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猛乐队的中国之旅：将流行音乐带进中国

　　20多年前这支被误解为摇滚乐队的偶像组合来华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他们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力
　　
　　1985年4月3日，《北京晚报》第三版右上角，刊登了一条这样的新闻：一支名叫威猛的英国乐队将于7天后来华演出。
　　
　　7天之后，拥有1万人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这些穿着白衬衣和灰蓝褂子的观众在座位上等待着这支名叫Wham!(威猛)的乐队上场演出。
在这之前，中国人对于这支当时已经蹿红的英国乐队一无所知。而威猛乐队作为第一支来华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毫无疑问地被记入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事年表。
　　
　　与其说是一场商业巡演，倒不如说更像是一次“文化交流”
　　
　　1985年4月7日，威猛乐队和包括乐手、演出经理、报道团队在内的几十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一位叫做林塞•安得森的导演，跟踪拍摄下威猛乐队在中国的旅程，从这部名为《威猛，外国的天空——1985年中国演出现场(Wham!ForeignSkies——LiveinChina1985)的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历史性演出”种种有意思的场面。
　　
　　在首都机场，乐队成员乔治•迈克和安德鲁分别穿着黑色和白色的夹克衫，戴着墨镜，走进大厅。提前等候在这里的国外记者蜂拥上来，不停地为两个人拍照。他们两个非常习惯而配合地对着摄影记者摆出各种姿势。在他们旁边，有几位等待接机的中国人也被乔治•迈克拉到身边合影，一个戴着军帽的四五岁中国男孩，在合影之后表情羞涩地躲到了父母的身后——毕竟，这是数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第一次上演为明星接机的场面。
　　
　　随后，两人被安排乘坐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离开机场。
　　
　　接下来，作为第一支来到中国大陆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威猛乐队受到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的接见。
　　
　　在酒店里，乔治•迈克和安德鲁换上了正装，颇为正式地和中国的官员握手微笑。乔治•迈克显得拘谨而局促，手里摸着酒杯不知道该站在原地还是应该坐下，脸上挂着孩子式的笑，尴尬地看着旁人——很显然，这一切对于乔治•迈克和安德鲁这两位年轻的英国流行歌星来说，都是生平第一次。
　　
　　在随后的几天里，两位歌星游览了北京的名胜景点，他们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蓝灰色人流和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中国人都忙着在天安门前合影拍照，没有什么人能认出两位明星。乔治•迈克还买了一顶绿色军帽戴在了头上。到了长城上，他们却被众多外国摄影记者团团围住，对着他们喊叫“摘了你的墨镜，安德鲁！”或者“冲我们挥挥手，乔治！”在外国记者包围圈外，一些中国人也在好奇观望。
　　
　　此次威猛乐队来到中国，与其说是一场商业巡演，倒不如说更像是一次“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正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张勤，与一帮朋友加入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前的购票排队行列。《北京晚报》那条小小的消息，在他的朋友圈中引起了极大的兴奋。此前，他们已经在相互交换能搞到的西方流行乐的磁带，一些大歌星的名字已经开始为他们所知，也隐约听说过了“威猛”。但是，听磁带和到现场听，是完全不同的，这回可是破天荒地听现场！
　　
　　张勤他们排了一整夜的队，第二天早上如愿买到入场券。“我排第四个”，张勤说。他记得票价5元，但那已是当时中国人平均半个星期的工资。规定每人限购两张票。
　　
　　张勤说，排队的时候，他们聊天的内容都是听说威猛乐队运来了多少多少器材，装了几辆卡车，在安得森的那部纪录片里，可以看到成吨的演出设备被运到工人体育馆的场面。几十个穿着灰蓝衣服的中国人喊着劳动号子把成箱的设备从解放牌卡车上卸下，也有中国的工作人员用英语对记者说，“中国的年轻人很喜欢流行音乐。”然后又向记者询问，“威猛乐队一共有多少人？”听到回答，他们不好意思地点头微笑。
　　
　　4月10日，演出当天，有黄牛党已把票价炒到了每张25元。
　　
　　为了能让中国观众在观看演出时有所共鸣，乐队经纪人还安排，凡是购买门票的观众每人可以免费领到一盒磁带，那盒磁带的内容，一面是威猛乐队的原唱，另一面是中国当时正当红的歌手成方圆的中文翻唱。
　　
　　“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这种音乐，我们都傻了”
　　
　　1985年，歌手成方圆刚刚走红不久，当时已经调到东方歌舞团工作。在成方圆的记忆里，她自己和威猛乐队的合作直到现在还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一天，我们单位找到我说，有个公司想让我翻唱一个乐队的歌。”成方圆说，“我那时候很年轻，也很单纯，就觉得是单位交给的工作，那我就做。”
　　
　　事实上，在威猛乐队来华之前，乐队的经纪人担心威猛乐队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而有可能会冷场，所以他计划找一位歌手进行中文翻唱。通过香港的一家公司，得知成方圆经常在国内演唱外国歌曲，于是就邀请香港的一位词人重新填词并辗转联系到东方歌舞团请成方圆录制唱片。
　　
　　“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我。可能就是因为我经常唱外国歌。”成方圆说，“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听说过威猛乐队。”
　　
　　当时的成方圆正在海南拍摄一部电影，每天夜场拍摄完毕，转天早晨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她还要爬起来练习威猛乐队的歌曲。“我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太愿意录这个唱片。因为我觉得这些歌不适合我，节奏都太快，而且以前我也没唱过结构这么复杂的歌，我就硬扒带子，硬唱。我是一点都不喜欢他们的歌。”成方圆说。
　　
　　成方圆的翻唱起到了作用，在那个人们刚刚开始听并接受了香港流行歌曲的年代里，这些有着电声乐器伴奏、鼓点铿锵的激昂声响，被懵懂的中国人误会成为了摇滚乐。但也就是在这种误会之中，更多的人通过成方圆的翻唱版本熟悉了这支在欧洲已经红透的乐队。
　　
　　4月10日，北京工体的演出开始前，一位黑人舞者跳着街舞最先出现在舞台上，随后他直接跑上了观众席。突然之间，气氛活跃了起来，离那位黑人舞者最近的一排观众纷纷站了起来，一起扭动着身体，甚至有人和他拥抱。
　　
　　后来，威猛乐队成员之一安德鲁回忆说，“我觉得黑人舞者到观众席去跳舞是我们这两场演出中最成功的一点。那些观众也许会想，‘我不喜欢台上那两个白人家伙’，但是他们喜欢黑人舞者。”
　　
　　暖场过后，演出正式开始。很多中国人一下子都被惊呆了。“完全就听傻了。咱们自己以前的演出音响都不敢开到那么大，这回一听到那贝斯和鼓那么大的声音，从生理上就让人激动。”成方圆回忆着当时现场的情形，“到场的外国人都很激动，一起跟着唱啊跳的，但是中国人大多数还是坐在那看，有人想站起来跟着一块唱，就有警察过去维持秩序，让他们坐下。”
　　
　　当时在现场的一位中国观众李萌回忆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这种音乐，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现场的外国人都跟着又唱又跳，但是中国人，面对主唱歌手的热情煽动，显得很“木”。与外国观众们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我们的内心很火热”，张勤说，“一切都是从来没见过的：它的庞大的音响，炫目的灯光，那些助唱……我们都被震住了，都傻了。”到后来，观众们的情绪越来越投入，有个别中国人开始跑到过道上扭动起来，但马上就被现场警察“拿下”。演出结束后，外国记者开始采访。有中国观众对记者说，“我们就跟着打拍子……因为以前没接触过这种音乐，都怕跳舞跳不好。但是很激动。”但也有一位戴着眼镜的观众说着英语对记者比划：“我来这是为了想弄清楚他们音乐中真正的含义，但是我听不清，因为声音实在太响了，乒乒乓乓。”说这话时，这位观众显得很严肃。
　　
　　结束了在北京的演出，乐队成员马上飞往广州，成方圆被邀请作为广州站演出的主持人。“现在才知道那种演出根本不需要主持人，那时候不懂，我也就是作为一个报幕的角色，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队。”成方圆说，“威猛在中国我就和他们合过一次影，根本就没说过话，也没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家是明星，都有自己单独的化妆间什么的，那时候我根本不懂这些。” 　一次与摇滚没直接关系的商演
　　
　　如今看来，很多人都认为威猛乐队来华演出是中方的邀请而促成。但事实上，这次看起来颇似访问交流的演出都是出自乐队的经纪人西蒙•纳贝尔的手笔，而真正的初衷只是为了能够提高威猛乐队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而已。在一本名为《Bare》(裸)的乔治•麦克传记里，披露出纳贝尔的当年策划的过程。
　　
　　1985年，威猛乐队在英国已经成为一线明星，但是在美国，威猛乐队的名字并不响亮。而能得到美国的市场认可是所有国际流行明星走上事业顶峰的标志。然而乐队的主唱之一乔治•迈克生性内向，他并不喜欢与媒体接触，对于电台的节目邀请以及杂志的访问，乔治•迈克总是一再推托，这样的举动让一心想把威猛推向美国的西蒙•纳贝尔大伤脑筋。“我开始运作威猛乐队的时候，计划是三年的时间把他们运作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组合，但是事实上看来那不太可能，我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计划。乔治•迈克痛恨媒体，又不想做没完没了的巡演。我只能想些别的办法，比如，成为第一支到中国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
　　
　　80年代初的中国，国门刚刚打开，中国开放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热点。西蒙•纳贝尔想把威猛乐队运作到中国来，可以说是个绝妙的商业主意。但他也说，“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可是你晚饭的时候喝着酒幻想这些事和转天早晨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西蒙•纳贝尔所要面对的最大现实是如何能说动中国政府。那个年代，中国并没有专门承接商业演出的公司，在西蒙•纳贝尔的记忆里，为了促成这次演出，他曾经来过中国13次。“我和中国的官员谈判，我对他们说，看，我们有世界上那么多媒体等在那，我们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世界顶级的组合来到你们国家。”纳贝尔对中国官员说，你们中国有那么多亿美元的合资企业的投资，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你们是不是真的要对外开放，如果他们看到威猛乐队可以来到中国，那么所有人都会相信你们所说的开放是认真的。我会给你们带来很多好处。
　　
　　西蒙•纳贝尔锲而不舍地向中国政府反复沟通：“这是一支流行组合，一周之内，演出两场。”直到中方点头并发出了官方邀请。“中方告诉我们，在中国不会对这场演出有什么宣传。我说没关系，成交。”西蒙•纳贝尔说。
　　
　　所有的场地租金、设备租金、门票印刷等等，都是由乐队方面自己负担的。“我那时候开始就想打开中国市场，每个买票的人都会赠送两盒磁带，中国人没人知道威猛，但是一周后，在演出现场，你会以为他们对乐队都很熟悉。”西蒙•纳贝尔说。
　　
　　但是在乔治•迈克本人看来，他之所以愿意到中国演出只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我只是因为觉得到中国演出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我是第一个。我不认为这能使我们成为更著名的乐队，其实我们已经很有名了。这件事只是为中国政府和我们自己进行了宣传，如此而已。”乔治•迈克说。但是，这个事件在客观上确实提升了威猛乐队在美国的知名度。这一次演出吸引了几乎所有重要媒体。ABC、NBC、CBS这些电视台在那一周之内，每天轮番播出七到八次有关威猛乐队在中国演出的新闻。在西蒙•纳贝尔看来，自己的初衷实现了，“这已经从娱乐新闻变成了国际新闻的头条。”
　　
　　威猛乐队在中国的演出作为历史上的第一次被记载下来，虽然当时的中国观众并不清楚这支乐队的来历，更没有多少观众意识到那两场演出有着怎样的意义。事后有人评论这场演出成为了中国观众对于西方摇滚乐认识的启蒙。但事实上，威猛乐队既不是一支摇滚乐队也没能对中国的摇滚音乐人具有太多的启蒙意义，这一次演出更多在是一次与音乐无关的新闻事件。这个在20年前被误解为摇滚乐队的偶像组合来华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他们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力。
　　
　　“威猛！”音乐会于1985年4月17日在北京举行，它在流行音乐界和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即便现在鲜有中国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法新社
　　
　　现年67岁的西蒙·内皮尔－贝尔（Si－monNapier-Bell）看上去很失落，他找遍了香港就为找家咖啡馆。“这里变得太快，我找不到地方了。”香港是真的改变了，成为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成果。“我们也为这些改变出了力，”西蒙·内皮尔－贝尔说这些话时，没有用任何讽刺的语调。
　　
　　20年前，西蒙·内皮尔－贝尔带着乔治·迈克尔和安德鲁·瑞吉利——也就是著名流行二人组“威猛！”，去北京举办了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西方流行乐队的演出。
　　
　　尽管从艺术和财政上来看，这场演出是失败的，但当中国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这场演出给了世界一个印象——中国需要贸易。
　　
　　音乐会于1985年4月17日在北京举行，它在流行音乐界和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即便现在鲜有中国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在中国炒作它，我们是想要整个世界都知道，”内皮尔－贝尔告诉法新社记者，“最后，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威猛！’成了最棒的、世界上最著名的乐队；而中国人得到了一场演出，并通过它来展示他们改革开放的愿望。”
　　
　　内皮尔-贝尔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偶然干起了经纪人这一行，之后他迅速成为那个时代一些最重要艺人、乐团的经纪人，这其中包括随后改组成为“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庭鸟”乐队等。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开始打理艺术摇滚乐队“日本”（Japan），他们在日本的轻易成功促使内皮尔－贝尔在亚洲发展他钟爱的事业。
　　
　　而正是“威猛！”乐队去中国演出的渴望，给了他灵感组织北京演唱会。“在一顿印度餐之后，乔治说他希望‘威猛！’能在两年内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乐队，我说起码得花费5年时间才能突破美国市场，”内皮尔－贝尔说，“因此中国演唱会就成了缩短这一规律的方式被提及，然后成行了。演出之后，有关‘威猛！’的消息在所有的报纸上停留了有数周之久。”
　　
　　自从那次演出后，内皮尔－贝尔只在去年回过一次中国，他发现北京已从着装单调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现代大都会。“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变化，无论在哪里。”他相信所有的改变都源自穿着的改变，“政府官员以前都是一群不苟言笑的人，但现在他们都穿起了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