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美国对华新时期战略走势分析_

袁鹏：美国对华新时期战略走势分析时间:2010-09-29 11:04 作者:袁鹏  　                                                                                                                                                                                                         　             经过2009年底至2010年初中美之间的微妙博弈，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并越来越多地从中长期的角度思考对华新战略与新策略。其中一些动向已经显现。需要从大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一、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崛起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轨迹
　　美国从怀疑中国能够崛起到认定中国崛起成为事实，经历了三个阶段。期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不断涌现，而最终都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幻觉。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美国一度大肆炒作中国“经济崩溃论”。认为“六四事件”可能会使中国封堵市场经济大门、逆转改革开放路线，最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但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成功召开，及小平“南巡讲话”精神被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路线”的形式写进十四大报告，使美国战略界清醒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路线不仅没有逆转或停滞，反而步子迈得更大，决心更加坚定。自然地，“经济崩溃论”失去了理论依据，在美国理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那里不再有市场。
　　此后，美国开始炒作“中国政治崩溃论”。认为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推动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变迁，既有的政治体制必然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动摇。但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成功召开，再次使此一谬论不攻自破。中国最高领导集体实现权力“和平、整体、全面的交接”，不仅未使中国政治崩溃，反而使中国发展再上台阶，使惯于从“克里姆林宫学”分析共产党体制的美国战略界“跌破眼镜”。再者，从中国共产党善于团结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精英力量，并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策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看，这种治国方略适应现阶段中国的国情，中国政治权力的稳定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美国将视野转向中国社会，开始炒作所谓“中国社会崩溃论”。认为中国社会、民族、宗教矛盾越演愈烈，失业下岗、失地上访、群体事件等等，终究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2008年发生的“人祸”（“314”西藏骚乱）与“天灾”（“512”汶川地震），使少数反华分子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的希望。于是，开始集中利用“8月8日”北京奥运，煽风点火、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企图扰乱中国，缔造一个“后奥运时代中国新社会”。然而，令西方有些人没有料到的是，同时面对这三个特大型事件，中国社会不仅没有乱，反而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全新面貌：1、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治、社会动员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累积的巨大财力、物力，在危机期间得到充分展示；2、面对内忧外患，中国人民迸发出的强大爱国热情、民族凝聚力，令西方世界侧目与震惊；3、中国80后、90年后年轻一代在地震救灾、火炬护卫、奥运志愿者等方面表现出的爱国、睿智、坚韧一面，则使人感受到中国崛起具有强大的后劲。凡此，无疑再度宣告“中国社会崩溃论”不堪一击。
　　至此，“中国崛起论”最终战胜“中国崩溃论”，成为美国认识中国并对华决策的根本前提。对华政策开始系统转向“应对中国崛起的政策”。
　　二、“3+6”：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判断与误判
　　在评估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方面，美国战略界有三个基本共识：
　　第一，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首个“十亿级”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给美国和西方带来资源、能源压力，从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挑战。专门研究大国崛起的美国知名学者库普钱称，相较英国崛起“千万级”、美国崛起“一亿级”，十三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崛起更具“震撼力和冲击力”。仅是几亿人的富裕已然造成全球原材料、石油、市场的大变局，如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无疑会给世界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由此，悲观派炒作中国“资源掠夺论”、“新殖民论”，务实派也急切探求应对之策。
　　第二，中国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给美国带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的压力，从而形成巨大的政治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曾高呼“历史的终结”，认定“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将一统天下，认为中国必将“沿着美国指引的路线”融入既有体系。不料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越走越开阔”，不仅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而且被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总结为具有一定普世性的“中国模式”。这对美国政治、道德优越感乃至霸权维系造成强大的心理冲击。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完全解决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国的迅速崛起，伴随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昂和军事现代化的加速，使得以非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风险增高，从而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安全挑战。美国不肯松动对台军售，继续加大在南海侦查，不断在中国周边布局，压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既有主动围堵成分，也有被动防范的一面。
　　这三个基本判断，构成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面。除此之外，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还有六大疑虑，简称“六不”：
　　一是“战略不确定”。即，从线性的历史经验和简单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中国会否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将信将疑。
　　二是“政治不民主”。美国不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认为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是“普世价值”。其基本标准是：多党、直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决等。据此认定中国“远未达标”。
　　三是“军事不透明”。美国对两国军事实力的绝对差距较为自信，但担心中国的军事意图，也部份担心中国“非对称军事能力”，尤其对中国在海洋、太空、网络等美占据绝对优势领域的追赶态势感到忧虑。因此希望中国“说清楚、讲明白”，期待同中国搞核战略对话、网络安全对话、海上安全合作等，借对话摸清中国军事战略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
　　四是“经济不开放”。逼中国开放市场是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加入WTO之前，中国第一产业（农业）的全面开放是必要条件；加入WTO之后，中国几乎全部开放了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重大支柱性产业）；其后，美施压重点转向第三产业，即金融、服务、保险、房地产等行业。只要这些领域未全面开放，美会坚持以“经济不开放”为名施压中国。
　　五是“外交不负责”。认为中国外交片面追逐利益，较少顾忌道义，“眼里只有美元和石油”。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被冠以亚洲版“门罗主义”，在非洲、拉美的活动被诋毁为“新殖民主义”，与朝鲜、伊朗、缅甸、苏丹的往来被斥为绥靖“反美主义”，在全球正常的经贸活动被解读为“21世纪重商主义”。总之，在美国眼里，中国还算不上“负责任大国”。
　　六是“对台不灵活”。认为在对台政策方面，中国原则有余，灵活不足。包括：对台导弹部署问题，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等。
　　这六个“不”成为阻碍中美建立战略互信，制约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随着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几十个双边机制的搭建，两国战略互信有一定进展，但进展十分有限，有些疑虑甚至还在加强。
　　三、当前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几个新认识
　　2009年底至2010年初中美关系出现的波折及两国围绕谷歌、对台军售、达赖、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公开过招，使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认知又出现几个新变化。
　　其一，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一面更加突出。冷战结束后，美国有相当一批人想把中国定位为“下一个苏联”，但因美国忙于收拾冷战残余、重新定位同盟关系，无暇集中力量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后冷战时代”前十年，叶利钦和普京第一任下的俄罗斯敢于与美硬碰硬，始终冲在中国前头，客观上“掩护”了中国；到第二个十年开始，美国又有类似冲动，小布什2001年上台之初，便急不可耐欲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911事件”突发，改变了这一战略方向，恐怖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成为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中东、中亚成为美国地缘战略的主要阵地，中国则成为美国反恐的重要伙伴，中美关系形成了“建设性合作”的良好局面，一直保持到奥巴马政府的第一年。
　　这一局面近期发生变化：1、奥巴马上台后，全面调整反恐战略。在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恐怖主义视为“众多威胁中的一种”；将反恐的主要矛头从“极端伊斯兰主义”转向“暴力极端主义”。其淡化反恐、强化应对新兴大国的战略意向十分明显。美国的战略转向客观上对中国形成新挑战。2、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综合实力再度跃升，崛起势头更加明朗，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世界老二”的地位渐被炒作，给处于内忧外困、地位下沉的美国形成更加真实的战略压力。3、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敢于以硬碰硬的对美外交“新风格”，在美国一些媒体和学者看来，表明中国“不甘继续韬光养晦”，“不仅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而且渐显挑战美国的意愿”。“中国必胜论”、“中国傲慢论”等新论调四起，不是空穴来风。
　　上述变化，使得中国再次站到被美国定性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风口浪尖。尽管新出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期待中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表示继续发展积极、合作、全面关系，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认知却在悄然生变，其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密切关注。
　　其二，“中国向何处去”再成疑问。自杜鲁门政府起，“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决定对华政策的基本前提。每次美国都自以为看懂了中国，却又屡屡看走了眼。最近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他在同名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利益攸关方”论，似乎认定中国的发展方向，并据此提出新的对华战略思路。
　　但时隔不到五年，目前正在掀起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国战略界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比如，美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不久前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一口气提出五问：中国“是否想迫使美退出西太平洋”、“是否会利用新增实力欺压邻国，把意志强加别国之上”、“是否会对发展中世界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是否愿与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建立长期伙伴关系”、“是否会在国家安全方面搭便车”。概而言之，美国人的新疑问集中在几个方面：1、中国改革开放总路线是否继续坚持？这主要针对中国搞自主创新、政府采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美国认为中国的做法伤害了美国企业界的在华利益，进而上纲上线；2、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在走回头路？3、中国是否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准则。这主要针对中国国内围绕此的学术以及政策上的大辩论，以及从中国最近反制谷歌、对台军售等事例中嗅出几分中国“傲慢论”、“必胜论”、“强硬论”的味道。
　　其三，和平崛起的中国对美国也可能构成挑战。曾几何时，美国担心的是中国非和平崛起；而如今，对和平崛起的中国也顾虑重重。这些顾虑集中体现在知名战略家扎卡里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提出的五个“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强友谊与影响力，美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消磨美国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悄然取代耀武扬威、自命不凡的美国，美又该“怎么办”？如果爆发一场新冷战，但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且不实行僵化的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将实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军事干涉上，美又该“怎么办”？
　　四、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
　　美国的大战略一直是应对“老二”的战略。换言之，美国始终将主要精力与资源对准身居其后的主要战略对手，而对此美国既有成功的实践经验，也有一整套理论总结。今天，中国似乎越来越被美国看做“老二”，那么，对付崛起中的中国，美国将有什么手段呢？
　　从奥巴马政府主要政要的言论看，他们仍然看重中国的积极作用，重视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大局；从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中国被美国期待应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这比此前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再进一步；而从目前两国的合作态势看，主流部分仍然是积极的。然而，这只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面，或者说，只是浮在表层的一面。
　　事实上，在这种积极的表现之下，美国战略界人士正在紧锣密鼓思考中长期对华大战略。并认真评估各种政策选项。
　　很显然，以对付前苏联的“遏制”战略对付中国已经行不通。扎卡利亚之所以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提出五个怎么办，潜台词是“如果中国不和平崛起就好办了”，那就用对付苏联的老办法。然而对付一个和平崛起的全新对手，遏制一途恐是死胡同。一方面，与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平行市场不同，今日中美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已然形成经贸、金融关系的深度相互依赖，遏制中国不仅反受其害，而且根本难以行得通。另一方面，美国很难找到遏制中国的帮手。北约主要精力仍是对付俄罗斯东山再起，无暇东顾；日本遭遇美国打压，日美关系本身面临考验；亚洲其他盟国也都处境艰难，并分别与中国建立起身后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愿意加入美国遏制中国的大合唱。至于美国联印（度）、越（南）等新伙伴制华，根本也是一厢情愿。因为印度、越南等国深知与中国对立的后果与利害。
　　全然通过接触手段改造或改变中国也证明是个失败。实践证明，美国对华接触，除了推动中国迅速崛起之外，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反而越发巩固；并没有改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反而成为中国政治的鉴定捍卫者。“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幻觉破灭，促使美国战略界在反思行之多年的接触政策是否管用。
　　既然如此，那就接纳中国崛起吧。但是，囿于霸权心态和战略利益，美国现阶段无法做到真正接纳中国崛起，并愿意同中国分享权力。只能说，面对内忧外患，美国有时不得不放低身段，以让渡部分权力的方式争取中国的合作与配合。
　　美国曾经用政治、经济、军事综合手段搞垮苏联，曾经用金融手段制服日本、欧盟、东盟，曾经用战争手段摧毁伊拉克、南联盟。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已然强大；虽内斗不已，但护霸决心依然坚定；虽然影响力下降，但打压战略竞争对手的利器仍然不少。对付中国，美国并非没有办法。而实践表明，美国正从三个主要方面开始施展对华新战略。
　　五、美国“新三招”值得警惕
　　一是金融手段。金融是美国霸权最优势的领域，也是美国制服战略对手屡试不爽的利器。同时，金融恰恰是中国发展最脆弱的部分之一。通过金融手段迟滞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再从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发展轨迹看，在施压中国开放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后，现在也到了集中施压中国开放金融等第三产业的时候了。当然，由于中国持有近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全面扰乱中国金融市场未必符合美国利益，但是，通过强制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加速金融体制西方化变革，必然会使中国的发展速度受到迟滞而不致冲击美国的实质利益，这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具体而言，所谓美国对华金融手段，是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突破口，迫使中国全面开放金融、保险市场，一面使美国金融资本在华更便捷地牟利，一面延缓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和缓、和平的烟幕下达到美国基本战略目的。
　　美国目前集中压制人民币升值，正是这一战略的集中体现。因为细加分析可见，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诸多理由几乎都站不住脚。一是认定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但美国拿不出被低估的具体数字，有的说10%，有的说40%，可见美国对此并不严肃。事实上，国内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将房价纳入中国的CPI，人民币汇率根本不存在被低估的问题；二是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但铁的数据显示，在2005—2007年人民币升值21%的期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仅未减，反而再升1000多亿美元；三是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导致美国失业。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美国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失误而非国际贸易，奥巴马救市资金大部分给了华尔街和汽车巨头而几乎没有惠及中小企业，而恰恰是后者支撑了美国90%的就业。很显然，拿人民币汇率问题说事儿，是在给自己的政策失误找替罪羊；四是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乃至本轮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几乎就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了。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失衡成因复杂，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寡头控制西方政治经济生活，并借助全球化在全世界牟取暴利，而自身则缺乏金融监管。
  可见，压人民币升值既不会根本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难以有效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对缓解美国的经济状况也不是良方。既然如此，为何美国在强压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不仅朝野团结一致，甚至不惜搞国际统一战线呢？道理很简单，人民币升值未必对美国有利，但对中国肯定不利，至少短期不利。这也就符合前面所讲的，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因此而会受到迟滞。
　　人民币汇率问题只是施压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开始。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让人民币彻底地市场化，以此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根本性变革，进而因金融变革推动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与中国目前所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看似高度一致，实则本质不同。如果说中国政府所为意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上层次”，那么美国的盘算则是全面整合中国经济，使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不挑战美国利益，反而给美国牟利创造更好的环境和空间。否则，美国不会无端指责中国搞自主创新和政府采购，因为这些恰恰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
　　二是社会手段。由于通过接触和西化的政策改变中国中产阶级的如意算盘落空，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心正在悄然转向中国的中下阶层或社会底层，全面集中于中国发展最薄弱的社会领域。2009年《时代》周刊先后将中国南方的女工和中国网络红人韩寒列为“年度风云人物”和“影响世界的一百人”，带有某种风向标意义。它表明，美国越来越意识到，通过改造中国中高层实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几乎没有希望，而通过塑造中国社会底层进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则并非不可能。理由是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区域矛盾、发展矛盾的并发期，而主要矛盾则是贫富差距拉大所导致的阶级矛盾。因此，弱势群体成为美国西化中国战略的“新宠”。近年来，美国集中关注中国农民工、下岗工人、网民、地下宗教力量、维权律师，决非偶然。给予农民工、下岗工人道义上和舆论上的支持，给予维权律师和地下宗教资金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给予左派知识分子国际上的支持等，构成新时期美国对华战略之社会手段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同样也是不见刀光剑影的柔性战略，但实质却是招招见血，不排除一剑封喉的可能。
　　三是外交手段。既然军事遏制难以奏效，美国对华围堵就开始改弦更张，转向外交攻势。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夯实美国为主导的盟国体系，防止中国势力坐大导致盟国离心力加剧。近年来，日本、澳大利亚、泰国、韩国、欧洲各主要国家纷纷出现对华战略新思维，主旨是要适应中国崛起并调整对华战略，加强同中国的战略关系。美国对此虽无可奈何但心有不甘，千方百计阻止这一趋势。近期美国打压日本丰田公司、惩戒鸠山政权，在“天安舰事件”中无条件力挺韩国，显露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霸权本质，重塑盟国体系、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是其中重要考量之一。二是加大对环中国周边“脆弱的中国友邦”的外交攻势，包括朝鲜、巴基斯坦、缅甸等。要么加大打压，如对朝鲜，迫中国选边站，给中国造成双重困境：不跟美国干，即招致妖魔化或国际舆论压力，背负“不负责任”骂名；跟美国一起施压，则导致中国同上述国家关系渐行渐远以致反目。中朝关系一段时期几乎就走到上述局面的边缘。要么加强改造，如对巴基斯坦。一旦将巴基斯坦改造成第二个伊拉克或阿富汗，则无疑会给中巴传统友谊关系造成阴影。要么加大拉拢，如对缅甸。“果敢危机”中的美国因素已然浮出水面。如此这般，将给中国同朝、巴、缅关系带来全新挑战和考验。三是扶植、离间同中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典型的例子，一是印度，二是东盟。美国同印度关系“节节高”绝非简单地看重印度崛起前景和“最大民主国家”的价值，根本原因还在于印度在制衡中国崛起中扮演难得的“替代者角色”，尤其在日、韩、泰等盟国难堪大任之时。而美国“重返东南亚”也可谓吹响重组防范中国南下的号角。近年来南海问题风波再起，同美国与东盟相关国家互为利用和借重不无关系，而美越关系的“大踏步”，个中背景更是昭然若揭。四是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与中国争夺亚非拉。希拉里首次将“发展”（development）抬升到与“防务”（defense）、“外交”（diplomacy）相同高度，将“3D”视作新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足见美国新政府对发展援助有了全新的认识。其根本目标在于，加大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援助，设机构、投巨资，赢得民心，提升形象。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摸黑中国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新殖民主义”、“重商主义”行为，从而为“美进中退”奠定基础。
　　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外交手段已然构成一套组合拳。这不是硬碰硬的军事遏制，甚至也不是冷战式的拉帮结派，但却是实质性地柔性网络。这张大网一旦结成，中国的崛起则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结果则是“崛而不起”。
　　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思维、新手段，是中国下阶段对美外交必须思考的大课题。
　　作者简介：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