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二三事

1949年开国大典二三事

张放 孟东  

1、清理天安门广场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到此时，开国大典以及阅兵式的场地仍没有确定。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也就是北平城的中心确定在了天安门广场。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委托北平市政府动员全市人民，对北平市市区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开国大典。为此，中共中央还与北平市委、市政府一起成立了一个由齐燕铭（时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张致祥（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薛子正（时任北平市政府副秘书长）负责的国庆筹备组。

　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新一轮大清理改造工作开始了。具体工作方案的确定与执行由市建设局承担。

　当年，北平市建设局确定的天安门广场整修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一）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除广场地区多年遗留的渣土和障碍物；（二）修缮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清除楼顶上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红墙；（三）在天安门广场的合适位置设计并修建一个升国旗的设施；（四）修补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的沥青石砟路面1626平方米；（五）美化环境，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全部整修工程必须于9月底前全部竣工。

　其中第一项工作主要是由广场周围的干部群众，以及多所大学、中学的6000多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的义务劳动来完成的。他们用锄头、铁锹除草铲土，用双手搬开阻碍交通的石块，填平路面上的坑坑洼洼。几乎是一夜之间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其他各项工程自始至终也都活跃着各界义务劳动者的身影。 

　那时，在劳动者中间已经开始流传开国大典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消息，但一直没有接到相关的正式文件。尽管如此，“建设人民首都”的巨大横幅还是在广场北侧高高地悬挂起来。

　据当年的劳动者回忆，这横幅实实在在鼓舞了人们的劳动热情。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定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清除平整广场的工程完工后，市建设局五百多人的技术干部、工人队伍，带着全局绝大部分施工机械开进了“T”形广场。清理天安门城楼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土；修补剥落的墙面和地面，整修破败的门窗和廊柱，并重新粉刷；修补城楼两侧的坑洼步道；修理金水桥桥面，清理桥栏；对金水河进行清淤后，再注入清水；种植花草树木等。每项工程都在稳步推进。

　根据开国大典筹委会的决定，在城楼东西两侧、金水桥的北面搭起了开国大典观礼台。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搞永久性建筑根本来不及，建设者们便用杉树原木搭起前高后低的架子。然后在其上再铺木板，建成供中外宾客登临的临时性观礼台。为检验观礼台的牢固度，建设者们专门请调来部队，密密匝匝站上去使劲蹦跳。当时的那个架子，因为是临时的，并没有油漆，就是树木的原色。这样乡土味十足的架子放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两侧，确实是不够协调，但为了按时满足实用的功能也只好如此了。只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开国大典虽然不乏庄严性，但还是相当简朴的。

2、毛泽东是怎么把国旗升上去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国旗杆是银光闪闪的三节不锈钢杆，其高度为33米，基本与天安门最高点等高。这是1990年重修国旗杆、旗杆基座和基座围栏后的景象。当年的国旗杆是白漆四节自来水管，其高度仅为22.5米。当时的设计高度确实也是33米，但当四根不同型号的自来水管，按照由粗到细的顺序焊接完成后，其高度只有22.5米。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样的问题也太容易解决了，再焊接一段管子达到要求的高度不就行了嘛！可在当年，焊接技工所掌握的技术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焊接技术可以把不同粗的管子焊接在一起，却焊接不了同粗的管子，可整个北平市就只有4个型号的自来水管。这就是说22.5米已经是可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无计可施之下，国旗旗杆的结构设计负责人、北平市建设局电力工程师林治远只好将情况上报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研究之后，再向上级请示。最后的批复意见是，同意旗杆按22.5米高度修建。

　这样国旗杆的高度问题就算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要解决升降国旗的自动设施。

　当年，担负天安门广场布置任务的张致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升国旗是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标志，中央的意见是这面国旗要由毛泽东亲手升起。参加国庆大典的领导人都在城楼的主席台上，宣布由毛主席升国旗的时候，主席本人应该是在城楼上。那么，从天安门城楼到国旗杆仅算直线距离也有两百多米。让毛主席在升旗之前，来到旗杆下，既打乱了既定程序，也不现实。如何让毛主席亲手升起这面五星红旗呢？希望大家动动脑筋，多想办法。”

　有人建议：“可不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上设一个电动开关，让毛主席按电钮自动升起国旗？”

　“这个设想很好！可这么远的距离，能不能实现呢?”张致祥既兴奋，又不无忧虑。

　“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年轻的工程师林治远说。

　“治远，治远，看起来只有你林治远，治得了这远距离升旗的问题。”当时有人打趣说。

　“年轻人就是要敢想敢干！”有人夸赞。

　“好！先照这个方案准备。要抓紧设计，尽快施工。我马上把这个方案上报中央。”既然在所有设想的升旗方案中，这是一个最佳选择，张致祥当场就作了决定。

　林治远之所以提出来试一试，是因为他曾看到国外报道过自动控制升降旗成功的例子，人家具体是怎么做的无从了解，国内更无可参照的成功先例。林治远当时只觉得既然外国人能做成，中国人也能行！可他并不清楚国外的升旗自动设施，大多只附设在旗杆上，并不需要解决远点控制与旗杆控制的连接问题。那么，在天安门上自动控制升降旗。面临的现实困难是，从广场旗杆下引出的电线，在穿过长安街、金水桥、天安门城楼时，既要隐蔽又要安全。林治远设计让电线从整修长安街道路工程时预埋的钢管中横穿而过，然后跨越金水河，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往上，再转至城楼中央，与控制开关连接在一起。这样，就同时满足了不破坏城楼结构，穿过金水河、长安街的要求。

　电线铺设中的难题一个个解决后，最困难的就是国旗的自动升降问题。因为整个升旗过程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国旗能够自动升降；二是升旗速度要与国歌演奏时间高度契合；三是国歌奏毕，国旗要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林治远与助手、建设局机电技术员梁昌寿一起，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械装置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即长度相同的两个点上，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一旦升降装置碰到任意一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审查通过后，即动手进行安装调试。反复调试的结果表明各个环节运转正常，尤其是升旗所需时间与设计要求完全相符。所有问题都已获得圆满解决。一个月的辛劳总算有了摸得着看得见的成果。

　9月下旬，安装和攀登旗杆的脚手架拆除了。9月30日，附设在国旗杆上的电动升旗装置安装完毕。

　当天下午，由女工赵文瑞缝制的长5米、宽3.3米（长度与宽度是根据旗杆的高度按比例计算出来的）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进行了现场展示。

紧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被送到天安门广场进行首次预演。聂荣臻受周恩来委派，亲临现场检查验收。

电钮按下，国旗在电动马达的带动下徐徐升起。就在人们准备欢呼成功的时刻，国旗竟突然停住了。 

　事故很快被排除了，原因也查明了。但聂荣臻仍担心地问：“如果停电怎么办?”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用了双路电源。”供电工程师徐博文回答。

　“两路电源从何而来?”聂荣臻继续追问。

　“一路来自石景山发电厂，一路来自平津唐。”

　“这么说，两路电源在升旗的一个短时间内，同时停电的可能性很小。但必须考虑到万一出现双电源同时停电的情况，确保万无一失。你们是不是有应对完全停电的其他措施?”聂荣臻问。

　张致祥回答，没有考虑没有电源的情况。

　聂荣臻说：“既然如此，我建议再制订一套人工升旗方案，这样即使停电或电动装置失灵，也不至于在全世界关注下，出现不可弥补的失误。”

　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张致祥立即部署成立了人工升旗预备队，并由梁昌寿现场保驾。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又做了一次试验。 

　试验中，又出现了意料不到的新情况。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后，马达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自动停止运行，反而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了旗杆顶端的滑轮里，致使马达无法倒车，国旗也取不下来了。

　这样的故障一时惊得林治远、梁昌寿冷汗直冒。此事干系重大，他们急忙报告上级。市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得报后，火速赶到现场并亲自指挥施救。他打电话给消防队带云梯，前来救援。消防队赶来了，可云梯虽高，仍比国旗杆矮了几米。

　赵鹏飞又派人找来扎棚彩的兄弟俩。两人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云梯顶端，再相对着攀到旗杆顶端，费力取出了绞在滑轮里的红旗。

　林治远、梁昌寿立即动手检修，然后又反复试验，一直忙活到了10月1日凌晨，确信不会有问题之后才罢手。为杜绝再次出错，在取得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决定在升旗的时候，派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主席按动电钮后，国旗升到旗杆顶端仍不停止，就由梁昌寿负责立即手动切断电源。 

3、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如何高高挂起？ 

　与天安门广场改造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天安门城楼的装饰美化。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那八个大红宫灯。新中国第一枚纪念邮票（编号为“纪1”）中心图案就是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天安门的宫灯是开国大典中的一抹亮色。

　可这八个宫灯到底是谁设计的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曾当过八路军，当时在华北军区宣传部舞美队工作的日本美术家肖野、森茂两人设计。于江所著《开国大典六小时—大典背后的秘闻》和树军所著《天安门广场历史档案》均持此说。另一种说法是，张仃和钟灵二人。

　张仃当时专门负责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以及全国政协会议布置。后来，他又参加国徽、政协会徽的设计。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者也是他。 

　钟灵时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布置科科长。他在延安时代是以写标语出名的，也是布置会场的行家里手。开国大典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两条巨幅标语，以及悬挂于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即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都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考虑到北平刚解放，大多数人还不习惯已在延安等解放区流行的简化字，标语仍使用了繁体字。对于书写来说，困难并不在于是简体还是繁体，而在于标语字太过巨大，足有一人多高。可这与两幅标语的字数不相同、又要对称着挂在天安门城楼两边比起来，又算不上困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是九个字，“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是八个字。怎么能让观众感觉不到多与少的差别呢？

　实际上，天安门的建筑师已经提供了这一智慧。钟灵在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本身并不同宽，中间的门楼最宽，以此对称依次递减。但给人们视觉感受却是，左右四间同宽且对称。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就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这一智慧给了钟灵以启发，两条标语的字距同样可以利用视错觉原理进行巧妙安排！但因为时间太紧迫，标语写出后，钟灵感觉不够理想，主要问题是字距不够匀称，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这虽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也说明钟灵希望精益求精。一想到又有哪一位书法家在天安门城楼上展出过这么巨型的书法，钟灵多少有些释然。

　那么，张仃、钟灵是不是宫灯的设计者呢？

　我们可以从布置工作的程序上来分析。当时负责天安门城楼布置和天安门广场改造的是国庆筹备组总负责人之一、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他本人亲自到天安门城楼考察一番后，就把城楼的布置与设计工作交给了他熟悉的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前身为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的舞美队，具体负责的就是舞美队队长苏凡。苏凡则交给了舞美队的日本籍美术家肖野、森茂。这是一个很顺畅的工作程序，何况当时张仃、钟灵的主要工作在政协那边，即使两个人参与了城楼宫灯的设计意见，但很难称得上是主要设计者。

　张致祥将任务交代给苏凡时，距离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只剩下二十天了。苏凡马上让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当年四十多岁的肖野和三十多岁的森茂开始设计。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20世纪30年代因受迫害，逃亡到中国。他先在北平日伪电影公司当美工师，后与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通过华北敌工部，辗转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对外的公开名称。我本人也是从这里走进革命队伍的，只不过比肖野还要晚十来年。

 　森茂走出校门后，成为一名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文艺兵。他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结果因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信徒，最终投奔了八路军。

　他们虽然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可让他们设计开国大典这么重要场合的灯笼，在当时还是引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说，为什么要找日本人不找中国人，中国人又不是没有自己的美术家？后来，这事经过周恩来特批后，才定了下来。据说，周恩来还批评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

　肖野和森茂非常珍视这份荣誉。他们为了便于工作，当时就住进了城楼里的西厢房，不分白天黑夜地忙活开了。很快，他们就设计出了二十幅不同样式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亲自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由周恩来从中选定了八盏圆形（象征太阳）宫灯的设计。

　天安门城楼共九个开间，中间最大，又是人流的出入口，为了留给人物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尤其是中间位置，通常是重要人物的活动区域，更需要一个开阔的空间背景来烘托其重要性。大红的宫灯是烘托气氛的道具，它是为活动着的人服务的，当然不能喧宾夺主。另外，也方便讲话、挥手、拍照、合影、交谈等公共活动。因此，只在两侧各四个房间，悬挂八个大红灯笼。

　周恩来为什么选择了悬挂宫灯的方案呢？很可能是遵从了中国民间逢年过节喜庆之日“张灯结彩”的习俗。悬挂宫灯符合中国传统，体现民族风格，与整个城楼也相得益彰，更主要的是，大红灯笼渲染了开国大典浓烈的喜庆气氛。

　周恩来圈定八个宫灯的设计后，又对城楼布置的整体设计图样里的局部细节做了一些删改，用笔抹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色气球的设计。他对张致祥说：“活用宫灯把城楼突出出来就可以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杂乱。这不仅影响了宫灯的主体形象，而且削弱了开国大典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再者，气球绑扎在桥栏上，大典之后群众游行时，或者之前的阅兵式，稍有触碰都可能爆炸。一旦如此，岂不是大煞风景？这样的不可控场面必须避免，才可能降低不必要的麻烦。

　宫灯设计得到周恩来首肯之后，张致祥觉得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他把自己的小车交给苏凡专用。苏凡就坐着小车，整个北平城转悠，也想着买到宫灯装到城楼上去就行了。但苏凡跑遍北京城也没有找到符合要求的宫灯。肖野适时建议说，能否请宫灯艺人现做。苏凡想这个主意不错，最好找为清廷皇宫做过宫灯的人来做。他马上请人去故宫查档案，找到了一位当年专门为皇宫扎宫灯的老艺人。苏凡赶快跑去老艺人在丰盛胡同的家里，登门拜访。 

　苏凡等人说明来意之后，老艺人说：“你看我今年都过了70岁了，早先几年就不做灯了。但这是为政府做事，只要我身子骨能动弹，就不会不出力。”苏凡高兴地说：“那就麻烦你老再度出山了。”老艺人提出要到天安门城楼亲身考察一番。

　苏凡当即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老人在城楼上转了三圈说：“我干这一行几十个年头，这么大的宫灯别说没干过，就是从来也没见过！我一辈子能做出这么大的宫灯，我说值！真值！”不过，他又说：“让我做可以，你们可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能做好宫灯，有条件尽管提，我都答应你。”苏凡说。

　老人受到礼遇，很是高兴。他说：“我年纪大了，这宫灯也太过庞大，我怕我的体力盯不下来。再说，时间有限，我要带上我的两个最得力的徒弟到城楼上去做。如果在城楼下做，将来搬上去、挂上去都是个事！”

　苏凡说：“嗨！我还以为是什么条件。有人帮你这是好事啊，我为什么还不答应？只是你们住到城楼上去，那太辛苦了！”

　老人说：“这天气不冷不热的，说不上辛苦，这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能做上这样的活计，是福分哪！不过，一些原料，如竹子、红绸，一些小的配饰，比如，宫灯上面的云头和流苏等，还得请你去准备。”

　苏凡高兴地说：“这段时间，我就当你的后勤了，你尽管吩咐。你要我办什么买什么，我保证不耽误你的工夫。” 

　老人说：“咱政府里的人说话办事就是利落。” 

　当天，老艺人就带着两个徒弟上了天安门。 

　据说，钟灵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一家“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和灯笼的作坊）也找到一位老师傅尹作宾。尹师傅也答应帮忙，但他是不是也上了天安门城楼，或者只是跟着钟灵为筹备新政协，就没有确切的记载了。

　离开国大典不到两天，大红宫灯才告完成。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里面的空间可以坐下四个人。

　张致祥马上找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准备帮着把八盏大红灯笼挂上去。可因为宫灯又大又重，普通的钉子根本不管用，如何悬挂起来并固定住又成了一个难题。 

　肖野琢磨了一番，决定将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各以一个铁环固定，形成三点稳定。

　八盏大红宫灯的悬挂，最终满足了设计的要求。宫灯在黄色云头、黄色流苏的衬托下，红火鲜艳。 

　宫灯挂好以后，为了确保不出任何问题，苏凡就搬到了城楼上去值班。要知道，他当时可是刚刚新婚。

　这八盏“开国灯笼”一挂就是45年，直到199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天安门城楼重新装修，被折叠式新灯笼接替才“光荣退休”。其中六盏分别交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西二位置上的两盏灯笼公开拍卖后，所得款项1380万元全数捐给了北京贫困山区和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