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扫盲

我们去扫盲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什么“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反击右倾翻案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是如雨后春笋。但我对这些运动的印象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这些“理论”的来源则是村子里房前屋后石墙上的标语。最能表现我的参与精神的政治运动则是文化“扫盲”运动。1974年好像刚上小学二年级，暑假后的某一天，老师在班上宣布了一项决定，大致意思是说，为了减少农村的文盲和半文盲，要从我们班挑选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村子里的义务扫盲队，时任班长兼学习委员的我就理所当然地被选中了，领队的是插队落户的青岛“知青”。于是我就跟一个叫大李的女“知青”分到了一组，老师带我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又领了一本用于扫盲的书，扫盲工作就算拉开了序幕。

为了时时处处都表现自己是个很听话也很有水平的孩子，这天晚上，我草草地吃了晚饭（实际上饭桌上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快速来到村里的“知青之家”找到了那位给我带队的大李姐姐，当时她正在教几个青年唱歌，由于我在音乐方面有先天不足之症，也没有什么兴趣，只听当中有歌词很特别，叫什么“喀秋莎”，（后来听说大李因教“知青”唱不健康的歌被上级调查过）就催促大李姐姐赶快出发，大李虽没有再继续唱下去，但我知道她是有些不太情愿的，因为当时她说了一句：“你这小嫚可真积极。”我当时还纳闷，她是怎么知道我的乳名的呢，“小嫚”是家里长辈对我的称呼，后来才知道“小嫚”是青岛人对小女孩的俗称。于是我们就向扫盲对象家走去，她的名字叫李翠芳，按照辈分和她丈夫的排行我该叫她四婶，此时好像我是个领队的，因为“知青”姐姐不熟悉老百姓住在哪里，而我却有先天的地域优势。很快我们就来到四婶家里。四婶家，一进正屋是伙房，地上堆满了没烧完的草，进入内室，四婶正坐在炕边给她的第四个小孩喂奶，我有礼貌地跟四婶打招呼，然后跟她说明了来意，四婶看我身后还跟着一名“知青”也就没好意思拒绝。（那时的知青在村子里政治上是很受宠的）等四婶喂完奶，我就打开“教科书”，准备好好地教教我的四婶。我就打开了教科书，但此时我才发现，她家里根本就没有可用来读书写字的地方。炕边是一张放满乱七八糟东西的桌子，炕上是还未来得及收拾下去的饭桌，饭桌周围是凌乱的孩子尿布。炕里边靠近窗台的地方是三个稍大点小女孩，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正跟两个妹妹滚作一团。四叔看到炕上的拥挤，就把饭桌端了下去，炕上只剩下那些凌乱的尿布，似乎有了些空余的面积。但很快快就被在炕里边的三姐妹占据。无奈，我们只好趴在炕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四婶就怀抱孩子站在我们边上跟我们学，刚开始，她学得很拙，发音也很不规范。四叔也不耐烦地在一旁训斥着四婶。我们也只好耐着性子一遍遍地教。过了一会四婶好像有了一些语感，发音准确了，识字的速度也加快了，我的心里也轻松多了，心头漫过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正在我一知半解的教四婶读“同志们务必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的时候，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气味从四婶身边飘出，四婶也意识到发生的问题。只见她把怀里的小女孩放到炕上，打开襁褓，原来是小女孩搞的恶作剧，她把大便弄得满小腿都是。知青姐姐忍受不了这种场面，就跟我递了个眼色对四婶说：“阿姨，今天就学到这儿吧，明天我们再来。”于是我们就往外走。四婶嘴里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这时一直在屋角抽烟的四叔出来把我们送到了门口。说：“我看，你们还是别费劲了，她脑子那么笨，又有孩子闹，学不成的。”借着月光，我看见了四叔脸上的伤感和无奈，但我不知道是因我们还是因四婶。

来到大街上我和大李姐姐道别，就各自回家。走到胡同头上，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借着月光，我看出是妈妈。我就喊了声“妈---”妈说：“你也回来了？我刚送秀兰她们走，她们来教我识字呢。今天我学了5个字，会读、会写还能默下来呢。”语气中，妈妈带着自豪。说着我们就进了家门，只见院子里还放着饭桌，桌上还有妈妈学写字用的本子和铅笔，我说：“妈，我看你写的字。”妈赶快回屋里打开门灯，借着昏暗的灯，我看见妈妈的书法，说是书法是因为妈妈写的字字体都不规范，笔画有些颤抖的痕迹，想必是妈第一次拿笔时心里有些激动，手上也就会有些拿不稳。看着妈脸上的笑容，我赶忙说：“妈，真好！比我写得好。”妈很吃惊地问：“真的？”我看出妈是很希望得到我的夸奖的，我就用力点头。妈脸上的笑容就更加灿烂了，这一刻，妈可真美，从脸上一直美到到心里。我想趁着妈的这股美劲，让妈再高兴一把。于是我说：“我提你默写一遍？”妈说：“好啊，没问题。”妈就像个小学生一样，端坐在饭桌前，等待老师的检查。我说：“农业。”妈想了一会先空下了“农”字，写了个“业”字，又想了一会说：“先往下默吧。”一脸的正经和严肃。于是我又说出“学大寨”三个字，妈是想了又想，笔在本子上比划来比划去，最终还是只写出一个“大”字，我看出妈脸上的焦虑和失望。妈抬头看着我，又像是自言自语：“我这是怎么了？明明都学会了嘛！唉，老了，脑子不好使了！”听着妈的话我心头也掠过一丝难受。我就帮妈把东西收拾好，就去睡了。现在想起那个睡梦中的夜里，对自己已没有什么记忆，只是我忽然想问，在我酣然入梦时，妈她睡着了没有？

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我遇见了到我家“扫盲”的秀兰，她见到我就说：“XX，你妈真好，学得真快，还拿西红柿和桃子给我们吃。”我就把她们走后我妈默字的过程说了一遍，我看秀兰并没有什么惊讶和不满。……

日子就这么长长而不无趣味地过着。

有一天，老师突然在班级里声明了一件事，说要到村里去游行“扫盲”，让五年级的大同学带头喊口号，我们跟着喊，老师要求我们要放开喉咙尽情地喊，谁也不准偷懒。很快我们就排好了队，跟在五年级的大同学的后面出发了。当时心里真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觉得自己就要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了。我们一路走街串巷，一路喊着口号，很快我们就很失落，因为口号无非是“识字有理”“识字有功”“识字光荣”，单调而枯燥。老师也似乎看出我们的厌倦，就灵机一动想出一招说：“咱村杨春林家共有八个孩子，现在那四个小的当中只有一个上学，其余三个都没上学，肯定是文盲了，走咱们到他家门口喊去。”我们一听马上有了新的兴趣，于是就一口气来到杨春林家门前。老师指定五年级的一个大男孩（我二哥）说：“XXX，你带头喊。”我们以前也游过行，喊过口号，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新鲜而刺激所以无论是领喊的还是跟喊的，都分外卖力。看来一股“扫盲”宣传的新热潮就要掀起了。我们在杨春林家门口热情高涨地反复喊着这三句口号，但无论我们怎么喊，杨春林家始终没有什么反应，此时老师心中也许产生了鲁迅先生孤独呐喊于荒原的感觉，就说：“我们把口号再加上两句‘不识不行，非识不可’。”这下我们可乐坏了，尤其是平日里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更是拼了命地去喊。正当我们陶醉在老师的创造力和自己的胜利中的时候，突然，杨春林打开了他家的街门，一脸怒气地吼道：“哪个说的不识不行？我就不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们识几个字了不起了？”我们全被这突然地变故吓呆了，领头的也不敢喊了，老师也一下子僵在了那里，我们这些跟喊的也面面相觑，当我们忽然明白是闯下大祸的时候，不等老师的指示，一下子就落荒而逃了。这一次“扫盲”游行就这样没有了收场，至于老师最终是怎样应对那个场面的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事之后，我有短时间的挫败感。

对于我和大李姐姐到四婶家的“扫盲”和秀兰们到我家的“扫盲”，我已经没有了后续的记忆了，村里的文盲当时到底被扫掉了多少，到目前我也没看到“官方”数字，也许数字是有的，只是被报到了上级，我不知道也无需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确切地知道：妈面对大街小巷的标语和县城里张贴的法院告示时还是很无奈，赶集时在作粮食交易的时候，最拿手的还是她的口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