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惨案：“卡廷事件”

雅鲁泽尔斯基和“卡廷之谜”的澄清
作者：刘彦顺
来源：《纵横》2004年第2期
　　人民波兰时期的最后一代领导人、尔后当选为波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在他离开总统岗位时曾向世人剖析自己的心迹。说他“怀着最好的愿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诚恳而不张扬地履行自己的各种职责，庄严而有效地代表国家，在国内外，在公开活动和与外国领导人会谈中，努力争取人们对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理解和支持。”“至于成功多少，任凭他人评说。”
　　自然，历史是公正和无情的，不同的人对雅鲁泽尔斯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不能不说，至少有一件事，在雅鲁泽尔斯基以其总统名义从事的诸多活动中，他划了一个近乎圆满的句号。这件事就是确定了卡廷事件的真正祸首是苏联。
　　一
　　话要从1939年说起。
　　这一年，一个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波兰人民的头上。当时在欧洲的战争的策源地业已形成，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纳粹德国在准备战争，1939年初又提出“但泽走廊”问题，秘密制定了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将矛头指向波兰。波兰盲目自大，轻信英法的承诺，标榜在纳粹德国和红色苏俄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企图在夹缝中求生存。英法两国口是心非，无意同苏联携手，企图祸水东引。苏联开始贯彻联共（布）十八大确定的新的外交方针，“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迅速地从力争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转为中立自保。
　　欧洲的外交舞台尔虞我诈，形势瞬息万变。在英法和苏联、英法和德国、德国和苏联之间，三场讨价还价的秘密谈判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当英法苏三国政治和军事谈判先后失败之后，苏联立即同德国于8月23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划分苏德两国的势力范围，秘密瓜分波兰。这项称之谓“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的签订，排除了德国最为担心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使德国完成了入侵波兰、发动世界大战的外交准备。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动侵略战争。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苏联有权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由，出兵波兰。就这样，德国由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迅速占领波兰全境。9月28日，原本并无共同边界的苏德两国，竟然签订了“友好和边界条约”，划定了各自利益的边界线。
　　也就是在9月17日苏军进入波兰之后，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人、警察及其他人员被苏军俘虏或逮捕，共约25万之众。据当时了解的情况，波兰被俘军人的命运极其不同，有的被编入苏军队伍，有的被释放，有的被送到劳动营强制劳动，余下的约15000名军官和军士及其他人员被关押在苏联西部三个大战俘营里（其中450多人后又转移他处）。1940年春，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人同他们家属中断通讯联系，下落不明。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撕毁苏德条约，向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局和国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7月30日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签订“苏波互助协定”，苏联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组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为了组建军队，波兰流亡政府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方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斯大林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兰军官的事，还说“有些人已逃到中国满洲去了”。波兰人不相信苏方自相矛盾的解释，缠着苏方不放，不断交涉要人，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大捷，苏德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折。苏军进入反攻，德军开始败退。恰好在这关键时刻，4月13日，德国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并断定杀害波兰军官的凶手是苏联。为确定苏联的罪责，德国组织国际专家组进行了现场调查。德国精心策划的这则新闻引起苏波双方的强烈反响。苏联表现得怒不可遏，矢口否认，当即声明死者是德国法西斯手中的牺牲品，德国捏造材料，污蔑苏联，企图嫁祸他人，挑拨离间。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要求弄清真相，请求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实地调查。苏联进而迁怒波兰，斥责波兰流亡政府轻信谎言，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同流合污，陷害和敌视盟友，并以此为借口，愤然于4月25日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刚刚恢复不到两年的外交关系。
　　究竟是苏联还是德国，究竟在卡廷森林屠杀了多少波兰军官，一时间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
　　在苏军收复斯摩棱斯克地区后，苏联为了确定屠杀系德国所为，于1944年1月特地组织一次由苏联人布尔坚科主持的委员会进行现场反调查。据该委员会说法，集体坟墓中共有尸体11000具，是1941年9月至12月被枪毙的。也就是说，是德军在发动侵苏战争并占领苏联西部地区后屠杀了这些波兰军官。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出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最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也就是说，纽伦堡法庭并未断定究竟是谁犯下了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
　　波兰人不相信苏联人的调查结果。纽伦堡法庭也没有解开卡廷之谜。此后卡廷事件被尘封起来，足足半个世纪，成为波苏关系中严禁涉猎的历史问题，成为困扰波苏关系的一个死结，被双方称为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
　　二
　　所谓的空白点，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
　　苏联当权者居高临下，将一切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和呼声均斥之为“戈贝尔版本”的反苏宣传。自斯大林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歪曲和隐瞒。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中被枪杀者总人数是21857人（三大战俘营14552人，其他战俘营和监狱7305人），档案馆保留这21857份人事档案，对苏联“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和历史价值”，对“波兰朋友恐怕也没什么真正的价值”，“一旦不慎而失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他建议销毁卡廷事件牺牲者21857人的人事档案。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三人，在卡廷事件35周年前夕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随着德国法西斯分子制造的卡廷森林罪行35周年的临近，挑衅性的反苏宣传会进一步强化”，因此，可“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苏联当权者越是遮遮掩掩，强词夺理，越像一根针刺深深地扎在波兰人民的心头。
　　波兰官方不敢面对事实，在加强同苏联“友好和同盟”的政策下，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并把卡廷事件束之高阁，回避矛盾捂盖子，甚至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1975年国防部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和1987年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百科全书》均有意识地不把卡廷事件收入辞书。
　　在五六十年代，卡廷问题在波兰社会意识中一般说来还不突出，到了70年代，要求澄清真相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个悲剧事件引起的反苏情绪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反对派开始活跃，他们抓住官方宣传的弱点，组织“飞行大学”历史讲座，发行地下出版物，借题发挥，使卡廷悲剧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口讲，有人著书，向社会灌输了一种危及波兰领导人政治和道德形象的意识：“苏联领导人说谎欺骗，波兰领导人软弱无能”。这种意识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流传不已。波兰的官方宣传和社会认知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
　　在反对政治反对派的斗争中，卡廷事件从历史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谁敢触动它，波兰官方就常常斥责谁不怀好心，是在利用群众的“反苏情绪”，恣意“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官方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只能增加知识界、青年学生、广大群众的反感，扩大执政集团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与鸿沟，只能加重波党在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背负的重担。而当波兰军警手执警棍和盾牌，奉命驱散那些手举“卡廷”标语牌的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时，群情之愤慨是不言而喻的。
　　在80年代，有人在华沙公墓中为卡廷森林中的死难者树立了一个奇特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位于公墓的偏僻角落，是一块不加任何雕饰的光秃秃的巨石，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卡廷，没有碑文，也没有记载时日。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念，是一种韧性的斗争，是以纪念为名发出的无声的抗议。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把利刃，矛头直指掩饰真相的苏联及其追随者。每年11月1日亡灵节时，公墓变成民意测验的课堂。某些风云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说，这是人们用鲜花和烛光在公墓中表达的亲与疏，爱与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决。1985年亡灵节那天，我在阴雨绵绵中目睹这一景象，心灵为之震颤，留下的记忆，久不能忘：
　　这是没有石砌的“光荣之路”，
　　也没有大理石陵寝的闪光。
　　这里只有一片荒草和泥土，
　　还有阴雨中的阴森和苍凉。
　　一块沉默无语的巨石上，
　　是谁写上了卡廷的字样？
　　招来了数以万计的冤魂，
　　在这里哭泣呼号和游荡。
　　亡灵节竟变成了民意测验的课堂，
　　鲜花和烛光填写在“历史空白点”上。
　　那边的陵墓只有孤独的灯火数盏，
　　这边的荒芜却是花山和烛光的海洋。
　　人们啊，紧闭双唇来自四面八方，
　　踏出的小路弯弯曲曲，很远很长。
　　人们啊，两眼含泪回到四面八方，
　　内心深处翻动着万盏烛光的汪洋。
　　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
　　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
　　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
　　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
　　本来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看的小诗，记录了自己作为目击者的见闻和感想。但在当时，在苏联能而不愿和波兰愿而不能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其他人是不可以不分时间和场合公开揣测、评论和抒发自己的爱憎的。现今，真相已经大白，这往昔的墨痕，不妨作为一个在华沙工作过的外交官明辨是非和思考历史的见证。
　　三
　　如果说人民波兰领导人不愿或不想澄清真相，解开波苏关系中的死结，缓和群众情绪，改善领导和群众关系，恐怕那也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波兰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诸如卡廷事件这样涉及波苏关系的历史问题，如不抓紧澄清，不仅严重影响波苏关系，而且势必损害领导者的形象和威望，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但他们处于被动的两难境地。他们听到了社会上的强烈呼声，也看到了苏联顽固不化的态度。他们要求澄清，又害怕触怒苏联。他们既要揭开盖子，又要维护与苏联的“同盟和友谊”。他们没有主动权。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打开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钥匙，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掌握在苏联手里，不仅如此，有时他们又必须看苏联的脸色行事。
　　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的尴尬遭遇就是实例。据他回忆，在70年代，他曾经三次向苏联提过卡廷事件。第一次是向勃列日涅夫提及“为了我们的友谊，苏联同志应当解释清楚”。勃列日涅夫的反应一是感到惊讶，二是允诺调查，但说完了事。第二次是向葛罗米柯说起，希望苏方“再一次深入调查”。葛罗米柯胸有成竹，声称苏联的立场是清楚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但允诺再重新调查，又是说完了事。第三次是向苏联新任驻波大使皮洛托维奇谈的，其结果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令盖莱克感到“歉疚和自责”。当时这位大使倾听了盖莱克的谈话，深受触动和感到不安。他允诺将准确地亲自向葛罗米柯转达和陈述问题的微妙的一切。数日后，皮洛托维奇从莫斯科返回华沙，两手空空，神情沮丧，没带来任何答复。他告诉说，他见到了葛罗米柯，转达了波兰的立场，因而遭到上司的怪罪。此后不到两个月，他被免去大使职务，调离苏联外交部，派往白俄罗斯共和国任副总理。他失宠受贬，处境不佳，几年之后，自杀身亡。盖莱克企图澄清真相的努力不了了之。
　　这一重任落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身上。
　　同盖莱克比较，雅鲁泽尔斯基具有两个日渐成熟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方面看，雅鲁泽尔斯基有着同政治反对派、同团结工会反复较量的实践，对于卡廷事件在波苏关系问题上、在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上所起破坏性作用的认识，比盖莱克更深刻一些，要求澄清的愿望也更迫切些。从客观方面看，80年代中期，苏联结束了老人政治，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使澄清真相具备了客观可能性。在不允许政治反对派“把历史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投机的对象和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的口实”的问题上，波苏双方看法趋于一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双方把澄清真相，消除“历史空白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双方的态度和表现迥然不同，波方要求迅速和彻底澄清，苏方处境被动，步步为营。
　　1985年以来，雅鲁泽尔斯基同戈尔巴乔夫几乎年年会晤。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其他领导人，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苏方提出卡廷事件问题，向苏方施加影响和压力。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和酝酿，对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问题取得共识。1987年4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波苏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触动了解开卡廷之谜的闸门。双方强调，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中，所有的事件，包括悲剧事件在内，都应得到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符合目前知识状况的、客观准确的解释，而不应存在任何“空白点”，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决定成立波苏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卡廷事件以及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1920年苏波战争、1939~1940年波兰人大迁移等问题。雅鲁泽尔斯基终于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争取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承诺，但这只是开端，只是迈出的一小步，因为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铁门还在紧锁着。
　　这一小步的意义在于卡廷问题开始走出禁区。在波兰报刊上就卡廷问题发表的文章日渐增多，文章作者既有持反对派观点的又有接近波兰领导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都公开认为，苏联应承担卡廷悲剧的罪责。波兰教会也于1988年出版题为《卡廷》小册子，说卡廷惨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苏方认为，有关苏联有罪的观点，在波兰政府发言人乌尔班的声明中获得合法化，“事实上成为波兰当局的正式看法”。看得出波方在努力攻坚，而苏方在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波苏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上，两年来委员会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苏方代表既拿不出新的材料，也未获得就波方提出的重要证据进行讨论的授权。
　　如何应对来自波方的种种要求和压力，苏联领导层在寻找出路和办法，他们的态度在进一步发生变化。1988年3月，谢瓦尔德纳泽、法林、克留奇科夫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担心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他们强调，卡廷问题越拖越危险，可能引发波方要求苏联进一步澄清其他数千被捕人员的命运。迄今为止，苏联对波方的这种呼吁并未做出回答。谢瓦尔德纳泽三人的结论和建议是：“我们难于回避向人民波兰领导人和波兰社会澄清过去的悲剧事件。时间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如能说清楚真实情况，说清楚何人对过去负有罪责，并以此了结此事，看来是可取的。从最终的结果看，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于目前的敷衍塞责所造成的损失。”
　　苏联领导层对卡廷事件态度变化的速度显然不如苏联和东欧政局变化的速度来得更快。1989年6月，波兰在东欧各国中首先发生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根据圆桌会议的精神仍当选为波兰总统，但地位虚弱，岌岌可危。而此时的苏联正内外交困，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驾驭形势的能力。如何解决卡廷问题，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和戈尔巴乔夫来说，正面临着最后的时刻。
　　1990年4月11~14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访苏。访问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和巧妙安排的。大家知道，卡廷事件曝光的日子是1943年4月13日，卡廷事件发生的年代是1940年，1990年恰恰是卡廷事件50周年。雅鲁泽尔斯基此时访苏，其重要任务之一显然是解决卡廷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应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访问，法林于1990年2月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有关苏联历史学家查阅档案的情况及他的看法和建议。法林认为，继续说在苏联国家档案馆中找不到有关卡廷悲剧的背景材料“将难于令人信服”。已找到的档案材料同波方借以立论的材料相对照，“不允许我们再坚持以前的说法，不允许我们不做出结论”。“考虑到卡廷50周年在即，无论如何也要明确我们的立场。”法林建议，“看来代价最小的方案是：告诉雅鲁泽尔斯基，我们仔细查阅有关档案，未能找到可以确定卡廷悲剧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肇事人的直接证据。”但在内务人员委员会档案中发现，有一些上下文“可对布尔坚科报告的可靠性提出异议”。“据此可以断定，在卡廷地区波兰军官的死难系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就人而言，系贝利亚和米尔库洛夫所为。”法林的方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波方的要求，但其实质是只在原则上认罪，不做彻底的澄清，凡波方已掌握的事实，苏方承认确有其事，凡波方尚不了解的情况，苏方一概缄口不言。
　　雅鲁泽尔斯基如期访苏。双方在会谈中一致强调，查清二战期间关押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波兰军官的死亡情况具有“特殊的道德意义”。除会谈外，雅鲁泽尔斯基还专程前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这次访问的重大的实际成果，凝结在塔斯社4月13日声明的一句话中：“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这是苏联选择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在波兰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就卡廷事件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负有罪责。
　　历时50载，苏联始认罪，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来说，是他在总统任内完成的一件大事，也是他自1987年以来在坚持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只可惜，它来得太晚了。波兰工人党业已丧失政权，它并未能及时帮助波党解脱在维护政权斗争中压在背上的沉重的历史重负。只可惜，它来得太不彻底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还在忸忸怩怩，“犹抱琵琶半遮面”。直至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特使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俄国总统密档第一卷副本时，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作出的，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为11000人。
　　值得强调的是，此前人们所了解的卡廷事件基本上只限于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的悲惨命运，而现在事件涉及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死难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卡廷事件的历史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
　　对于苏联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将强权和谎言强加于人，虽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是既损人又害己。
　　对于波兰来说，她在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处于小党小国的不利地位，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敢不敢在强权面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关系到领导威信和民心向背。
　　沉痛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作者系原驻波兰大使）


卡廷惨案：历史不能永久地被掩盖
作者：陈继礼
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我国原驻波兰大使刘彦顺在2004年2月北京《纵横》月刊上著文，详述二战期间苏联当局枪杀25000余名波兰被俘军官的所谓“卡廷之谜”，使一桩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空白”越过了“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以见证人的资格，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就在著名作家邵燕祥的《卡廷纪念碑》(收入其《文集一·史外说史》)中看到、随后《羊城晚报》也以《15000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1998年10月23日十六版)有过进一步披述。不过要说完整详尽，还是刘大使这篇长文。他说：“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前苏联人民内政委员会委员长)的报告作出的，后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的为11000人”。即是说把上述两文先后所述的由15000人进而升至21857人，把还遗留的人的数字补上了。刘大使在文中还附有贝利亚关于处置波兰战俘报告的影印件，上面看到经过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此件未见贝利亚签字。[俄]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群众出版社)一书中说，贝利亚是个不嗜杀的人。)时间是呈报当天1940年3月5日。此外还附有1992年10月14日俄国总统叶利钦特使鲁·皮霍亚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卡廷事件密档第一卷的副本和一帧当时持赠的合照。这样，“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正是这样，“这件事确定了真正的祸首是苏联”。
　　卡廷事件之所以产生，有着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不光彩的政治图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亚两洲上空，战云密布，各国在外交舞台上自然尔虞我诈。当时苏联正处于德国和日本西东两面的威胁。为了确保东线的安全，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第2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就“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以中国领土为互相馈赠的供品”(《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的中德日三角》)。在西线，苏联早派出外长莫洛托夫和驻德使馆参赞黑尔格一起与希特勒密谈。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由德国政府代表里宾特罗甫与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第2条规定：“若缔约国之一方，与第三国卷入类似战争之行动，则其他一方，即不得对上述第三国，予以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舒宗侨编著第16页中国书店出版)这就等于肯定给予希特勒敢于加快侵犯波兰的步伐。果然，不到一个星期，9月1日早上5时20分(波兰时间)，德国立即投入兵力90个师团达100万人，飞机6500架，首先在海尔半岛上空对波兰空军根据地的浦克一带轰炸，发动对波兰的全面侵入。11日华沙被炸17次，成了焦土，16日波兰政府被迫迁往卢布林、丧失指挥抵抗能力，华沙被围。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为了“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生命为由”，出兵波兰。波兰总司令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结果被俘虏了25万人。这样德国自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双方夹击下，27日波兰宣布投降。苏联在东部占领了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9月28日德国里宾特罗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订了《德苏友好与划界协定》。实现了当初两国秘密瓜分波兰的既定目的。这样从9月1日，到10月5日战争开始后的35天，波兰完全灭亡了。苏联莫洛托夫胜利后说“今日，我们(苏联和德国)不再像以往一般的是敌人了”(《画史》105页)。但是希特勒“醉翁之意”不止波兰，而是整个苏联。1941年6月22日黎明，希特勒终于撕毁苏德一切条约，从波罗的海海岸到喀尔巴阡山麓，绵延1500公里，投入总兵力200万人，同时分3路对苏联实施猛攻。希特勒亲至前线指挥。在最初作战的3个月中，苏联公布自己损失飞机5300架、战车7000辆、大口径炮8900尊。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苏联于1941年7月12日与英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期间之共同行动协定》(后来莫洛托夫又亲赴伦敦，于1942年5月26日与英国外相艾登共同签订了《英苏军事同盟主文》——20年的军事同盟，《画史》150页)。7月30日苏联又同波兰流亡政府“伦敦波兰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一(其时原波兰总统莫锡基与外长贝克逃到罗马尼亚转赴巴黎，于9月30日提出辞职，由赖克维兹继任，任命西科尔斯基将军为内阁总理)签订《苏波互助协定》，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并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重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1941年12月3日波兰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因为在这之前，1940年10月波兰军官林格上校奉命向苏联内务部查询过被俘波军官的下落，部长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曾出面回答：“没有这些人。”1941年8月4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纳流散的波兰官兵。但几个月过去了，前来报名的不足1000人。虽经一再查询，苏联总避而不答)没想到这次“斯大林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军的事，说‘他们被释放后就跑掉了，可能跑到了满洲里(中国境内)。”’1942年3月18日安德尔斯又直接向斯大林查问波兰被俘军官的下落，斯大林改口说：“他们可能在德占区。”苏派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鲍格莫洛夫则一口咬定：“波兰军官已全部被释放。”后来波兰流亡政府于1942年夏天，根据当地居民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一带的密林深处发现埋着成百上千人的“公墓”及从现场遗留的信件、日记、军服上的星徽、钮扣，足资证明死者均为波兰军官等等证据，备文转致苏联政府。这样，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均没有取得答复。直到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的柏林电台广播了一条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新闻：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了8个埋有几千人的葬尸坑，从死者军服看，他们是波兰军官，死亡时间大约在1940年春天，都是被人“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击毙的”，这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暴行”。4月15日，莫斯科电台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同日，波、德政府分别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赴卡廷森林进行调查。但由于苏联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拒绝了波、德的请求。同年下半年，苏军收复了斯摩棱斯克，组成以布尔琴科院士为首的调查组奉命到卡廷调查。报告说：“尸体头上的德国造子弹和从脑后开枪的‘纳粹方式’，均说明凶手为德国。德国贼喊捉贼，嫁祸于苏联。不过是戈培尔之流恶人先告状的一惯手法。”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但最后也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是否“因为纳粹曾在白俄罗斯一个名为卡庭的村庄进行过大屠杀，而两地名称发音相同(写法其实有异，前者为Katyn，后者为Knatyn)，所以两件事很容易被混为一体了”([波兰1戴立娜《苏共残杀波兰人的历史真相》)。或者是出于希特勒的一贯罪行，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应当相信盟友：“善良的‘乔大叔’怎能枪毙手无寸铁的军官呢?”(《斯大林秘闻》[俄]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新华出版社第577页)。终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断定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是谁所为。而且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均被苏联斥之为“戈培尔版本”的反苏宣传。斯大林死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参与歪曲和隐瞒”。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被枪杀者总数是21857人，档案馆保留这些人事档案，建议销毁；1976年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3人也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而当时波兰官方，却“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但是波兰人民心里都很明白，它始终是一根深深扎在心中的针刺。从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到解体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都感到卡廷事件如不抓紧澄清，不单单是个历史问题，而是直接损害领导者形象和威望同削弱政府执政地位的政治问题。盖莱克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统伊始，即于1990年4月11日一14日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在卡廷事件(1940～1990)50周年之际亲自访问苏联，并专程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苏联塔斯社在13日公开声明：“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卡廷事件就完整地告诉了世人。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人民解开了这个被谎言掩盖、歪曲、“嫁祸于人”近50年的“卡廷之谜”，他理应受到波兰人民的追怀、纪念；自然，也应受到世上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人深切感念，牢记不要让下一代人继续在谎言中挣扎成长。
　　也许正基于这种理念，俄罗斯一些具有人文精神和深切情怀的作家也不断地对这段历史及其酿造的悲剧进行深刻的反思、独立寻索，不同于现成的“结论”，去作无为的絮述。而是在广泛的历史素材上进行收集、创作。严正审问假、丑、恶，着力讴歌真、善、美。如几年前我就读到[俄]暖德华·拉津斯基著的那本“最好的一本斯大林传记”(《南方周末》1999年1月12日第10版戎化文)《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杜1997年8月版)。著名作家牧惠推荐的《几本值得一读的书》(《羊城晚报》1999年2月5日第十版)第一本就是它。关于卡廷的记述是：于“波兰沦陷后，有两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送到离边境不远的斯大林俘虏营里。后来，斯大林准备向德国进攻时，他害怕在国内留下许多潜在的敌人，他还记得1918年捷克战俘的叛乱。像往常一样，他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俘虏们被‘消灭’了。”(第577页)另一本《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新华出版社)说“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带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用的是德国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用卡车把尸体运到城外，将尸体埋在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廷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第255页)。
　　刘大使文说，卡廷事件曾经成为“历史空白点”，但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历史的诠释，从来就各有各的说法。斯大林在位时就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第28页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邵燕祥序：“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第6页；《美庐深深》姚雪雪文，《纵横》月刊2005年第6期62页也记述这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师哲回忆《领袖毛泽东》红旗出版社第67页)叶利钦说，“历史最终还是由个人来撰写的”(《午夜日记》译林出版社第440页)。斯大林还说过“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苏]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第3页)希特勒则说，没有一个人敢问战胜者，你过去说的话是真是假。(一时未找出原报刊，仅记其大意如此)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去打扮”得了的吗?“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岗说得好：‘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如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容许别人说谎行骗。’林肯也曾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穆欣：《(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见《述学谭往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349页；《世纪》双月刊2000年6期26页，首次披述这个理念)今天，我们从卡廷事件的演绎，恰恰证明前提与结论之间那种联系的必然性，即是说只要前提是真，推理方式正确，就一定得到真正的结论，否则相反。这是由于历史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一经发生，它就永远独立存在。它可能被掩盖、被歪曲、被篡改，甚至被重新杜撰，但当岁月的狂飚消散流逝、历史风云的尘埃飘逸落定，后人便会从一片片破碎的遗存中去掇拾历史，这时候，历史就被还原，被再现，“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会剥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人，面对过去的一切事件，他绝不能总是沿袭现成的结论，而是本着“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挽梁漱溟联)那种不去回避真相、捂盖子的精神和胆魄、勇于披寻历史的本源。决疑之后，面折直声。如过去一谈及张作霖之死，人们都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但俄国历史学家普罗霍夫在其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证实“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转引自《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因为刘大使自己就深谙“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所以，在1985年11月1日波兰亡灵节那天，作为驻波兰大使的刘彦顺，在阴雨连绵中走到公墓园里，目睹某些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了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这就是真与伪、亲与疏、爱与恨的“特殊形式的公决”，所写下的诗章，感到当年屈死了的英雄并没有死，他们依然活在后人的心中，而那些当年叱咤一时风云的“人物”，死后也和生前一样都遭到人们的唾弃。这真正验证了我国民众对一切历史暴君“骨朽人间骂未销”同样的况味。作为一个使者，今天竟能把这个异国的冤狱，以自己的见证和思考直声国人：强权和谎言，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既损人又害己；而作为劣势地位的国家敢不敢在强权面前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也是一个最准确的检验。——确实，其人已矣，“不暇自哀”，却颇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约翰·肯尼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但我觉得，敢于追怀一切屈死和冤死的英雄，固然值得我们后人致敬；而唤醒人民对这些历史的不幸去进行深切的反思，就更难得、更可贵!基于此，就使人们觉得刘大使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真实的历史永远是留驻在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心中，永远不会被流逝的时光所冲掉些儿!它就激发一切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一代代去披寻、掇拾，从而去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卡廷惨案成为俄罗斯无法摆脱的尴尬
作者：老郑
　在我刚刚读完二战历史几部全景式巨著的时候，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纪念日的到来。波兰首都华沙和北部的维斯特普拉特半岛等地1日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二战爆发67周年。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法西斯军队向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上的波兰军队突然发起攻击，从而点燃了二战欧洲战场的战火。波兰当地驻军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德国法西斯军队激战了整整7个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放下武器。据报道，二战期间，共有600万波兰人不幸遇难，约占当时波兰全国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

　　回顾那场人类空前的大浩劫，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个由近六千万生命做为代价，死伤总计近两亿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值得注意的是，据俄罗斯《晨报》报道，俄罗斯总理普京在8月31日出版的波兰《选举报》上撰文讲述自己对卡廷悲剧的感受，对二战全面爆发前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负面评价，称其“不道德”。普京同时指出，就此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扣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的扳机”并不准确，因为之前一年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和希特勒签署了著名的绥靖条约，使建立统一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所有希望全部破坏。况且，当时的苏联外交界完全有理由认为，拒绝德国提出的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至少是不理智的。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背景如下：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1939年3月15日，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境。23日又占领立陶宛滨海城市默麦尔。4月3日下达旨在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5月22日又签订《德国意大利军事同盟条约》。1939年8月中旬，苏联的国际处境十分险恶。日本继1938年在中苏边境张鼓峰挑起反苏武装冲突后，1939年5～8月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向苏联、蒙古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苏联在4～8月多次主动采取行动同英、法在莫斯科举行关于缔结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的谈判，争取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但英、法仍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与苏联合作。与此同时，英国同德国进行一系列秘密谈判，力求实现英、德合作，把战火引向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采取措施调整同德国的关系。斯大林于8月21日接受A。希特勒提出的立即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8月23日苏联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彼此互不使用武力，任何一方将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他方的国家集团;当一方受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不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就彼此有关问题，密切接触，交换情报;和平解决相互间的一切争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公布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内容为确定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波兰《共和国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波兰民众仍然认为，苏联应对战争爆发负部分责任。这个所谓的部分责任，就是指这个条约。

　　我觉得，普京能这样说，在二战后的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里，已经是绝无仅有的敢于检讨、敢于“认错”了。普京能够这样正视俄波历史，这确实要有一定的勇气的。但我也注意到舆论对普京这种表示依然严重不满。

　　有人说：“他不说我还忘记了，就在德国39年9月进攻波兰的时候，前苏联趁机从背后侵占波兰!波兰等于腹背受敌难以招架。大家看看清楚：这就是俄罗斯人的德行!这仅仅是道德问题吗?!其实就是卑鄙到了极点。当时蠢到了极点的小日本，要是不发动太平洋战争，直接进攻老毛子，二战的结果或许就不一样了”

　　还有人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比慕尼黑协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慕尼黑协定只是一种绥靖政策，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完全是一个分赃协定。如果二战欧洲战场最后失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是决定性因素，意识形态的因素使英法苏放弃了共同反击纳粹的机会，也是苏联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重要因素。”

　　但也有人认为：“你还是去看看丘吉尔的回忆录再来说吧，当年英法要是根据《凡尔赛条约》阻止德国兼并苏台德和奥地利，二战也许不会爆发，还有，正是英法与德国签订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条约》，出卖捷克，才助长了希特勒的气焰。要知道，英国是与捷克签订了互保协定的。丘吉尔是反共反苏的英国首相，但他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为二战中的苏联说了公道话。”

　　上述评论真可谓见仁见智。

　　但我更注意的是普京文章里下面的话和真正让俄罗斯永远无法摆脱尴尬的“卡廷悲剧”(又称：卡廷森林大屠杀惨案)。因为，历史的看，俄罗斯和波兰因这一事件已无可挽回地成为世仇，民族隔阂与中日关系不相上下。

　　普京在文中写道，俄波双方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他说：“我们深深地感激波兰珍视和尊重我们的军人墓葬，60多万名为解放波兰而献出生命的红军士兵在这块土地上长眠。自身命运遭到极权制度破坏的俄罗斯民族同样非常理解波兰人与卡廷事件相关的敏锐的感受，那里安息着数以千计的波兰军人。我们有责任共同铭记这一罪行的遇害者。卡廷和青铜纪念碑应当成为共同哀悼的象征。”

　　那么，卡廷悲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个斯大林时代犯下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罪孽：

　　1940年春，2万多名波兰战俘被苏军无情地枪杀。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庭事件”，曾经是二战时期最大的一桩谜案之一，直到谜底揭穿的1992年，“卡庭事件”一直在扑朔迷离中走过了五十多年。作为受害者的一方——波兰，以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拍摄了一部电影《卡庭惨案》，并获得了今年刚刚结束的第八十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血腥的“卡庭事件”的历史真相又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1939年9月1月，纳粹德国军队突然发动闪电战入侵波兰，正当波兰军民奋起反抗法西斯德国入侵之时，9月17日苏联以保护在波兰境内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名义，出乎世人意料地出兵波兰，一时间，德军和苏军对波兰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原以为苏联军是来帮助自己抗击德军入侵的波兰军警及官员约25万人被苏联军队俘虏并押往苏联境内关押。

　　

　　卡廷大屠杀万人坑

　　东窗事发1943年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又背信弃义、悍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苏联军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展开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同年7月，德军占领了苏联的斯摩棱斯克州。在1943年的春季，德军的一支工兵部队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一处名为卡廷森林的地方做苦力。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大批军官尸体的大坟墓。德军发现，这些尸体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而是波兰军队的军服，并且都是用手枪在近距离从后脑打进前额穿出而毙命的，有的军官的尸体仍被反绑着双手。德军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在此之后，纳粹德国声称：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军官们死于1940年春(指在苏德开战的1941年6月22日之前)，是被苏联人杀害的!至此，“卡庭事件”事发。希特勒紧紧抓住“卡廷事件”大肆宣染。柏林电台一经报道，立刻震惊了全世界。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苏、波、英三国的关系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之后，苏联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纳粹干的，法西斯德国企图嫁祸于人”。1943年的4月16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这批被苏联关押的波兰军官的下落。波兰政府的声明指出：我们对德国宣传机器的谎言已习以为常，我们也知道它张扬此事所隐藏的目的。然而，鉴于德国人大量而详尽地报道了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州附近发现数以万计的波兰军官尸体，又断言这些军官系被苏联当局在1940年春所杀害，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权威的国际机构对这些“万人冢”进行调查，并对所传的事件进行核实。

　　4月21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和罗斯福，苏联将与西科尔斯基总理所领导的波兰流亡政府绝交，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丘吉尔和罗斯福则呼吁斯大林不要这样，希望他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丘吉尔认为：即使流亡的波兰政府愚蠢到听信了德国的指控，但盟国之间没有时间争吵，我们必须先打败希特勒。但是，4月25日，苏联政府还是正式宣布与波兰流亡政府断交。

　　1943年10月初，苏联红军击退了德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苏联政府随即成立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庭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确认和调查特别委员会”，针对德国1943年4月13日声明，组织了一个“反调查”，邀请了西方记者数十人，由向导带领对卡廷森林的大墓进行了一次参观。此举目的是要外国记者相信，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是德国人在1941年夏末秋初枪杀后掩埋的，并不像德国人先前宣传的那样，是俄国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事。

　　记者们被指点看了7座埋葬着众多波兰军官的大墓，然后又看了苏联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解剖，医生把一块块受害者的大脑、肝脏等放在餐碟里展示，并大声地说这些尸体的机体组织是如何新鲜，意思是说这些残忍的杀戮是两年前的德国人所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国人所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女儿、战时情报处工作人员凯思林是这个记者行列中的一员，她写道：俄国人从波兰军官死者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日期是1941年夏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1940年3月和4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的《消息报》，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论点相抵触。西方记者又对5个证人提出了相关问题，这些证人的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像是经过仔细排练过似的。凯思林最后指出，总的来说，尽管有些漏洞、证据混乱和自相矛盾，但俄国人的论点还是“有些说服力的”。

　　1945-1946年间，在二战结束后的国际上首开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先河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纳粹战犯时，关于“卡庭事件”真相的争论再起。只因苏德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被束之高阁，成为二战以来的一桩悬而未决的谜案。二战后，西方有关二战历史的著述较普遍地认为，“卡廷事件”是苏联人干的，而苏联政府则坚决地加以否认。

　　

　　卡廷公墓

　　“卡庭事件”的真相，一直是波兰人民、议会和舆论界最为敏感、激动和关心的问题，此事件就像一根深深地扎在波兰人民心上的钢针，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波兰人民的心。在首都华沙的公共墓地上专设了一处“卡廷公墓”。每逢节假日，前往那里凭吊的人络绎不绝，香火不断，鲜花堆积如山，其盛况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墓地。为了了却波兰人民的这一心愿，直到1987年的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出访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波苏两国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决定解决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点”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这个宣言精神而成立的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决定对“卡庭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7月11日-14日，戈尔巴乔夫回访波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并再次提到：要查清波苏两国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点”。

　　解密文件令戈氏 “头发竖立”

　　在莫斯科，一个被尘封了半个世纪并标有“永不开启”的禁令的“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的档案，这就是前苏联记录关于“卡廷事件”的专卷。

　　这份“密档”开始是存放在苏共中央总务部第六处，尔后转归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1990年夏转归苏联总统档案馆，存放在克里姆林宫。1991年12月24日由俄罗斯总统亲自接管。

　　当时，关于密封的档案袋内究竟装了什么文件，除了前苏联领导层中的几位核心人物以外，谁都不知道。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非经特别批准也无权拆阅。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在1991年12月23日阅读过“密档第一卷”，是在移交总统权力时同叶利钦一道阅读的。

　　戈尔巴乔夫讲述了这前前后后的情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在得知戈尔巴乔夫即将向叶利钦交权后，对“密档第一卷”的命运而感到担忧。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交权之前应当了解“密档”的内容，因此，总统办公室主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将“密档第一卷”摆在了总统的办公桌上。数小时后，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当时，协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在场。

　　在开启封印看了文件之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隐瞒事实”，我们三个人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也应向波兰方面通报,“我对叶利钦说：‘鲍里斯，现在该由你来做这件事情了’”。

　　其实，早在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之时，在要求澄清“卡庭事件”真相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已经向前迈了一步。他当时就已经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并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一部分有关“卡庭事件”的档案材料，但“密档第一卷”却紧锁在总统存放密档的大铁柜中。

　　三份密档揭露事件元凶

　　“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内共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是斯大林等人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第二份是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贝利亚的报告详细说明了自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后，被苏联关押在三个大战俘营以及其他营地和监狱中的波军被俘军官及其他人员的人数、军阶、职业和政治态度。报告说他们是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建议按“特别程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据此，联共(布)政治局当日通过决定(即文件第一份)，授权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报告中所列25700人执行枪决。

　　第三份文件记录的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头目谢列平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核实“卡廷事件”中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总人数为21857人。报告强调档案馆继续保留这些人的人事档案对苏联和对“波兰朋友”已无必要和价值，而且“一旦泄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建议全部销毁。这份文件表明，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坚持将错就错，继续歪曲和隐瞒了“卡庭事件”的历史真相。

　　1990年4月13日，在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

　　

　　不久之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移交权力，同时特地移交了“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在此后的十个月，叶利钦决定将这卷“密档”的副本转交波兰方面。叶利钦委派他的特使、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尔夫·皮霍亚前往华沙，完成了这一使命。1992年10月14日在华沙举行的转交仪式上，波兰总统瓦文萨亲手接过了“密档”的副本，语音嘶哑地说，他“感到全身在颤抖”。

　　至此，苏联坚持了半个世纪的弥天大谎被彻底戳穿，“卡廷事件”的历史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其实，看看前苏联不断解密的历史真实，我们不难发现斯大林曾经的“肃反”和“清洗”，不但杀害了数百万俄罗斯人，更是波及到周边不买他独裁账的国家。说到杀人和清除异己，斯大林的罪孽是罄竹难书的。一般被杀的人就不说了，单是列宁交到他手里的那一届中央七个常委中，有六个都被斯大林处决了，就差没杀晕了头，把自己的名字一起批了，连自己一起处决杀掉了反倒干净!

　　当历史的面纱逐渐揭开，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那些号称伟大领袖的人，当他们所做的一切被人们看清之后，他们最后的下场无疑是遗臭万年。历史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