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杀李白烈士(<<永不消失的电波>>男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主凶落网纪实

捕杀李白烈士(<<永不消失的电波>>男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主凶落网纪实 [ 爱你一~~万~~年~~~ ] 发表时间： 2007-05-08 08:05:23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捕杀李白烈士(<<永不消失的电波>>男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主凶落网纪实
　　
　　他，被蒋介石亲自批示“处以极刑”；邓小平、陈云、邓颖超、曾三、罗青长、曾庆红为其题词或撰文纪念；李克农上将为其祭扫陵墓。
　　这位英雄，就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风靡全国的优秀电影故事片，《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饰演的男主人公李侠的原型、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烈士李白。
　　李白作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一名杰出斗士，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长达１２年，最后倒于黎明前的黑暗中。当时，敌人是如何侦测到李白的秘密电台而实施破坏的？解放后党和人民又是如何侦缉那些凶犯、最后将其绳之以法的呢？时隔半个世纪，作者对此进行了追寻采访，现将其中的内幕撰写成文，以飨读者……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东方大都市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一份发自北平的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打来的，要求陈毅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又名李白）”的同志的下落。陈毅当即指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查寻。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来的一份编号为“沪军管[４９]００８号”的电文，全文如下：
　　上海市公安局：
　　兹为１９３７年冬，由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现去向不明，特劳查。有关线索材料即派专人送达。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派专人送来了１９４９年５月７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向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提解李静安的一份公文原件。
　　其时，李白的事迹已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为人们所传颂。李白，１９１０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１５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李白参加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１９３０年转往江西中央苏区后，刻苦学习无线电报务，１９３４年参加长征，任电台台长、政委。１９３７年，奉党中央命令调往上海，长期在情报系统搞密台。在长达１２年的时间里，李白大智大勇，不屈不挠，坚守岗位，保持了上海地下党与延安的电讯联系，及时地向党中央传递了重要的军政情报，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晚上，李白在遭受敌人重重包围中，向党中央拍发完淮海战役的重要情报和销毁密码、处置电台后，不幸被捕。敌人立即对其进行了连续３０多个小时的刑讯，一共使用了３６种酷刑，但李白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使地下党的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继续发挥作用。
　　李白被捕后，最初关押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移解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但５月７日后就不知去向了。

上海解放后，李白的夫人、战友裘慧英，带着幼子李旺胜四处奔波寻找李白的下落。提篮桥监狱、漕河泾监狱、警察局看守所、虹桥公墓、闸北宋公园、普慈山庄……凡是可能关押或者掩埋遗体的地方，都跑遍了，但是，怎么也打听不到李白的消息。李白生不见其人，死不见遗体。
　　却说上海市公安局接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交办的任务后，立即指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根据市军管会送来的那份材料所提供的线索，侦查员随即去了蓬莱公安分局，找了一些留用的旧警察了解情况。
　　最初，没有人肯提供情况。侦查员于是查阅了５月７日这天的考勤记载，把那天自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那封提解李白的公文送抵后，在分局里的旧警察列出了一份名单，分别找谈话。这一着棋子终于发挥了作用：一个姓陈的留用警察向侦查员反映情况说：５月７日傍晚，还没有开晚饭的时候，有一个穿长衫的囚犯被押上刑车提走；几天后他听说此人被押往浦东杨思地区枪决了。
　　侦查员随即去浦东，找了川沙县杨思区政府。杨思地区的军政机关对此非常重视，派出专人走访了群众，终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０日在杨思戚家庙后面挖掘出了１２具烈士遗体，其中有李白烈士。
　　至此，真相查明：李白是在５月７日傍晚，被敌人杀害于杨思戚家庙的。
　　陈毅接到报告后，向李克农回电通报了情况，他在电文最后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中共上海市委为侦缉捕杀李白烈士的凶犯，指令上海市公安局抽调侦查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负责抓这一工作。
　　这时，报纸已经将在浦东杨思地区发现李白等烈士的遗体一事予以公布。顿时，全市人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投书政府和新闻机构，一致强烈要求严惩杀害李白烈士的凶犯。一时间，上海市公安局不断地收到群众的举报信件，对侦缉这一案件提供线索。
　　专案组的侦查员一边四处奔波查摸线索，一边从大量群众来信中查阅挑选。终于，有一封群众来信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这封来信，出自李白烈士被捕时所居住的街坊的一位老先生之手，是用毛笔写的竖行文字。写信人名叫孔应熙，是一位已经退养在家的小学老师。
　　孔先生在信中说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晚上（按：准确时间应为１２月３０日凌晨），他由于失眠而像以往那样起身在家中客堂里静坐着，习练吐纳功夫，突然，他听见弄堂外面传来极轻的汽车滑行声，那是汽车已经完全熄火后在滑行时所发出的“沙沙”声响。他正惊诧间，汽车停下了，接着传来压低了嗓音的说话声，听上去有好多人。孔先生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当下便按纳不住好奇心，悄然踅到窗前朝外面窥察。一看之下，只见一群身穿深色大衣或者风衣的大汉，一个个手持手枪，其中有人背着像步话机那样的仪器，耳朵上套着耳机，一行人悄无声息地步入了弄堂

不久，孔应熙就听见从弄堂深处传来了喧哗声。后来，就看见这一行人将李白推推搡搡地押出了弄堂。孔先生要反映的当然不止这些情况，他在举报信件的最后提及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他认出逮捕李白烈士的其中一个特务，是原住在他在霞飞路和合坊时的一个邻居，此人名叫耿本轮，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包打听，绰号“飞机头”，好像还是青帮中人。
　　杨帆看了经侦查员送上去的这封信件后，非常重视，当即指令专案人员火速去黄渡路那里找孔应熙当面了解情况。
　　孔应熙见到侦查员后，将举报信中的情况重新叙述了一遍，又说他已经去原住址向老邻居了解过“飞机头”的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租界落到了日本人手中，他去了汪伪的特工总部“７６号”；抗日战争胜利后，不知怎么的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领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赏金，接着就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当特务。此人已经于去年夏天搬离了和合坊，据说是住在徐家汇一带。
　　侦查员听了上述情况介绍，深觉耿本轮疑点颇大，于是立刻寻找耿的下落。三天后，侦查员找到了耿本轮的住址，他确实住在徐家汇地区。但是，耿本轮其人已经不知去向！
　　耿本轮去了何处？侦查员当即进行了调查，他们从在耿家搜查到的一本耿本人的日记上知道，他有可能已经逃往台湾了。
　　侦查员研究了日记，意外发现耿本轮可能与逮捕李白烈士一案无关，因为日记中的记载表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晚上，他在南京出差，是这天下午去的，至元旦过后第三天方才返回上海。
　　侦查员根据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从耿的家属口中得知，与耿本轮一起出差的那个特务金某还在上海，好像已经被人民政府抓起来了。于是便去查了金某的下落，得知此人在解放后主动去向军管会作了登记，交出了藏匿的武器，军管会未曾逮捕他，让他待在家中反省交待自己的罪行。侦查员于是去了金某家中，经讯问得知，那几天耿本轮确实和他一起去南京出差了。这样，耿本轮参与逮捕李白烈士的疑点就给排除了。后来分析，估计是那位姓孔的老先生认错了人。
　　耿本轮逃往台湾后，不久就被派往舟山。后在密赴上海执行特工任务时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于１９５２年４月中旬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耿本轮的疑点被排除后，侦查员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李白在被捕后就被押解淞沪警备司令部，一般说来，特务逮捕人犯时通常是不会转手的，谁抓就是谁押解、谁审讯。这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看守员中，应当有人看见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凌晨是什么人把李白押过去的。于是，侦查员就决定根据这一思路进行调查。
　　经过一番秘密调查，获得一条线索：有一个姓卢的原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员，记得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晚上至３０日凌晨，曾有几辆警车进出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当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屡见不鲜，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在意。

虽然那个姓卢的看守员，没有特别在意，但是，他记得曾经和警车上跳下来的一个名叫宝得贵的特务说过话，现在他怀疑宝得贵当时可能参与了逮捕李白的行动。
　　侦查员听后来了兴趣，问道：“那个宝得贵是什么人？”
　　卢某说：“宝得贵是满族人，４１岁，据说会武功，以前是唱戏的武生，后来倒了嗓子，就改行吃起了特务饭，在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干。”
　　“老卢，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卢某笑道：“不瞒您二位说，我跟宝得贵沾着点儿亲———他的姨姥姥是我妈的表姐，我也是满族人哩。”
　　“那你知道宝得贵住在哪里吗？”
　　“知道，可是我听说他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就不知去向了。”
　　卢某说宝得贵住在教堂街一条叫“明德里”的弄堂里，那里还住着他的表姐。宝得贵的妻子是住在河北保定的，他平时每年回保定探亲一次，有时碰上执行任务去北方，也顺道回去看看的。
　　侦查员于是当即去教堂街那里调查，派出所同志说明德里确实有一个名叫“宝得贵”的人，解放前是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特务，据说因其捕抓人犯积极而多次受过嘉奖。解放后派出所就在找他，但是未能找到，听说已经逃往外地了，也有可能去了舟山或者台湾、香港。
　　初解放时，这种情况是经常遇到的，由于警力有限，再加上当时许多地方还未解放，通常如果没有确凿线索的话，对这种疑犯的追捕工作就只好缓一缓了。
　　宝得贵其人后来一直没有消息，不过在李白被害案侦查清楚后，得知此人没有参与逮捕李白的行动。之后，专案组又根据群众的检举信调查了一些线索，但都没有查得结果。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７日，上海市公安局卢家湾分局局长吴萍，在翻阅接管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卢家湾分局的档案中，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这是原卢家湾警察分局的巡官史致礼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称其率领１５名警士“破获共产党秘密电台一座”，“抓获共党分子一名”。
　　吴萍局长马上想起了李白烈士被害一案，寻思这份“工作报告”带着邀功性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时是否给了史致礼什么奖励？于是当即亲赴上海市公安局调阅接收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材料。吴萍在敌档中获得了两份材料，一份是编号为[沪警４９—０１３号]的上海市警察局奖惩评议会通报，曰：
　　巡官史致礼、警士强元贵参加行动有功，各记功一次；其余１４名警备队警士予以嘉奖。
　　另一份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５日发出的签准复件：协助本部破获谍台有功，颁发奖金金圆券伍万元。
　　这是两份非常重要的证据，吴萍当即给杨帆副局长打电话，报告了上述发现。

杨帆接到电话，甚为重视，问道：“史致礼、强元贵那两人现在什么地方？”
　　吴萍说：“史、强两人都作为留用人员留在卢家湾分局工作。”
　　杨帆说：“好得很，你先把他们扣起来，我派人过来处置。”
　　吴萍于是安排专人将史致礼、强元贵两人看了起来。当天下午３点，杨帆指派上海警务学校副教务长徐盼秋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赶到了卢家湾分局。徐盼秋听吴萍介绍情况后，带走了史致礼、强元贵两人。
　　专案组当即对史致礼、强元贵分别进行了审讯，两犯供认了他们参与破坏我地下党秘密电台的罪行，但是，他们所破坏的那座秘密电台并不是李白的那一座，而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另一座秘密电台———秦鸿钧台。
　　秦鸿钧，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另一位秘密报务员，住上海打浦桥南新新里。他和李白一样，也是白天以一份公开的工作为掩护，晚上向解放区拍发电报。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７日晚，特务分子乘秦鸿钧紧张地与解放区发报联络的时候，突然包围了秦鸿钧的住处，秦鸿钧不幸被捕。
　　秦鸿钧被捕时，由于事起猝然，未曾来得及撤除警号。次日上午，秦鸿钧电台的领导张因斋去秦鸿钧住所时，不幸被埋伏着的特务逮捕。
　　秦鸿钧、张因斋被捕后，和李白一样，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保守了地下党的重大机密，使革命事业未曾因此而蒙受损失。１９４９年５月７日，秦鸿钧、张因斋与李白一起被敌人杀害于浦东杨思戚家庙。
　　作者在采访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秘书杨焕藩老先生时，曾听其介绍过史致礼、强元贵当时因逮捕秦鸿钧而“立功”的情况：史致礼是带队人，一行１５人冲进秦鸿钧住所时，秦鸿钧已经从阁楼的“老虎窗”（江南地区建筑物上的一种与屋顶相通的天窗）上了屋顶，躲藏于邻居屋顶的老虎窗后面。
　　其时，人民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正准备向江南进军，那些去执行任务的警察中的大部分人知道这一形势，不想穷凶极恶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一看屋里没人，有人就说：“已经逃掉了，我们走吧！”随即就有人附和，一行人就开始下楼。但是，其中的强元贵却偏偏要显露一手，他看见靠近“老虎窗”一侧的五斗橱上有脚印（事实上大家都看见了的），知道秦鸿钧上了屋顶，于是也就攀上了屋顶，并且循着碎瓦发现了秦鸿钧。秦鸿钧就是这样因此而被捕了。强元贵也就因此而立了功，受到了嘉奖。
　　后来在处理这起案件时，强元贵因此而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其余人员（史致礼除外）因是“奉命行事”，且未着手逮人，都未受处理，一部分人还留在公安局工作了。
　　史致礼、强元贵被捕的当晚，案情已经审理清楚，两人供称对李白电台遭受破坏一案毫不知情。侦查员分析了案情和当时史致礼、强元贵的情况，认为口供是可信的。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上旬，杨帆主持举行了一次案情分析会议。鉴于手头已经没有任何线索，杨帆提出可以采取另一办法去查摸情况，即去查阅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掌握了的敌特组织的材料，分析敌人当时的组织分工情况，指望从中发现线索。

侦查员于是查阅分析了敌特组织的材料，弄清当时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所辖的“上海地区电讯监督侦测科”（简称“上海电监科”），乃是敌人专门侦查和破坏我地下秘密电台的职能机构。这样，相应的思路也就出来了：查明该科的特务情况，设法找到其中的人员，多半就能知晓案情的来龙去脉了。
　　“上海电监科”组织成员名单很快找到了，一共有４６人，其中有１１人居住于上海，几乎全住虹口区。杨帆下令：找到这些人！
　　专案组在虹口公安分局的配合下，经过一番努力，找到了“上海电监科”的三名成员唐跨风、林杰、顾能。这三个人解放后按照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通告精神，都已经向人民政府作了登记，根据当时的政策，对于已经登记过的敌特分子，如果未发现解放前犯有严重罪行、解放后又没有新的罪行的，一律不予逮捕。因此，专案组没有动这三人，而只是对他们进行了调查。三人的回答是一致的，都说没有参与破坏李白、秦鸿钧两座秘密电台的行动，由于内部纪律的约束，他们也不清楚其他人的情况。这样，侦查工作陷入了停顿状态。这种状态直到１９５０年３月方才出现了转机。
　　１９５０年３月３０日上午，一个身穿黑色毛葛长衫的中年男子，拎着一口旧皮箱走进了上海市货物税局沪北稽征所。税收员刘克接待了此人，问他有什么事情。中年男子说明了来意：他名叫李成志，是经营无线电器材生意的，这次进了一批货，特来税务所纳税。
　　刘克问道：“你进的是什么货?”
　　“是一些无线电器材。”李成志说着打开了带来的那口皮箱。
　　刘克一看，确是一些无线电器材，但他不懂此行，出于谨慎，就叫一位精通此行的老税收员过来查看。那位税收员一看，马上识别出这是军用通讯器材，于是就向稽征所长报告了。所长的警惕性甚高，随即向虹口公安分局打电话报告此事，问应该如何处置，分局方面说马上派员过去处置。
　　两名侦查员奉命赶到稽征所，李成志一看公安人员，脸色有些异样。侦查员与他进行了谈话，先问他是什么人，历史上是否有问题。李成志回答说他是“国民党在乡军人”，解放后根据政府命令已经履行过登记手续了，现在经营无线电生意。
　　侦查员寻思如果没有问题，不可能见到穿警察制服的人，脸色就变得异样，于是对其进行了教育，要李成志老实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李成志经过教育，终于讲了真话：他的真名叫李树林，李成志是其化名，历史上曾经参加过军统，在军统待了１０年之久，直到１９４７年方才离开，之后在上海经营商业电台。当时，上海滩上私人经营的商业电台很多，也算是一种赚钱的营生。过了一年，李树林又拉国防部二厅上海电监科的主任科员唐跨风与他一起经营该电台。上海解放后，两人继续经营这个电台，直至１９４９年秋被人民政府勒令停止经营。
　　这样，李树林就被侦查员带走了。公安局马上派员对李的住处进行搜查，搜得收发报机等军用通讯器材一批。

在接着进行的审讯中，李树林又交待在解放后曾和唐跨风、林杰等人一起策划过参加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组织的阴谋，后因故未曾实施。李树林在交待中还提到李白电台被破坏一案，说他听唐跨风、林杰讲起过他们好像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公安局当即决定传讯唐跨风、林杰两人。唐、林两人到案后，由于有李树林的招供在先，不敢再像以前接受讯问时那样隐瞒，终于交待了他们所知道的情况：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遭到一次次失败后，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开始加强对国统区各大城市尤其是北平、南京、上海三城市的地下党秘密电台的侦测、破坏。１９４８年４月，由保密局长毛人凤牵头，成立了有国防部二厅和保密局电讯专家、特务组成的“中央电讯监察科”，前面提及过的“上海地区电讯监督侦测科”在业务上受“中央电讯监察科”领导。“上海电监科”配备了从美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线电侦测仪器，由专家制订了破坏计划，由特务昼夜不停地进行监听侦测，李白、秦鸿钧两座秘密电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敌人侦测并破坏的。唐跨风、林杰两人当时是“上海电监科”的尉级侦测员，参与了对李白、秦鸿钧电台的侦测工作，但是两人否认这两座电台的发现是由于他们两人的侦测。
　　那么李、秦两台的被发现是谁的罪行呢？因为即使在上海电监科内部，工作也是互相保密的。不过唐跨风、林杰两人在供述中都提到了一个名字，说此人是负责整理审讯李白口供材料的。
　　这个整理审讯李白材料的特务，名叫徐鸿秋。
　　消息报到杨帆那里，杨帆下令：立即侦缉徐鸿秋！
　　徐鸿秋在何处？唐跨风、林杰不知道，侦查员也不知道。专案组查阅了敌特组织档案材料，弄清楚徐鸿秋在“上海电监科”任职的时候，住在虹口区公平路，但是在这之前调查原“上海电监科”的家住上海的成员时，公平路原住址已经没有徐鸿秋其人了。当时因为只是一般性的调查，所以也没有往下追究。现在情况不同了，侦查员哪怕上天入地，也要追查到徐鸿秋的下落。
　　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０日，侦查员计政、庄人俊两人奉命去徐鸿秋原址查摸情况，那是一幢老式石库门身子，一共住着４户人家，徐鸿秋原先住在前客堂楼上，现在那里的住户是一个在银行当高级职员的姓高的先生和其妻儿。侦查员跟他交谈后，知道他是上海解放一个月后搬过来的，原先住在静安寺那里。
　　侦查员问：“高先生联系要搬住这里时，这里原先的住户还在吗？”
　　“在啊！我过来看房子时，他们夫妻俩很客气，还请我吃了点心哩。”
　　“后来他们搬到哪里去住了？”
　　“听说搬到曹家渡那里去了。”

这时，高先生的妻子端茶上来，插了一句话：“他们不是给你留了地址吗？”
　　一句话提醒了高先生：“哎！他们倒是给我留过地址的，还请我去打麻将呢。”
　　侦查员说：“那你找找看。”
　　一找就找到了，老房客住在曹家渡万航渡路松茂里，不过那人不姓徐，而是姓欧阳。不过侦查员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如果是徐鸿秋的化名那当然最好，不是的话那就照对待高先生的样子再行调查，顺藤摸瓜往下查。
　　侦查员赶到那里，一看那个叫欧阳的男主人，心里就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是一个说一句话就咳得上气接不上下气的痨病鬼，瘦得三根筋吊着一颗头；这样的主儿，当特务是不够资格的。跟对方一交谈，果然与徐鸿秋不搭边。但侦查员并未放过他，还是耐着性子跟他谈，没花费多长时间就了解到他在公平路那里的前任房客姓徐，做什么职业他倒不清楚；那位徐先生是１９４８年６月间搬离公平路住所的，当时对方没有留下地址，但是后来有一次欧阳先生在提篮桥偶遇徐先生的女儿时，听她说搬到榆林区龙江路去了。
　　计政、庄人俊回去向领导报告了上述情况，领导指示：去龙江路一带查摸徐鸿秋的下落!
　　侦查员次日又赶赴榆林区，分头下到里弄，向居民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了解是否有徐鸿秋那样的住户，在１９４８年６月间搬到龙江路一带来居住。头天没有获得线索，次日也白辛苦了。
　　直到第三天，侦查员小马才摸到了情况：有个叫徐鸿秋的人和其家小大约在１９４８年搬来龙江路金松里１６号居住，现在还住在那里。
　　第四天，两名侦查员去了金松里，到了１６号门前，举目一看，不禁暗吃一惊，以为走错了人家———原来这户人家的门框上檐，钉有一块长方形的木牌牌，上书四个大字：“光荣人家”。这是上海解放初的一种通行做法，凡是哪家有人是革命军人的，其家属就称为“军属”，这家的门上就可以挂一块“光荣人家”的牌子，作为一种荣誉。使侦查员弄不懂的是，这徐鸿秋家怎么也弄上了这么一块牌牌挂着？难道他家有人参军了？
　　侦查员出于慎重，就悄然而退，去了居民委员会。他们向居委会干部一打听，方知徐家确实有资格挂这样一块牌牌的，因为他家有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人竟然就是徐鸿秋！
　　原来，徐鸿秋在上海解放后，靠着一个已经断了多年来往的已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团职干部的亲戚的介绍，进入了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航空处干训大队当教官。
　　侦查员于是没有惊动徐家，返回专案组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专案组领导迅速向杨帆报告了。杨帆的态度很明确：“不管他现在是什么身份，都给我逮捕！”

上海的警察要到南京的部队去抓人，还得办个手续。向哪里办？要向华东公安部打报告。于是，上海市公安局便写了一份报告交往华东公安部。华东公安部部长许建国当天就批了这份报告：“准予逮捕徐鸿秋。请与华东航空处方面联系执行。”
　　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０日，４名侦查员从上海赶往南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航空处，与保卫股一联系，说是有徐鸿秋其人，不过这两天不在南京，随部队去外地搞演练了，大约过三天返回。
　　侦查员决定就地守候，等徐鸿秋回来后再行执行逮捕。
　　７月２３日，徐鸿秋随部队返回南京。事先，部队方面已经跟侦查员商议过了执行方法，鉴于徐鸿秋带有手枪，据说枪法还不错，为防狗急跳墙，先得设法下了他的枪。当下，徐鸿秋一行人刚刚回到营房，就接到通知：枪械科要给大家换发新枪，就差参加演练的同志没有去登记了，请携带枪支速去登记。于是，就有人去枪械科登记了。那徐鸿秋不知是计，见别人去登记，他也就跟着去了。结果，他的手枪给枪械科扣了下来。
　　到这时，徐鸿秋还没有意识到出事了，他问枪械科长：“为什么把枪收掉？”
　　枪械科长还没有回答，背后有人说话了：“徐鸿秋，你被捕了！”
　　徐鸿秋回身一看，侦查员已经站在他面前了，手里拎着一副手铐。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哆嗦着嘴唇道：“我……我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应该知道！”
　　当天晚上，徐鸿秋被押解上海。
　　对徐鸿秋的审讯，在当天午夜进行。作者在采访过程中，有机会查阅了当时对徐鸿秋的审讯记录，这里按照原样抄录两段———
　　问：“徐鸿秋，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答：“我想要么是历史问题。不过，我的历史问题已经向部队领导交待过了。”
　　问：“交待过了？你交待得彻底吗？”
　　答：“凡是我记得的，都已经交待了。可能有的事情时间隔得长了，忘记交待也是有的。”
　　问：“今天是几时?”
　　答：“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３日。”
　　问：“那么１９４９年发生的事情算‘时间隔得长’吗？”
　　答：“１９４９年？什么事？”
　　问：“你说是什么事?１９４９年初，你干过什么事？”
　　答：“哦……我记不起来了。”
　　问：“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吗?”
　　答：“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问：“那你掂量着办吧。”
　　答：“这个……同志，是不是关于李白烈士的事？”
　　问：“你说呢？你想从宽处理，就老实交待！”
　　答：“我没有参加逮捕李白烈士的行动，我只不过参加了对李白烈士的两次审讯。”

徐鸿秋接着就交待了审讯李白的情况，李白被捕时，已经把电报稿发完了，他迅速销毁了电报稿和密码本，又把收发报机还原成一台普通的收音机（他平时每次收发报时都是这样做的，下次工作时再拼装起来），把拆下的零件放在一堆废旧电器零件中。这时，敌人冲进来了，一摸收音机，大喜：“是热的！”
　　李白从容回答：“我睡不着，在收听电台节目。”
　　敌人在搜查中，发现了拆下的收发报机的零件，得意地问：“这是什么？你发电报了！”
　　李白回答：“我以前有段时间做过电器零件生意，这是当时留下来的，搬家时舍不得扔掉，就一起搬过来了。”
　　之后，李白一直坚持上述的口供，不管敌人如何用刑，如何利诱，他始终是“九供不离一辞”。
　　接着，徐鸿秋就破坏李白、秦鸿钧两部电台的主凶者作了交待———
　　问：“你知道是谁主持了对李白电台的破坏行动？”
　　答：“是叶丹秋。”
　　问：“你详细说一说！”
　　答：“叶丹秋是反动派中的老电讯特工，他早在１９３０年就已经在顾祝同军队担任报务员了。后来，他认识了军统头子戴笠，就调到复兴社特务处去了———就是军统前身。再后来，他就去了受军统控制的参谋本部第二厅担任电台长，抗战期间他担任军令部电台长；１９４７年，叶丹秋受毛人凤指派，去北平华北‘剿总’电监科担任科长；１９４８年秋，他又调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中校督察官，当时他还是国防部二厅上海电监科代科长。我们电监科成员都是受叶丹秋的领导，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破坏李白烈士和秦鸿钧烈士两部电台，都是叶丹秋一手策划和直接指挥的。”
　　问：“叶丹秋现在哪里？”
　　答：“我不清楚。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１９４９年４月中旬，后来就没见到过他。”
　　问：“他在上海时住在哪里？”
　　答：“我不清楚。”
　　至此，对于破坏李白、秦鸿钧两部电台的主凶已经调查清楚。但是，如何侦缉叶丹秋却成为一个难题摆在专案组面前。
　　专案组先去调查了叶丹秋的历史情况，与徐鸿秋所说的基本相符。但是，敌特档案中并没有叶丹秋的具体住址。看来，要找其下落，还得花费很大精力。侦查员一连追查了多日，没有任何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但就在这时，却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这个惊喜来自一封检举信。这封检举信是上海市公安局于１９５０年８月３０日收到的，是华东局统战部转过来的。写信人姓姜，身份不详，他在信中检举：有一个名叫陈宗琛的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上海电监科当特务，是破坏李白电台的参与者。信中提供了陈宗琛的确凿住址，说其住在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南门街。

专案组查阅了敌档，发现在“上海电监科”的成员名单中确有陈宗琛其人，但没有地址，因此不知此人解放后去了何地。
　　１９５０年９月３日，侦查员去了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一查，果然有陈宗琛其人，掏出从敌档中调出的照片一对照，丝毫不差，于是二话不说，一副铐子扣了上去。陈宗琛已经知道自己东窗事发，吓得面无人色。
　　陈宗琛被押解回沪后，供认自己参与破坏李白电台的罪行，他是“上海电监科”当时几个每天深更半夜携带美制小型直流收报机，在李白住所那一带区域进行监听侦测的骨干分子之一，李白秘密电台的大致位置就是他们发现的。在他们侦测出李台的大致位置后，叶丹秋下令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晚间，包围了李白住所一带的区域，一边侦测，一边挨家搜查，终使李白电台遭到破坏，导致李白烈士被捕牺牲。
　　陈宗琛还交待自己参与了对秦鸿钧电台的外围侦测行动，但并不是他发现秦台的。陈宗琛的口供中还谈到了叶丹秋是破坏李白、秦鸿钧两座电台的主凶，这个交待与林杰、徐鸿秋的交待完全相符。
　　最使侦查员兴奋的是：陈宗琛交待了叶丹秋的下落，说叶丹秋在上海解放的前一个月就已经离开，逃回老家苏州去了。解放后，陈宗琛与叶丹秋有过来往，叶去过昆山陈家做客，陈也去过苏州。
　　侦查员大喜：“这么说，你是知道叶丹秋在苏州的住址的？”
　　“叶丹秋住在苏州，但我不清楚他家的详细地址。”
　　“唔？”
　　陈宗琛慌忙解释：“是这样的，我到苏州去时，叶丹秋住在他的姘头家。”
　　“地址和姓名？”
　　“叶丹秋的姘头名叫董素芬，是唱评弹的，艺名‘赛牡丹’，住在苏州金台街珍珠巷１号。”
　　次日，６名侦查员前往苏州查访叶丹秋。
　　金台街珍珠巷１号的对面正好有一家旅馆，侦查员就住了进去，占了靠窗的上下两个房间，昼夜对董素芬的住宅进行监视。那个董素芬看上去约摸３０岁样子，长相不俗，穿着旗袍出出进进很是忙碌，但就是看不见叶丹秋出来。两天监视下来都是如此，侦查员觉得似乎有点不大对头：莫非叶丹秋已经离开这里了？
　　侦查员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登门查看。这天上午，侦查员老周穿着一件黑色纺绸长衫，手里拎着一箩水果、一盒糕点，一摇三晃地来到了董素芬家。

董素芬望着面前这个不速之客，脸上露出惊疑的神色，问：“这位先生找谁？”
　　“哦，您是董小姐吧？我姓周，名新，原先在叶先生手下干过。”
　　“哪个叶先生？”
　　“叶督察官嘛！”
　　“哦，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叶先生或者叶督察官！”
　　“他叫叶丹秋。”
　　“不认识，你走错门了。”
　　“不会错的！这个地址是昆山陈先生告诉我的。如果叶先生不在这里，那兄弟就告辞了，过两天再来看看。”老周不由分说地留下了礼物，转身出门而去。
　　在之后的两天中，只要董素芬出门，便有侦查员暗地跟踪，但她并没有像侦查员所怀疑的那样去哪里会叶丹秋了。
　　两天后，老周再次登门。这回，董素芬不否认她认识叶丹秋了，还把老周让进屋里，沏茶递烟地接待。老周寻思有门儿，先不开口谈及叶丹秋，静候对方提及。果然，董素芬聊了几句，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他是怎么认识叶丹秋的。
　　老周回答：“是前年在北平工作时认识的，他是我的上峰嘛。”
　　“周先生这次找叶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一点小事———叶先生有点东西在我这里，我因为最近准备去香港，有可能不回来了，我要把东西还给叶先生。”
　　“是什么东西？”
　　“几件首饰。”
　　董素芬的一双眼睛就像突然通过高压电的灯泡那样亮了一亮：“周先生如果信得过我的话，就把东西交给我吧，由我转交给叶先生。”
　　老周笑道：“董小姐我当然信得过，否则我也不来这里了。可是当初叶先生把东西交给我的时候，再三叮嘱一定要当面交给他本人的，兄弟不敢违背叶先生的钧命啊！”
　　董素芬略一迟疑，问道：“周先生几时离开苏州？”
　　“我今晚就要离开了，不过过几天还要来一趟苏州的。”
　　“不瞒周先生说，叶先生最近不在苏州，去外地了，大约要过三四天才能回来。你要么过几天来苏州时再过来？或者你留一个地址，到时候我跟叶先生一起去拜访你。”
　　“不敢！不敢！到时候我过来吧。”
　　侦查员估计情况要起变化了，加紧了监视。果不其然，当天下午５点钟，董素芬突然拎着一个小皮箱离开了家门。侦查员当即跟踪，一跟跟到了火车站，只见董素芬买了一张去南京的火车票，一会儿就上了那趟火车。
　　侦查员也上了火车，为防被董素芬察觉，几个人分头轮流监视着她。一路无话，到达南京后，董素芬叫了一辆三轮车，去了距火车站不远的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侦查员也跟着住了下来。
　　次日上午，董素芬又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登车赴沪。侦查员跟着董素芬转圈子，一起到了上海。董素芬抵达上海后，住进了北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侦查员打电话向专案组领导汇报情况后，专案组领导当即派了８名男女侦查员过来，替换这些已经很疲惫的同志。

董素芬当晚就往外打了电话，当时还没有条件监听电话，但侦查员估计是与叶丹秋有关的，暗自提高了警惕。当天午夜时分，一辆三轮车驶抵旅馆，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白色西装的中年男子。侦查员一对照照片，正是叶丹秋，于是悄然围了上去。叶丹秋当了１６年的特工，竟然没有发现情况异常。当他步入旅馆大门时，几个侦查员前后夹了上来，当场将其逮捕。
　　董素芬随即也被抓获。
　　是日，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日。
　　叶丹秋被捕后，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交待了其主持破坏李白、秦鸿钧秘密电台的罪行———
　　１９４７年，叶丹秋出任华北“剿总”北平电监科科长，秉承毛人凤的旨意，纠集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对我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进行侦测。叶丹秋起用了一个号称具有“飞檐走壁”本领的“飞贼”、“赛狸猫”段云鹏，刺探到我地下党设立于兆东街２４号的一座秘密电台。在叶丹秋的策划下，该电台遭到了破坏，导致１１名报务员、译电员和交通员被捕。其中报务员李政宣在被捕后叛变投降，供出了我地下电台的工作时间、拍发电报的手法特征和掩护方式等机密。敌人据此还破坏了西安地下党的秘密电台。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叶丹秋调往上海担任中校督察官，负责对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破坏。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晚，上海电监科特务瞿则民，在当班时监听到一个被认为是可疑的电波讯号，经叶丹秋亲自监测后，立即上报国防部二厅。二厅副厅长魏大铭指派曾赴美国接受过无线电侦测技术训练的特务马国勋，协助上海电监科进行流动侦测。马国勋经过整整一星期的夜间作业，得出结论，说该电台的准确位置应当在虹口江湾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一块大约面积为半平方公里的那个区域内。叶丹秋于是决定加强侦测，在再次发现该电台发报时立即进行挨家搜索。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深夜，当李白拍发电报时，叶丹秋当即亲自率领大批特务包围了黄渡路一带的居民住宅区，一边侦测，一边挨房抽查，终使李白电台遭受破坏，李白因此而被捕。
　　叶丹秋主持破坏李白电台后，受到了毛人凤的嘉奖。叶丹秋在毛人凤请他吃饭时，提出将保密局的另一技术尖子王庆生从天津电监科调来上海，以加强侦测力量，彻底破坏我地下电台。毛人凤当场同意，指令秘书立刻向天津打电话调人。
　　王庆生调沪后，于１９４９年１月下旬在卢家湾地区侦测得秦鸿钧电台，导致该电台遭受破坏，秦鸿钧、张困斋因此而被捕。
　　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了对李白等人的最后处置指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上海特务头子毛森亲自率特务将李白等１２名中共党员押往浦东杨思戚家庙秘密杀害。
　　叶丹秋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３日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