中再次失败的。陈独秀留下“最后的政治意见”便魂断四川江津。陈独秀不懂得政治游戏规则的独特政治生涯，实在可歌可泣，可悲可叹！

    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后，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的反思。陈独秀坚决信仰以解放全人类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吸取前人思想精华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凭空创造的学说。苏联式独断专制的「马列主义」，马列若地下有知，想必会慨叹鸣呼的”。

    就在陈独秀坐牢期间，苏联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最可怕的“肃反运动”。斯大林在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动用克格勃（ＧＰＵ）以“莫须有”的罪名，极端残酷地镇压政治异己。托洛茨基被打成“叛徒”、“卖国贼”、“托匪”后，开除了苏联国籍。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李可夫等一批列宁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领导人相继被处死，苏联红军中有百分之五十的将领遭到关、压、杀，数以百万计的党内外人士被清洗、逮捕、流放、枪毙，全世界无产者崇拜的十月革命成果沦为一场历史罕见的大浩劫、大悲剧。斯大林政治的狰狞面目，对于学者从政的陈独秀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斯大林在从事国家政治活动中，选择了独裁作为法宝而视民主为异端？

    陈独秀从苏联斯大林独裁，似乎预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祥的未来，从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1936年3月，还在国民党监狱里的陈独秀，便以“孔甲”为笔名，在《火花》杂志上发表题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的文章，阐述他对民主与社会主义问题的最新看法。

    陈独秀认为：“人们对民主主义有不少误解，最浅薄之见莫如把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社会自有组织及其消亡，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非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民主主义的真正代表，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我们现在应予以矫正。矫正的要点：

    一、不要把资产阶级狭小而形式的民主主义当作随历史发展的民主主义的全部内容；

    二、不要把民主主义当作和社会主义不能并存的东西；

    三、不要把民主主义仅仅当作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非我们的目的。”

    关于民主问题，陈独秀在狱中有如下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民主和科学，人类社会迅速进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和科学将无限发展，而走向人类大同。民主是人类政治的原则，无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和厌弃它，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过时的东西。在封建传统深固的东方落后国家，更应把民主当作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不可把专政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现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专政到反动派，而且还专政到人民，甚致专政到党内。苏联专政之弊，即贱视民主之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名副其实的民有、民治、民享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政治。巴黎公社的教训不在于过于民主，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在于实行专政。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尚且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实行一党专政而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此理”。

    当然，陈独秀不是要矫正，也无能为力去矫正苏联斯大林的独裁。他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自己对苏联现实的反思所取得的理论体会，启迪一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正在进行着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后，毛泽东演练的国家政治悲情，恰恰是效仿了斯大林模式的结果。正好说明当时陈独秀的忧患意识是有预见性的。

    陈独秀出狱后，立即发表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强调：“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人类社会之进步，虽有一时的曲折甚致倒退，但历史的大流，终究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中国若不甘心永远落后，便不应乘法西斯之一时逆流而大开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缓数十年。而是要实行民主宪政，发展科学和工业。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资本主义制度自有其缺点，其发展往往伴随着罪恶，但它毕竟是一种进步制度，能够增进社会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认清除旧的封建制度的罪恶。在目前的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主义的罪恶。列宁曾说过俄国工人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而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达。在中国更是如此。”

    陈独秀的这一民主理论观点，在独裁者蒋介石看来，是很刺耳的杂音；在中国托派看来，是跃进后的倒退；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更是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事实上，是陈独秀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对马克思主义的加深理解和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期，只规定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作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条件，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时间表。陈独秀在肯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同时，主张实行美英式民主立宪政制，允许反对党（包括共产党）合法存在。

    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陈独秀没有一味对资本主义社会歌功颂德，他指责资本主义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罪恶”。但是，对于人民大众来说，“资本主义的罪恶”同“封建主义的罪恶”相比，宁愿忍受前者，因为“它毕竟是一种进步制度”。陈独秀在三十年代的民主立宪思维，确认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具有承前启后的关系，这是对“二次革命论”观点的充实和发展。

    陈独秀不赞成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对红军的军事前途产生悲观失望，而是对共产党军事斗争胜利后的政治走向，产生疑惑和忧虑。战胜独裁又以独裁取而代之，是毫无历史进步意义的。而且，超越或缩短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必然不可避免地酿成苏联斯大林独裁的教训。陈独秀猛烈抨击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不仅专政到反动派，而且专政到人民，甚致专政到党内”。陈独秀虽然吃了斯大林身在苏联“跨国专政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苦头，但陈独秀并没有完全否定列宁，因为列宁不但没有否定民主，而且确信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列宁当政时代，起码能够容纳党内反对派存在，在逝世前清醒地看到苏维埃国家官僚化和斯大林专制的阴影，并指出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遗憾的是列宁还没有来得及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便与世长辞了。

    1940年9月，陈独秀在“最后的政治意见”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通过对斯大林主义独裁体制的深刻反思，形成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如下：

    一、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但若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政治专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

    二、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三、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它有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范围有广狭而已。

    四、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长期以来许多人把民主等同于议会制，因排斥议会制而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过时，民主则不然。苏维埃制若无民主内容，仍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俄式苏维埃甚致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五、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时而且一去不复返了，那么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而且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而不应该有民主，则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都理所应当了。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即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的基本内容。

    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时期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且是几千万民众经过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能实现的。科学、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为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和“大众民主”，只是－些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和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拥有国有大工厂、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无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苏联二十年经验，尤其是最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下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从以上观点看到，陈独秀在肯定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同时并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更没有通过否定斯大林的独裁去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推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陈独秀从“五四”运动时就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启蒙大师和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鼻祖。陈独秀在摸索政党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对如何独立自主地驾驭自己的政党纵横国内外政治漩流，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应变能力及斗争经验，从这一点看，陈独秀确实是一位不成熟的政治家。但陈独秀毕竟是一个新生政党的首位领袖，在当时的情形下，也不会有哪一个人会比他干得更好。即便后来的领袖干得比他出色，也是踩着他伤痛的痕迹走过来的。

    陈独秀坎坷一生，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讽刺、打击和遗弃，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即使到了贫病交加的晚年，也没有背叛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独裁的反思所引发对民主的深刻思考，改变了他在进行建立中国共产党初期轻率否定立宪民主政制的过激观点，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兼容性，从理论上回答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民主与社会主义”这一悬而未决的大难题。但是，主义同现实的差距以及理论同实践的矛盾，不是单凭理论所能够缩短或调和的。陈独秀对斯大林独裁政制的反思，体现出陈独秀对经济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忧患意识。

    缺乏高科技生产力和社会巨大的经济财富作为凝聚力的国家，从官僚阶层到普通民众都是“一盘散沙”。而要制约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治“乱象”，独裁方式便成为了执政者的不得不首选的政制。通过艰苦卓绝斗争并作出了重大牺牲才取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是决不可能将“民主政治的代表”让位于政治的民主。列宁逝世前确实看出国家官僚和斯大林独裁的意向，然而，谁都不敢断言列宁活下去以后，不会走向独裁政制。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事实，足以证明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之父具有卓越的先知洞见。毛泽东军事斗争生涯是颇具民主作风的，尤其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毛泽东把“三个臭皮匠”和“一个诸葛亮”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因为毛泽东思想最后可以把“臭皮匠们”的主意全部集中起来。

    毛泽东不能把军事生涯中的民主作风演变成为执政建国的民主政治，不等于毛泽东特别喜欢独裁。首先就是毛泽东完全照搬了斯大林的苏联经济建设模式，也就不可能摆脱斯大林独裁政治体制的影响。其次是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建筑社会主义，只有依靠“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精神动力。加上各级党政要员满脑子充斥着变相的封建意识，政治的具体运作就自然离不开独裁、信仰和盲从。邓小平部分地否定了苏联经济建设模式，推行经济改革开放，试图对根深蒂固的政治独裁的进行矫正，但始终走不出“划地为牢”的怪圈。江泽民一方面要继续让世界明白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一方面又要忙于巩固自己政治地位，政制改革的操作自然会显得苍白无力。这足以证明，历史社会犹如一个巨大的车轮，启动时如不按历史社会发展规律的轨道运行，由推动者把轮子停下来是不可能的，自行矫正不是绝对不可能，但难度极大。

    中国古语有云：过犹不及。意思是指事情做过了头还不如当初不做。中国生搬硬套苏联模式，进行了近三十年“铁笼”政治革命和“鸟笼”经济建设，形成了极其顽固的人治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劣根性行为。一代人的历史失误，没有几代人的努力及其不停顿的矫正，几乎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要深刻反思的是，社会主义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来选择，而不是由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选择，到底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例如两个人打架，决不能以胜败来判定谁是谁非。陈独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不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追求，使他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价值，认为全盘地否定资产阶级民主，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扬弃”观点。科学社会主义不但要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民主的精华，而且要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民主扩大为无阶级的大众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充满自由、平等、博爱。

    我们唱着《东方红》欢呼过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感谢了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我们都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但我们却忘记了没有陈独秀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事实。毛泽东的战友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或红军在长征前甩掉了毛泽东，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再摸索几十年。那么，没有陈独秀这位启蒙大师兼创始人，中国共产党也不知在何年何月才能成立？有中共史学家认为陈独秀仅仅是创始人之一，即使没有陈独秀，也会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地创建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历史的必然，从而极力淡化陈独秀对中共历史的重要作用。但是，任何否定历史事实的假设，都是唯心史观的诡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公正地全面评价自己第一代领袖陈独秀历史地位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