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妻子怀孕中暗追孙维世 与刘亚楼是情敌

核心提示：任弼时同志回国后，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曾暂时由林彪接任。但林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刘亚楼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们只把这事当作笑料。至于林彪追维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像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他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维世拿我做挡箭牌，说莉莉不走，她也不走。林竟说，那就都走。维世跟我说，我很诧异，说组织上原定要我们留莫学习的，怎么又改变了？林当时是党代表，他的话有权威性。维世说，那你写封信给他，说明情况。其实我们住得很近，我也可直接去问他，但听了维世的话，便写了一封信，由维世转交。于是，我和维世跟林彪回国之事就此作罢。直到1943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维世和我之间无秘密可言，只是有些事我当时不知，事后她才告诉我)。维世才告诉我，林彪1941年临行之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战时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对林彪的这封信，我们取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法的误谬。可见，维世对林对她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竟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和孙维世一下子成为好朋友

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骨折来苏联治疗。跟他同来的有邓颖超同志，他们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他的秘书也来了，还有一些需要治病的同志也随同乘飞机来了。

有一天，周恩来偕同邓颖超和孙维世来七部看望我们，给一向寂静的校园带来了兴奋和欢乐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一来，维世立即教我们大家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学员中大部分人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认真地学唱。最好笑的是刘亚楼同志，他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家唱，完全不顾什么调子，等于是大声背诵。至今我还记得他“背诵”的那首“月儿弯弯影儿长”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声背诵而已。维世后来每来一次，我们就有一次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她那活泼又诙谐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邀她到我房间聊天。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人情况，觉得十分投缘，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初，我在党校的学习即将结束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跟我谈了一次话。弼时同志指示，因为我年龄不大，党校学习结束后可继续留在苏联，多学点东西，不必急于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回国，还告诉我孙维世也将留下学习，我们二人将住在一起，我十分高兴。

1940年3月的一天，我从郊外去市里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和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告别。当时，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马尔特维诺夫也在座，恩来同志把我和维世当面托付给他，说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学习，请他照顾。马尔特维诺夫立即表示要关照我们，同时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日后在苏联人中间过组织生活。关于这点，我和维世以后并未遵从。

我所知道的“老干部”

“老干部”，并非指年龄而言，他们中小的只有二十六七岁，最大的如蔡干妈，1938年时也只有三十八岁。但他们都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过斗争的磨炼并肩负重任，事实上他们是我们的长辈。

我首先要写的是蔡畅同志。

她是我大革命时期认下的干妈。她对我们的家庭相当了解。她告诉我1926年在广州，1927年以后在上海和我们一家的交往。她谈到长征途中和我父亲林泊渠一同行军的一些经历。

她对烈士子女和晚辈们都给予温馨的母爱。孩子们都称她“蔡妈妈”。

干妈对我关怀备至。在共产国际党校期间，她因多病，常出外接受治疗。但是只要她返校，总要来看我，找时间和我一同散步、谈天。她要求我保持青年人的朝气——大约我那时埋头

读书，显得老气横秋吧。她和党校的同志们之间很团结，因而在改选支部书记时大家一致投她的票。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又是一位集中、西文化优秀素质于一身的极具风度的女性。我回国后，只要有机会，她总是召我去见面，在哈尔滨如此，在北京也是如此。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同她的联系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但我心里，却经常地、永远地怀念着她。

那一两年我所接触的女同志，不论职位高低，每一个人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她们谈起往事，毫无自得炫耀之意，只是平平淡淡地说着，令旁边听着的我感叹、敬佩不已。就以当时住在七部的王美兰(李六如夫人)而言，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她在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经历却是不凡的。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处境极其困难，不少人被捕，其中就有李六如同志。国民党认为他是要犯，要押解他去南京。王美兰为了尽可能地照顾他，竟随着押解他的差役，徒步行走，肩上挑着一副担子，随时做点零工，以维持生活。国民党差役认为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家庭妇女，未予逐赶。就这样沿途走去，有时失去李六如的踪迹，她便百方寻觅。有一次失去踪迹的时间太久，她绝望了，竟投身河中。对于她，这不只是殉夫，而是以身殉她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然而，她被好心人救出，又默默地追随着丈夫的足迹走去，直至走到南京。天无绝人之路。李六如被老朋友覃振营救，保释出狱。他们相聚了，并等待时机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

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贺子珍同志。她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时，孩子放在托儿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终于夭折。贺子珍忍受着失子痛苦，照样坚持学习。她在长征中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医治效果不明显。但她学习认真，我们一起课堂讨论时，她和别的学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晚辈。她性情直率、刚强。这也几乎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同性格。贺子珍同志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