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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说毛泽东
刘仰 (2010-10-01)
前几天去了一趟韶山，今逢国庆节，不由得想说说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已经30多年，对于他的评价，三十多年来众说纷纭。客观地说，认识和解读中国近代史，不可能绕过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不同的观点意见也很正常，不同的人总是会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解读毛泽东，因而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得出符合自己意愿的结论。要想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认为，这一众说纷纭的状况将会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较长时间。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共同创建了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至今依然受惠于此。然而，毛泽东并非完人，在他的一生中，也有失误的地方。近年来，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尤其是对于“反右”，至今还有很多人耿耿于怀，但也有人认为“反右”没错。这个话题很大，我只简单地说点我的理解。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中国打下一片新江山，这是不可否认的。在“打江山”的过程中，虽说也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打江山”主要靠军事将领，即便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打江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获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因而，在“打江山”过程中形成的精英队伍，大多都以军事才能见长，勇猛和忠诚是主要特征，对于文化和知识的要求不是很高。然而，“打江山”过程中造就的精英队伍，在“坐江山”时，他们的才能就表现出了欠缺。因此，新中国建立后，建设和管理一个国家，原先军事精英的才能就显示出不足，不得不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对于毛泽东身上知识分子的特征不能用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来评价。在毛泽东身上，有着较为鲜明的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毛泽东从少年、青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有关，也与他一生中坚持学习有关。毛泽东的家乡离曾国藩的家乡不远，毛泽东的母亲就是曾国藩老家那里的人，因此，毛泽东小时候应该受到过曾国藩的影响。毛泽东23岁至26岁时，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在那里旁听和读书。岳麓书院诞生过曾国藩、左宗棠等一大批湘军首领，力挽狂澜地改变了晚清的历史。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曾经是岳麓书院的教师，因此，毛泽东较多地受到岳麓书院的影响。在创建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为湘军制定的“爱民歌”很像；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为抗大的题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也与岳麓书院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所题“实事求是”，并将其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这四个字源自于汉朝，很早就式悬挂于岳麓书院；而岳麓书院从北宋初年起，就是儒家文化一个重要发源地。成年以后的毛泽东长期坚持读书，并且大量阅读中国古籍，因此，毛泽东身上有着明显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说毛泽东是一个儒生，并没有说错，但是不够准确。毛泽东不是被狭隘理解的儒家知识分子。
毛泽东同样是受五四影响的一代新知识分子，他欣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重视体育和强健体魄，也阅读很多西方著作，晚年还坚持学英语，因此，毛泽东同样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个现象实际上反驳了关于“儒家知识分子一贯保守”的观点。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除了曾国藩、左宗棠等出身于岳麓书院的儒家知识分子外，李鸿章、张之洞、严复、郭嵩焘，包括更早的林则徐、魏源等人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开放的胸怀。辜鸿铭早年完全受西方教育，成为张之洞的幕僚后，在加入到洋务运动的同时，并不影响他最终折服于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儒家知识分子同样具有开放意识，并不是封闭保守的。这一点也反映在在毛泽东身上。作为知识分子，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并不是科班出身，既非传统科班，也非西方科班，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总结，这使得毛泽东将东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而非只是从书本出发的书呆子。有人说正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科班的身份，因而对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有偏见或仇视，这种说法很标准地属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毛泽东的上述特征，使得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几十年间，能够吸取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联系中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并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决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能够获得广泛的民心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结合中国现实、灵活运用东西方文化的成果的必然。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融洽关系并不是一种表面姿态，而是真诚的。新中国成立后，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军事人才并不完全适应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需要，因此，毛泽东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的管理。但是，毛泽东遇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这个深刻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和定位，与西方文化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明确要求知识分子直接介入国家的管理，而且要求知识分子以一种“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承担起“天下”的责任。但是，西方文化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更多是在政府之外批评、监督政府。造成这两种知识分子观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政治要求政府就是独立、公正的，而西方政治下的政府往往是利益集团组成的政府，独立、公正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批评、监督的姿态。西方政治以及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严重影响了五四以后大批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缺乏与中国现实结合的状况下，很多人都生搬西方理论，理论脱离实际，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轻率地做出批评，无法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从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于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一个很不理想的局面：依靠打天下的军事精英来管理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显示出不足；依靠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来管理国家，他们的政治理念又往往脱离中国现实，除了纸上谈兵外，还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自己不做具体事务，却对具体干事的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由于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干事的人的确有很多是来自打天下时期的军事人才，贯彻执行有余，专业知识不足，使得知识分子更有了批评的理由。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在西化思潮的严重影响下，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之后也没有多少有实际价值的办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毛泽东才提出要改造知识分子，要理论联系实际，要避免本本主义。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应该承认，毛泽东当年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并没有错，在具体手段上有所偏差，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
将一个农业中国尽快建设成为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期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理念和制度实践，对于决策层和知识分子自身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毛泽东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却没有及时形成造就合格知识分子的有效办法，在具体手段上有点操之过急。对于教育体系和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由于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远离了中国传统，也远离了中国现实，在中国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偏废，从而并不能使他们的书本知识有效地符合中国现实的需要。因此，打天下的“大老粗”能力不足，被寄予希望“坐天下”的知识分子同样是跛足、头重脚轻，毛泽东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尝试着寻找平衡和突破。例如，让“大老粗”们学文化，让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都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合适的结合点。
要真正造就一大批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现代知识分，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并不是短时期就能收获成果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求现代化这一大背景下，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理念、制度、内容？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否依然有合理之处？西方教育是否可以照搬？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只能是不断地尝试。毛泽东年轻时比较过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西方学校教育的优劣，晚年也对中国的现代化教育提出过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些都是连贯的。传统教育有它的优缺点，西方教育同样也有利弊，毛泽东主张对于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观念没有错，具体甄别和手段上并不完善，这也情有可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受了一点委屈，便从个人出发，从狭隘地否定毛泽东的具体做法开始变成全盘否定毛泽东，却不愿理性客观地看待毛泽东真正的出发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开放与坚持的共存，两者缺一不可，任何偏废都不可取。不管世界如何变化，知识分子真正的立足点必须是中国现实，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依然可以作为对当今知识分子的要求。罔顾现实，照搬书本和理论，往往会遭遇现实的反抗。此类教训，在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过程中，已经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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