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冲上来了

　　“发展组”蓝图

　　1980年夏秋之际，从安徽调查包产到户情况回来，陈一谘在北京各论坛和沙龙中作了很多场报告。后来周其仁回忆，“在一个聚会上，我们听到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原来农村也存在迅速改变的路径！”在这个聚会上作报告的，应该就是陈一谘。

　　在各处作报告的同时，陈一谘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发展组”。

　　当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副书记的教师杨勋回忆起1980年的那个夏天：“暑假过后，陈一谘约我去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农经所副所长王耕今家。”王耕今，这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中共老党员，时年已届70岁，但他却与这群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

　　同陈一谘一起去王耕今家的还有王贵宸。陈一谘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文章报中央。杨勋说，“我为陈的大胆设想叫好，表示将全力以赴，并建议利用学生暑假，组织志愿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执行。”王耕今对这项农村调查计划表示支持，大家还就如何组织和争取领导支持等出了不少主意。

　　正是那次谈话决定了不少青年人的前途和命运，因为，这次谈话勾画出了中国农村发展组的蓝图，杨勋所说的“学生”们将作为发展组成员，参与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当时，“发展”一词刚刚兴起，可能是何维凌翻译进来的。何维凌，毕业于北大技术物理系，“文革”期间与同学胡定国合写“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狱，平反后成为北大化学系的教师。当“文革”中人们还陷于苦闷和彷徨时，他已经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的理论书籍。对于日后的发展组，他是一个思想的先行者。

　　陈一谘则在发展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天赋。陈一谘是“文革”前大学生，对农村基层很熟悉，他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学历史系。他考虑问题很周密，很实际。杨勋，这位自称“不安分的”北大教师，在“文革”中曾因为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与何维凌成为难友。她与陈一谘相识，是在北大校园。那是在1980年，当时她碰见何维凌，何介绍了走在身边的陈一谘。

　　几天后他们再见面。陈一谘问杨勋：人民公社的管理问题，是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杨勋当时正在编写农村互助合作史这一章教材，深知人民公社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体制，顺口答道：“人民公社本身前途未卜，说不定，不等你作出研究成果，人民公社就不存在了，你研究它干什么？”她建议，还不如研究人民公社的存亡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农村正在兴起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问题。1980年就对人民公社“判处死刑”的杨勋后来成为“发展组”元老。当时，她48岁。

　　孙方明回忆，发展组的成型是在1980年的10月。当时，发展组由杨勋代表，以课题组的形式，与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的代表陈一谘签了一个“农村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就表示从此有这么一个组了。”孙说。

　　有了蓝图后，这群年轻人开始付诸文字和行动。《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是一篇长文，可以看成是发展组的一个宣言。文章说，关于中国农村问题，“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流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名词之争；另一方面，现实应用的研究，又往往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这样的理念研究难以指导复杂的实践，根据这样研究制定的方针政策难免反复多变。……人们发现，当科学家们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时，决策者们却正苦于无人提供系统的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案。”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代表当年最新思潮的“三论”中的“系统论”已经跃入他们的视野，将成为他们新的研究方法与工具。

　　研究组成立起来，需要有活动空间和经费。先是杨勋利用自己在学校的影响找到图书馆馆长谢道渊，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30个借书证。这样，发展组的成员们就可以自由出入北大图书馆和北大校门了。

　　有了北大这块根据地，陈一谘开始在人民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师大、民族学院和外语学院等广招高年级学生。他把杨勋的电话地址通知给各校的学生头目，让他们将申请加入发展组的个人自荐资料寄给杨勋老师。这样也是为让学生家长们放心，这不是一个“非法组织”。

　　“这种课外研究活动对于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快就招来三四十人。”杨勋回忆说，“他们多是“文革”后翻身的中高级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这里除了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人大的人最多，包括杜鹰、白南风、周其仁、白若冰、陈锡文、白南生等。

　　江北辰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他父亲是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他加入发展组带动了北京经济学院不少人，如王文重、李庆曾、杨冠三等。民族学院的谢扬，外语学院一位王亚南的孙子都是自荐申请加入发展组的。外语学院的这位学生申请时还附上他对台湾土改的一份研究成果，杨勋回忆说，“那执着的热情和流畅的文笔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美国学者凯瑟琳·奎塞在其一本专著中提到过发展组选人的标准：“‘发展组’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人必须在农村有五年的经历。”在采访中，当年“发展组”的成员们说，其实并没有这一条规定，但的确要热爱农村调查才行，当然在农村待过，会更容易进入。

　　过去两年中，这些从农村插队回来的年轻人就经常在一起研究农村问题、中国问题，很多人的交情在“文革”中就已建立起来。发展组基本上是把原有业余性质的沙龙，变成一个正式组织。

　　1981年2月11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招待所正式成立。有50多人参加会议，一共开了五天。工作报告是陈一谘委托江北辰做的，会上大家对课题研究和分工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已经明确地感到农村问题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而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孙方明回忆说“也即今天人们说的‘三农’”。

　　这次成立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和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

　　邓力群在会上的讲话，让孙方明印象深刻。邓说：“我希望你们这批人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扎实实去做调查研究。”邓力群还谈到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省里推行包产到户，孙方明记得邓力群对此的态度十分开放，“不要宣传，尽管去搞。”

　　会议结束那天，杜润生发表讲话。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还对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周其仁在回忆到这段话时，说这话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那天到场的许多“发展组”成员，杜润生已经认识。通过白若冰，他很早就知道人民大学有这么一个青年群体的存在，还把这些“毛头小伙子”们约去交谈。

　　虽然比这一代青年年长三四十岁，地位更是悬殊，杜润生对待他们却不拘一格，很快成为忘年交。翁永曦回忆起自己认识杜润生的过程：“我那时还在《中国农民报》当见习记者。有一天，报社主编有份材料送到国家农委，交给杜润生，报社找不到人，就让我去送了。去了以后，见到杜主任。当时他眼睛直视着我，说，‘你在农村插队这些年，你对农村政策有什么体会啊？’”

　　“我当时随口说了两句，我说第一个感觉就是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大，务农无利可图。国家要富，就要让农民先富裕起来。他说，‘你还有第二条吗？’我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个人服从集体。但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杜润生听了没说什么。不久，翁永曦接到一纸调令，他被调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直接到杜的手下工作。

　　邓力群当年对发展组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组的成员们回忆，邓力群对发展组的支持非常关键。在发展组成立后，邓力群曾对北大经济系主任胡代光说，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搞一间办公室啊？后来，发展组并没有向经济系借房，而是用课题费以每月租金200元租了北大招待所的一间办公室。

　　当时的发展组并没有正式编制，以承接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的形式存在，成员也都还是以业余为主。发展组的第一笔课题费，就是由邓力群通过中国社科院系统批下来的。“一共19000元，分两次给的。”孙方明说。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个小数目，杨勋估计，“可能相当于现在的20万吧！”她记得，“那是我和陈一谘在邓力群家，邓当面打电话，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到他家定下来的。”

　　后来，1981年暑假发展组去安徽滁县调查时，国家农委又拨下来8000元，是杜润生签的字。

　　为什么这些共产党中的老资格政治家，当时会对这样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如此支持、如此器重？罗小朋这样解释：“像邓力群这样的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在回到权力岗位上之后，他们不信任四人帮留下来的官僚系统，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中共高干，他们的子女成了最亲密的顾问，成了他们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渠道。这是当时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

　　当然，这些年轻人也已经展现了他们的责任心和能力。多年来，农民一直自发地触及包产到户、解放生产力的要求；中共内部也已有改革现状的决心；最后发展组这批人参与推动。翁永曦说：“三个巴掌都拍响了”，一场大变革启动了。■

　　本刊记者臧博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