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如日中天时毛泽东仍握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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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忆文革:林彪如日中天时毛泽东仍握军权

2007-10-31 08:54:50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网友评论 116 条 点击查看
  •   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本书是对十年“文革”进行反思的合集,分上下两册。作者或为“文革”的参与者、见证人,或为专门研究“文革”的学者,所收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成因等作了深入的阐发和分析,既有史料的真实性,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报特摘选书中李雪峰回忆“文革”内情的文章,以飨读者。

林彪陷害罗瑞卿时,罗还蒙在鼓里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橘子。

突出林彪时,毛泽东依然紧握军权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2.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批判罗瑞卿,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罗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了。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理应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就在一旁说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彪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做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

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第一次杭州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一边倒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常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

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

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毛泽东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不愿在那里住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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