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和斯大林拿多少工资？

2007-11-23 08:23:06　来源:南方网(广州)
对斯大林来说，从1930年代初开始，工资是多是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早已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

 
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执政期间，大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社会主义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1870-1924）多次谈到巴黎公社原则，主张革命一旦胜利，立即实施这些原则。其中的一项就是“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通过这一措施，建设“廉价政府”。
征收累进所得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实行累进所得税，他在一个报告中说：“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惟一正确的税收是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他主张“一切收入和工资，毫无例外都应当征收所得税”。列宁本人当然也不例外。1919年9月13日，列宁收到莫斯科第一所得税稽征所发来的1918年个人收入报表。
列宁申报收入
列宁对此认真对待，当即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去信，请他找人抄录他的1918年薪金和稿费的明细账目，并请有关人员签名作证，此外还请他计算出房租。与此同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请求办公厅主任代查她的收入情况。
收到邦契-布鲁耶维奇提交的资料后，9月20日，列宁亲自为申报表写了说明。说明不长，现引录如下：
我1918年的收入包括以下两项：
(第4项)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
由于薪金的数额在一年中有变化，所以我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将我1918年领取薪金的明细账目摘抄一份，现随此件附上。
(第5项)稿费：我定期从负责党的出版社工作和与作者结算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处领取数量不等的稿费。随此件附上有相关人员签名的、根据1918年稿费领取总额凭证出具的证明。
对第4项的补充。实物收入是，年初在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内得到一套住宅，后来，从政府迁到莫斯科时起，在克里姆林官(莫斯科)内得到一套住房，内有4个房间，1个厨房和1个保姆间 (家庭人口——3口人，加上一个保姆)。这套住房按当地价格值多少钱我不清楚。
从列宁本人写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列宁申报了3个项目：薪金、稿费和住房。具体数字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9683卢布33戈比。
稿费：15000卢布。
住房：1套共4间，加1间厨房和1间保姆间。
报表中所列的其他收入，包括货币资金、不动产、商务活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来自各种定期收益权的收入，列宁均填“无”。
这就是列宁在1918年全年的收入情况。这些收入是什么概念呢？
1917年12月1日，人民委员会曾作出规定，人民委员（相当于政府部长）每月最高薪金为500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加100卢布，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削减一切过高的薪金及退休费。1918年1月2日，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布关于薪金的决定，“确认人民委员会成员月薪为500卢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标准，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不在此限”，同时要求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报告，说明是否已采取坚决措施征收所得税和杜绝逃避缴纳所得税的现象。
不过，在是否给专家以高薪问题上，1918年春在党的领导层有过一场争论，那时，为了吸引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决定给予专家月薪2000-4000卢布。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角下枪毙。”列宁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们这里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人并不多。”不过列宁承认，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职人员应当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
列宁的年工资9683.33卢布，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为专家的工资4000卢布的五分之一。807卢布的月工资是一个平均数，当时国库的收入是靠印钞机日夜加印纸卢布解决的，因此卢布不断贬值，年初的500卢布，购买力同年底的是大不一样的。1918年列宁的月薪金超出500卢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顺便说一下，苏联时期有过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1922-1924年，实行切尔文卢布，第二次是1947年，第三次是1961年（10卢布旧币等于1卢布新币）。由于通货膨胀和币制改革，所以不同时期的工资的绝对数字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同时期或同年的最高工资与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的比较。
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资高，1918年收入为15000卢布。这完全是他劳动应得的报酬。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是他本人亲手所写，而不是由秘书或者写作班子代笔的。
关于住房，当时有一个规定，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套房子，共4间，3人共住：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鲁普斯卡娅，第三人是谁不清楚，可能是列宁的妹妹，后来与列宁同住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当时还不兴给领导人配备别墅，列宁因病需要休养的时候，住到莫斯科郊外哥尔克一个旧庄园。列宁病逝的时候，布哈林恰巧因感冒也住在那里，他是在现场给列宁送终的惟一领导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哥尔克当时并不是列宁专用的别墅。不像后来，领导人的别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避暑胜地。
可以说，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上大体上是坚持了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在党内并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第9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 （即党员领导干部——引注）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 （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
领导干部的高薪制
变化发生在1922年4月斯大林（1879-1953）担任总书记以后。
这年8月，党的第12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改善党员干部的物质状况。“党的指挥人员”起初确定为15235人，包括中央和区域机构、省党委和省团委干部、县委（或区委）和县团委、乡支部和大企业支部书记，他们领取不同级别的工资，享受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保障。这些措施由中央委员会实施。领取最高等级工资的，有俄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区域局委员、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书记。此外还允许给某些人特别提高工资。
此前，1922年7月，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最低级党的工作人员——企业和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在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当。同时规定，有3名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50%，有兼职工作的加50%的工资。高工资的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645卢布起征。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应是430卢布。但他还有兼职，是民族人民委员，应当再加50%。而1922年夏，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为10卢布。
对领导人来说，工资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获取党提供的粮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苏维埃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1922年夏每月获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等。省一级的干部定额略少一些：4.6公斤肉或鱼、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烟、3盒火柴等等。这对一个刚刚走出饥荒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量。
还要补充一点，最高领导干部每年还可以到国外休养度假（1至3个月）。这种国外疗养，经常带着家庭成员和治病医生，均由国库开支。根据1922年5月5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支付100金卢布作为去休息或治病的路费，100金卢布作为第一个月在疗养院的开支，还有100金卢布作为“安顿和零花钱”，以后每月支付100金卢布。金卢布是沙皇时期的卢布，每卢布含纯金7.774235克，不受苏维埃纸币贬值的影响，1金卢布大体相当于1922-1924年币制改革后的1切尔文卢布。
1923年下半年，中央组织局开始编制高级职务名册，一共制定了3个“职务名册”，规定这些职务的任免权归中央组织局及其分配登记部，这样就把当时叫做“负责工作人员”的高级干部明确化了，其人数起初大体在10000名左右。1922年4月—1923年4月为10351人，1923年4月-1924年5月为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为12227人。苏联末期开始流行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指的就是登记在“职务名册”上的领导干部，这些人不仅拥有相应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例如在莫斯科就有相当著名的特供商店——“小白桦”商店，里面各种优质的国产和进口商品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就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
1932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高工资和特权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林经常给省委书记发去大致如下内容的便条：“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伊甸园
2003年1月俄《总结》周刊发表一篇文章《从工资到工资》，介绍了苏联不同时期领导人的工资情况，据这份资料，斯大林的月工资如下：
1921年到1935年为225卢布。1935年500卢布。1936年翻一番，1200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卫国战争末期为2000卢布。1947年底，大概由于政治局委员等高干家属的吃穿不再由政府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其他领导人的工资则为8000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文中1921-1935年的数字可能是经过换算的，应是币制改革后的切尔文卢布，所以同上文1922年规定的430卢布对不上。
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不太方便，于是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鲁晓夫取消。
对斯大林来说，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工资多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的旧价值，那时候给100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给女儿2000或3000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100万呢。他让他的工资袋在书桌上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他所需要的一切全由政府开销，包括他的吃穿、别墅和服务人员，等等。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斯大林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他本人并不知道。 对斯大林来说，早已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
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的还有苏联的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其职务最高时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他同丘耶夫谈话时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领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
直到被逐出“共产主义”伊甸园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来，知道他起先每月养老金是120卢布，1967年提到250卢布，后来又增加到300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经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 （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干的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品实际上大大超过60卢布，至少超过1倍。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
赫鲁晓夫执政后，曾经想改变一下这种不得人心的状态。他废除了斯大林的“红包制”，降低工资，他本人的工资从任中央书记时起至下台一直是800卢布 （币制改革前为8000卢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后来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也坚持800卢布的月工资，但他从写作3本书《小地》、《垦荒地》和《复兴》获得了巨额稿费和列宁奖金，据统计，他执政18年共获得收入50万卢布，这相当于一名乡村教师500年的工资！
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他想实现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的理想，他本人身体力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惜在他去世后，社会主义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终于荡然无存！相关链接：毛泽东一家的日常开销
 
晚年的毛泽东有位鲜为人知的管家。毛泽东时而称他“同志”，时而称他“我那盏不灭的灯”。这位管家姓吴名连登，江苏盐城人氏，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整整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将这位领袖的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为止。
从天安门城楼走马上任
1964年国庆，天安门城楼大厅。
“主席，您要找的吴连登同志来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领着吴连登，向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望望吴连登，对他笑笑说：“我们见过，就是那个盐城人嘛！”原来，早在1960年，吴连登就由家乡调到中央办公厅服务处，分配在人民大会堂工作。这个19岁毛头小伙，个头不高、开口就笑，洋溢着穷人家孩子那种勤快和淳朴。久而久之，毛泽东也就记住了这位盐城人。
“我请你到我家里帮帮忙，行不行啊？”毛泽东商量的口吻很随和。
“我……我……做得不好，要请主席……多批评。”毛泽东摆摆手：“我那里要说事情多，有时也真的多，有时也没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他立即保证。
吴连登到主席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收拾收抬主席卧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图书啦，再就是管理主席家惟一的杂品房，也就是吴连登称之为的“仓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中国一号仓库”，比今日县委书记们的储藏室还要寒碜。一没金银首饰，二没豪华服装，更没有外国元首赠给毛泽东的任何一件礼品。“仓库”里排着几只木柜，里边放着这样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泽东的旧衣旧鞋旧袜和几套供换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书籍及衣服等遗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头、破毛巾、小球毛线等。
吴连登是1968年担任毛家管理员的。他管理啥呢？这么说吧，在主席家，几乎没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他要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保证安全；他要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不离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他刚到主席家，就听毛泽东说：“我们相互之间要称同志。这种感情比什么都深。”平素有事，毛泽东总是一口一个“吴连登同志”，江青则叫他“管家的”。按主席家家规，李敏、李讷等叫他“叔叔”。
主席家也曾有“整风”
吴连登初进主席家，虽说国家已度过困难时期，但日用品依然严格按计划供应。别的都好凑和，就是这肥皂———吴连登每月仅有可怜巴巴的半块，洗脸洗澡洗衣都得用，实在不够。当然，若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搞点，别说半块，就是10条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是被毛泽东严令禁止的。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他身边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这天，他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认真进行整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问题，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
“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说到做到。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事情到此并没有打住。毛泽东根据那份材料统计的情况做出决定，凡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工作人员们虽然没掏腰包，但毛泽东这一有理有节有情有义的举措，对他们乃至吴连登这些后来者的教育却是延绵不断的！
说起毛泽东的大发雷霆，还有一次也让吴连登记忆深刻。那是在前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前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对阿尔巴尼亚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惟一的一次。开始，吴连登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他“穷”得硬气，谁都不怕！
主席家入不敷出难煞管家
毛主席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3级、每月404.8元后，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那么，吴连登是怎样将主席的工资花得盆清碗净呢？
凭心而论，毛泽东的工资在当时是挺可观的，可几下里一分就不见影儿了。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后是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他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了300元。
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
他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要吸两三包熊猫牌香烟，每月烟钱至少得几十元。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开支。70年代初，毛泽东改抽雪茄。生产雪茄的烟叶由北京卷烟厂选配料，用白纸和浆糊糊成一盒盒，毛泽东抽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来要两三包。过量的吸烟，使得晚年的毛泽东咳嗽，气管发炎。医生出于健康原因建议少抽或不抽烟。谈何容易！这位老人毕竟抽了好几十年啊，开始身体很不适应，就时不时地从茶几上拿起雪茄，闻一闻，放下；又闻一闻，又放下，终于狠了狠心，将烟灰缸、火柴盒统统收起来，以惊人的毅力于1975年戒了烟。
毛泽东喝茶同样吓人。每个月他要喝1斤多甚至2斤多茶叶；又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30多元。
毛泽东每年还有一笔不菲的支出。早在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借给他几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耿耿于怀。进城后的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坚持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毛泽东很少请客，偶尔为之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没有请过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丰泽园开会到深夜，他会说：“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只要听到他发话，吴连登等顿时忙里忙外，将一碗碗炸酱面或打卤面端了上来。“你们吃你们的，不影响开会。”毛泽东望着众位战友吃着面条，接着说话。不用说，这顿面条，毛泽东会坚持在他的伙食费里支出。
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其父早有现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他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她束手无策了，只好找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问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次出手大方，同意从稿费中给8000元。吴连登没有将这8000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头，再开口要就难了。他以李讷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交给她3000元。
很明显，毛泽东几乎每个月都要“拉饥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得给他写个报告，并当面汇报收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是不用说了，然后画圈批准从其稿费里提出1万元来补贴家用。
当1976年9月吴连登将毛泽东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时，在这位老人的身后，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8万多册书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0多万元人民币。后由有关部门安排，他的子女每人仅分到8000元。
这就是领导了近10亿人口、时间长达27年的共和国领袖的家当！
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吴连登劝道。
毛泽东耐心解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吃了拿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毛泽东处置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送幼儿园；是几包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逢到土特产品量大时，他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讲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金日成对毛泽东怀有特殊的感情，几乎每年都给他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列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送给毛泽东的燕窝重达31.5公斤。燕窝之珍贵人所共知。且不说今日每500克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当于毛泽东一个月的工资。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10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吴连登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由吴连登打了收条才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这位伟人离世，也不知道他自己终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身边有盏不灭的“灯”
毛泽东说吴连登是他身边的一盏“灯”，是说他的服务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而吴连登为此付出的艰辛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如吴连登所言：“在他老人家看来吃饭是为了延续生命。主席有时看书审阅文件忘记了饥饿，连续20多个小时不吃饭。”当然，也有规律可循。通常下午一二点钟起床，先喝一杯隔夜茶，再喝一碗用开水煮的麦片粥，算是早餐；晚上9点至12点当人们纷纷就寝时，正是他老人家开午饭的时候；清晨6点前后，却是他吃晚饭的时间。同平常人整个倒了一个个儿。
无论酷暑严冬，毛泽东总是盖毛巾被（冬天盖两条），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要开半扇窗户。一旦睡不好觉或睡一会就醒，他首先就问“开窗子了没有”。如果吴连登忘记开窗子，他醒来会不高兴地说：“屋里氧气不够，把我憋醒了。”所以，吴连登等不敢有丝毫大意和怠慢。
毛泽东如此与众不同的饮食起居，使管家吴连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饮食上，他在中南海机关食堂就餐。给毛泽东开饭时，他只是先吃上一口，咸淡如何，是否安全。起居上，毛泽东工作时，他要随时听从召唤。毛泽东休息后，他还要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江青和孩子们的事情也得不时地管一管。他一天24小时几乎连轴转，根本就没有时间睡上一个安稳觉，多数的日子只能瞅个空儿打个盹。睡觉得请人甚至让中南海总机话务员准时叫醒他。人们认为世上最痛苦的莫过于饥饿，吴连登会告诉你，累得抬不起眼皮又不能睡觉时，其痛苦的程度并不比饥饿差。
毛主席吃东西很随意，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常年一天两餐，荤素搭配，每餐最多四菜一汤，量特小。他不让浪费，有时饭粒掉在桌上自己拣起来吃。他喜欢吃河沟里的小鱼小虾，吃糙米杂粮，特别喜欢吃玉米、红薯，尤其是他到了晚年特别喜欢吃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毛主席除了爱吃猪肉外，一生特别喜欢吃鱼。江湖河海池塘里的鱼，红烧清蒸油煎干烧都吃。他曾对工作人员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喂鱼，回报它们。”
至于吴连登对自己的那个小家、对妻儿的照应，不说也能估计到。他家离中南海也就不足一站地，走路10分钟就到，他楞是几个月回不了一趟家。这也罢了，妻儿知道他在中南海忙着。反正一切都习惯了，从不指望他分什么忧、解什么难，只盼他别累着、别委屈、别出什么事就谢天谢地了。最让妻子焦心的是他的突然失踪，没有书信，没有电话，音讯全无，有时竞长达七八个月，让她牵肠挂肚，寝食不安。
所以说，毛泽东称他是“我的那盏灯”，吴连登当之无愧。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