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时间:2010-09-27 作者:约翰•刘易斯（美国）、薛理泰（美国）  　　（文章原标题：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苏联核袭击计划胎死腹中）
　　1969年深秋，中国核导弹部队（二炮）进入了全面核战备状态，这在二炮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次核危机在中国乃至全球安全层面产生了若干后果：北京权力架构的震动，军队指挥、控制系统的重组，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的改变，以及对核威慑和全球稳定产生的广泛影响。
一条还是两条战线？
　　1964年伊始，毛泽东明显地表达了他对莫斯科的敌意。中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的文章。3月31日，中共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第八篇文章。7月14日，又发表了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第九篇文章。在这年十月，赫鲁晓夫被苏共领导人罢黜以后不久，中共继续抨击这位前苏联领导人。
　　苏联威胁超过美国
　　通过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披露的内情可知，早在1965年初，他已经下决心清算刘少奇及其追随者了。毛的准备工作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毛泽东把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出自中共内部的威胁两者联系起来看待，并且越来越怀疑存在着一个内外勾结的针对他本人的政治大阴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使得他对莫斯科的怨恨火上加油。有一则故事反映出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之深：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个贴身卫士剃了光头，就下意识地把卫士的光头同赫鲁晓夫的秃头联系起来，再三问卫士长为什么那名卫士非要剃光头。此后，在他的随扈人员中，剃光头便成了禁忌。
　　1964年，毛泽东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这两项决定及其贯彻执行预示了中苏国家关系迟早会转变为军事意义上的敌对状态，由此产生的影响赓续十年以上。
　　其一，防御重点由南移北
　　毛泽东提出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改变了防御的重点方向。
　　长期以来，中央军委遵循的战略方针是“北顶南放”。“北顶”是指从鸭绿江到浙江象山湾的沿海一线要顶住，不让敌人登陆上来；“南放”是指从象山湾直到广西沿海都可以放敌人进来。防御的重点是东北地区。这是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出的然后获得毛泽东批准的既定的军事战略方针。
　　除了地域划分以外，“北顶南放”还有一层战略涵义，即北边有苏联老大哥撑腰，可以背靠苏联顶着，然后在南方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反攻歼灭之。后来随着毛泽东与莫斯科渐行渐远，中苏终于反目成仇，这层战略涵义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提出新战略方针“应付四面八方”，准备在多个战略方向对付可能入侵之敌，也就是说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针对“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是否管用，他说“我看不一定”。他指出，“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
　　制定军事战略方针，须明确战略方向，随之有的放矢地从事战场建设。历来兵家用兵，兵力部署切忌分散。“备多力分”，为兵家大忌。毛泽东一贯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列为十大军事原则的第四条。以毛氏过人的精明，岂有不清楚“处处戒备”，没有突出重点，也就是“处处没有戒备”的道理？然而，当时美国日益介入越南战争，南疆烽火连天，北京同莫斯科的纷争却仍然局限于“打笔墨官司”的阶段。他清楚，眼前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会接受把苏联列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直白地讲出，必然会引起猜测，节外生枝，干扰他内定的战略部署，所以他不便一下子说明白。
　　他的意图是通过“吹风”警醒其他领导人，中国的大敌不仅仅是美国和台湾，促使他们把注意力从南边和东南边引开到其他方向，然后再逐步使之倾注于北边的苏联。他提出了新的主张，尽管不同于往常，战略调整却是逐步付诸实施的，这样他的主张便于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接受。他明白，一旦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军队防御的重点方向势必随之改变，逐渐专注于北方。一旦解放军兵力部署成型，中共党内高层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以如此明确的口吻隐喻“中国赫鲁晓夫”可能存在于中南海，自然大大加强了极左的政治氛围，几乎搞得中共高层人人自危。
　　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这是他首次正式地向中共领导层提出中国可能同苏联打仗的问题。
　　毛泽东在同外国友人谈话中，探询苏联军队进攻中国的可能性，透露了他思想深处的心腹大患。他在接待同克里姆林宫有接触渠道的外国访客时，似乎不经意地多次提到这个问题。10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问道：“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你看有可能没有可能？”
　　其二，产业移向西南三线
　　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三线”的运动。
　　1964年11月，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将要害工业和科研设施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内陆省份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把云南、贵州、四川列为“三线”地区。大规模迁移接踵而来，许多国防工业、科研设施甚至大专院校搬到了三线地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评断，这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毛泽东发动“三线”建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备有朝一日苏联会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害设施迁移到新址，却靠近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空军基地，都在美国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这说明，当时毛泽东认为在今后一段期间，中国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空中打击，尽管他嘴上还在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例如中央经济计划部门在拟定“三线”建设规划时，起初把甘肃省酒泉和四川省攀枝花同时列为建设一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最优先考虑的厂址，偏向于前者。酒泉镜铁山钢铁厂预计投资人民币十二亿，已经投资两亿多。不过，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将之建在攀枝花，因为酒泉还是离苏联太近了。可是攀枝花却相当接近美国在泰国和南越的空军基地。涉及国防工业布局，当时的原则是只要能够远离苏联空军基地就行，哪怕靠近美国空军基地亦无妨。看来毛泽东早已把苏联视为中国未来的头号敌人。
　　毛将矛头指向党内
　　毛泽东开始着手调整他对越南战争的战略评估。据前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回忆，当时河内催促中苏组成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战争的联合阵线。他与周恩来、彭真等人就此设想举行了会谈，周、彭等人同意了他的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也同意了越方建议。岂料毛泽东予以峻词拒绝，并且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一个阴谋。
　　他担心一旦中苏建立反美联合阵线，大敌当前，中共党内必然会出现加强团结对付外敌的呼声，就会妨碍他在国内大规模整肃党内政治异见者的战略部署。况且，一旦北京同莫斯科建立联盟，彼此紧张关系会随之缓和，势必妨碍他以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罪名清洗党内“修正主义分子”。
　　1965年，毛泽东指出“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似乎说明了他也曾经正视过来自两个战略方向的威胁。这个说法好像反映了他从最坏情况着眼的习惯思路，不过，也更有可能是他采用的障眼手法，以促使高官逐步将视线从东边移往北边，因为既然他已经下决心对中共领导层动大手术，就不可能同时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这根本违背了他历来强调的“决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出击手段。
　　毛泽东要关门打狗
　　毛泽东迅即命令军委把防御重点从南方、东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三个北部地区（三北地区）。军委将工程兵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调到三北地区，在当地主要作战方向迅速构筑各种防御工事。他甚至催促工程兵在华北平原上构筑若干“人造山”，在上面修筑炮位和防空火力点，以减煞苏军装甲部队在战争初期的凌厉攻势。
　　他还嘱咐当时尚存的解放军八位元帅中的六位进行战略研究，认真考虑一下，中国应该如何“在东北打一场反侵略战争”，对付入侵的苏军。1965年11月11日，北京发表一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冷峻地指出，在当代，在中共、苏共之间，存在着足够的因素促使它们分裂，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促成它们的联合。
　　这段期间，毛泽东数次发表了针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措辞强硬的言论。可是，根据他把三分之二的工程兵调到三北地区的军事大动作，可见他的“反美”论调只是旨在应付党内的不同观点。
　　1966年3月，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断然予以否决。他指出，“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他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挑战策略”，还声称“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而已。
　　毛泽东决定“关门打狗”，势在必行。显然，不管北京以什么理由同莫斯科和解，都会削弱他企图采取非常手段在中南海围墙内整肃“修正主义分子”的理由的正当性和行动的可操作性。
中、苏边境冲突
　　1966年初，苏联和蒙古新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军加强了驻扎在蒙古前沿的装甲部队和战略火箭部队。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多公里，而中、蒙边界中国一侧地势平缓，便于装甲部队快速行动。苏军的部署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的判断的正确性。
　　北京评估苏联威胁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时，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他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中国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同年，毛泽东在同解放军几位元帅讨论有关问题时，对苏联军事威胁的估计趋向于更加严重，他预言莫斯科将在两年内进攻中国。次年，军委决定将38军改编为快速反应部队，并且把内蒙古军区的编制从大军区降低为省军区，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以便北京军区在战时给予有力支持。
　　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果然在1968年8月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次对付的目标是捷克。苏军入侵捷克以后，北京对苏联入侵中国的可能性的评估立即升级。
　　军委决定伏击苏军
　　1968年底至1969年之初，苏军日益频繁地闯入两国发生争议的乌苏里江珍宝岛。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制订一项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实施伏击式的反击战计划。沈阳军区从三个野战军中挑选了三个加强侦察连，两三个月内进行高强度的特种训练。
　　1969年2月19日，总参和外交部同意了沈阳军区的作战计划。军委在批准这份计划和有关的作战命令时，规定指挥权直接归属军委。反击战有个前提，即苏军再次闯入珍宝岛启衅；如果苏军不闯入珍宝岛启衅，则反击战计划停止执行。
　　据情报，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引起中方格外的警惕。军委的上述决定与此不无关系。
　　作为中国军队加强战备的一项重要措施，1969年2月，38军改编为38摩托化军，全部官兵及装备给养可以由各种机动车辆装载。军部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军直辖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每师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稍后，66军也具备了摩托化能力。这两个军可以对闯入中国纵深之地的苏联装甲部队实施有力的反突击。
　　军委直接掌控战局
　　边界冲突前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各自率领一个小组留在设于京西宾馆的北京指挥所随时待命。前者汇报战况并且控制战斗规模，后者则掌握国际情报并报告国外反应。
　　这两个小组与军委作战系统的将军们──包括总长、一名主管作战的副总长以及来自总参一部（作战）、二部（情报）、三部（电子侦听、破译）、通信部和机要局的高级军官──紧密合作，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这时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对这场战斗涉及的军事、外交层面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
　　毛泽东经常授权周恩来指挥中国军方的紧急行动，尽管当时周恩来甚至不是军委的正式成员。如今，“文革”处于关键阶段，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新挑战，另外，毛授权周处理军事，也是为了抑制林彪的势力。
　　冲突被置于军委直接控制下。毛、周对战局及国际反应有着一手资讯。相比之下，苏共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正在国外访问，被这场冲突搞得不知所措。直到3月6日，苏共政治局才得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由此产生的后果。在战略决策层面，莫斯科稍逊一筹。
　　北京控制冲突规模
　　1969年3月2日，在前夜已经潜入珍宝岛上埋伏的解放军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突然发动攻击，毙伤苏军官兵60多人（据苏联公布数字，苏军死亡31人），解放军死伤52人，并有一人失踪。
　　苏边防军侦察分队的观察哨距离珍宝岛仅80公尺，却没有发现解放军已经上岛埋伏。苏军缺乏夜视装备，无从发现解放军趁黑夜上岛。苏军军官认为，中方选择战机得当。首先，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雪，遮盖了中国军人行进的痕迹；其次，3月2日是谢肉节，苏联官员邀请苏边防军指挥官去联欢，战地同指挥所联系不畅；最后，时值周末，苏边防军航空兵停飞。
　　3月15日，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战斗爆发。中国军队打退了苏军对珍宝岛的三次攻击。苏军死伤140人。临战前，中国军队没有在岛上部署多少人，当苏军坦克、装甲车密集登上岛时，中方即给予猛烈炮轰，结果中方死伤仅39人。
　　16日夜，毛泽东、林彪开会讨论。毛在会上说：“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这番话反映了他欲藉此平息国内派性武斗的想法。针对边境冲突的发展方向，他给予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他还指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要防备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摧毁中国核设施。当初苏方为中国安排核设施布局，对此了然于胸。毛自然不能排除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
　　总参截获苏联机密
　　在3月15日较大规模的冲突之后，克里姆林宫一再试图与中南海联系。一次，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经由连接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热线打电话给毛泽东，但是中国接线员拒绝为他接通。
　　据前中办主任杨尚昆回忆，苏共、中共架设的这条热线将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连接起来，中方终端设在中办。另一条热线把中苏两国外交部连接起来。当初中苏之间设立两条热线，是为了在对付西方军事压力时可以紧急磋商，如今这两条热线反而成为双方互相摸底的一条途径。
　　3月21日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使用了连接苏中两国外交部的另一条热线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终于同正在值班的一位高官李连庆进行了交谈。柯西金说他希望与周总理谈谈。李连庆记下柯西金谈话的要点，作了汇报。当天半夜，柯西金还授权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紧急地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内容相同的他的信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中国应该作好谈判的准备。
　　就在柯西金打电话的当晚，总参三部已经将截获的柯西金给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华使馆打的两通电话的内容，包括柯西金在电话机旁同身边的苏联翻译的对话，一概予以录音、翻译，甚至连反映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速去中国外交部递交信件时的迫不及待的情绪的语助词都翻译了出来。柯西金担心两国冲突扩大的焦急心情跃然纸上。三部写成一份绝密报告，分别送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单凭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尽快同中国外交部取得联络时的急躁情绪，毛泽东就确定部分苏联领导人根本不想扩大冲突。次日黎明，他同意授权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联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由两国进行谈判的建议。
　　毛说仗打给美国看
　　“文革”中，毛泽东迈入老年。他在孤独的心态下，对国际问题顾问群隔膜越来越深，反而愿意在身边人面前吐露心声。最早知道毛泽东开始改变大战略观念的居然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同护士长之类的身边人士讨论涉及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晚年思绪时常天马行空，内心不免孤独，他同智囊群逐渐疏远，有时倒是愿意同身边人讨论一些战略问题。这些学者对于毛泽东晚年的决策环境是相当有隔膜了。据熊向晖回忆，毛时常同吴旭君讨论国际时事，比如中国大概在何时可以进入联合国之类的问题等。熊身兼中国高级情报官和外交官之职，自然了解毛晚年的决策内情。         据吴旭君回忆，在珍宝岛冲突以后，毛泽东一边阅读战报，一边自语：“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吴旭君问：“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回答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显然，在毛心目中，北京的钟摆即将倾向华盛顿。
　　关于苏联加紧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的报告接踵送至毛泽东的案头，又把这位主席从浮想联翩的遐思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他批准军委有关将中国进入越南对美国空军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调回中国北方的报告，以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空袭。截至3月底，中国空军入越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被调回国内；中国陆军入越作战的野战高炮部队也在4月被全部调回国内。
　　自1965年至1969年，中国空军先后有26个高炮团、9个探照灯营、14个雷达连进入越南作战；陆军先后有37个野战高炮团进入越南作战。这批部队富于实战经验，调回国内必然会加强防空力量。另外，中国将入越作战的全部高炮部队从“反美前线”调回国内以防备苏联空袭的决定，也反映了北京对于来自境外的最现实的军事威胁的认知。
　　其后，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和蒙古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加速军事集结，并声称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苏军又将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调任远东军区司令，这项人事任命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加上苏军鼓吹“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具有无限度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核导弹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毁灭性的核回击”来对付中国。北京认为，此类行动是苏联将对中国先发制人地进行核打击的前奏曲。
　　林彪派系急剧膨胀
　　从6月20日到7月4日，军委办事组召开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来自三北地区四个大军区（沈阳、北京、兰州和新疆）主管作战的负责人，商谈如何对付苏军入侵。7月2日，林彪出席会议时，指示“酒泉和包头的核燃料厂必须在1970年前搬迁到三线地区”，一度搞得核工业部门人心惶惶。
　　6月，毛泽东命令军委办事组举行座谈会。他告诉将领们“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接着说“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会上，办事组为国防建设计划“定下了盘子”：1969年战备费用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各自在上年基础上递增15%和16%。
　　从6月中旬到7月上旬，总参召开了全军战备通信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确保战时通信畅通、通信保密。接着，总参又命令通信兵铺设一个全国地下电缆网。
　　毛泽东尝试引导华盛顿在中苏冲突中作出偏向中国的姿态。他嘱咐周恩来在本年度杜鲁门决定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七舰队的周年时，要以沉默而不是强烈抗议对待之，不要突出宣传反对美国干涉台湾的活动。
　　他决定大幅度裁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机构官员，21万名官员从北京被遣送前往各地五七干校。他还批准由空军、海军及总参、总后等直接接管国防工业口的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以及中央气象局、国家测绘总局。
　　全国战备趋于白热
　　6月30日，高级将领在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上要求大大增加军械工业的资金。总后部长邱会作（兼任副总长和政治局委员）表态同意，并主张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弃之不顾。国家计委官员袁宝华和顾明力劝周恩来不要让别人破坏那条指导方针。周恩来生气地说：“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战争）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6月，北京命令各省、自治区成立战备领导小组，在各自辖区的战略后方即“小三线地区”制造轻武器，督促战争动员和民防工作。全国战备处于紧急气氛中。
　　在若干省份，派性武斗妨碍了战备工作。7月23日，毛泽东批准发表中共中央布告，要求山西省两派群众组织解散武斗组织，上缴武器，拆除一切据点。解放军出动小分队，强迫收缴武器弹药，不久派性武斗停息了。中共中央又将这份布告传达到其他省份照办。在边远省份，效果不彰。
　　夏末，中国战备工作已趋顶点，而强调美国军事威胁的文章却几乎从媒体销声匿迹。7月11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签署的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研究报告交给了周恩来，他们在报告中得出了结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军委已经把战略使命讲得清清楚楚：“当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要把苏修放在第一位，把重点（从对付美帝）转到对付苏修方面来。”毛泽东的战略预言实现了，中国战略防御方向就剩下一条北方战线了。
军事危机升级
　　这年，美国修改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条例，启动了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的过程。7月，尼克松总统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转达他的观念，即“美国不应该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安排”。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些信号，不过他没有高估它们的意义。更令人信服的变化迹象直到那年秋天方才到来。
　　解放军分队遭全歼
　　几个月以来，苏联领导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讲话，指责中国阴谋对苏联发动核突袭。由于他们清楚中国并没有向苏联发动核突袭的能力或意图，中国安全专家得出结论，即莫斯科有意通过这种指责让世人作好苏联要发动核突袭的心理准备。“熊向晖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1992年出版，第65页。）中表示困惑：为何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相信两国之间的军事摊牌为期不远了，却对莫斯科诉诸这种宣传手段的真正用意掉以轻心。”
　　8月，中、苏军队在新疆境内爆发了一场小战斗，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早在4月，毛泽东鉴于苏军上月在珍宝岛同解放军发生的两次冲突中吃了大亏，通过军委办事组警告新疆军区，苏军在两国边界东段吃了亏，可能会想在两国边界西段的冲突中捞回来，务必警惕。
　　7、8月份，新疆军区部署在前沿的一个情报站发现苏军在边界对面调动频繁，电讯剧增，判断近期苏军会有异动，于是向军区作战部作了汇报。军区司令龙书金4月在北京拜访林彪时，林彪向他交了底，认为中苏不可能爆发大战，所以他没有重视这份情报。8月13日，苏军在新疆境内铁里克提伏击全歼了解放军一支巡逻分队，打死38名官兵。数天以后，毛泽东授权军委办事组发布命令，向全体担任负责职务的军官发出警告，违令者将给予严惩。
　　莫斯科实施核讹诈
　　事态发展迫使北京体会到了莫斯科“核讹诈”的巨大压力。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闪烁其辞地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将不排除发动核突袭。苏联外交官则轮番地接近美国智库人士，尝试就美国对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反应进行摸底。8月27日，外电报导，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9月16日，一位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间新闻》上发出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核突袭的试探性的警告。
　　至此，中南海认为，上述警告决不仅仅是虚张声势。8月28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由其设在总参作战部的办公室承办日常工作。全国深挖防空洞的热潮随之而来，说明北京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空袭可能迫在眉睫。同日，毛批准公布中共中央命令，号召边疆军民要准备打仗。这项命令措辞严厉，要求立即停止派性武斗。同日，军委命令三北地区所有作战部队处于紧急战备状态，在战略要地和关键部门赶修足以防御核突袭的地下设施。
　　毛泽东指示总参重新评估苏联究竟有否可能发动突袭。总参在报告中表示，苏联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不很大”。其他高级助理却告诉他，苏联在历史上向来有对敌国发动突袭的前科，苏联在上年入侵捷克就是例证。稍后，他对情势的演变趋向作出了悲观的估计。
　　中苏高层机场谋和
　　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飞赴河内吊唁。由于中国备战活动紧迫，周恩来没有在河内过夜，顶着雷雨的气候冒险返国。据前空七军政委焦红光回忆，由于雷雨天气作祟，最终周未能在当晚赶回北京，专机降落在南宁，周在当地下榻。
　　苏联也为中国箭在弦上的战备活动感到忧虑，推举柯西金出面同中国人接洽。他向北京转达了苏联对外交谈判的兴趣。他也赴越南出席了胡志明的追悼活动，盼望在河内能遇到周恩来进行交谈，却没有消息，他只能登机返国。在回国途中，他收到北京发出的通知，中方同意在北京机场与他会谈。9月11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议室同周恩来展开了为时3小时40分钟的会谈。双方讨论了诸如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边界冲突继续发生、两国大使返任以及双方为解决边界纠纷举行谈判等问题。北京机场会谈，对于制止这两个国家滑向一场核大战的深渊，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领导人曾经怀疑柯西金专机上可能运载着苏联特种兵，准备夺占北京机场，就像1968年8月苏联袭击捷克之初发生的那种情况。当柯西金的专机仍在空中飞行时，军委调动接受过特种训练的几个营保卫北京机场，还挑选了一批会武功的官兵驻守在机场跑道和大楼的周围。最后证明只是一场虚惊而已。
　　毛忧虑苏军核突袭
　　9月16日、18日和22日，政治局相继开会，对机场会谈进行评估。他们对下列现象感到忧虑：为什么周恩来向柯西金提出关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突袭的问题，柯西金却不置可否？为什么柯西金的专机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时，苏联领导人都不去机场迎接？为什么周恩来在9月18日写给柯西金的密信中提出了关于双方承担不使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武力进攻对方的义务的建议，苏方却迟迟不回答？这说明苏共政治局并未批准柯西金作出的关于缓和关系的若干承诺。
　　其他迹象似乎也在证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突袭。首先，苏联军方刚任命一位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为远东军区司令。如果考虑到苏军鉴于在今后中苏爆发战争时，苏军要靠战略导弹打头阵，需要先派一位熟悉导弹进攻战略的将军到与中国对峙的远东军区压阵，这项任命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其次，不久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指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他的话可能是意有所指的。这些迹象与前面提到的路易斯在9月16日发表的特别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联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莫斯科确实包藏祸心，“亡我之心不死”。
　　中国领导人认为，假若苏联企图发动突袭，从军事角度分析，难道还有比中国国庆节或者稍后苏联谈判代表抵达北京时更好的攻击时间吗？
　　前述四位元帅再次进行研究，写出一篇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在9月17日报送周恩来。他们认为：当前苏联“最大的战略顾虑”就是“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他们赞成在同苏联举行边界谈判的同时，考虑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毛认为美国靠不住
　　毛泽东同意这四位元帅的判断，不过，他对美国是否会直接介入迫使苏联罢手，仍持怀疑态度。他指出，“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动手，它才参战。”
　　从8月下旬到10月，军委将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往三北地区。例如，27军在8月下旬奉命由江苏无锡调至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宣化、延庆，以增援驻军65军，因为张家口是蒙古至北京之间的唯一的天然屏障，张家口以南就无险可守了。空军又在张家口部署了配备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的几个防空导弹营，以加强当地空防。10月，军委又将28军由福建调往山西，坦克第9师、高炮第67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24军由河北唐山移防承德、63军从河北调至山西、69军从山西太原往北移防大同。
　　军委采取一系列扩军的非常措施。1969年，军委新组建了三个陆军军部、18个步兵师，并且在步兵师的三种建制（甲种大师、乙种中师、丙种小师）中取消了丙种小师，原来的丙种小师都补充了官兵人数，升等为乙种中师，步兵人数增加了20.9%。军委又将原本附属于步兵师的多数坦克团改编为坦克师或者坦克独立团，以便在华北平原上迎战苏联装甲部队。工程兵部队由16个团增至34个团，其中多数调往三北地区赶筑地下掩蔽所。
　　毛泽东仍嫌战备工作不够扎实。9月17日，中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庆祝建国20周年的29条口号，其中第22条口号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条口号不算标点符号，也有82个字，已经不成其为口号了，而是向全国发布的紧急指示了。他在这一条口号中强调：全世界人民“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这反映了他对迫在眉睫的中苏核大战的评估。
全国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在整个9月乃至10月初，对苏军动向的情报分析加强了北京的信念，即苏军正在准备对中国重要目标发动打击。尤其在核导弹危机期间，毛泽东、林彪等人比较相信这些耸人听闻的情报。
　　苏联缺乏谈判诚意
　　9月20日，军委召开由各个军区、军兵种司令和政委参加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22日，周恩来对高级将领们说，“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随后数日中，会议厅中最常听到的言辞是“苏联袭击即将来临”。
　　迟至9月26日，柯西金才对周恩来9月18日的密信发出回信。他在回信中建议两国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谈判边界问题。中方认为，他在信中仅闪烁其词地表示“苏方已经指示边防部门保持同中国边防部门的正常关系”，显然从机场会谈时双方达成的谅解的基础上倒退了。中方认为苏方可能在谈判的烟幕下策划一场突然袭击。
　　9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刚出席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的高级将领时说：“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林彪指示与会者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林彪指示总参绘制了一张三北地区要图，挂在他的客厅里。他时而手拿指示棒，在图上指指点点，时而伫立在图前沉思冥想。
　　核爆犹如暮鼓晨钟
　　毛泽东下令在国庆节前进行一次氢弹试验，以显示中国领导人保卫祖国的决心和中国拥有的物质力量。在他的心头，苏军可能发动突袭的阴影显得越来越大。他想到了核弹吓人的作用。他重申，“既然核弹是吓人的，自然应该尽早爆炸”，又说“当量也应该大一些”。他向来喜欢豪赌，认为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引爆一颗大氢弹，无异于向莫斯科传递一个信息，倘若逼人太甚，中国不惜闹得个鱼死网破的结局。
　　9月23日，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和二机部奉命进行了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六天之后又爆炸了一枚当量达300万吨级的氢弹。尤其是后者，犹如暮鼓晨钟，给莫斯科的狂热分子当头浇了一桶凉水。不久，以苏联境内各战略要点为目标的配备氢弹头的中国地对地导弹增加至50枚。克里姆林宫中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
　　9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口头通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建议将边界谈判开始的日期从10月10日推迟到10月20日。这是为中国的军事调动争取充裕的时间。
　　9月30日，林彪把军委办事组几位负责人召来开会。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他指着地图说：“敌人从外蒙下来，直下兰州、西安，全国震动。”同日，林彪还命令空军立即将绝大部分军机从北京附近机场疏散到外地机场。他还认为北京市郊的三大水库犹如三大盆水，高悬在北京上空，一旦苏联击毁了水库的大坝，就会淹没首都。同日晚，他要求北京市尽快把这三个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认为仅在一天内就把水库的水排泄出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苏联击毁水库大坝的后果相同，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他出面中止了林彪指示的执行。稍后，在10月18日晚，即林彪向总参发布紧急指示的当晚，林又嘱咐秘书指示副总长阎仲川采取措施把密云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再次出面制止。
　　林彪骑马 江青开车
　　毛泽东身边的人士劝他不要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他却执意要上城楼。军委办事组采取非常措施，以策万全。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率领来自情报部和作战部的军官们，携带一部无线电台登上城楼，随时接收最新的空防警报。一架直升机停留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场上，随时准备紧急疏散毛泽东、林彪等人撤往西郊防空设施。
　　在一片肃杀的备战气氛中，即使在领导层，也难免人心惶惶。他们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采取了必要措施。平时林彪很少步行，连坐汽车的机会也不多。这时，他却在住宅的后院练习骑马，以便在尴尬的情况下骑马逃逸。有人说，林彪这么做，是为了恢复过去在战场上指挥三军的英雄气概，战时可以重返战场。可是，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也很少骑马，经常坐汽车。这时林彪年迈，身体健康状况又差，却开始练习骑马，自然是想对不测事件有所准备。
       江青则在她位于钓鱼台的住宅院内修建了一座防空洞，总后部长邱会作督率抢建完工。防空洞建成以后，放置了食品和饮水，她还去观看了几次。江青还抓紧时间，学习如何驾驶汽车，以便在“与苏军突击队遭遇时”，在司机、秘书、警卫均被杀伤的情况下，自己也可以驾车逃脱。
　　10月，毛泽东为了确保中央统率机关在战时的安全，批准将中央警卫局精简改编为警卫处，在军队序列中升格定为军级单位，并且将警卫处与警卫团合二为一。毛泽东以及其他五名政治局常委的警卫部队实行战时编制，反映出北京领导人的危机感。
　　绝密情报导致误判
　　国庆节过去了，苏军没有打过来。军方认为，苏军终究还是要打过来的，以有备无患为妥。10月5日至7日，林彪赴张家口视察防务。
　　对于中国外交部建议将边界谈判开始的日期推迟至10月20日的“口头通知”，迟至10月14日，柯西金才发出复信，通知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将在10月20日前抵达北京。这个迟到的答复使得中国领导人关于危机爆发的日期又有了新的看法。
　　10月中旬，毛泽东收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在边界谈判的烟幕下于10月20日大举入侵中国。紧接着，一份触目惊心的情报又自莫斯科发出，断言苏联工程师正在秘密改装那架运送苏联代表团到北京来的专机，使之能够装载配备核弹头的空对地导弹。苏联代表团前来北京是为苏军突袭打烟幕弹的目的似乎不言而喻了。当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以后，毛泽东就毋需更多的证明来作出判断了。
　　他究竟在何时获悉以上三份关键性的情报？中国资料没有提到。林彪在张家口逗留至10月7日，毛不可能在此之前收到这些情报，不然，即使林彪去了张家口，毛也会把他紧急召回北京。毛在10月15日决定前往武汉避难。鉴此，这些情报可能在10月8日至15日期间被凑齐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最紧急的那份情报可能是在14日呈交给他的，因为正是这份情报促使他决定在次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应急措施。
　　林彪不涉紧急疏散
　　毛泽东多次说过，“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这时，他的态度变了，授权林彪在10月1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策，并由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他的指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毛指示，多数中央领导人必须在10月20日以前离开北京。至于应变步骤，政治局赞同毛的决定，毛避居武汉运筹大计，林前往苏州策划军事，周恩来留京主持全面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核心机构迁往西山地下指挥部维持日常运转。
　　老干部被疏散离开北京，与数日以后军委前进指挥所发布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完全无关。况且，在这个命令发出之前，刘少奇、陶铸以及一批遭受关押、审查的领导人已经被各专案小组“迁出北京”了。不少老干部被疏散出了北京，阖家吃了苦，怨恨在心，又不敢嗔怪毛泽东，况且对当时的决策流程也不清楚，只能把这口怨气出在林彪身上了。
　　据当时担任中央警卫局长的汪东兴说，10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远赴武汉。起程前，他正在吃饭，江青来了，要服务员拿碗筷，想与毛一起进餐。毛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江青碰了一个钉子，很不高兴地走了。毛为了尽快离开北京，都顾不得同妻子一起进餐了。毛泽东毕竟是现实主义者，此刻他浮想联翩，对于即将悬浮在北京上空的核蘑菇云，他是避之唯恐不速的。
　　同日，林彪夫妇飞离北京经江苏硕放机场转乘汽车赴苏州居处南园。林彪秘书张云生提到林彪在10月17日抵达苏州，不确。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1974年5月）中指出，林彪在10月16日抵达苏州。
　　周恩来、黄永胜、江青将留在北京。周受权主持危机处理；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江青则自告奋勇留下，随时为毛提供消息。
　　总参前指移往地宫
　　10月16日，毛泽东授权军委办事组组建战略后备队，由43军、47军、空降15军和若干个坦克师、炮兵师和防空师组成。军委着力提高这支反突击力量的机动性，用来对付苏联入侵作战的“三板斧”（核武器突袭、航空兵和炮兵夹击突袭和坦克集群突袭）。
　　同日，总长黄永胜会见副总长阎仲川，命令他成立总参前进指挥所（前指），作为军委在战时的作战指挥中心。阎原任广州军区作战部长。1968年，黄从广州军区司令调任总长，次年5月他把阎调到总参，擢升为副总长，主持总参作战系统（由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和机要局组成），成为黄的得力助手。
　　前指大多数军官均来自作战部，并由作战系统其他部门的军官给予充实。10月17日，阎仲川率领前指人员撤往设在京郊西山山脉百望山底下的全国战时指挥中心。前指神经中枢在于这批作战系统的精华。这座地下掩蔽所堪称“地宫”，甚至经得住核弹爆炸。不足之处在于，当年通风条件不佳，人们在里面稍微待久了，就会觉得气闷。
　　稍晚，黄永胜率领军委办事组其他负责人来到前指。黄住在位于百望山顶峰的一幢建筑物内，在他居所外侧的会议室则成为前指负责人开会的场所。他们有事没事，经常来此聚会。阎仲川自己住在百望山山脚下，黄永胜或其他前指负责人有事召唤，他即刻可以乘坐汽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黄的居所。
　　与此同时，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应变工作班子也开始疏散到它们设在京郊西山象鼻子沟的地下掩蔽所内，党、政两套临战班子开始运转。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设在百望山底下的“地宫”，与总参前指相距不远，规模之宏大，互为伯仲。
　　苏核弹战备未升等
　　中、苏两国冲突一触即发。总参前指迫切需要准确的军事情报。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要不断向前指提供最新情况。这些情报机构获悉部署在苏中及苏蒙边境的苏军三个地对地导弹师已经加强了防护措施，误以为这是苏联战略火箭军提高了警戒级别的征兆。
　　苏联战略火箭军共有四个警戒等级：第一等级是经常性的警戒（Postoyannaya）；第二等级是经过加强的警戒（Povyshennaya），在这个基础上，导弹部队很快就能进入临战状态。苏联战略火箭军曾经两次进入第二等级的警戒，一次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另一次是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期间；第三等级是处于临战的警戒状态（Voyennaya opasnost），导弹部队被置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可是尚未处于可以立即发射导弹的状况；第四等级是导弹部队处于可以立即发射导弹的警戒状态（Polnaya）。苏联军方从来没有将苏联战略火箭军置于第三、第四两个等级的警戒状态。
　　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经常性警戒状态包括一种名为“关切”（nastorozhennost）的特殊状态。外国情报部门经常误以为这种特殊状态就意味着警戒级别已经提高了。假如导弹部队被置于这种特殊状态中，导弹基地指挥官及其参谋们将停止住在基地外的住所，而是住宿在基地内，但是导弹武器既不予移动也不予提高战备状态。中国和西方国家情报部门未能察觉这些细微差别，以致往往由此认为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的状态。
　　关于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的报告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惊慌。林彪独子林立果刚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0月17日公布命令）。他在解释为什么苏、中两国几乎同时将其战略导弹部队置于警戒状态时说：“很可能双方都搞不清对方的意图，都担心对方先动手，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
林彪第一号号令之真相
　　毛泽东、林彪为了暂避假定会入侵中国的苏军的锋芒，已经从北京先行撤退到了武汉和苏州。此时，林彪受权全面处理军委工作，他极度担心那份绝密情报会成为事实（运载苏联谈判代表的专机在10月19日接近北京上空时会向北京发射那枚空对地核导弹），为之梦牵魂绕。他在抵达苏州的第三天，即18日下午五时许，向秘书张云生口授了一份发给总长黄永胜的紧急指示。
　　林彪指示防备突袭
　　这份指示题为《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有六条，包括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同中方会谈，全军作战单位要做好应付突袭的准备；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要置于全面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发射导弹；各级司令部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等。林彪在接受秘书对导弹发射要加以严格约束的建议以后，又强调任何导弹的发射必须获得毛泽东亲自批准。
　　林彪遵照惯例，吩咐秘书将这份指示先搁置一下，在大约两小时以后再用保密电话传达给总长黄永胜，以避免决策匆忙会产生失误。同时林彪妻子叶群对秘书说，她将亲自向毛泽东汇报这份新指示。据这位秘书说，叶群18日当晚确实在电话中向随扈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口头报告了林彪指示的六条内容，叶群的报告比秘书向黄永胜传达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后来叶群说，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指示没有表示意见。
　　不过，关于稍后总参前指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将林彪指示发布给全军这件事，林彪夫妇却是在次日才向毛泽东汇报。问题在于，在前指决定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将林彪指示发布给全军的时候，连林彪、黄永胜都不清楚前指会使用这种犯忌的名义。林彪夫妇就此事向毛泽东汇报的次数和具体时间，至今还存疑。
　　在北京决定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时，为了查清林彪夫妇是否在事前向毛泽东汇报过将由总参发出林彪的这份紧急指示，据称由14名师级军官组成的一个军事检察小组获准前往中南海毛泽东档案室搜证相关材料时，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夫妇在电话中向汪东兴汇报这件事的书面记录材料。可是，就连为林彪翻案辩护的人士迄今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林彪是在毛泽东专项指示下，决定向黄永胜传达他的指示，或者林彪在向黄永胜传达他的指示前曾经请求毛泽东予以书面批准。无论如何，由于林彪犯了大忌，已经铸成大错。
　　当晚八时许，黄永胜接到林彪的指示以后，即在他位于前指山顶的寓所命令副总长阎仲川把该指示用保密电话传达给所有军区。阎仲川回到作战值班室以后，觉得林彪指示中的六条内容分别涉及不同的军事部门，尤其是关于二炮将核导弹置于随时可以发射的待命状态的命令过分敏感，出于保密的需要，决定将这六条内容改写成四条独立的号令，口授给几位参谋分发出去。
　　阎仲川又认为这四条号令是总参前指成立以来首次发出的号令，于是他决定把它们从一到四编成四条单独的号令。在场的一名作战部副部长建议，将第一号号令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最终在政治上给所有涉及草拟和发布号令者带来灭顶之灾。
　　前指命令发往全军
　　阎仲川草拟妥当这四条号令以后，嘱咐一名参谋把号令文件呈交给黄永胜签发，可是黄已经吃了安眠药入睡了。此时是晚上九时半。鉴于苏联谈判代表乘坐的专机（亦即所谓“装载空对地核导弹”的那架飞机）已经升空，十几个小时以后将进入中国领空，阎认为再不采取行动，为时太晚了。他命令下属发出了未经黄签署的这四条号令。
　　在中国军事史上，这四条号令具有特殊地位，因为这是北京首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将其核导弹部队置于全面警戒状态。这个史无前例的号令及其执行的结果势必会影响到最高决策体系对战略核武器的有效控制以及使用这些武器时的效果。第一号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40[毫米]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85[毫米]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核弹导弹一级战备
　　第一号号令主要是发给各大军区和海、空军的。至于第二号号令即林彪指示将二炮置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阎仲川认为应该将这个号令的内容从第一号号令中排除，单独发布，因为第二号号令在执行以后，内容可能会泄密，让世人受到惊吓。实际上，他倒不用担心泄密，因为它的内容迄未公诸于世。
　　前指甚至没有将第二号号令抄送其他军事部门和军兵种，因为它的内容高度敏感。前指要求二炮报告执行这条号令的情况，然后由前指转呈军委。
　　为了全面落实林彪的六条指示，阎仲川还草拟了第三号、第四号两条号令。他指示，向总参情报部、技术部发出第三号号令，要求分别负责军事情报和电子信号监控的这两个部门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搜集情报以及监控电子信号；同时又给总参、总后、总政、各兵种司令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技委员会发送了第四号号令。第三号、第四号两条号令都对各个部门的战备要求作出了规定。这两条号令远不如第二号号令那么机密，可是具体内容至今尚未面世。
　　前指首先把这四条号令发给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将总参是如何落实林彪指示的情况反馈给林彪。当天21时44分，在向林彪办公室递送这四条号令以后不足15分钟，林彪办公室通知前指已经获悉这四条号令。
　　阎仲川指示将第一号号令稿复印数份，嘱咐他在总参作战部的助手们，包括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同时使用四部保密电话传达第一号号令。首先传达给三北地区的四个大军区（北京、沈阳、兰州和新疆军区），然后再传达给其他大军区以及海军、空军和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早已提高了北京卫戍区的规格，置于其个人控制之下，与北京军区级别相同。所以，这条号令直接传达给北京卫戍区，而不用通过北京军区转达。
　　稍后，他们用保密电话将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号令分别发给二炮（第二号）、总参情报部和技术部（第三号）以及总参、总后、总政、各兵种司令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技委员会（第四号）。
　　林彪曾经担心苏联就像上年入侵捷克的情况一样，这次又趁其谈判代表团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时，出动突击队抢占机场，为大规模机降部队开辟道路。为此，前指还命令北京卫戍区在北京东郊机场附近部署两个营，应付突发事件。
　　警戒暴露数大弊端
　　前指传达四条号令耗时两个多小时。据称，阎仲川自己也不能确信他已经领会了上级指示的全部精神。譬如，黄永胜仅将林彪发出的六条指示口授给他，他应该仔细对照复核林彪指示的抄录件以后，再着手草拟四条号令；况且，他本来还需要经由黄永胜批准签发，才能发出这四条号令。
　　尤其重要的是，阎仲川不应该听任总参作战部一名副部长在向全军发布号令时，将第一号号令冠之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当时，唯有军委主席毛泽东有权调动全国五六百万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唯有毛泽东方才拥有向全军发出“第一号号令”的资格。如果“第一号号令”由林彪发布，置毛泽东于何地呢？这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
　　当时阎鉴于总长黄永胜刚服下安眠药睡觉，恐怕黄被叫醒以后发怒，就擅自批准发出这四条号令，他就没有考虑到毛泽东获悉前指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调动全国数百万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以后的内心感受。这个行为不但违反了军委对于重要命令的核发程序，而且会导致毛泽东对林彪产生嫉恨。结果，黄永胜、阎仲川都为他们的草率行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尽管对他们的打击大约在两年以后才开始付诸行动。
　　周恩来被蒙在鼓里
　　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对第一号号令作出有条不紊的反应，位于三北地区的四大军区的表现被视为典范。其他大军区的运转效率也颇高。例如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在18日深夜23时15分接令以后，立即开会传达，迅即将号令传达给辖区各个野战军、广州军区空军和南海舰队，立即执行。同时，丁盛率领军区指挥班子进入地下指挥中心，昼夜督促各部队执行号令。19日凌晨1点40分，丁盛用保密电话向前指报告了执行情况。
          值此期间，最高决策体系的运转颇成问题。例如，毛泽东刚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无论军委办事组或者前指却根本没有考虑到，必须把这个号令通知给周恩来，更没有想到在事前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对这个号令的发布及其内容茫然无知。如今知情者猜测，从最良好的愿望着眼，当时军委办事组可能由于这个号令只涉及军队的动员及行动，并不牵涉各级政府，所以疏忽或者绕过了周恩来。
　　绝密命令见诸街头
　　文革期间独特的政权体制也决定了在第一号号令的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弊端。当时，几乎中国所有的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均在省级行政机构--革委会--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在向军区负责人传达第一号号令的同时，也向省级革委会负责人传达了这条号令。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身居革委会要职，获悉这条号令以后，难免泄露出去。况且，红卫兵和造反派也不可能对大规模军事调动视而不见。
　　例如，在云南省，群众组织居然把这条号令的一些内容抄录下来，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大街的墙上。接踵而来的自然是有关中苏两国即将开战之类的传言在民间广泛传播。各级地方政府感到困惑，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关于民间对这条号令的传言。
　　毛林之间产生嫌隙
　　至此，周恩来开始清楚总参前指已经发布第一号号令及其产生的纷扰了。他同随扈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联系以后，很快明白了前指发布这条号令的程序必然导致潜在的危险，以及毛泽东本人不满意军方此举的态度。
　　毛泽东确实知道林彪六项指示的内容，但是他在当时也不清楚前指是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形式向全军传达林彪的紧急指示的（前指发布这个号令时，连林彪、黄永胜也不知道这个号令是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形式发布的）。他在阅读汪东兴呈递的关于这条号令的文件以后，对汪说，“烧掉”。汪还不动手，毛索性自己用火柴点火烧掉了这份文件，接着连装这份文件的信封也要点火烧掉，被汪劝阻。当然，毛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不愿意在汪面前将自己对林彪的不满和怀疑暴露无遗。可是，毛的异常反应毕竟体现出他对林彪及其下属举动极端厌恶。
　　19日晚，周恩来紧急召见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其他四名成员，试图了解这条号令发布的背景及其前因后果。周恩来冷峻地问道：究竟是何人把林彪的指示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既然总参前指把林彪的指示命名为第一号号令，那么下次再把谁的指示命名为第二号号令呢？为什么总参居然容许绝密的号令内容出现在街头大字报上呢？不过，他并没有针对林彪紧急指示本身提出质疑。
　　诚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白，最危险的敌人是即将闯至北京城下的苏军，而不是林彪派系，何况，目前还需要军方支撑危局，不宜在这件事上挖得过深。尽管如此，毛泽东再也不会充分信任林彪了。
　　林彪在1971年死于一次空难之后，第一号号令的发布背景和过程就被贴上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的标签。1986年之前，中国官方出版物对此还没有出现过比较客观的评论。1986年，官方出版物承认林彪是在遵循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以后方才发出他的紧急指示的；况且，是作战部一名副部长而不是林彪本人或黄永胜、阎仲川把他的指示称作《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
第一号号令的实施
　　当时总参把军事情报递送给林彪的程序比较繁复。总参情报部、技术部把搜集到的情报经过整理以后，报送总参作战部，作战部再报送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林彪办公室再报送林彪在苏州的官邸。这样至少费时一两天。
　　林彪比较依赖于雷达以及侦察机搜集到的情报；而且其子林立果在空军比较有影响力。于是他要求空军情报部直接往苏州报送情报。他还要求总参情报部、技术部把情报直送苏州，而不要通过繁复的中转程序。
　　导弹部署摆大乌龙
　　据林彪一位秘书回忆，当林彪指示总参命令核导弹部队“准备随时发射导弹”时，他是将射程为2650公里的东风三号中程导弹包括在内的。显然，根据过去来自主管导弹科技工业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相关报告，他估计这种导弹应该已经在二炮部署了，实际上这种导弹离部署还差18个月呢。当时二炮只部署了射程为1250公里的东风二号甲近程导弹，瞄准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各个战略目标。
　　总参立即向林彪报告：迄今二炮仅部署了东风二号甲导弹，还没有部署东风三号导弹。林彪指示对于理解各大国处理核危机的模式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这反映出它们在面临敌国核打击时往往是诉诸极端手段的。林彪指示也令人体会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至今可能仍然存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最高领导人对于其可以支配的最致命武器的了解可能只是有限的。
　　10月19日，林彪仍然贯注于苏联谈判代表团专机的动向，他一直在担心前述那份绝密情报最终会成为现实，即苏联工程师已经改装了该专机，能够携带空对地核导弹。林彪要空军情报部每隔数分钟就向他报告该专机的新动态。为此，林彪甚至推迟了他的午睡时间，直到苏联谈判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机场并乘车离开机场，他才放下心来。
　　毛周恢复掌控军委
　　苏联谈判代表团抵京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着手削弱林彪的权威。10月20日，周恩来驱车前往总参前指，代表毛泽东对军队实行指挥和控制，介入了军委办事组在危机过程中对军事行动的指挥。他命令总参情报部每天早晨八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
　　林彪的权力逐渐受到了侵蚀。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这份文件指出，解放军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中印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或者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显然，毛泽东正在对林彪以及总长黄永胜主持下的军委办事组进行削权，旨在从林彪及其下属手里拿回调动任何团以上部队的权力。林彪再也不能单独发号施令了。
　　林彪自以为在战争年代中，他勇于负责，能自主作出决定，毛泽东时常予以容忍。他以彼况此，认为毛不会在总参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这件事上惩罚他。他不清楚，在战争年代中容许发生类似权宜之计的事情，在和平时代就未必容许发生。
　　何况，正如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在文革中，充斥着诡秘莫测的拜占廷宫廷政治。就连整天在毛泽东身边伺候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在政治上失意时，尚且免不了对亲信发牢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起来。”与此对照，既然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的动机，林彪岂会有好下场呢？
　　风餐露宿部队不满
　　再回到中苏危机的演变进程。从10月20日起，中、苏两国代表团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一周以后，林彪认为苏联已经失去进攻中国的最佳时机，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消退了，他开始从他制定的危机应变措施中后退。他对军事情报再也不感兴趣了。
　　11月12日，军委在题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命令中指出，中苏边界谈判五十多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是苏联发动突袭的最有利时机，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11月18日，苏联又在同新疆接壤的地区新建立了中亚军区，苏军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凸出，同时中亚军区与远东军区也形成了对中国进行夹击的严峻态势。军委决定在全国所有县份建立民兵独立团、独立营，以便为野战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
　　正如我们在文末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其时美国介入中苏纷争，也对苏联起到了战略性的牵制作用。稍后，中苏紧张的对峙局面有所缓解。
　　至此，全军有近百万人、数千架战机、数百艘舰艇卷入疏散行动。12月月中，在三北地区实行疏散的部队已经在严寒中餐风宿露了近两个月。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至西北，有的地方饮水中有超过指标甚多的氟，致使很多指战员患上大脖子病。又如47军从湖南省调到兰州以北一条山脉驻防，南方士兵不习惯吃窝窝头、土豆，长期下来，搞得精神不振。官兵们认为，既然战争没有发生，又有何必要长期在野外遭罪呢？官兵牢骚与日俱增。
　　鉴于苏军突袭迄未出现，各部队以反映指战员的情绪为由，开始要求军委同意部队返回营区。据林彪秘书回忆，林彪是同意部队返回营区的。林彪指示秘书打电话通知总长黄永胜：“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这时，其妻叶群劝阻丈夫发出这项指示。叶群说，“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在林彪的政治影响力开始褪色的时候，其妻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于是，上百万部队又在野外餐风宿露了几个月。
美国核武牵制苏联
　　自从引人注目的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预计，华盛顿或许会出于对中苏两国关系即将缓和的担忧心情，对中苏会谈作出反应。他们显然认为这种反应将有利于中国。然而，数周过去了，美国并没有及时地作出什么引人注目的反应。正如上面提及，毛泽东在珍宝岛冲突以后认为，“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然而，美国对此也迟迟没有作出反应。这确实反映了东西方文化背景在大战略层次上的区别。美国在这年秋季终于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反应。
　　中苏对峙战略牵制
　　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经指出，就美国同互相对峙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而论，与中国结盟是个稳妥的战略，因为“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伙伴中，最好是同其中的弱者而不是强者结盟”。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将此观念运用于如何对待稍后发生的中苏核危机。
　　早在苏联驻美国大使于8月20日奉命紧急约见基辛格，探询美国对苏中两国发生战争的立场之后，尼克松总统已经表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可以牵制西方最大的敌人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核袭击。随后，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或者向中国间接警示莫斯科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的威胁，或者向苏联直接表示反对向中国发动核打击，理由是随之产生的核污染将危及美国驻亚洲的25万军队的安全。
　　随着苏中核对峙日趋升级，核大战一触即发，美国觉得有必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介入两国纷争，否则，不足以遏阻这场迫在眉睫的人类浩劫。于是，美国直接付诸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实施军事威慑。
　　美核导弹震慑苏联
　　据中国资料透露，北京几乎很快获悉美军已经发生“异常情况”，也明白华盛顿已经命令亚太地区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当时北京并不知道，白宫除了命令驻远东美军处于戒备状态以外，还正在秘密地准备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置于核戒备状态。稍后，尼克松总统授权以业已被苏联破译的一套密码发出命令，将战略空军若干部队置于针对苏联的核戒备状态的“情报”故意泄露给苏联知道。另外，白宫经由权威渠道已经通知苏联驻美国大使，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有关，如果苏联向中国发动核袭击，美国将参战，向苏联一百余座城市和军事基地实施核打击。截至10月中旬，这些信息均已传至克里姆林宫，给那些狂热的苏联领导人洒下一桶凉水。
　　犹有甚者，10月25日，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主要的战略轰炸机群奉命满载核弹从战略空军司令部机场跑道上紧急起飞。数年前，斯科特o萨甘和杰莱米o苏里在《国际安全》季刊上撰文，论述那段引人注目的历史：“10月27日和29日，18架满载核弹的B-52轰炸机在北极极冠上空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这批轰炸机往北飞行，沿着加拿大海岸以椭圆形的飞行轨迹朝着苏联方向飞，然后返回美国。”这样，美国直接以战略层次的军事行动，向莫斯科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决不容许苏联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立场。
　　同时，尽管中国军队早已进入了戒备状态，美国却不予置理。显然，美国以核打击力量对苏联施加的军事压力是单方面的，是十分有利于北京的。美国的这个倾向在11月变得更加突出了，因为华盛顿告诉中国外交部，美国第七舰队将停止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至此，持续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福摩萨巡逻”终于结束了。为此，周恩来欣喜若狂。他马上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美国的大）门了。”毛泽东相信，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牵制苏联的重量级伙伴。
　　美中示好危机消弭
　　为了让美、中关系改善有个好的开端，周恩来下令释放由于从香港驾驶游艇侵犯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两名美国人。12月4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他认为必须与美国人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以便“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他说，这种谈判将“增加苏修疑虑，扩大美苏矛盾”。毛泽东表示同意。
　　由于美中关系业已改善，北京可以倾注全力对付苏联了，全军作战部队仍然保持着全面戒备。12月20日，周恩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话，首次表露了乐观的情绪：“目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近两个月以后，即1970年2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而不是对付中国的，暗示美国的行动将越来越有利于北京。
尾声
　　在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先后对中国实施过核威胁。对于美国、苏联针对中国的核威胁，苏联、美国相继在战略上采取了有利于中国的牵制行动，有助于中国避免一场浩劫从天而降，或者至少摆脱了单凭自己挥之不去的一出核讹诈。相对而言，苏联在1969年准备对中国发动的核突袭，威胁迫在眉睫，力度也更大，而美国对苏联实施的牵制行动也更为直接、有力。
　　周恩来以及总参前指负责人还是经常隐藏在京郊地下防核掩蔽所内，日常活动自然受到了限制。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毛泽东一直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内的梅岭一号。这是他在武汉住得最久的一次。鉴于一场核危机已经烟消云散，他就离开武汉了。
　　1970年2月中旬，周恩来终于回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宅。不久，总参前指负责人也回到他们在总参的办公室。可是，在三北地区野外露营的数十万部队却没有这么幸运，直到1970年4月24日，军委才姗姗来迟地发布了《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他们回到军营。估计就在这个日期的前后，军委批准二炮各导弹部队恢复经常战备状态。
　　（相关简介：约翰·刘易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荣誉高级研究员；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